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興華｜秦族與秦人關係辨正
秦族與秦人關係辨正
陶興華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内容摘要：學界在對“秦族族源”以及秦文化的淵源問題進行研討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西來説”和“東來説”兩種意見。伴隨著新材料的陸續被發現和研究工作的持續深入开展，目前學界在對既有説法作進一步補充完善的同時，逐漸形成了一些新説法和漸趨統一的新認識。“秦族”與“秦人”概念既有密切聯繫，又有一定差別。“秦族”内涵較爲穩定具體，一般是指嬴秦宗族成員，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或親近或疏遠的血緣關係；而“秦人”則是一個動態性的概念，是以秦族爲主導與核心逐漸形成的複合族群共同體，秦人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動態變遷的過程，不同階段的秦人，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秦族以血緣關係爲紐帶，有共同的姓氏；而秦人則以地緣關係爲紐帶，注重族群意識和文化認同。“秦人族源”説法存在歧義，相比之下，“秦族族源”概念則更顯精確。秦族很可能源於東方，但秦文化不屬於東方文化體系。
關鍵詞：秦族；秦人；族源；族群；秦文化
秦朝歷史極爲短暫，然而秦人歷史卻甚爲久遠，其遠祖據説可以追溯到傳説時代五帝之一的顓頊。西周時期，秦人屈居於隴東南狹小一隅，長期與戎狄雜處，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到了兩周交替之際，秦人開始崛起于關隴區域。隨後在春秋戰國時期，憑著自身逐漸壯大的綜合實力和一系列歷史機遇的垂青，秦人最終雄起於西方，進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大帝國。秦人在發展壯大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秦文化和對後世影響極爲深遠的秦文明。毫無疑問，秦人歷史及其文化頗爲值得後人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然而囿於材料的匱乏，這一領域一向屬於學界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近些年來，伴隨著相關考古遺存以及清華簡《系年》等新材料的相繼被發現和公佈，秦史、秦文化尤其是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備受學界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大量湧現，許多學術難題得以有效解決。儘管如此，學界在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和研究時，仍然在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著籠統模糊和含混不清的現象，最典型的是對秦族、秦人、秦文化以及早期秦文化等概念的應用和解析較爲混亂。這些關鍵概念對於分析和理解相關學術難題意義重大，以下本文即打算對秦族與秦人概念及其關係作一辨正，希望能在前賢研究基礎上有所創獲。
一、秦族族源概説
學界對“秦族族源”以及秦文化的淵源問題已經進行了長期大量的學術探討和研究，逐漸形成了“西來説”和“東來説”兩種意見。兩種説法都是既有文獻材料的依據，又有考古材料的支撐，各有各的道理，誰也不能完全取勝對方。新近數年以來，伴隨著西漢水流域禮縣大堡子山、渭河流域甘谷毛家坪等早期秦文化遺址的不斷發掘和考古新發現以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陸續整理與刊佈，秦族源於東方的説法得到了更多材料的支撐，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認同秦族“東來説”。
“西來説”的學者，認爲秦族源於西北的戎狄族群，屬於“西戎”的一支，其文化性質從根本上來説應該屬於西方戎狄文化。嬴秦族源“西來説”首倡于王國維先生，隨後蒙文通、翦伯贊、呂振羽、周穀城、岑仲勉、熊鐵基等著名史家皆主此説，考古學界俞偉超、劉慶柱、葉小燕等先生也從對考古材料的多角度細緻分析入手，極力主張秦族源於西戎，而秦文化的主要特徵則深受戎狄文化影響。
王國維先生在《秦都邑考》一文中開篇明言：“秦之祖先，起于戎狄。” 王國維在文中雖未對此展開論述，但畢竟開啟了秦族源於西戎説法的先河。隨後，蒙文通先生在其《秦爲戎族考》和《秦之社會》二文中，進一步論證了王國維的觀點；後來又在其《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書中，明確闡發了“秦爲戎族”，“秦即犬戎之一支”的觀點。翦伯贊先生則提出秦族是從“羌族中分化出來”的觀點， 雖與西戎傳統説法有些微差別，但也屬於廣義的“西來説”範疇。熊鐵基先生完全認同“秦的祖先起源于西方戎族”的説法，他指出“商、周時代，秦的祖先都是活動在西方”，並認爲秦族東來説的主張“證據是不夠充分的，更重要的是，説秦起於東方對瞭解和説明秦人歷史的發展，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俞偉超先生曾著有《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一文，該文從考古學的角度對秦與戎狄的關係作了細緻闡述，認爲“秦人（至少其主體）是西戎的一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並提出了辨別秦文化特徵的三項重要依據：盛行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使用“鏟形袋足鬲”、流行洞室墓。俞先生的説法對學界影響很大，他對秦文化突出特徵的認識至今仍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在考古學界，劉慶柱先生也極力主張秦族源自西北，並認爲秦文化源于辛店文化。劉先生指出：“通過對秦的葬俗、圖騰和陶器組合及其紋飾三方面與相關考古學文化的分析對比，使我們基本瞭解了秦之淵源變化。用考古學文化表示從早到晚秦之發展的文化序列就是：馬家窯文化（或稱甘肅仰紹文化）——齊家文化——辛店文化——春秋秦文化” 葉小燕《秦墓初探》一文對學界影響較大，文章開篇即斷言“秦之先起於西北，最早活動在今甘肅省東部，後來逐漸東徙，和周人發生頻繁接觸。”作者認爲：“春秋戰國時期的關中秦墓是最賦有秦文化本色的墓葬了。在這些秦墓中，引人矚目的是它獨特的屈肢葬式。死者仰身或側身，頭向西爲主，可能寓意他們是來自我國西部。”
在秦族“西來説”提出之後不久，“東來説”便相應產生了，而且堅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人數極爲眾多，其中包括傅斯年、衛聚賢、徐旭生、徐中舒、黃文弼、顧頡剛、錢穆、楊寬、郭沫若、範文瀾、李亞農、馬非百、林劍鳴、王玉哲、鄒衡、段連勤、何清谷、伍士謙、何漢文、黃灼耀、李學勤、趙化成、韓偉、尚志儒、牛世山、張天恩、梁雲、劉軍社、劉明科、祝中熹、孫新周等諸多專家學者。
主張秦族“東來説”的學者内部觀點雖然存在大小差異，但他們大都認爲秦族源于古代山東及其附近地區的東夷族群，屬於東夷之一支；秦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種種原因，或積極主動或消極被動地向西方關隴區域遷移，其主體力量最終主要活動於甘肅東部的天水、隴南一帶，因爲長期與戎狄雜居，所以漸染戎風；在周王室衰落之後，秦人遂逐漸向東發展，進而東滅六國，建立了統一中央集權的秦王朝。
現代學者中，徐中舒先生可謂是秦族“東來説”的首倡者。在王國維先生指導下，徐中舒所作《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於1927年發表，文章認定《師酉簋》 銘文中提及的“秦夷”，就是秦人中的嬴秦宗族成員，他們屬於商周之際被迫西遷的殷遺民。傅斯年先生在《夷夏東西説》一文中認爲：“秦、趙以西方之國，而用東方之姓者，蓋商代向西拓土，嬴姓東夷在商人旗幟下入於西戎。” 這裡明確指出嬴秦原本屬於東夷，伴隨著殷商勢力的西向拓展而來到了西戎生活區域。衛聚賢先生在《趙秦楚民族的來源》一文中指出：“秦民族發源于山東，至山西、陝西、甘肅，然後再向東發展。” 衛先生此語雖然簡單，並無其它闡釋，但畢竟率先對秦人族源和遷徙遷徙路線提出了新的看法，即使以今日學術眼光看來，也還是大體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徐旭生先生著有《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一書，書中將我國古代部族的分佈劃分爲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該説法對學界影響很大。其中嬴秦族群被徐先生歸入東夷集團，他指出：“東夷集團中有一支異軍突出，從東方跋涉山川，跑到西方，在那裡‘保世滋大’，漸成大國。這就是曾服役于商紂，及紂敗後輾轉西走的蜚廉的後裔，秦。秦人嬴姓，自認爲出於少皞，與徐、趙同祖。” 黃文弼先生撰有《嬴秦爲東方民族考》一文，直接反駁蒙文通的“秦爲戎狄説”，堅決主張“秦爲東方民族説”。
林劍鳴先生是秦史研究大家，通過細緻對比研究，林先生發現秦人與殷人在圖騰崇拜、經濟生活、墓葬材料等方面存在極大的相似性，遂指出：“可以斷定秦人的祖先與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屬一個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動於我國東方已成不疑之論，那麼秦人的祖先最早也應生活在我國東海之濱，大約在今山東境内，這也是可以肯定的。” 段連勤先生對於嬴秦源於東夷的觀點作了全面細緻地申述和論證，他在《關於夷族的西遷和嬴秦的起源地、族屬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秦的祖先起源于我國東方，是夏商之際西遷關中的東夷族的一支。” 段先生的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可和繼承。韓偉先生認爲：“屈肢葬、鏟形袋足鬲、洞室墓不是秦人自身的文化傳統”，它們屬於“西戎”文化因素，是隨著甘青後進民族成員大批被俘獲，而逐漸融入到了關中地區的秦文化之中，“秦文化與殷周文化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而與戎人文化距離較大”。韓先生將秦族自身文化因素與西戎文化因素區別對待，強調了秦文化對戎狄文化的吸收與融合，對秦族西來説的主要立論依據進行了反駁和批判。這一有破有立的説法邏輯嚴密性較強，很值得學界重視。
周婧峰、周春茂用人類學研究方法，通過對秦墓和殷墟墓人骨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得出了“秦人亦可能源於東方，這個結論與 ‘東來説’相符” 的結論。這就從人類學角度對秦族源於東方的學説提供了新的依據。梁雲先生看到了秦人上下層之間的習俗差異，並據此對嬴秦族源作了分析判斷。梁先生認爲秦人“社會上層和下層各有不同的來源”，其上層統治者來自東方，他指出：“春秋秦墓的殉人風俗和東夷族以及殷人墓類似，而與周人迥異，説明了秦國的統治者與商文化及東夷文化有著較爲緊密的歷史淵源關係。可以説，腰坑、殉狗、殉人是史學界關於嬴秦東來説直接而有力的證據。” 李學勤先生結合清華簡《系年》相關記載對秦人始源作了全新研究，進一步指出：“秦人本來是自東方遷來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應該具有一定的東方色彩，並與商文化有較密切的關係。” 這是利用新材料對秦族東來説作全新論證，隨之在學界產生了強烈反響。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黃留珠先生在前人“西來説”和“東來説”傳統觀點基礎上，提出了所謂的秦人、秦文化“二源説”，即秦人、秦文化“源於東而興於西”。黃先生指出：“所謂 ‘源於東’者，是講秦人、秦文化的原始發祥地在東方；而‘興於西’者，是説秦人、秦文化的復興之地在西方。易言之，就是説秦文化有兩個‘源’: 一曰‘始發之源’，一曰‘復興之源’。”
黃先生的“二源説”對秦人族源與秦文化淵源問題的探討，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較前人有一定程度的創新，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肯定和支援。但筆者認爲，黃先生的“二源説”還是沒能突破原來的“西來説”和“東來説”舊有框架，實際上還是可以歸入“東來説”。
正如黃先生本人所説：“秦文化的淵源與秦族的淵源之不容割裂, 似乎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問題。大文化意義上的秦文化，應該是也必須是同秦人這個稱謂同步的。易言之，即是説歷史上有了秦人,也就開始有了秦文化……秦人早在母系氏族社會便已留下了其足跡。論者一般把秦文化的開始追溯到此，不能説沒有道理。” 黃先生進一步指出：“對於早期秦人，或曰秦族的文明程度、文化創造，不可忽視。如果把秦族文化排斥于秦文化之外，視野不免太狹窄了些！” 看來，黃先生堅持認爲探討秦人、秦文化淵源必須從秦族淵源開始著手。然而嬴秦族群有共同的祖先和歷史記憶，秦族起源地及其文化源頭也必然來自於同一個方向和大區域，怎麼可能會有東、西兩個源頭呢？筆者認爲，所謂“復興之源”嚴格意義上來説應該是“始發之源”的“流變”，而非“源頭”。既然黃先生認爲“秦人、秦文化的原始發祥地在東方”，東方乃秦人、秦文化的“始發之源”，這就説明嬴秦族群的確源於東方。這從根本上來説還是屬於“東來説”，只不過換了一種説法，實際上是在認同秦族源于東方齊魯大地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了西方關隴區域在秦人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總之，有關秦族族源的問題，學界已經探討了近一個世紀，有提出、贊同和論證“西來説”者，也有主張、認同和堅持“東來説”者。究竟哪一種説法更具客觀性，目前尚難定論。趙化成先生曾經指出：“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都表明，秦人至遲在商代末年已經活動於甘肅東部，也就是説已經在西方了。秦人究竟是東來還是西來目前尚難以下結論，但可以肯定，一些人主張的周公東征遷秦人於西方的説法是難以成立的。” 趙先生此論提出時間較早，今日看來仍然不乏真知灼見。
需要補充説明一點，伴隨著新材料的陸續被發現和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秦人歷史發展脈絡逐漸清晰，秦族源於東方的説法也得到了更多材料的支撐和更爲全面細緻的論證。僅就目前的材料看來，嬴秦宗族成員的先祖源於東方説法的論據似乎顯得更爲充足，因之也就更具論證合理性和説服力。雖然秦族“西來説”還不能完全被否定，仍然有不少學者堅持這一觀點；但從總體看來，學界贊同嬴秦“東來説”的學者畢竟呈現出日漸增多之勢。
二、 秦人群體構成及其與秦族的關係
“秦族”與“秦人”是一組既有密切聯繫，又有一定差別的概念。簡單來説，“秦族”内涵較爲穩定具體，一般是指嬴秦宗族成員，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或親近或疏遠的血緣關係；而“秦人”則是指以秦族爲核心和主導的複合族群共同體，秦人是一個動態性的概念，不同階段的秦人，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秦人群體成員身份較爲複雜，彼此之間不一定具有血緣聯繫，甚至在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習俗等方面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
“秦人”作爲歷史上一支獨特的人群共同體，其群體構成不僅有秦族成員，還有其他族群成員，完整意義上的秦人實際上就是秦族與其它眾多族群成員長期互動交融的結果。可以説，秦人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動態變遷的過程。在這一變遷過程中，秦人群體由比較弱小變得日益強大，其成員身份也由相對簡單變得較爲複雜，但最終他們又都回歸到一個更高程度的統一身份——“秦人”。
秦人歷史始於何時，不同文獻有不同的説法。《史記·秦本紀》是目前爲止記載秦人歷史最爲詳盡的材料，該文開篇即謂：“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 這説明秦人歷史甚爲久遠，其遠祖可以追溯至五帝之一的顓頊。清華簡《系年》第三章載：“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宀錄]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殺[宀錄]子耿，飛廉東逃于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以禦奴虘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 [屍山]。” 在這段材料裡，作者又是從周公東征平叛時期開始記述秦人歷史的。暫且拋開具有傳説性質的秦族早期歷史不論，我們所知比較可靠的秦人歷史大約始于商周之際，當時秦人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隨後秦人幾經分化、變遷和磨難，到了西周中期的周孝王時，秦人先祖非子獲賜秦邑封土，成爲周之附庸，這標誌著法統意義上的秦人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此後秦人逐漸走向漫長的復興強盛之路。
史党社先生認爲：“非子之前那個經常被學者們也模糊地稱作‘秦人’的人群，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秦人’，‘秦人’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只有在非子得姓爲嬴、封秦之後，才可以叫作‘秦人’，此前‘秦人’的祖先，無論與此後的‘秦人’有多麼密切的聯繫，都不能叫作‘秦人’，因爲它還不具備有‘秦’之名，並且不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 該説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還有可商榷之處。“秦”之名稱的出現由來已久，遠早于秦祖非子被周孝王封爲“附庸”，“邑之秦”之時。在甲骨卜辭中有多處提及“秦宗”、“秦右宗”等詞；西周早期青銅器《
秦族是指嬴秦宗族成員，也是秦人群體中的上層統治者，他們長期保留著自己族群的傳統習俗，比如墓葬習俗中的直肢葬、腰坑、殉狗、殉人等，但在頭西足東的西首葬式方面卻與大多數秦人保持著高度一致性。趙化成先生曾主持過甘谷毛家坪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他認爲“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都表明，秦人至遲在商代末年已經活動於甘肅東部，也就是説已經在西方了。” 按照這一説法，當秦祖非子被周孝王重用，成爲附庸，獲得秦邑封土之時，秦族成員至少已經在西方戎狄區域生活了兩百多年。秦族在這期間，免不了要與周邊戎狄族群發生利益衝突和文化交流，當然也包括族群的融合，非子祖上與申戎長期互通婚姻即是這種聯繫的典型體現。在這一長期互動交融的過程中，原有的族群結構得到了調整，族群規模得以擴大，新的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也逐漸產生並不斷得到修正。這足以説明，在非子之前的秦族成員宗族血緣聯繫已經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地域聯繫在逐漸凸顯，族群關係也開始變得複雜起來，初步具備了後世“秦人”群體的一些基本特徵。所以，在非子之前雖然未必產生明確的“秦人”族群意識，但是以秦族爲主體和主導的廣義“秦人”族群應該已經初步形成了。就此而論，非子之前的秦族即便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秦人”，至少也應該歸屬于廣義的“秦人”範疇。
秦人直到立國之前，尚未入關吸收“周餘民”，也還未對戎狄族群進行大規模的兼併和驅逐，此時秦族成員應該仍然是秦人的主體，其數量也應該是相當有限的。林劍鳴先生認爲：“自從秦被趕向西陲以後，在周人的眼裡，他們就同戎、狄無異。隨著秦的發展、壯大，又被封爲‘附庸’，表明周奴隸主已開始把秦同戎、狄區別開來。這時，秦人大約已有數萬人之眾，他們已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了。” 林先生進而根據《孟子》、《商君書》等材料中所記述的土地和人口的比例關係，大膽推測説：“春秋以前秦國的人口，至少也有二、三萬之眾。” 這“二、三萬之眾”既包括嬴秦宗族成員，又包括關隴區域的其他族群成員，可以統稱爲“秦人”。誠然，對於一個部族來説，擁有兩三萬人眾，至少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中等規模的族群，但對於一個行將建國的地方政權來説，兩三萬人就略顯少了一些。秦人在立國前，勢力長期局促於以西犬丘（約當今甘肅禮縣）爲中心的西垂一帶，處於被周邊諸多戎狄分支勢力包圍和威脅之窘迫形勢之下，時刻面臨著被戎狄侵擾乃至吞併的危險。
對於西戎諸部的社會組織情況，《史記·匈奴列傳》載：“各分散居溪穀，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又據《後漢書·西羌傳》載：“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豪酋，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 這些族群因爲地近關中農業區，且所居地適宜農耕，生產生活方式除了畜牧業外，當保留有一定程度的農業生產生活方式。關隴區域的戎狄勢力雖然總體比較強大，但是受山谷地勢的阻隔以及各自社會發展程度差異性的影響，他們彼此之間互不統屬，各有君長，各自爲政，處於相對分散的狀態，這樣就容易被秦人各個擊破。即便如此，立國之前的秦人實力畢竟還是很有限的，面對分散的戎狄勢力，秦人只能採取被動的守勢，雖然偶爾也會主動出擊，但多以失敗告終。
伴隨著秦人勢力的不斷發展壯大，秦人群體變得日益龐雜，在原來秦族基礎上逐漸吸收了大量的“戎狄”成員和以周人爲主體的中原華夏族成員，這就使得秦人群體已經擺脫原有“秦族”的單一性、血緣性、靜態化特徵，而變得更具包容性、地緣性、動態性，更加複雜和豐富多彩起來。史党社先生指出：“從強調族群互動的角度觀察，有三種力量參與了‘秦人’的構建過程：‘秦人’自身、‘戎狄’、以周王室爲代表的‘華夏’集團，‘秦人’就是產生於這三種力量的互動、聯繫之中。” 這樣，秦人就已經突破了原有秦族的宗族血緣聯繫紐帶，而較多地具有了地域性、階段性、互動融合性等特徵，無論内涵還是外延都遠較最初的秦族更爲深刻和廣闊。
秦人建國入關後，廣泛吸納戎狄、周人等族群成員，這使得秦人族群構成相比之前發生了重大變化，雖然秦人群體仍然以秦族爲主導，但之前以秦族爲秦人主體構成的局面已經得以根本改變，秦人實力不斷增強，逐漸獨佔昔日周人的老家，開始崛起于關隴區域。
崛起後的秦人雖然仍以嬴秦宗族成員爲核心和主導，但秦人的主體力量卻是廣大的非秦族成員，這中間既有大量戎狄成員，又有眾多中原華夏族人士。在統治階層的構成方面，秦人政權也是高度開放的，秦國摒棄了周禮中“親親賢賢”的標準，政治體制中缺乏嚴格的宗法制，也沒有遵循“親不在外，羈不在内”（《左傳》昭公十一年）的原則去組織其統治集團。在秦人陣營中，嬴秦宗族成員身份未必高貴，地位也未必尊崇，而許多非秦族成員在加入秦人陣營後，只要才能出眾，不論親、疏、貴、賤，俱有成爲秦人政權上層統治者的可能性。這方面的人物可以説是舉不勝舉，我們於此僅列舉一些代表性人物作爲例證，他們包括百里奚、内史廖、由余、商鞅、蹇叔、丕豹、公孫枝、張儀、司馬錯、魏章、甘茂、魏冉、白起、任鄙、呂禮、客卿胡傷、客卿灶、范睢、張唐、蔡澤、將軍廖、呂不韋、蒙驁、尉繚、李斯等。這些人最初均非秦人，後來加入秦人陣營後爲秦人勢力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卓越貢獻，進而成爲秦人上層統治集團成員。
戎狄成員如何成爲秦人群體的一部分，史無明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秦人群體中必然吸收了大量的戎狄族群成員。秦人從興起到退出歷史舞臺，頻繁的内外戰爭始終貫穿其興盛發展和衰亡的過程中，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秦人的非正常死亡率定然很高。史書對此沒有具體記載，僅在《戰國策·秦策二》裡簡單描述爲“死傷者眾。”根據林劍鳴先生的統計，自秦孝公以後，秦人殺死的六國軍隊人數超過130萬人。據此可以推知，“秦國本國人民死傷數雖無明文記載，當也不會太少。” 秦人群體成員的主體部分長期生活在關隴區域，僅靠自然繁殖，恐怕不可能保證充足的兵源供給，正常的社會生產也肯定難以維繫。在東方六國的民眾難以被驅使的情況下，後方的戎狄勢力便成爲秦人群體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睡虎地秦簡的書寫時代雖然偏晚，但從一個側面也可以反映春秋戰國時期秦人的社會發展狀況。其中《法律答問》中有兩支簡的内容與族群融合有密切關係，或可用于解釋秦人群體構成的相關問題。簡文如下：
“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可(何)謂去“夏”？欲去秦屬是謂“夏”。 176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可(何)謂“真”？臣邦父母產子及產它邦而是謂“真”。·可(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毆(也) 。
整理小組認爲第一條簡文中的“臣邦人”指臣服于秦國的少數民族。秦人以華夏自居，簡文中“夏”指代的是秦的屬境，臣邦人去夏指的是離開秦的屬境。也就是説，如果少數民族成員不離開秦的屬境，他就是秦人中的一員。第二條簡文内容中則明顯帶有以血緣區分民族的色彩。少數民族男性與秦人女性所生子女稱爲“夏子”，日本學者工藤元男將之稱爲“身份上完整的秦國人” ；如果父母均爲少數民族成員，或者出生於外國,就會被稱爲“真”，即不屬於完整意義上的秦國人。凡是秦的臣邦人，都生活在秦的屬境内，也都屬於秦人，但是“夏”與“真”的劃分使得他們之間有了一定程度身份高低的差別。按照工藤元男的解釋，“秦依據真、夏子作出身份區別，其目的不在區別本身，而在於爲佔領下的六國舊民和少數民族作爲‘新秦人’編入秦國提供法律手續。” 無論身份高低如何，原來脫離于秦人之外的戎狄成員在接受秦人統治後，就都變成了居於秦地的“臣邦人”，他們無疑成爲是秦人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于豪亮先生認爲：“秦律規定少數民族與秦人通婚，其子女概爲秦人，不能認爲是少數民族。這是因爲秦的人口少，作出這樣的規定是爲了爭取人力的緣故。” 于先生此言可謂是説透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認爲，“秦人”的認定與以關隴區域爲核心的秦地以及秦文化的關係非常密切。那麼，哪些人可以劃歸到秦人範疇呢？毫無疑問，關隴區域的秦族成員屬於秦人，較早歸屬秦國的“周餘民”和戎狄成員屬於秦人，伴隨著秦國勢力強盛或主動或被動歸屬秦國，並逐漸認同關隴區域秦文化的東方六國人士也應該屬於“新秦人”範疇。
最具爭議的是秦朝統一後的原來六國國民，他們雖然名義上成了秦朝的臣民，但這只是短暫的軍事臣服，在心理上他們未必認同關隴區域秦文化，在亡國之恨的刺激之下，各自的區域文化在他們的心理深處會變得更加自覺和根深蒂固。所以，敗亡後的東方六國貴族不會認同自己是“秦人”，其民眾恐怕也不一定會產生“秦人”認同的自覺，秦始皇駕崩後，東方六國群起反叛便是很好的説明。正如王輝先生所説：“從六國相繼歸秦，到秦王朝滅亡，前後不過三十年。在此期間，關東六國雖歸於秦，其遺民名義上也算‘秦人’，但一則六國皆立國數百年，其思想、文化、風俗影響深遠；二則戰爭停歇的時間極短（大約只有十二、三年），所以原六國遺民遠未與秦本土人融爲一體，他們自己多不自認爲是‘秦人’，西漢人也不把他們看作‘秦人’。” 所以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項羽本紀》、《史記·陳涉世家》等篇章中，屢見“齊人”、“楚人”、“燕人”、“趙人”等的稱謂。
三、结语
秦人是中國歷史上一支非常獨特的社會群體，是以秦族爲主導與核心逐漸形成的複合族群共同體。秦族以血緣關係爲紐帶，有共同的姓氏；而秦人則以地緣關係爲紐帶，注重族群意識和文化認同。秦人繼承周人在關隴區域崛起，于此建立了秦國，通過對關隴區域戎狄文化、商周文化以及周邊三晉、巴蜀、河西走廊、鄂爾多斯等區域文化的兼收並蓄，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關隴區域秦文化。具有極強包容性和功利主義思想的秦人在“耕戰”國策的指導下，以其獨特的開拓進取和頑強拼搏精神，終於東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地域廣闊、族群眾多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帝國，其所創建的制度文明對後世影響極爲深遠。毫無疑問，秦人的歷史貢獻是極爲巨大的，無論怎麼評價都不足以盡顯其偉大。然而，正是這一支曾經輝煌一時的獨特社會群體，卻也給後世留下了諸多歷史謎團，比如秦人族群構成及其族源問題便頗具爭議乃至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的神秘性。
對於學界過去慣常沿用的“秦人族源”的探討，實際上就是圍繞秦族起源地問題而展開的“秦族族源”或“秦族淵源”問題研究。如果僅就立國之前的早期秦人而言，此時秦人主體是嬴秦宗族成員，秦人和秦族基本上是屬於同一群體，那麼秦人族源的説法是可以講通的；但是當秦人群體不斷發展壯大，以至於其中包含了大量戎狄、周人等族群成員，而秦族自身成員在秦人群體所占比例越來越小時，再談“秦人族源”問題，就會因概念的籠統模糊和指向不明而失去進一步探討的基本意義。所以，平常我們在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時，最好用“秦族族源”或“秦族淵源”等概念來替代原來慣用，但本身又充滿歧義的“秦人族源”概念。就此而論，我們可以説秦族源於東方，但不能説秦人來自東方，更不能説秦文化屬於東方文化體系。
原文刊于《简牍学研究》第六辑，注释从略，引述请以原文为准（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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