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40多岁仍被人叫“小毛”
9月9日，是纪念毛主席逝世45周年的日子。念起毛主席，我们眼前就会立刻浮现运筹帷幄、霸气十足的高大伟岸的形象。
其实，毛主席曾是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40多岁仍被人叫“小毛”。
01
1931年6月，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党的“一把手”。
除了王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3人，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后叛变）。
他们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毛主席这个被博古视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人，当然在排斥打击之列。
公开说毛主席：“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到了1932年10月，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主席赶下了台。
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主席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让打赣州，毛主席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
共产国际觉得，给脸不要脸是吧，那就一边玩去吧，让他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王明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不削一顾：“小毛（此时已40岁），有什么好看的！”
1931年到1934年，四年时间，是毛主席最难熬的日子。我们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感受一二：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02
毛主席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一样的是，他既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也没有留学苏联，而是选择了留在国内做工作。
毕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
而王明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竹声、乌兰夫等，都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
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读同样的书，唱同样的歌，长此以往，从个人的感情出发，毛主席不可避免地容易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因为，他既没有牛逼的导师，也没有牛逼的爹——他是一个没有根基却想干大事的湖南乡里来的“乡巴佬”。
想干事，先做人，先得认共产国际这个爹。而毛主席偏偏不服气，认为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将红军带歪了，将会葬送中国革命。
1927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毛主席却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翟秋白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
翟秋白批毛主席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会议决定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9年5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期间，毛主席和朱德、陈毅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的问题。
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虽为共产党员，但并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习惯于“长官说了算”。
他们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感到很不适应，认为毛主席领导的前敌委员会“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
1929年，没有经过改造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建军思想，并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
这是毛主席一生唯一一次被下级夺了权。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
1929年9月，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给毛主席写信，让他参加会议。
毛主席回信说：“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因为这封信，毛主席再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主席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03
毛主席，一个湖南乡里人，20岁到长沙求学，几年后又到北京，成了北漂。
他在老师的推荐下，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一个月工资8元。为了省钱，他和七个人合租在棺材房里，大家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因对前来找书的傅斯年照顾不周，挨了名人傅斯年的一记耳光。
从他后来的回忆中可见艰辛：“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却受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
毛主席在1928年到1935年，是他最黑暗的时期：井冈山上被误开党籍，福建龙岩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长征前后，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
这七年，正值毛主席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加上又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和肺病，不可为不贫病交加！
面对一次次的人生低谷，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他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
毛主席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不露声色地从事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手不释卷地研读马列著作；实事求是地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主席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主席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面对挫折，毛主席不仅有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在努力地争取他人的支持。
比如：张闻天。他是当时党内的“二把手”，也是博古的校友加老乡，也曾跟随博古狠狠地批判过毛主席。
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张闻天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也被踢出了权利核心圈。
毛主席不计前嫌，和他聊文学、谈思想。张闻天与毛主席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再比如，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反围剿失利中，他被敌炸弹炸烂了肚子，到后方住院与毛主席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主席最坚定的拥戴者。
毛主席用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正如毛主席在 1956年时所讲：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04
看完这篇文章，你有何感悟？
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们有些挫折、尴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机都在所难免。
而高人与常人、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可能主要就是表现在面对逆境时的策略是不是得当，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对尴尬，并努力走出危机的过程中。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毛主席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
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
当然，有些尴尬与苦难，其浸入内心，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承受这种尴尬与苦难，并努力破除与化解，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面对悲局，毛主席坚定信仰，预估风险，依旧保持向上的斗志，同时采取有礼有节的计策，后来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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