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聞博｜秦漢邊地胡騎的使用——基於新獲史料與傳世文獻的再考察
孫聞博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732）
内容摘要：邊兵構成中，胡騎的使用引人矚目。秦迄西漢，隨著胡人内附漸多，政府相關管理存在臣邦向屬國的調整變化。西漢後期以降，胡兵在邊郡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且以涼州較爲突出。東漢王師出征，軍隊構成亦多出現胡兵爲主的情形。漢廷對胡騎使用的原因，既有技術因素，又有財政考慮。
關鍵詞：胡騎；邊地；臣邦；屬國；涼州
兩漢邊兵中，胡騎的使用引人注目。雷海宗上世紀三十年代所著《中國的兵》， 對先秦、漢魏由軍民不分，經軍民分立，到軍民對立，專靠羌胡兵，以致國勢日衰，社會病弱，中原終於成了漢代那些屬國的屬國的過程論述中，已對“外族兵”多有梳理，唯考察略顯宏觀。陳連慶則對西漢、新莽、東漢時期的“少數民族士兵”做了較爲細緻的史料梳理與排比。龔留柱對秦漢騎兵的武器、防護、戰術、兵源、編制做了系統論述，其中對戰國至東漢“胡騎”有較好敍説。王子今對中央、地方軍隊中的“胡騎”、“越騎”做了全面討論，特別對一些舊有問題多有辨析。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將新獲史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對邊地胡騎加以集中關注。具體討論側重其在兩漢之間的動態發展，並重新檢討胡騎使用的相關背景。
一、秦、西漢前期的邊地胡騎
——以“臣邦”到“屬國”的内附管理爲背景
秦時已置屬邦管理内附蠻夷。秦戈戟題銘及封泥，多次出現“屬邦”。這些“屬邦”，實際對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典屬國。及至西漢早期，典屬國一職尚多用“屬邦”避諱而改的“屬國”一稱。如文帝遺詔提到“屬國悍爲將屯將軍”， 賈誼進言又有“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語， 皆可爲證。以往對秦漢地方“屬邦”、“屬國”，討論很多。不過，這裏需要指出：目前未見秦及西漢前期對歸附蠻夷有以“屬邦”稱之，而是多作“臣邦”。下文即使用後一用語。
西漢初，匈奴邊侵嚴重。文帝時“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 可知直當長安迤北的上郡，當時已有蠻夷保塞。文帝後二年（前162）詔，稱匈奴“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而“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保塞蠻夷”與“邊吏”對稱，“邊臣”又與“兵吏”並舉， 二者共同構成對匈奴的最外重防禦。而在當時，晁錯又曾特別建議使用降胡：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漢代，義渠主要分佈在北地郡。宣帝五鳳三年（前55）“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當義渠等降胡内附時，文帝並未設置屬國。由於歸義者達數千人，晁錯建議授以甲兵，將其組建成一支胡騎，同時選派將帥統領。而在具體使用上，他又建議與輕車、材官等郡國兵配合使用。險阻用胡騎，平地用輕車材官，“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此可與前引“邊臣”、“兵吏”並舉相參照。西漢帝國早期就曾考慮使用歸義胡騎，來抵禦匈奴侵邊。
屬國實際在武帝以降多有設立，而所處地理位置值得注意。武帝始置匈奴五屬國，“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 這些屬國雖安置在諸郡内，然皆在“故塞外”。“故塞”，胡三省云：“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 據文意，“故塞”指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攻匈奴取河南地以前的秦邊塞。《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提到蒙恬死後，戍邊者逃亡，秦所占河南地復被奪回，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這説明胡注有關“故塞”的時間下限可取。至於此稱出現的上限，里耶秦簡木方有：
邊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8-461）。
此爲秦統一天下後的名號更替彙編。原來的“邊塞”、“毋塞”之邊徼更名爲“故塞”、“故徼”，“象徵了天下無外”。由此，“故塞”之稱不始于漢，秦並六國時就已經使用了。“北河之前”的“故塞外”，應指奪取河南地前，戰國秦昭襄王長城以外。《漢書》卷79《馮奉世傳》提到“元帝即位，爲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按上郡屬國治龜茲，西河屬國治美稷，兩縣皆臨近戰國秦長城。而美稷在東漢得以成爲南單于庭所在及護匈奴中郎將駐地，與相關地理特徵、歷史背景，頗有關係。至於屬國胡騎名籍，上世紀三十年代所出居延漢簡木楬題作：
元鳳五年盡本始元年九月以來秦
（512·35A）
騎屬國胡騎兵馬名籍
（512·35B）
然名籍格式，過去一直不很清楚。新出肩水金關漢簡出現：
屬國胡騎充國佰縣泉里呼淦年廿五長七尺五寸黑色 □□□
（73EJT14:2）
對照圖版，所釋基本可從。如理解不誤，這應是屬國胡騎出入肩水金關的名籍簡。其中，“充國佰縣泉里”可有兩種斷句：“充國、佰縣、泉里”；“充國佰、縣（懸）泉里”。漢代籍貫書寫將郡縣（鄉）里之縣名後“縣”字寫出，仍合體例。不過，綜合考慮下，後種句讀的可能性相對更大。屬國體制下的内附少數民族固然軍民合一，但在組織管理上或會略有不同。目前所見偏重軍事編制的“佰”與偏重居民編制的“里”相結合的書寫，或因此故。屬國内的居民組織管理，至少存在形式上的“里”規劃。此皆爲以往所未知，或是屬國體制與之前臣邦、邊臣、保塞蠻夷形態的區別之一。
二、西漢末迄東漢的邊地胡騎發展
——以涼州爲中心
西漢後期，外族兵在邊兵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尤以涼州地區爲突出。先説盧芳。“王莽末，（盧芳）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征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按盧芳爲安定三水人。他在亂世之中崛起，得益于與安定屬國胡的聯合。而竇融事例更具代表性。新莽覆滅後，竇融降於更始，本被大司馬趙萌舉薦爲巨鹿太守。但竇融勸説諸兄改往河西發展：“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於是“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河西得以被考慮爲“遺種處”，除“河西殷富，帶河爲固”的經濟、地理優勢外，“張掖屬國精兵萬騎”的軍事力量顯然是主要原因。這從他所爭取職任是張掖屬國都尉而非它官，就可看出。竇融身處紛亂之季，欲謀求一具有軍事實權官職以自保，實在可以理解。不過，下面情形卻值得注意。待更始敗亡，河西諸郡長吏計議推舉大將軍總統五郡時，竇融又被推舉。本傳稱：
議既定，而各謙讓，鹹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
所謂“融世任河西爲吏”，具體指“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事。不過，下文又云“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細按所敘，扶風竇氏在此之前，已舉族離開河西。相對“塚中枯骨”，竇融在當地擁有較高聲望，更多還是來自就任後“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的積極活動。而當時參與議事者，有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厙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眾人皆爲一郡太守或都尉，官職居竇融之右，在各自郡中又有最高一級軍事指揮權。此時卻一致同意由竇融居上節制，恐難以“各謙讓”語釋之。《竇融傳》稱“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敦煌太守，厙鈞爲金城太守”。馬期、任仲由於“孤立無党”，在竇融等人壓力下，不得不選擇辭官離任。梁統等人則不“謙讓”地瓜分了他們離職所留空缺。由此言之，竇融得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主要是自身權勢使然。換言之，張掖屬國都尉所統萬余胡騎，是河西諸郡中最強勁的一支軍事力量。本傳下文復云：
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
竇融爲河西五郡大將軍後，仍不肯離開舊職，而堅持以一郡之屬國都尉督統諸郡，緣由即在於此。此時胡騎，已然成爲涼州軍事力量的主導。
及至東漢，伴隨蠻夷歸義、内屬，族群分化進一步發展。北邊與漢帝國臨近的遊牧民族，羌有西羌、東羌，匈奴有北匈奴、南匈奴，鮮卑、烏桓則一北一南。《後漢書》卷90《烏桓鮮卑列傳》記烏桓内附事：“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三國志》卷30《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王沈《晉書》所載更詳：“建武二十五年（49），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闕，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内，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穀、代郡、雁門、太原、 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爲漢偵備，擊匈奴、鮮卑。” 到了建武二十六年（50）冬，“東漢‘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再遷河套以内。南單于列置諸王，分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助爲扞戍。於是，從最西的北地，綿延到最東的遼東屬國，中無缺環，總計十四郡，皆有烏桓、南匈奴與東漢軍民錯雜而居，助爲扞戍，形成了一道完備的對付北匈奴和鮮卑的防禦體系”。自此以下，外族兵在漢帝國邊兵中所扮演角色愈爲重要，作用愈加突出。
任延任武威太守時，“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舊業。（任）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塞，其有警急，逆擊追討”。郡兵採取招募形式，軍事力量重要構成包括“雜種胡騎休屠黃石”一類。又，《後漢書》卷23《竇融傳附曾孫憲傳》范曄論曰：
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
同書卷65《段熲傳》記平定羌亂的段熲：
（建寧）三年（170）春，征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
中央出師，開始出現以胡兵爲軍隊主力的情形：
中平二年（185），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
此事上，大將軍掾韓卓贊同鄒靖意見。應劭表示反對，另外主張：
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邊章、韓遂作亂時，朝臣雖在具體對策上存在分歧，但無論鄒靖、韓卓倡導“開募鮮卑”，還是應劭針鋒相對而提議“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所考慮依靠的平叛力量均是胡兵。《後漢書》卷72《董卓傳》又記：
中平六年（189），征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
按董卓此前任職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在西北平定王國、馬騰、韓遂叛亂。所統軍隊同樣以湟中義從、秦騎、胡騎爲主。這與鄭太説董卓所云：
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並、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
及蔡琰詩描繪董卓軍隊入京：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可相對照。待靈帝病重，朝廷復令董卓交出兵權，董卓上書言曰：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
據本傳，董卓靈帝世先後任西域戊己校尉、並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184），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于下曲陽”。中平二年（185）後，董卓又接連以中郎將、破虜將軍及前將軍在涼州平亂。“掌戎十年”倘若落實，顯然在他任東中郎將以前，或指從任西域戊己校尉以來。然而，即便理解作泛泛之言，董卓在中平元年後所將兵應已是胡兵爲主了。“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顯示將士間因長期統領、相處，結成較爲近密的私人主從關係。東漢胡兵在邊兵構成中日益重要，某些軍隊中，甚至進一步成爲主體。
三、胡騎使用原因補釋
：技術與財政
漢帝國對胡騎的使用，向爲人所矚目。其中原因，除前人所論外，技術與財政的因素值得注意。學者指出“漢初確有用車兵的事實”，“但武帝自己用兵時，卻又不見兵車的實際應用，所以武帝的前後應當是中國戰術革命的關鍵”。有關戰國、秦及漢初軍隊構成中車兵、騎兵情況，這裏還可補充。《史記》卷81《廉頗藺相如列傳》記戰國趙將李牧防禦匈奴，“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入”。同書卷10《孝文本紀》“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在多兵種參戰時，戰車數量較多，且往往敍述在先，車兵在當時軍隊中尚居重要地位。馮唐後被文帝任命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也反映了這點。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記：
輕車、赾張、引強、中卒所載傅到軍，縣勿奪。奪中卒傳，令、尉貲各二甲（八）
提到軍隊較常見的四個兵種，敍述同樣以車兵的“輕車”居首。“赾張”、“引強”均爲弩兵。前者是用腳張弩的蹶張士，後者是用臂張弩的擘張士。“中卒”居末，或指中軍中持長兵的步兵。《秦律雜抄·除吏律》有對“發弩射不中”，“發弩嗇夫射不中”，“駕騶除四歲，不能駕御”（二、三）的處罰，主要涉及弩兵與車兵。上述均未提及騎兵，恐非偶然。當時雖然已有騎兵，並組建有騎兵部隊，但數量及重要性仍較有限。這與秦始皇陵一、二號兵馬俑坑的兵種分佈可以聯繫。關於兵俑性質，學界説法不一，主流意見傾向“秦始皇送喪軍隊的象徵”。參考近年陝西鳳棲原西漢張安世家族墓的重要考古收穫， 結合咸陽楊家灣、危山漢墓、景帝陽陵、徐州獅子山楚王墓等資料，可以注意到：西漢兵馬俑坑的兵俑類型及組合，遠較舊有理解多樣。兵種内容，與墓主身份聯繫密切。諸説之中，“都城咸陽的衛戍部隊”的認識，或更適宜。秦俑騎兵目前只出現在兵種多樣的二號坑，且位於次要的第三、四單元， 情況與上類似。又，傳出自西安六村堡西漢官府手工業遺址的陶範遺存，目前所見兵士俑範帶有題銘者，同樣以兵車俑爲主，如：
□車御足法一合第□（106）
長輕御身（81）
長輕右身第（82）
長輕御足第四（83）
長輕御身第一
“足”、“身”、“右身”指範所塑部位，“法”通“範”。這些身份多稱爲“長輕御”。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時代爲西漢成帝。據木牘所載，這一時期車兵在軍隊中地位則大爲下降，遠不及漢初。然而，相對數量較多的“弩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廿六”、“鈹四十四萬九千八百一”，“馬甲鞮瞀五千三百卅”、“鞌薦二千八十”、“上馬鞽八百廿五”等偏重騎兵裝備，比重仍然較小。文帝時晁錯建言，曾有“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的議論。漢軍優勢爲：
1.“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2.“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3.“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4.“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5.“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
值得注意的是，1、3、4、5中的“突騎”、“遊弩”、“騶發”、“下馬地鬥”，即“長技五”之中的四技，或多與騎兵有關。漢軍騎兵在開闊地帶作正面衝擊（“突騎”）、相持（“下馬地鬥”），多兵種配合作戰（“遊弩”、“騶發”），實際皆有自己的優勢。然而文帝一代，面對匈奴入侵，漢軍卻反擊能力有限。看來，晁錯從數量上作“五”、“三”比較，並推衍“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與現實尚有距離。這裏，“匈奴之長技三”明顯制約了漢軍：
1.“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2.“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3.“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所謂“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具體指馬、人、騎術三方面：馬匹在高低起伏、地形複雜環境中的行進能力，兵士經苦耐勞的持續作戰能力，騎兵在各類條件下的駕馬、射箭技術。漢兵與匈奴作戰，需要長途行進，多是遭遇戰、追擊戰。這時，匈奴的三項優勢，就可以綜合性地發揮出來。故漢軍騎兵雖在作戰上有不少優勢，然一旦與匈奴交手，相關特長多難發揮，技術上常處劣勢。以致東漢崔寔仍稱“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因此，胡騎在當時被引入是必要的。“以夷伐夷”， 正出於技術角度的揚長避短。
其次，使用胡騎還有財政上的考慮。依當時條件，組建與維持漢軍騎兵的費用較高。漢初已組建戰鬥力很強的“郎中騎兵”。帝國建立後，又設置牧師苑等馬政機構。不過，從西漢前期政府對民眾養馬的規定看，當時馬匹供應頗顯不足，飼養者被給予了較多優惠。文帝時，“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按“五大夫”及武功爵“千夫”以上不服兵役。而武帝在軍旅頻興之季，對相關群體做了新的規定。他們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任吏，二就是提供馬匹。武帝后期，“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緍，用充入新秦中”。
更重要的開支，來自作戰時的騎兵。宣帝世，趙充國在平羌時上書“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而只在“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其中原因，趙充國在隨後條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實際已有提及。相關第四事爲：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軍馬一月用食相當屯田士勞作一年的收穫。漢軍騎兵適合在短期速戰中使用。一旦進入相持階段，維持騎兵運轉的費用高昂。因此，趙充國才要求將漢軍構成及時調整爲步兵爲主。東漢時情形依舊。任尚曾多次平羌，如虞詡所言“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余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那麼，“未有功效”的原因何在呢？下文具體指出：
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
叛羌多是騎兵，而任尚每次所統大軍，則皆以步兵爲主。所以，虞詡才特別建議任尚：
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舍甲胄，馳輕兵。
由上可見，東漢地方兵仍然多爲步兵。任尚這次使用騎兵取得平羌的難得勝果，還是採納“奇計”，變通使然。胡騎的使用，一方面克服了漢軍在技術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緩解了日常、戰時維持騎兵部隊的財政壓力。
原文刊于《简牍学研究》第六辑，注释从略，引述请以原文为准（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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