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霞，胡荣涛 |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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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
冯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含重点1项）；出版专著2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理论版等发表论文60多篇；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7项。入选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和引才“百人计划”。
胡荣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困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整体性、系统性方案，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价值共同体与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人类实践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之一，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与实践的双重逻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旨义和实践目标便构成了“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依据，而遵循话语实践的内在规律、构筑体系化的传播路径则构成“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下，“价值-实践-传播”三位一体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为消除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误解或疑虑，为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凝聚了国际合作共识，对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秩序变革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要义
中国国际话语及其理念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根源性和内生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一带一路”话语及其所承载和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大国在新时代和平崛起和承担相应全球治理责任的必然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结了中国对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思想智慧，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国际价值理念，超越了西方以霸权谋私利的狭隘价值理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与价值超越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视为“搭便车”和对其经济全球化“主导权的挑战”，因而采取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政策。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等问题都离不开以逆全球化为导向的西方全球治理实践，其实质并非要抛弃全球化，而是旨在打击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以确保其资本的持续获利空间。逆全球化根源于西方中心观和具有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思想基础，在本质上是无视其他民族利益的狭隘个人主义和庸俗利己主义，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加了全球治理难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面对逆全球化带来的治理困境，人类社会迫切需要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思维创新和理念创新。对此，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不难发现，习近平提出的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价值表达，注重在追求利益合作、责任共担、命运相连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在实践中构建共同发展、共赢共享、均衡稳定的全球治理秩序。与抽象、狭隘的西方价值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现实的共同体实践，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关怀，注重各国利益存异的事实性，也保持了对人类共同利益追求的目标性，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实现了对西方利己主义、“冷战思维”和“资本逻辑”的超越。
首先，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影响世界发展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以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论调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的方式，而是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模式。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是“自由人联合体”，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多样化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国际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以狭隘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冷战思维”，尊重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多样化选择，倡导构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秩序，符合具有人类共同利益思维的深度全球治理的时代需要。其次，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样化发展掩盖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历史表明，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逐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具有创造财富和追求价值增值的双重逻辑，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也在资本逐利过程中加剧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失衡。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生二元对立的状态。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追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上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双赢共赢”的新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的“资本逻辑”理念，要求资本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人类社会的共同实践基础出发，凝聚了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责任的最大公约数，倡导尊重世界各国在发展道路、文明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凝聚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共识，增进互信、交流与合作以化解冲突或矛盾，为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从倡议到实践，“一带一路”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成果的时代使命。“一带一路”是人类合作的实践行动，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思想理念的表达转化为现实构建的行动。因而，“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内核。中国提出为人类谋利益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推动合作共赢、公平公正、合理有序的新型全球化，在提升经济全球化质量的条件下更好地应对全球治理困境，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从传统社会中解脱出来的资本在现代社会秩序中居于支配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资本增殖性、剥削性为前提的世界市场开拓，使得资本逻辑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并在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中生产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敌对力量。所有制变化是人类社会转型的标志，“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目前全球治理秩序仍然是资本主义、资本逻辑主导的“资强社弱”局面，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发展中不断自我调适，但不能掩盖私有制的内在缺陷和资本剥削的野蛮性。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以国家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为本质，表现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资本殖民、主权侵犯、生态污染转移等，其以利润剥削为目标的片面单向治理与以发展共享为目标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存在着根本性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从根本上维护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基于此，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尊重马克思所揭示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发挥沿线各国共同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从实践维度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条件。
“一带一路”是以经济为重点同时涵盖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互联互通实践，注重与沿线国家形成优势互补，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相对接，是全球治理供需的再平衡方案，是化解全球治理赤字的重要途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实践平台，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典型范例，是为人类谋福祉的“中国品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实践行动，两者是具体实践与目标理念的内在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和实践层面回答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治理困境如何化解的世界难题，并进一步回答了人类社会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世界命题。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在人类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彰显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在人类共同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促进各国承担人类共同责任，才能在增进国际政治互信中推动人类共同发展。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体系是系列解释或言说围绕一个中心问题的话语系统，以思想或理论为核心要素。“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和建构世界。”作为话语权提升的重要途径，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国家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方面基础上的软实力体现，为世界秩序变革提供意义支撑。国际综合实力的对比是国际话语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综合国力的增强并不自动带来话语权的提升，而是要通过话语体系构建的途径将综合国力转化为话语权。目前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还不匹配，尤其是“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与“一带一路”实施状况还不相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西方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对“一带一路”进行曲解或抹黑。“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在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报道时，将这种‘媒介霸权’运用得淋漓尽致”，以“经济问题政治化”“现实问题历史化”“全局问题偏颇化”等非理性方法对“一带一路”污名化。有些沿线国家在西方话语笼罩下没有深刻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价值，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因而，加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内核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必要保障，有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全球治理方案的中国话语表达，是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决定了其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指引地位。这意味着全球治理话语权构建的中国方案有别于西方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国际话语霸权，更加注重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在理念上，“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并不主张要消除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是反对狭隘的大国利益思维，注重在尊重差异前提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与以完善全球治理秩序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例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之路”话语意味着“一带一路”具有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等理念，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表达。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以应对全球问题为导向，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注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避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形成了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必然是在“一带一路”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任务是要对正在进行实践的目标、过程、成就、经验等要素进行抽象概括和形象表达。而更重要的则是要通过话语的表达和传播，揭示指导实践的思想理念的内涵和价值，从而促使人们从事实认同走向价值认同。因此，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就要在遵循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实践各领域的引领作用，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中国话语支撑。
二、“五个世界”实践目标：“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思想载体。从唯物史观来看，话语体系来自于社会实践，不能脱离社会有机体内在要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生成于“一带一路”实践中，因而在话语体系构建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带一路”实践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例如“一带一路”具体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理念的内在张力问题。中国共产党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论述为化解此种问题提供了具体方向，为增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自觉提供了鲜明指引。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目标构成“一带一路”在国际外交、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核心实践诉求，也由此构成“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
（一）“持久和平的世界” 与“一带一路”外交话语构建
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外交实践虽然深化了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但仍然存在沿线国家猜疑、地区利益矛盾、社会文化冲突等问题。为了塑造“一带一路”外交实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中国通过构建国际话语的方式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外交关系，以“持久和平的世界”理念引领“一带一路”外交话语构建。以“一带一路”为经济基础的中国外交话语构建是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有别于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帝国主义以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外交话语。“一带一路”外交话语构建坚持了《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求在和平外交的基础上推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在周边外交方面，习近平谈道：“‘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将周边外交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话语构建表达了中国对和平的周边环境的诉求。从外交角度来看，“空中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话语构建以改善国际关系为基本出发点，表达了倡导和平发展、反对冲突战争的国际理念，批判了“国强必霸”逻辑及“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在外交理念上，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和平安宁”“合作共赢”“对话”“结伴”等话语构建蕴含对话协商的外交理念，要求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和平友好、政治互信、合作共赢的外交关系。“一带一路”外交话语构建推动了将对话协商理念转化为国际关系共识，引领国际关系格局走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状态，从而推动构建平等、公正的和平共同体。
（二）“普遍安全的世界”与“一带一路”安全话语构建
“一带一路”安全领域存在沿线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经济投资债务等风险，这使得各类话语主体在表达“一带一路”安全话语时缺乏话语认同和话语自信，甚至会过分担忧“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在理念追求上，“一带一路”实践承载着以共建共享理念为核心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要为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交流平台和对话协商机制建立提供有利的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对话协商、斡旋调解，追求人类整体社会利益的系统安全观而反对霸权主义的狭隘安全观，以“普遍安全的世界”理念引领“一带一路”安全话语构建。习近平在谈到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冲突动荡时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话语意味着各国都应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并得到应有的安全保障；“综合”话语意味着应从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看待国际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合作”话语意味着国际安全治理需要依靠各国共同合作；“可持续”话语意味着国际安全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共建共享”话语构建意味着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贯穿于“一带一路”建设中。与具有大国利益思维的“大棋局”“美国第一”等美国国家安全观话语相比，“一带一路”安全话语构建表达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具有人类安全利益的整体性思维。“一带一路”安全话语构建维护了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推动了国际安全共识转化为国际安全合作行动，并推动构建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
（三）“共同繁荣的世界”与“一带一路”经济话语构建
客观来说，各类企业主体是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关键实践主体，其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并不必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因而在表达“一带一路”经济话语时难免会受到企业利益思维的影响。“一带一路”企业主体利益与沿线国家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但在现实中受到外交、环境、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利益关系可能会存在相应的矛盾或冲突。从国际社会来看，“海洋霸权”“马歇尔计划”等西方话语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关联性的认知度不足，构成了“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话语构建的重要挑战。面对国际经济在增长动能不足、治理方式滞后、话语秩序失衡等方面的问题，“一带一路”实践承载着以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人类经济共同体构建的使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构建了以“共同繁荣的世界”为目标的经济话语，体现在其目的、内涵和意义等方面。在目的方面，习近平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实现共赢共享发展”话语构建意味着“一带一路”利于造福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民生，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在内涵方面，“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话语构建表达了“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石、以经贸合作为重心的互联互通之路，是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类共同行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互利共赢”“高质量发展”等话语构建体现了“一带一路”对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一带一路”经济话语来源于“一带一路”经济实践，同时对“一带一路”经济实践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意义方面，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话语构建要求从“提高供给”方面着手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改善世界经济治理、弥补世界市场失灵，倡导“正和博弈”而并非“零和博弈”的思维，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以贸易逆差为缘由的“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等逆全球化话语进行了有力批判，深刻揭露了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和虚伪性，有助于沿线国家认清并走出逆全球化思潮的思想误区。中国通过构建“一带一路”经济话语，凝聚了国际经济发展共识以推动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实践，引领国际经济走向“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发展道路，从而构建开放包容、平衡协调、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
（四）“开放包容的世界”与“一带一路”文化话语构建
“一带一路”文化交往中存在传统文化冲突、社会习俗不同、交流对话不足等问题，使得“一带一路”文化话语构建容易受到西方“文明冲突论”的遮蔽。以交流互鉴理念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文化实践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文化话语构建继承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和平发展、文明互鉴精神，倡导自省、互鉴的跨文化交流，以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为实践目标。“一带一路”文化话语创新以交流互鉴理念为核心，体现在文化交流互鉴的方式、目的和路径等方面。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等话语构建表达了文化交流互鉴的方式是在共存基础上的交流互鉴，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等话语构建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为了推进人类社会的互信合作，而不是为了争夺意识形态的高下或社会制度的优劣。《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提出了“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文化交流品牌”等话语。文化交流互鉴在合作机制、合作平台和品牌等方面的强化，构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现实路径。“一带一路”文化话语构建凝聚了国际文化共存与互鉴的思想，推进了不同文化逐渐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融合和文化发展的状态，从而推动构建文明互鉴、文化互通的命运共同体。
（五）“清洁美丽的世界”与“一带一路”生态话语构建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会将一些产业进行转移以带动沿线国家或地区发展致富，而一些国家在表达“一带一路”生态话语中便以此为由过度宣传“一带一路”的负面效应，以跨国转移污染、生态霸权等话语进行歪曲，形成了对“一带一路”生态话语构建的挑战。事实上，绿色低碳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清洁美丽的世界”实践目标下，“一带一路”生态话语构建集中表现为“互联互通”绿色化话语构建。2017年《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提出要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贸易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等。“一带一路”生态话语构建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一带一路”实践中，推动形成“五通”绿色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的世界。习近平指出：“我们启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将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并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话语构建意味着中国将以切实的行动实施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承担国际生态保护的应有责任，引领世界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共同体。只有沿线各国达成承担国际生态责任的共识，国际生态合作才能得以顺利实施。“一带一路”生态话语构建以人类整体的生态利益为出发点，批判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气候变化陷阱”等西方话语，为解决“资本逻辑”运行下的国际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指引，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观念支撑。
三、体系化的传播路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
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攻讦和挑战，是全球治理旧秩序的守成国家基于自身立场、利益和战略意图的必然作为。这些国家往往利用其话语传播的先发优势，在转述中国话语的二次传播中进行歪曲和丑化。因此，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规避必然的挑战，而在于通过体系化的传播路径，提升中国话语能力，从而更好掌握话语权力。话语传播是话语理念和话语内容的现实表达，是连接话语与社会实践的中间环节。只有经过有效的国际传播，“一带一路”话语的理念和内容优势才能被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深度认同。我国需要在尊重国际话语传播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话语场域、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媒介等进行“一带一路”话语传播，进一步将话语内容优势转化为话语传播优势，增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
（一）立足国际话语场域，凝聚“一带一路”话语的理念共识
话语场域是保证话语传播进行的空间要素，是根据特定的话语规则、话语秩序、话语逻辑共同建构的，是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场所。话语在具体的场域中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话语场域构建着多元主体的话语资格、话语分量及其之间的关系结构，为凝聚话语共识提供了条件。
为了突破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格局，立足国际话语场域是将“一带一路”话语资源转化为中国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前提。立足国际话语场域不仅可以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有助于凝聚“一带一路”话语的共识。“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场域主要包括世界政党对话会、“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G20峰会等。在2017年世界政党对话会上，世界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这一主题和“共建‘一带一路’：政党的参与和贡献”分议题进行对话交流。在世界政党对话会的场域下，中国传播具有“为世界谋大同”意义的“一带一路”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改善全球治理的贡献与责任。突尼斯计划运动党外事负责人本伊莎·哈瓦莱曾对此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凝聚力。”国际话语场域构建凝聚了世界政党对世界发展的价值共识和责任共识，将世界政党共识转化为世界政党合作。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放、绿色、廉洁理念”“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等。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场域下，“一带一路”话语构建表达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原则、理念和目标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期间，世界各国参会政要都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其中肯尼亚总统雅塔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各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联系和伙伴关系，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带动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和工业化进程。”“一带一路”国际话语场域构建成为沿线国家凝聚理念共识的重要方式，并推动沿线各国将所形成的理念共识转化为“一带一路”合作行动。此外，我国还要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多元文化场域以增强国际社会的大众认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话语空间基础。
（二）扩展国际话语主体，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主体意识
明确“谁在说”的话语主体是诠释“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规定性前提，是开展话语实践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话语是沿线国家的共同话语，因而其传播体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主体交往过程中。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主体要依据国内与国际相统一的原则，在扩展“一带一路”的话语主体过程中明确“谁在说”，以增强其话语主体对“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表达意识。
话语权争夺或合力存在于不同话语主体之间，根本原因在于话语主体在利益上异或同的问题。目前的国际话语权构建中，我国存在话语主体合力不足的问题。增强“一带一路”话语主体合力，才能更好地达到“一带一路”话语的传播效果。对于国内而言，“一带一路”话语主体构建意味着发挥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智库、个人等多元主体在“一带一路”话语传播中的合力作用，以提升国际话语的自觉意识、自信意识、自强意识。国家之间的正式交往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非正式交往，形成了有效的合力以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加强与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与东欧国家政党对话会等形式，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党外交，发挥传播“一带一路”话语的核心主体作用。中国政府要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高层互访活动、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等传播“一带一路”话语。2012—2017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晤、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等70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在民间交往方面，中国企业、智库、社会组织以及留学生、游客等主体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话语主体。中国民间社会的各类交往主体并不承担“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主要任务，但无疑构成了沿线国家一般民众体认中国话语的直接触媒，因此也应在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强化自身“话语使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国际话语主体构建所要达到的效果并非“自说自话”的话语宣传，而是要让“一带一路”话语被国际受众所理解和认同。“一带一路”的话语主体除了国内受众外还包括其他国家的话语表达者，如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认为，“一带一路”实施“对全球消除贫困、缓解发展不平衡意义重大”，高度肯定了“一带一路”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从话语的接受主体来看，国际受众从“他者”视角与国内受众从“中国视角”共同诠释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要根据话语主体建构的内在规律，在维护话语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扩展“一带一路”话语主体，提升“一带一路”话语主体的内在自信，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主体意识。
（三）聚焦国际话语主题，凸显“一带一路”话语的综合优势
聚焦国际话语主题是为了弄清楚“表达什么”，清晰而深刻的国际议题设置是聚焦国际话语主题并改善话语传播效果的重要方式。设置“一带一路”的话语议题是优化国际话语主题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包括中国道路的宏大叙事和互联互通实践的微观叙事。中国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可以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感染力，更好地凸显“一带一路”话语的理念优势和价值优势。
西方在污蔑“一带一路”的话语议题中，话语内容往往偏离“一带一路”的客观实际。因而，使话语内容符合客观实际是“一带一路”话语议题设置的重要原则，是回应西方不同声音进而为“一带一路”辩护的基本准则。中国道路蕴含“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深刻变化，是我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一种道路。在宏大叙事上，中国道路的对外阐释是中国故事的最好表达，有利于“一带一路”形象的塑造。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道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实践方略。“一带一路”的话语自信来源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其开放、共享、合作等理念传播是中国道路的国际内涵彰显。同时，“一带一路”话语构建是中国道路发展的精神保障，而中国道路的国际宣传是“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关键意义和内在要求。因此，要基于中国道路与“一带一路”话语的内在关联，宣传中国在精准扶贫、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疫情防控等方面对国际作出的重要贡献，传播应对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法，增强中国道路及“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影响。
在微观叙事上，我国还要讲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故事，将这些故事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有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时代故事。习近平指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通过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关于商品交易的故事阐释，能够表达“一带一路”的丰富历史内涵。在历史名人方面，中国有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次下西洋等中国人“走出去”的故事，有马可·波罗来华等外国人“走进来”的故事，蕴含和平、开放、合作与发展的理念。“一带一路”的时代故事体现为沿线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并逐渐受益，如中国为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援建高铁和乡村学校、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与“一带一路”对接、欧洲沿线港口焕发新活力等。此外，个人的微观叙事在“一带一路”话语传播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安徽小伙戴侠代表深圳企业在非洲开拓太阳能市场”。丰富的中国故事构建了包容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历史文化等的国际话语叙事。要扩大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塑造中国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就必须让世界了解“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凸显“一带一路”话语的综合优势。
（四）运用国际话语媒介，提升“一带一路”话语的深度认同
国际话语媒介是国际话语传播的载体，是国际话语影响力和认同度提升的重要方式。运用话语媒介不仅要将“一带一路”话语及时有效地传播出去，而且要彰显话语媒介本身的客观性和高品质，才能达到提升“一带一路”话语的深度认同。
西方凭借国际话语媒介的技术优势具有话语传播的全球广泛受众，并形成了对“一带一路”话语的“围追堵截”之势。为了从西方强大话语媒介所笼罩的负面信息中突围，“一带一路”话语媒介要在与“真实”且“有效”的话语内容相互塑造中不断发展，形成对提升“一带一路”话语深度认同的有力支撑。文本媒介和影音媒介是国际话语媒介的两种重要形式。就文本媒介的角度而言，应运用“一带一路”话语媒介推进政治文本、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等方面的传播。在政治文本上，2019年4月《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发行，利于国际社会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原则、路径等。在学术文本上，王义桅著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狄伯杰主编的《重返全球与新丝绸之路》等多种译本从学术话语的角度传播“一带一路”对人类共同发展的多重意义，彰显完善全球治理秩序的中国贡献。在大众文本方面，为纪念“一带一路”实施五周年，201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一带一路”：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谈到“‘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必将造福更多人民”，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一带一路”实施所推动的世界发展成就。“一带一路”话语构建要以政治、学术、大众等媒介为依托，使得话语传播广泛覆盖国际群体，提升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话语的深度认同。
就影音媒介的角度而言，电视剧、纪录片、广播、电影等媒介构成了“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重要方式。要通过运用普及的网络、新媒体等媒介，使“一带一路”话语传播逐渐走向国际化，彰显“以义制利”“义利共存”的中国观点。2018年8月新华社推出《大道之行》《大韵之路》等微视频，表达了“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成效及其所具有的人类共同利益思维。新媒体时代，“一个国家的媒介建构能力成为影响国际话语权生产机制的关键要素”。“一带一路”话语及其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形式广泛、迅速地传播，进而被更多的国际受众所理解和认同。因此，要加强“一带一路”话语媒介建设，提升国际话语传播能力，构建实践有效、传播及时、反馈良好的良性话语机制，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专栏，第12-2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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