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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寧 | 從金關漢簡私傳申請程序簡化看西漢後期縣尉職能的弱化(下)


從金關漢簡私傳申請程序簡化

看西漢後期縣尉職能的弱化

孫寧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蘭州 730070)


内容摘要:肩水金關漢簡私傳文書所反映的私傳申請程序,包含鄉——尉——縣三級呈遞和鄉——縣二級呈遞兩種形式。兩者的内容不同,反映出的文書行政程序也不同。前者必須經尉或尉史審驗,而後者不經過尉部審驗。二級呈遞是接續三級呈遞出現的私傳申請方式。在三級呈遞向二級呈遞的轉變中,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尉和尉史不再居中審驗,這可能與縣尉職權的弱化和尉史隸屬關係的變化有一定關聯。由於私傳申請程序變化主要發生在宣元之際,故縣尉的部分職權很可能也在這一時期並於縣廷中。作爲縣尉的屬吏,尉史可能也由於縣尉職權的弱化和縣廷文書事務的繁雜而被吸收到縣廷當中。

關鍵詞:肩水金關漢簡;私傳;縣尉;尉史

 




肩水金關漢簡的刊佈,使大量私傳文書公諸於世,無疑爲漢代通關制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爲豐富的資料。筆者在利用肩水金關漢簡重新審視私傳的申請和簽發這一問題時,注意到私傳文書的申請程序中存在不同情况。大庭脩、薛英群、李均明、程喜霖、王樹金、楊建、冨谷至、郭琳琳、杜鵬姣、高榮、刘欣宁等學者在討論私傳的申請程序時,都認同鄉——縣二級文書呈遞的情况。張英梅則舉例説明了私傳申請中的鄉——尉——縣三級文書呈遞情况,因爲所舉例子均爲居延地區發放的私傳,故認爲居延地區申請私傳的過程與其他地區不同。但是作者未注意到這種私傳的年代信息,且所舉例子較少,在區域問題上的判定有待商榷。三級呈遞和二級呈遞兩種私傳文書在内容上稍有區別,筆者認爲文書内容的不同就意味着程序的不同。私傳文書呈遞方式的變化發生在宣元之際,反映了這一時期縣尉的職權弱化問題,尉史也因縣尉職權的變動導致其隸屬關係發生改變。筆者不揣淺陋,擬通過分析金關簡中的私傳文書説明相關問題,以求教於方家。





三、宣元之際私傳呈遞方式的轉變


上文共列舉了25件相對完整的三級呈遞文書,其中有明確紀年信息的共15件。這些帶有紀年信息的簡中,除兩件爲漢元帝初元年間(簡16和簡25)之外,其餘13件的紀年信息顯示均爲漢宣帝時期。25件文書當中,有明確頒發地信息的共14件:其中簡(6)(7)和(17)爲河内郡溫縣發出的私傳;簡(8)(10)(18)(23)(24)爲南陽郡宛縣發出的私傳,簡(22)爲南陽郡西鄂縣發出的私傳;簡(9)爲河南郡偃師縣發出的私傳,簡(19)爲河南郡原武縣發出的私傳,簡(25)爲河南郡滎陽縣發出的私傳;簡(20)爲右扶風下轄的平陵縣發出的私傳文書;簡(21)爲左馮翊下轄的長陵縣發出的私傳。上述三級呈遞文書的發出地集中在河内、河南、南陽等郡以及左馮翊、右扶風地區。通過統計整理,筆者注意到帶有紀年信息的三級呈遞文書其時間信息都爲宣元時期,帶有頒發地信息的三級呈遞文書其頒發地信息均爲上述提到的郡縣。應該説明的是,目前出土的簡牘材料中沒有發現紀年信息爲宣帝之前的私傳文書,故而對宣帝之前的情况了解較少。由此似可知漢元帝初元之後私傳的申請過程不再使用三級呈遞的形式,轉而採取二級呈遞。在簡牘的整理過程中,筆者也發現了宣帝時期的二級呈遞文書,似可印證這一時期三級呈遞在向二級呈遞轉變。

第一,宣帝時期長安頒發的私傳文書中,出現了二級文書傳遞的情况:

(36)五鳳二年五月壬子朔乙亥南鄉嗇夫武佐宗敢言之北陽曲里男子

謹案弘年廿二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里父老丁禹證謁言廷移過所□

六月庚寅長安守右丞湯移過所縣邑如律令掾充令史宗

73EJT9:92A

三月壬辰不弘以來

章曰長安右丞

三月壬辰

73EJT9:92B

(37)五鳳四年六月庚子朔甲寅中鄉嗇夫廣敢言之囂陵里男子習萬自言欲取傳爲家私使張掖居延界中謹案萬年

五十一毋官獄徵事當得爲傳父不尊證謁言移過所縣邑毋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六月己未長安守右丞世移過所縣邑毋苛留如律令掾令史鳳

73EJT37:1076A

章曰長安右丞印

73EJT37:1076B

簡(36)和(37)均爲宣帝時期長安地區發出的私傳,爲二級呈遞文書,兩簡均是鄉嗇夫審驗後直接呈遞縣廷,但是和其他地區審驗程序不同的是,長安地區的私傳審驗需要鄉里的父老爲其擔保,而且這一方法行用時間較長。從下簡(38)可知:

(38)河平四年七月辛亥朔庚午西鄉有秩嗇夫誼守斗食佐輔敢言之中安男子楊譚自言欲取偃

檢與家屬俱客田居延界中謹案譚等年如牒皆非亡人命者當得取偃檢父老孫都證謁移居延如律令

敢言之七月癸酉長安令右丞萬移居延如律令  /掾殷令史賞

73EJT37:527

漢成帝河平四年長安地區的私傳簽發仍舊採用了這一方式,也可能終西漢一代,長安地區都是採用的此種審驗方式。劉欣寧進一步説明在西漢時期長安、洛陽等地區很可能都存在父老或里正對出行之人進行擔保的情况。

第二,宣帝時期的與客田、占田有關的私傳文書同樣存在二級呈遞的情况:

(39)地節二年十月庚寅朔庚子榮昌鄉佐弘敢言之脩正里公乘

年爵如書毋官獄事當得取偃檢謁移過所縣邑津

敢言之十月庚子平陵令湯守丞調衆移所縣邑如律

 73EJT24:532A

章曰平陵令印

73EJT24:532B

(40)神爵二年十二月壬申朔辛卯東鄉嗇夫生敢言之昌樂里韓忠自言以令占田居延與子女婢溫小男

……乘占用馬四匹軺車三乘謁移肩水金關出入復傳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73EJT37:871

(41)子女呈配年六小

神爵五年二月庚寅朔辛卯駿鄉嗇夫仁敢言之道德里樵威自言田張掖郡居延界中□

……

73EJT37:1380A

印曰霸陵右尉

73EJT37:1380B

簡(39)中提到了“取偃檢”,偃檢同樣是私傳的一種,多用於與客田有關的事情。簡(40)和簡(41)則提到了“占田居延”和“田張掖郡居延界中”,都是到居延地區從事與農業有關的事情。

第三,宣帝末年河南郡洛陽縣頒發的二級呈遞文書也值得注意:

(42)黃龍元年六月辛未朔壬辰南鄉佐樂敢言之楊里

公乘泠□年廿歲小未傅爲家私市居延乏彭祖

告移過所縣道毋苛留/六月壬辰洛陽守丞殷移過所毋苛留如律令/掾良令史陽

73EJT33:41A

……

73EJT33:41B

從簡(42)中得知,宣帝黃龍元年河南郡洛陽縣的私傳簽發爲二級呈遞,而與上舉河南郡下轄縣頒發私傳文書的情况不同,簡(9)、(19)、(25)中分別提到宣帝時偃師、原武、滎陽三縣頒發的私傳文書爲三級呈遞的形式,而此處與三縣同屬一郡的洛陽在頒發私傳時採取的是二級呈遞的形式。

第四,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宣帝時期居延地區頒發的私傳文書:

(43)甘露四年四月□□朔……自言爲家私市張掖酒泉郡中與子男猛持牛車一兩

……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寫移縣道河津關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之移……令/掾安世佐親

73EJT9:62A

居令延印子□印

73EJT9:62B

(44)甘露二年十二丙辰朔庚申西鄉嗇夫安世敢言之富里薛兵自言欲爲家私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三輔大常郡中

謹案辟兵毋官獄徵事當得以令取傳謁移過所津關勿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十二月庚申居延守令千人屬移過所如律令/掾忠佐充國

73EJT10:313A

居延千人

十二月丙寅□□辟兵以來

73EJT10:313B

(45)□康元年十月壬寅朔庚午都鄉佐恩敢言之孤山里張輔安樂里祝幸之自言爲家私市張掖酒泉

郡界中持牛二車二兩謹案輔、幸之毋官獄徵事當以令所傳謁移過所縣道河津毋苛留止

敢言之十月居延庚午守丞右尉充國移過所縣道津關毋苛留止如律令/掾萬年佐安世

73EJT25:15A

簡(43)到(45)三件文書都是因“爲家私市”而申請的私傳文書。簡(45)因爲殘缺而第一字難以辨識,但是從殘存信息和月干支可推知其紀年信息爲元康元年。簡(43)中出現的“居令延印”可能是文書抄寫者讀寫印章的順序錯誤而導致的,應該都是“居延令印”,後面的簡(49)情况與此同。

(46)五鳳四年八月己亥朔己亥守令史安世敢言之遣行左尉事亭長安世逐命張掖酒泉敦武威金城郡

中與從者陽里鄭常富俱乘占用馬軺車一乘謁移過所縣道毋苛留敢言之

八月己亥居延令弘丞江移過所縣道如律令/掾忠守令史安世

73EJT9:104

(47)五鳳四年十二月丁酉朔甲子佐安世敢言之遣第一亭長護衆逐命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郡中與從者安漢里齊赦之

乘所占用馬一匹軺車一乘謁移過所縣道河津金關勿苛留如律令敢言之

十二月甲子居延令弘丞移過所如律令/令史可遣佐安世正月己卯入

73EJT31:66

簡(46)和(47)是因“逐命”其他區域而簽發的公務私傳。

(48)鳳四年四月辛丑朔甲寅南鄉嗇夫□敢言之□石里女子蘇夫自言夫延壽爲肩水倉丞願以令取

居延□□□與子男□葆延壽里段延年□□所占用馬一匹軺車一乘•謹案戶籍在鄉□

夫□延年皆毋官獄徵事當以令取傳敢言之

……移過所如律令/佐定

73EJT23:772A

居延令印

73EJT23:772B

簡(48)是肩水倉丞的家屬申請私傳的情况。該簡雖然也存在殘缺,紀年信息不全,但是根據殘存信息和月干支可以推知紀年信息爲漢宣帝五鳳四年。

(49)五鳳三年十二月癸卯朔庚申守令史安世敢言之復作大男彭千秋故陳留高里坐傷人論會神爵四年三月丙辰赦

令復作縣官一歲十月十日作日備免爲庶人道自致謁移陳留過所縣道河津函谷關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十二月庚申居延令弘守丞安世移過所縣道河津函谷關毋苛留止如律令掾守令史安世

73EJT34:6A

章曰居令延印

73EJT34:6B

(50)神爵三年六月己巳朔乙亥司空佐安世敢言之復作大男呂異人故魏郡繁陽明里乃神爵元年十一月庚午坐傷人論會二年二月甲辰赦令復

作縣官一歲三月廿九日·三月辛未

罰作盡神爵三年四月丁亥凡已作一歲一月十八日未備二月十一日以詔書入錢贖罪免爲庶人謹爲偃檢封入居延謁移過所

73EJH1:3A

簡(49)和(50)兩簡的申請者都是犯罪之人,因爲趕上國家發佈赦令,被免爲庶人而申請歸鄉。

簡(43)到(50)爲宣帝時期居延地區頒發的私傳文書,同樣爲二級呈遞文書。

最後,還有一部分宣帝時的二級呈遞文書由於殘損嚴重而無法得知持傳人的目的和頒發私傳的郡縣,從而難以判斷其文書呈遞的情况,如:

(51)□猛伏地再□

73EJT9:34A

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午南鄉有秩敢言

過所邑縣毋苛留敢言之

九月丙申□陽丞利僅移所過縣邑勿苛

73EJT9:34B

(52)甘露四年四月戊寅朔壬午西鄉有秩元敢言之中丘里胡年自言爲

謹案年毋官獄……

73EJT10:230

(53)甘露二年十月丁巳朔壬午

徵事當爲傳移

廿日謁移過所縣邑侯國以律

縣邑侯國

73EJT10:232A

簡(51)、(52)、(53)雖然均爲宣帝時簡,但由於殘損嚴重,我們看不到文書究竟經過幾層的審驗,同樣頒發地也不得而知,所以不再深究。

綜上,宣帝時期不僅存在大量的三級呈遞文書,還存在一定數量的二級呈遞文書。筆者統計了金關漢簡中的私傳文書數量,元帝初元之後較完整私傳有近五十件,而三級呈遞不見一例,已公佈的其他漢簡資料中也未找到元帝之後的三級呈遞的私傳文書。由此可認爲,宣元時期是三級呈遞文書向二級呈遞文書轉變的時期,私傳簽發中三級呈遞逐漸減少,二級呈遞逐步普及應該是這一時期的趨勢,而初元之後,三級呈遞文書不再行用。此外,私傳文書中的頒發地信息似乎也可反映出相關問題,宣元時期出現的二級呈遞文書大部分由居延地區發出,而内郡的二級呈遞文書則相對較少。似可説明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漢王朝通過文書簽發對内郡的把控相對邊郡而言更爲嚴格。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值得注意。





四、私傳呈遞方式變化與

縣尉職權弱化的關係


(一)秦至西汉尉的职权及其弱化

尉或尉史能夠居中審驗信息,與縣尉的職能有着密切關係。《漢書·百官公卿表》載,縣令長“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又《續漢書·百官志》載,每個縣有“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注引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即縣尉乃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縣令(長)之佐官。關於縣尉職責,《續漢書·百官志》載“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奸宄,以起端緒。”《後漢書》卷二十五《魯恭傳》載:“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可見縣尉在鎮壓叛亂、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是有重要作用的。《二年律令·捕律》同樣有相關記載:

(54)群盜殺傷人、賊殺傷人、強盜,即發縣道,縣道亟爲發吏足以追捕之,尉分將,令兼將,亟詣盜賊發及之所,以窮追捕之,毋敢□(140)

在遇到殺傷人和強盜等情况時,縣尉具有追捕盜賊的責任。又安作璋、熊鐵基指出,因爲縣尉主盜賊,就需要巡行其轄境,並且在交通要道上行使警備、捕盜賊的職權。

另外,《岳麓書院藏秦簡(四)》中《尉卒律》也可作爲參考,從中也可窺見關於縣尉職能的相關信息。例如:

(55)尉卒律曰:緣故徼縣及郡縣黔齒〈首〉、縣屬而有所之,必謁于尉,尉聽,可許者爲期日。所之它縣,不謁,自五日以上,緣故徼縣,貲一甲;典、老弗告,貲一盾。非緣故徼縣殹(也),貲一盾;典、老弗告,治(笞)□□。尉令不謹,黔首失令,尉、尉史、士吏主者貲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

(56)尉卒律曰:黔首將陽及諸亡者,已有奔書及亡毋(無)奔書盈三月者,輒筋〈削〉爵以爲士五(伍),有爵寡,以爲毋(無)爵寡,其小爵及公士以上,子年盈十八歲以上,亦筋〈削〉小爵。爵而傅及公士以上子皆籍以爲士五(伍)。鄉官輒上奔書縣廷,廷轉臧(藏)獄,獄史月案計日,盈三月即辟官,不出者,輒以令論,削其爵,皆校計之。

(57)尉卒律曰:爲計,鄉嗇夫及典、老月辟其鄉里之入㝅(穀)、徙除及死亡者,謁於尉,尉月牒部之,到十月比其牒,里相就殹(也)以會計。黔[首]之闌亡者卒歲而不歸,其計,籍書其初亡之年月於,善藏以戒其得。

這些簡牘中明確提到了秦代縣尉對百姓“闌亡”信息的掌握,同時提到了外出的百姓,必須要經過縣尉的審查和批准,並限定有限的日期讓百姓出行。如果違反規定,還要有相應的懲罰措施,並且還規定縣尉可以因百姓闌亡三月以上而奪取其爵位。這是縣尉對基層戶籍管理的反映。秦代之縣尉,在基層民衆出行之時,對其有非常嚴格的信息審查,而且這種審查是硬性的,是明於法律條文的。這似乎與漢代縣尉在百姓出行時行使審驗傳文書的職能有類似之處。林劍鳴提到,從睡虎地秦簡中可以看出縣尉的任務特別繁重,凡是一切軍事、治安、徵發徭役、管理士卒以及檢查城牆的修繕情况等事,均要由縣尉主持完成,戰時還要率領本縣人組成的軍隊出征。正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秦並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又“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皆有丞尉。”從秦繼承而來的這種職官制度,想必也會留有職權上的繼承痕跡。縣尉管理基層民衆移動的職權在傳世文獻中不見記載,卻明於秦之律令。縣尉職權可能存在一個逐步縮小的過程,不排除其在西漢前中期仍舊擁有管理百姓移動的職權。

由上述可知,縣尉由於“主盜賊”而與一縣之治安和穩定有着莫大的關聯。而中央政府對每一基層行政單位的穩定也是相當重視的,否則也不會親自設置縣尉這一“命卿”。如此,縣尉爲了充分發揮其職能,維護基層社會之穩定以求升遷,也可能是承襲了秦代縣尉的職權,在人口流動這一環節上有所把控。正如臧知非所言:“只有人口穩定、社會穩定,賦稅和徭役才能穩定,國家財政收入才能穩定。這就要求歷代帝王及其臣僚們想方設法強化對人口的控制,採取各種政策和措施保證社會穩定”。另外上文已提到尉有單獨的治所,且能夠“自申其意以爲治”,安作璋、熊鐵基同樣認爲,縣尉執掌較專,相對於令長有一定的獨立性,且有自己單獨的治所。秦簡所言縣尉掌握着基層民衆的爵位削除權,可見秦朝時縣尉職權之大,獨立性之高。這樣就不難理解爲何縣尉會在通行證文書的審驗和簽發過程中扮演角色了,一方面由於其職責所在,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其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

至於宣元之後的私傳文書爲何不再出現三級呈遞的情况,筆者認爲與縣尉的職權變化、尉史隸屬的變更有關。上文提到,秦朝縣尉的職權範圍相較漢朝爲大。林劍鳴提到秦之縣尉具有軍事、治安、徵發徭役、管理士卒、率軍出征以及檢查城牆的修繕情况等職責,張玉林還提到秦至西漢初期的縣尉具有維持經濟秩序、防止私鑄錢幣、保護居民財產安全及執行親民政策等執掌。由此可以看出縣尉職權在這一時期是相當大的。從上舉秦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縣尉所具有的管理基層戶籍、百姓移動的職權,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剝奪百姓爵位。由此可見秦至西漢初期縣尉的職權範圍是相當大的。而見於傳世文獻的漢朝縣尉職權僅有“主盜賊”,再有如嚴耕望所言“主更卒番上”。可能由於《續漢書·百官志》在編撰時縣尉的職權已經有所縮小。我们认为,縣尉的職權從秦到漢存在一個逐步弱化的過程。隨着漢王朝的逐漸強大,社會秩序的逐步穩定,其職權範圍逐步縮小並固定下來。元帝初元之後的私傳文書不存在縣尉居中審驗的情况,可能與縣尉職權範圍的縮小有密切關係。縣尉管理基層民衆移動的職權可能在宣帝時期發生變動,已由縣尉集中到縣廷,故初元之後的私傳文書都是直接由鄉呈遞到縣廷的二級呈遞文書,而不經縣尉了。尉史作爲縣尉的屬吏,其代替縣尉審驗私傳的事務隨着縣尉職權的弱化而逐漸消失。

(二)尉史隶属关系的变动

上舉二十五件三級呈遞文書當中,涉及縣右尉的共三件(簡8、簡9、簡19),其中兩件是縣右尉居中審驗的私傳(簡9、簡19),另外一件(簡8)則是由縣右尉以“守丞”的身份簽發的私傳,其餘二十二件皆爲尉史中間經手審驗的三級呈遞文書。大部分的尉部審驗人員爲尉史,則可説明尉史是居中審驗的主要吏員。宣元之後的私傳文書中未出現三級文書呈遞情况,很可能意味着尉史這一吏員出現了變化。通常情况下,我們認爲,尉史就是縣尉的屬吏,可以輔佐縣尉處理相關事務。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有相關記載可以説明這一現象:

(58)□□□□發及鬥殺人而不得,官嗇夫、士吏、吏部主者,罰金各二兩,尉、尉史各一兩(147)(59)盜鑄錢及佐者,棄市。同居不告,贖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罰金四兩。或頗告,皆相除。尉、尉史、鄉部、官嗇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罰金四兩(201-202)(60)□□□不審,尉、尉史主者罰金各四兩。(388)(61)常置後,留弗爲置後過旬,尉、尉史主者罰金各四兩(389)

以上材料中,尉史都是直接跟隨尉追捕盜賊、從事置後等事,可見漢初時尉史是尉的屬吏。另外,《史記·遊俠列傳》提到漢武帝時尉史可以使人免於踐更,《漢書·酷吏傳》記載漢武帝時期由於公孫勇謀反,“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之事,又宣帝時期京兆尹趙廣漢派長安丞案查蘇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上述三例,尉史所從事之跟隨尉“收捕”人犯、使人免於踐更、以及彈劾“乏軍興”,皆與縣尉之職責有明顯關係。也可説明至西漢中期,尉史仍舊作爲縣尉之屬吏而存在,有時代替縣尉行使職權。西漢中期以後,尉史之記載已不見於傳世文獻。尹灣漢簡中的《東海郡吏員簿》記錄了西漢後期東海郡三十八個郡國的吏員設置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該郡的三十八個縣級行政單位全部設置有尉史,卻有十三個縣未設置縣尉,似可説明尉史之設置不以縣尉爲前提,即到了西漢後期,尉史不作爲尉的屬吏而存在了。上文中我們討論過,縣尉的職權範圍可能在西漢中期縮小,其管理基層民衆移動的職權很可能集中到縣廷當中。

由上述材料可知,至遲到宣帝初期,尉史仍舊作爲尉的屬吏存在,而到了尹灣漢簡所記載的漢成帝時期,尉史的隸屬關係就已經不同於宣帝初期。筆者認爲宣元時期的基層行政體系發生了變化,尉的職權範圍縮小,尉史的隸屬關係也發生了變動,因而尉史不再代替縣尉行使這一職權。關於尉史的變化,李迎春認爲:由於西漢縣廷中書佐系統不夠發達(郡府文書簽署者一般爲卒史和書佐,而縣級文書簽署中只有令史,不見書佐),且中央對郡縣屬吏員額的增加仍舊嚴格控制,守相長吏不能隨意增加屬吏名額。在地方行政事務日漸繁多的情况下,縣廷只能將本直屬於縣尉的尉史作爲充任其固定處理文書事務的吏員(縣尉受縣令長控制,且所轄行政事務較少爲這一情况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上述可知,初元之後的私傳不見三級呈遞的情况,應當是與宣元時期縣尉的職權範圍縮小有密切聯繫。由於縣尉管理基層民衆移動等職權收歸縣廷,故縣廷的文書事務變得更爲繁雜,在中央嚴格控制郡縣屬吏員額的大背景下,縣廷迫於無奈只能將原屬於尉的尉史吸收到縣廷當中,用以輔助令史處理縣廷的文書事務。

宣元時期,縣尉管理基層民衆移動的職權逐步並於縣廷之中,意味着其職權的縮小。而作爲縣尉屬吏的尉史,由於縣尉職權的省並和縣廷文書屬吏的調整,不再代替縣尉行使審查私傳文書的職權。漢元帝初元之後,這種調整基本完成,尉和尉史不再行使審驗私傳文書的職權。因此我們看到宣帝和元帝初期存在三級呈遞文書和二級呈遞文書並用的情况,而初元之後的私傳文書均爲二級呈遞,不見三級呈遞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有如下認識:私傳的文書呈遞存在着三級和二級兩種呈遞方式,三級呈遞文書多用於宣元時期的河南、河内、南陽等郡以及左馮翊、右扶風地區,二級呈遞文書在宣帝時期就已出現,初元之後完全取代三級呈遞;有漢一代,其文書上下行都嚴格執行文書内容的要求,即文書内容的不同就意味着程序的不同;三級呈遞文書向二級呈遞文書的演變從側面印證了縣尉職權的弱化和尉史隸屬的變動,宣元時期,縣尉的部分職權併入縣廷,其執掌範圍相应縮小,由於文書事務減少,故縣廷逐步將尉史納入縣廷的文書體系内,用以輔助令史處理縣廷文書事務。尉和尉史在私傳文書的審驗過程中起到較爲重要的作用,其發展變化和執掌的演變,與秦漢郡縣佐官和屬吏制度的調整有密切關係,是秦漢郡縣佐官、屬吏制度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





附記: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居延漢簡編年及相關問題研究”(項目號:15CZS007)和甘肅省高等學校社會科學項目“肩水金關漢簡編年及相關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本文的寫作,得到了西北師範大學讀簡班諸位同仁的幫助、指導,在此謹致謝忱。

作者簡介:孫寕,男,1993年生,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爲秦漢簡牘。


本文原刊于《简牍学研究》第八辑,注释从略,引述请以原文为准(附于文末“阅读原文”)


按:原文篇幅較長,爲便於閱讀,特拆分上、下兩部分推送。

上篇:孫寧 | 從金關漢簡私傳申請程序簡化看西漢後期縣尉職能的弱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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