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律师要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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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给法律人的一封信

很难有人可以清晰地描述，一位律师若要实现有效辩护或代理，究竟应当掌握多少知识。

法网密不透风，利维坦之影无处不在，法律服务必然包罗百科。

我常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但仅有此信念还远远不够。律师若想在刑事诉讼中救人于水火之中，在刑辩战场上纵横捭阖，唯有孜孜不倦、博览群书才是不二法门。否则，如战士身无利器。

律师唯有腹中有学识，才能心里有底气，遇事有对策。即便遭遇突然刁难，也能通过渊博的学识及阅历化险为夷，对事实与法律信手拈来，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会贯通，从而捍卫当事人的权利，匡扶社会正义。

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个行当，为了实现有效辩护，简直什么知识都要学，什么学问都要懂，光懂还不行，还要懂得深刻，能够举一反三。

■ 徐昕老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程序性的法律原理要懂

比如有些当事人，为辩白冤情，自行收集证据，甚至动用特殊手段。如此获得的证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

举个极端的例子，某个涉嫌故意杀人的冤案，侦查机关隐匿可以证明当事人无罪的关键证据。此时，被告人家属潜入公安局撬开保险箱，取得这份证据，提交给法庭，那么，这份证据是「非法证据」吗？是否可以被采纳？

实际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的仅是公检法提供的证据，是用来约束公权力，不是用来限制被告人的。

但如果为了保住被告人宝贵的生命，被告人的家属豁出去了，去盗取公安机关隐匿的关键证据，这便是可容忍的私力救济，可称为「正当防卫型」取证，不具有违法性。当然，被告人的证据也需要合法性审查。

若是律师懂得「正当防卫型」取证之法理，辩护时便可胸有成竹，当事人也好，律师也罢，都将有底气起而行之。

此之谓，知识就是力量。

 实体性的科学知识也要懂

以我办理的枪案为例，「枪支」的认定便是一个关键，其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科学问题。

《枪支管理法》规定，枪支必须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但枪支的认定标准在2007年被大大降低，导致大量玩具枪均被认定为真枪，造成了无数「假枪真罪」的冤案。

最典型的便是天津大妈赵春华案和福建刘大蔚案。刘大蔚因网购仿真枪被判无期徒刑。庭审时，检察官说他买的不是玩具枪，而是真枪。

■ 图为徐昕与刘大蔚父母的合影

   刘大蔚已于今年3月30日出狱

刘大蔚愤怒地反驳：「请用我买的枪枪毙我，如果我死了我就承认我有罪。」

当法律背离常识和科学时，便可能导致无数人含冤入狱，甚至让人死不瞑目。

又如我辩护的计算机案件中，出现了DDoS 攻击。法官将DDoS攻击比喻做人身攻击，但只要了解相关知识，便能知道法官的比喻是不对的。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存在法律风险，只有对不同行业的知识进行学习，才能做到有效辩护。

  读书，打开辩护的思路

最后，读书还能打开辩护的思路。在蔡晓伟案中，为了捍卫宪法第35条所确立的出版自由，我将熟记于心的伏尔泰、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的经典论断写入辩护意见，并在法庭之上慷慨陈词。

中国法治尚在转型之中，刑事插手民事的情况频繁发生，本应具有谦抑性的刑法却无时无刻不在调整着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使得时时处处皆是趋于扩张的刑罚的陷阱。

我们律师，若想从这些个案中护人周全，就必须懂得各种知识，有的可能还是生僻而专业的、冷门知识。比如，在涉枪案件中，什么是「枪支」，什么是枪口比动能，枪口比动能应该设置为多少才合适；在动物案件中，什么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人工变异种能定义为野生动物吗？涉案鹦鹉与野生鹦鹉的特征比对，均需掌握。

我们律师，若想通过个案推动法治，除了要懂法条，也要透析法理，还应当把握国情，洞悉人心，熟知国际趋势，对人类文明发展亦有基本体悟，要做到以法治之眼穿梭于法律与人情、民情、社情、国情之间。

或许有人天生敏而好学，博闻强识；也或许有人已然深耕多年，见多识广。但对于大多数时间有限，知识尚缺的刑辩律师来说，读书无疑是获取知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

律师要多读书，实际上就是律师要一直走在学习的路上。成为一名好律师，从读书开始，可谓顺理成章。

这便是我们发起这个「一起来读书吧」活动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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