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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小軍|文字、圖像與信仰:墓葬所見魏晋十六國河西社會

賈小軍 簡牘學研究 2022-08-03



文字、圖像與信仰:墓葬所見魏晋十六國河西社會

賈小軍

(河西學院河西史地與文化研究中心,甘肅 張掖 734000)


内容摘要:魏晋十六國時期河西墓葬出土的鎮墓文、墓室壁畫、畫像磚及其榜題等,以“文字+圖像”的方式,既反映出墓主生前的經濟情况及社會地位,又透露出河西不同階層民衆不同的信仰内容。鎮墓文一般出自經濟條件較差的平民墓,壁畫、畫像磚及其榜題則多出自經濟條件較好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官吏墓葬。以“鎮”爲宗旨的鎮墓文主要强調隔絕死生,視死者爲“鬼”故而“劾鬼”;榜題則與墓室壁畫、畫像磚一道營造了死者死後的“幸福家園”,以及有可能到達的仙境,祈求死者升仙。既有鎮墓文,又有較少畫像磚的平民墓,則體現了下層民衆使用更高等級的墓制以自高身份的追求。

關鍵詞:魏晋十六國;鎮墓文;榜題;墓葬壁畫;河西社會




魏晋十六國時期的河西墓葬出土了大量保存較好、内容豐富的墓室壁畫和畫像磚,並有較多的鎮墓文、榜題等文字。對此,學界已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深入探討的空間。本文擬對上述鎮墓文、榜題兩類墓葬文字及相關墓葬壁畫進行比較研究,探求其中反映的社會歷史信息,以就教于學界。



鎮墓文

與榜題

群體

與階層

解謫、劾鬼

與升仙


、鎮墓文與榜題之形式與内容


簡言之,鎮墓文是指用朱砂書寫在鎮墓陶器上的解殃文辭。就目前河西地區出土、保存較好的鎮墓文而言,其格式及内容大體如下:

死者去世時間與建除十二直(年號+具體年份+朔日天干地支+具體日期+某日天干地支+某直)+死者生前所在郡縣鄉里(某郡+某縣+某鄉+某裏)+溝通人鬼的神靈以及代替死者承受央咎、罰作的承負之物(“今下斗瓶、五穀、鉛人,用當複……”+“青烏子、北辰,詔令……“)+解注辭與隔絕生死辭(“某注+某注+某注”+“樂莫想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却步”)

雖然不同鎮墓文有繁有簡,但其中死者姓名、去世時間與隔絕生死辭出現最多,這進一步説明鎮墓文書寫的目的,即爲隔絕生死、使死者安息、爲生人除害。由上述内容所决定,鎮墓文又被稱爲“解注文”、“解謫文”、“劾鬼文”等。其書寫精神透露出生人對死者及其所在“世界”的戒備、提防甚至恐懼,鎮墓文之要,實在于“鎮”。因此鎮墓文雖中有“樂莫想念、苦莫相思”等安慰死者的言辭,但仍難掩鎮墓文刻意辨別生死的目的。因爲一旦死者對生、死界綫有所逾越,將面臨鎮墓文中隱約言及的審判與懲罰。鎮墓文自死者下葬之日起即與死者一同埋藏地下,幷經後世考古工作而重見天日,但其書寫目的幷非營造死者的彼岸世界,這反映出使用鎮墓文的這個群體樸素的生死觀與鬼神信仰。鎮墓文中給予死者在死後世界豐富的用度、利用地下神靈對死者的恐嚇這種頗有矛盾的記錄,體現出他們“敬鬼而遠之”的精神。就此而言,以“劾鬼文”稱之可謂恰當。

榜題一般是指題寫于墓葬壁畫或畫像磚内以説明其所指的文字。筆者將目前所見魏晋十六國河西墓葬壁畫中的榜題分爲三大類七種,即人名與身份、農牧生産場景、器物名、建築名稱等反映現實生活内容的榜題四種,歷史人物、以奇禽异獸爲代表的祥瑞和神話傳説榜題兩種,書寫於作爲墓葬建築構件的龍頭之上表示方位的榜題一種。與前述鎮墓文書寫精神相比,上述榜題的書寫,顯得從容而自然。在榜題簡練的形式、豐富的内容中,沒有生與死的糾纏,而是將榜題所在的空間視作墓主人生存的新世界進行布置,描述了死者所達“彼岸”世界的某些存在,完全沒有了對死者戒懼的心態。

顯然,鎮墓文與榜題不僅在形式上,在書寫目的及所反映的民衆喪葬觀念等方面均有很大區別。之所以存在這種區別,可能既與上述兩類墓葬文字的使用者有關,亦與這兩類墓葬文字所在的具體環境(即墓葬本身)有關。



鎮墓文

與榜題

群體

與階層

解謫、劾鬼

與升仙


、群體與階層:土洞墓與壁畫墓之墓主


發現較多鎮墓文的敦煌祁家灣魏晋十六國墓皆爲斜坡墓道土洞墓,墓葬中沒有發現關於墓主有官品記錄的任何遺物,這批墓葬均屬無官品的平民墓,其中雙室墓的墓主是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勢力的豪族地主,單室墓則是中小地主,甚至是經濟狀况不佳的平民和貧民,這批墓葬無論大小,均有隨葬斗瓶,瓶腹多朱書鎮墓文,少量墨書,部分則素面無文。同時在三座單室墓内(M301、M310、M369)也發現了畫像磚,共三塊。而發現有較多畫像磚並輔以榜題的敦煌佛爺廟灣西晋M133等四座畫像磚墓的墓主人均非品官,而都應是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豪族地主。總體來看,佛爺廟灣四座畫像磚墓墓主人經濟狀况要優于祁家灣墓群墓主。

河西其他地區魏晋時期墓葬亦有較多墓室壁畫、榜題出現。酒泉西溝魏晋墓畫像磚墓、非畫像磚墓及竪穴土坑墓幷存。其中五號墓(93JXM5)、六號墓(93JXM6)、七號墓(93JXM7)均爲大型墓,但Ⅰ型93JXM5、93JXM7爲畫像磚墓,Ⅱ型93JXM6内部無畫像磚,却出土有鎮墓罐,上有“天地昭告張氏……如律令”等朱書鎮墓文字若干。發掘者認爲,93JXM5畫像磚表現了墓主人富裕、奢侈的生活,93JXM7的主人曾在軍隊擔任過下級官職。93JXM6雖爲大型墓,但内部既無畫像磚,出土物亦無93JXM5、93JXM7豐富,故墓主人身份當不及後二者,應爲一般中小地主。同時期墓室壁畫、榜題較集中的嘉峪關新城墓葬,皆爲磚室墓並有高大的門樓式照墻、墓室内多繪有壁畫。據《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新城魏晋一號墓墓主段清既是河西世家豪族,還是地方政府屬佐;二號墓墓主也是河西段氏成員;三號、五號、七號墓墓主,大概都是將軍、刺史以下的武官;四號墓墓主是當地豪族地主;八號墓墓主與七號墓墓主王霑同屬一個家族,起碼是當地的豪族。

由上可知,魏晋十六國河西鎮墓文多出自敦煌祁家灣長斜坡墓道洞室墓,其墓主多爲無官品的平民。榜題一般與墓室壁畫相聯繫,多出自畫像磚墓、壁畫墓,如敦煌佛爺廟灣一號墓、嘉峪關新城一號墓和三號墓、酒泉西溝七號墓,墓主多爲河西地方文武官吏。而既有鎮墓文,又有畫像磚的三座敦煌祁家灣魏晋十六國墓可視爲二者之間的過渡。這三座墓各出一塊畫像磚,三塊畫像磚是先在磚面上塗抹一層黃色物質,然後用墨綫構畫,以朱色略加修飾點綴,較之敦煌佛爺廟灣畫像磚墓、嘉峪關新城壁畫墓,數量既少,内容亦較單一。據考古報告,其中M301、M369皆爲乙C型墓,墓主約爲一般中、小地主;M310爲丙型墓,墓主約爲經濟狀况不佳的平民和貧民。

考古研究者對形成敦煌祁家灣、嘉峪關新城魏晋墓葬差异的原因做了探討,認爲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兩者墓主社會等級的差別,酒泉、嘉峪關墓葬爲有選擇地發掘,墓主社會身份一般較高;其次是酒泉、嘉峪關墓葬所在的酒泉綠洲面積是敦煌綠洲的3倍以上,前者的經濟條件和實力優于後者;第三,地域和經濟狀况的差別使酒泉、嘉峪關地區較多地具有中原文化傳統;第四,與時差相聯繫的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時序過程和兩者各自的文化特點。

上述結論基本適用於出土鎮墓文較多的敦煌祁家灣墓群和出土榜題較多的河西壁畫墓、畫像磚墓之間的對比。基于此,我們似可得出如下認識,即鎮墓文大體與洞室墓、經濟基礎及社會地位較弱較低的平民相對應,榜題則與壁畫墓、畫像磚墓及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較高的河西地方中下層官吏相對應,形式與内容大不相同的鎮墓文與榜題則分別代表了上述兩個群體迥异的喪葬觀念。而敦煌祁家灣三座平民墓葬各出一塊畫像磚,則顯示出畫像磚墓、壁畫墓對他們的吸引力。這也與研究者“追求更高等級的墓製成爲自高身份的一種社會時尚”的判斷相合。



鎮墓文

與榜題

群體

與階層

解謫、劾鬼

與升仙


、解謫、劾鬼與升仙:群體信仰與鬼神殊途


前已論及,出于對死者及其存在“世界”的戒備、提防甚至恐懼,才有鎮墓文的書寫;而形式簡練的榜題完全看不到這一點,只是對死者所在(或所追求)世界的部分存在的直接陳述。顯然,集中出土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的鎮墓文、榜題的平民墓和中下層官吏墓顯示了在相近地域内經濟、政治及社會狀况有較大差异的兩個階層之間信仰及喪葬觀念的較大差別。

據前述,平民墓中出土了較多的鎮墓文,其中解注辭與隔絕生死辭所表現的内容及思想,是書寫鎮墓文最爲直接的目的 。“注”亦稱“注連”或“注仵”。《釋名·釋疾病》云:“注病,一人死,一人複得,氣相灌注也。”蓋猶今之言傳染病。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24“注病之條”:“凡注之言住也,謂邪氣在人身,故名曰注。”此種“注複生人”之事,亦稱曰“注祟”、“複連” 。據研究,“解注”即“解疰”,解除疾病之意 。解注“運用在鎮墓文中的解除之法,實則包含兩項重要内容,即‘爲死人解謫(注)’和‘爲生人除殃’”  魏晋十六國河西鎮墓文中的相關“解注”(“解謫”)大體有兩種情况:一是防止死者鬼魂返回陽世作祟生者,二是爲死者解除罪責,即鎮墓文所謂“爲死人解謫(注)”和“爲生人除殃”。

值得注意的是,鎮墓文中還有與“解注”相關的内容,與“解注”一道强調隔絕死生。如“千秋萬歲,不相注忤”  “遠去他鄉,不得複來”  “生人前行,死者却步,不得□注” 等等。“千秋萬歲”這樣近乎永久的時間限制,以及“不得……”等直白的命令口吻,告誡死者若對生、死界綫有所逾越,將面臨鎮墓文中隱約言及的審判與懲罰。顯然,在鎮墓文書寫者及墓主後人觀念中,無論鎮墓文中給予死者在死後世界如何豐富的用度,死者所處的幽冥世界對生人來説仍然充滿了恐懼,而死者在這個世界即爲“鬼”,因此才會利用地下神靈對死者進行恐嚇以隔絕死生。正因如此,鎮墓文又被稱爲“劾鬼文”。與“解注”相比,“劾鬼”的目的更加直接。

而與中下級官吏的壁畫墓、畫像磚墓相聯繫的榜題,雖然也描述了死者所達“彼岸”世界的某些存在,但完全沒有了對死者戒懼的心態,這與上述出土較多鎮墓文的平民墓形成鮮明對比。在這些壁畫墓、畫像磚墓中,往往會有墓主人畫像。如嘉峪關新城一號墓書寫“段清”、“幼絜”的07號畫磚,應即反映墓主人的畫像及榜題(圖1);酒泉丁家閘五號墓壁畫中居高座之上、觀看樂舞表演的中年男子畫像亦當爲墓主人畫像(圖2)

圖1 嘉峪關新城M1:07 宴飲


圖2 丁家閘五號墓墓主

其他墓葬壁畫或畫像磚中有墓主人畫像的,是前述敦煌祁家灣M369和M310,與前述新城一號墓、丁家閘五號墓墓主畫像頗爲不同。M369:12繪墓主人夫婦席地端坐于帷帳之内,觀賞雜耍馴獸。男墓主頭戴有岐之帢,著右衽闊袖長衣;女墓主人雙髮髻高盤,穿圓領朱色闊袖長衣。兩人皆雙手掬于胸前,朱色點飾出嘴唇、臉頰。墓主人夫婦右側放置一几,几下有一酒瓮,瓮口封蓋,上系一紅綢帶,几上置一樽,一侍女右手持長勺從樽内爲主人取食。下半部分一侍女趕著帶棚犢車,棚上搭有三條朱紅色彩帶,一飛禽立于棚頭。犢車前一人持鞭做趕馬狀,馬身上備有朱紅色鞍褲褶,仰頭跨步做前進狀。趕馬人頭頂上空有一大雁身披朱紅色彩帶,正引頸向前飛翔(圖3)。M310:17左上部跪坐三人,左一人似爲墓主,頭戴灰帢,外著朱紅色鶏心領長衣,領部露出橫紋内衣。第二、第三人似爲賓客,其中第二人手持一物(似爲佛塵),身旁置一瓶(?)。畫面右上部立一木櫃。中部置一肉架,旁置2件器皿,其中一件帶三足。右下爲一木案。整個畫面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宴飲庖厨的場面(圖4)

圖3 敦煌祁家灣M369:12

圖4 敦煌祁家灣M310:17

繪有墓主人圖像的新城一號墓、丁家閘五號墓壁畫内容遠較上述敦煌祁家灣M369:12和M310:17所反映的内容豐富 。如新城一號墓以57塊畫磚展現了生産生活、炊厨宴樂等場景 ;丁家閘五號墓前室壁畫總體構圖則體現了宇宙、仙境和模仿人間的“幸福家園”等“三重宇宙”。但敦煌祁家灣M369:12和M310:17畫磚亦有其獨特之處。據上可知,這兩塊畫磚均在有限的空間内(各一塊畫磚)表達了豐富的内容。這樣的墓葬壁畫叙事在一磚一畫的嘉峪關新城墓群裏很少見到,而與丁家閘五號墓整壁作畫的特色相近。就此而言,各出一塊畫磚的敦煌祁家灣兩座墓葬時間要晚於新城一號墓,早於丁家閘五號墓。這與相關考古報告的判斷一致。

以上叙述繪有墓主人圖像的幾座墓葬的相關信息,主要是爲了下文研究的方便。新城一號墓將墓主段清繪于衆多的生産生活場景中間,借用巫鴻教授的解釋,即將其安置于模仿人間的“幸福家園”之中,沒有仙境等内容。丁家閘五號墓墓主位于高座之上、曲柄華蓋之下,是一種對墓主靈魂具象的表達;而西王母、東王公所居的仙境,應當是墓主升仙之後的去處。處于過渡階段的敦煌祁家灣M369:12和M310:17畫磚,在構圖上雖與丁家閘五號墓更爲接近,但内涵上却接近于嘉峪關新城一號墓。造成這種區別的原因,應與墓主身份、墓葬時代有關。第一,新城一號墓較早,墓主身份雖爲中下級官吏,但遠較丁家閘五號墓墓主級別低。敦煌祁家灣M369、M310雖爲平民墓,却與新城一號墓墓主身份更爲接近。第二,敦煌、嘉峪關兩地相距不遠,喪葬習俗自會在兩地傳播並相互影響。敦煌祁家灣M369、M310晚于新城一號墓,雖然墓主人經濟條件並不一致,却使祁家灣M369、M310平民墓追求更高等級的墓制以自高身份成爲可能。

而總體看來,出土較多鎮墓文的敦煌祁家灣墓群,雖沒有更多畫像磚或墓葬壁畫以表達上述追求,却展示出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只有擁有較雄厚的經濟基礎,才有可能去營造畫像磚墓、壁畫墓,在大多數情况下,不同群體的墓葬總與他們的經濟情况一致。因此,大多數平民、貧民只能用鎮墓文去强調死生的區別即解謫、劾鬼,而經濟條件較好的官員們却在墓葬中營造了“幸福家園”場景,甚至描繪死者升仙的可能。

解謫、劾鬼,是因人對死生的認識而形成對死的恐懼,並在這種認識的驅使下而創設的隔絕死生的方法。因此,鎮墓文的書寫者與使用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死者視作對生者有可能造成危害的“鬼”。而若讓死者升仙,使之能够在死後的世界裏依然享受幸福的生活,甚至能够到達仙界俯視衆生,自然沒有必要再去打擾生者。這就是前述使用鎮墓文、榜題的不同群體的不同喪葬觀念,或者説是信仰使然。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不同階層的人的身份追求。就出土較多鎮墓文的魏晋十六國河西平民墓葬、出土較多畫像磚及榜題的官吏墓葬而言,平民受經濟條件所限,只能形成解謫、劾鬼的觀念,並通過鎮墓文表達出來;經濟條件較好的中下級官吏或高級官員,則可以營造出包括宇宙、仙境和模仿人間的“幸福家園”在内的“三重宇宙”。大體而言,在出土鎮墓文的平民墓葬中,死者雖與生者曾是血親,但在生者看來,却更是能給他們帶來威脅、恐懼的鬼魂,而在出土壁畫、畫像磚及榜題較多的中下層官員墓中,這種威脅與恐懼已經不見,代之以體現上述“三重宇宙”的另類描述。

如所周知,魏晋十六國時期河西墓葬壁畫、畫像磚及鎮墓文、榜題之中蘊含著極爲豐富的研究多樣性與學術信息,如該時期河西墓葬的喪葬叙事方式、河西農牧生産及區域差异、往來于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各色人等,等等,筆者將在以後的研究中繼續探討。本文研究的目的,實在于促進學界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關注。




原文刊于《简牍学研究》第六辑,注释从略,引述请以原文为准(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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