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敏，许嘉祥，高爽 | 抗逆力理论的文化审视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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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理论的文化审视

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构建

作者简介

童敏，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MSW）教指委委员、全国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专家、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发表社会工作方面的中文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英文论文数篇，出版专著8部，主持过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民政部以及横向的社会工作课题多项。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健康照顾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中国文化。

许嘉祥，厦门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

高爽，厦门大学社会工作系实务研究助理。

摘要：随着抗逆力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与特定场景中的文化因素关联变得越来越突出，目前抗逆力理论的文化内涵挖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尤其对于深受抗逆力理论影响并且经历了十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而言，亟需探究抗逆力理论的文化内涵。通过梳理西方抗逆力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西方抗逆力概念在人本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关注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过程，把抗逆力视为人们对逆境的抗争。然而，这种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的抗逆力观点，在中国文化看来，恰恰是因为过度强调抗争而忽视了逆境中舍弃的价值，从而导致人与环境的无休止对抗。因此，对舍弃力的强调势在必行，通过舍弃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掌控视角，人们才能如实感知环境的变化，从人与环境双向交流视角出发，学会在接纳现实不足中找到可以改变之处的舍得应对策略，使人的成长改变真正成为现实生活改变的一部分，并由此推动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建构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抗逆力理论；舍弃；社会工作；人与环境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儿童青少年抵御困境的抗逆力（resilience）概念之后，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实践中得到日益丰富，成为广受欢迎的一种对抗逆境的理论。90年代之后，抗逆力理论引入国内，并且迅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尤其面对高危青少年、特殊学生群体、老年人、家庭长期照顾者以及失独家庭等弱势人群时，抗逆力理论的运用更为频繁。近年来，抗逆力理论已经拓展到社区的人口治理、高危人群的职业健康以及普通大学生的心理建设等不同方面。显然，抗逆力的内涵已经从特定人群的某种心理特质转变成所有人都需要的逆境对抗能力，而这一能力恰恰符合后现代多元社会生活中的风险诉求。

在抗逆力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展，出现了与神经生物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相结合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发展趋势的同时，这一理论的不足也显得越来越突出，不仅内涵模糊，概念体系日趋庞杂，实践操作越来越困难，而且随着抗逆力理论在地实践要求的不断增加，这一理论与在地实践中的文化因素关联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倡导抗逆力理论的在地文化内涵的挖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它要求人们深入到抗逆力理论的在地实践场景中，考察这一理论的文化根基及其实践逻辑。这对于深受抗逆力理论影响并且经历了十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亟需探究抗逆力理论的文化内涵，让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理论能够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建构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

二、西方抗逆力概念的演变

二战之后，风险这个概念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受到关注，如特殊疾病或者环境风险阻碍儿童健康成长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抗逆力”概念。精神病学家发现，在父母精神异常的家庭中，尽管这些家庭的儿童面临多种生活风险，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却发展出良好的适应能力，没有出现任何精神疾病症状，这种能力被称为“抗打击能力（invulnerability）”。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称谓逐渐被“压力抵抗能力（stress-resistance）”或者“还原能力（resilience）”所取代。不过，国内的学者更习惯将其称为“抗逆力（resilience）”，以强调这是一种高风险下的良好适应能力。基于这样的理解，抗逆力的研究才逐渐从个人特质的描述发展为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交互影响的机制研究，它吸收了生物学、系统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等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抗逆力概念的发展历程而言，它主要经历了四波研究浪潮。

第一波抗逆力研究的浪潮，时兴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这一波研究聚焦于确定儿童在逆境中健康成长的影响因素。尽管此时只是针对个体抗逆力开展描述性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探索已经促成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关注心理社会问题的风险因素分析转向个体能力的识别和界定，其背后拥有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人是拥有能力和资本来帮助自己适应风险生活的。这些能力和资本就是人所拥有的“补偿性因素（compensatory factors）”或者“发展性资产（developmental assets）”，也有学者称之为“保护性因素（protective factors）”。对此，人们用两种方法来开展研究，一种称为以人为本的方法（person-focused approaches），它通过比较个人在逆境中与一般情况下的表现差异确定抗逆力的特质；另一种则被称为以变量为本的方法（variable-focused approaches），它通过大量的多元统计数据来确定个人在适应逆境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简而言之，这一阶段是抗逆力概念的确立阶段。

在80年代中后期，抗逆力研究的焦点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之前的特质研究逐渐转向“怎么产生”的过程研究，进入抗逆力研究的第二波浪潮。这一阶段侧重研究逆境中的保护性因素与风险性因素交互影响产生个体抗逆力的过程，关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人生命的转折点。当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多层次的、动态的，涉及个人与家庭以及社区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这样，抗逆力内涵也就从个体能力的描述延伸到家庭、社区关系网络的建设，以及意义价值和文化特征的强调。这一变化孕育着抗逆力预防与干预研究的新方向。

到了90年代，抗逆力内涵的理论探索转向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启动以减少儿童危险和犯罪行为等为目标的多层面干预。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实践层面确定抗逆力的影响因素就成为第三波抗逆力研究浪潮的焦点。其间，以抗逆力为基本框架的实践和政策模式被证实是有效的，它不同于以往的行为学习方式，不仅强调改善风险性因素，而且注重风险中人的能力和资源的开发。正是因为如此，第三波抗逆力研究关注儿童在个体、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层面的发展状况，认为只要能够改善儿童的生命历程，这一过程就可以作为抗逆力的形成过程来考察。这样，抗逆力的内涵也就融入了实践层面观察的要求，成为人们可以实践的对象。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基因测算、大脑功能分析以及复杂系统建模等新科学研究方式的日益成熟，以动态系统、多层次整合分析、生物遗传技术以及多元文化为特征的第四波抗逆力研究浪潮由此兴起。此时，抗逆力不再被视为儿童青少年的独有品格，而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适应系统”（basic human adaptational systems）。它涉及生物与文化相互交错影响所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需要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跨专业综合探索，建立一种以关系发展系统为核心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又被称为社会生态抗逆力，它从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维度考察人们在逆境中的适应状况。

显然，抗逆力的概念经历了从“是什么”到“怎样产生”再到“如何干预”和“如何多层系统整合”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抗逆力的概念逐渐被人们理解为个人与环境交互影响中的“适应（adaption）”。

三、西方抗逆力概念的内涵

经过四波研究浪潮的影响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抗逆力视为一种“适应”，不过，在理解“适应”的内涵时，却一直争论不休。有的注重“适应”过程中个人人格特征的作用；有的关注个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适应”过程；有的强调这种“适应”是个人经历逆境之后出现的积极结果；有的则认为这种“适应”是生命的成长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解释，其根本的差异表现为对“适应”方式的理解，如果强调个人的作用，就会把抗逆力视为个人人格；如果强调环境的影响，就会将抗逆力视为个人应对过程。当然，应对过程可以是短期的“适应”，也可以是长期的生命成长历程。

（一）作为人格特征的抗逆力

这种在逆境适应中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人格特征，被认为是一种抗逆力。多项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较好适应逆境的青少年拥有非常相似的心理社会资源，包括在个人品格上具有成熟的智力、强烈的内在动机、较好的自我效能感、积极的自我和自尊，以及在复杂处境中良好的预见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等；在家庭和社区支持方面则具有善于积极情绪表达的母亲、家庭外的生活榜样以及社区中的社会支持等。学者们认为，只要了解个人在现实生活适应中的能力与外部资源条件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成功预测个人的逆境适应结果。

这种借助个人能力预测逆境适应状况的线性思维方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如果把个人能力作为关注的核心，把资源作为影响的因素，人们在逆境中呈现出来的抗逆力无非是三种：补偿型、挑战型和免疫型。在补偿型中资源为个人能力提供支持和补充；在挑战型中资源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让人们能够面对困境的挑战；在免疫型中资源则起着免疫调节的作用，使人们避免陷入困境中。显然，这种把适应过程视为静态的线性过程无法展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因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兴起的生物学研究也把抗逆力视为动态的“适应”过程，认为遗传因素也具有抗逆力的特质，它影响个人如何面对因创伤等因素带来的挑战。

（二）作为应对过程的抗逆力

一旦个人在应对生活挑战中出现了正向的结果，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抗逆力”；反之，则被视为“脆弱的（vulnerable）”表现。有学者直接指出，个人的抗逆力并不能避免压力情况的出现，而是在某一压力时刻出现了自信心（self-confidence）和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e）来面对生活挑战，这样，人们遭遇的困扰就成为生命发展的“关键节点（key turning point）”或者“分叉点（bifurcation）”，它能够引动个人的抗逆力，在个人生活瓦解的同时产生重新整合的可能。因此，如何在逆境中进行生命重构就成为抗逆力的核心内涵。而这一生命重构过程离不开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解释，它渗透在整个逆境应对过程中。

尽管把抗逆力理解为应对过程这种观点考虑到了环境的影响，但是它同时也带来如何评估的难题，特别对于那些没有显著成就而能够良好适应的人来说，抗逆力的评估几乎很难实施。而且，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因为注重过程而忽视其中结构因素的影响。不过，随着抗逆力干预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跨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框架，它能够将注重人格特征与强调应对过程的两种抗逆力观点整合起来，实现多层次适应系统的调动。

因此，抗逆力概念的内涵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1）从积极角度看待“异常”，认为逆境中可以发展出更好的生活适应；（2）适应是个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它给人们带来逆境中的生命重构；（3）个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是多层次、多系统的，涉及自然环境、生物遗传、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中生命意义的重新解释不可缺少。

四、西方抗逆力概念的内在矛盾

抗逆力关注逆境中人的适应能力，它既不赞同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决定论，也不认同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而是认为通过适应环境能够促进个人的成长，提高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对生活的掌控能力。然而，这种看似“优势视角”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仍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与环境二元分割的单元视角的考察上，不是过分简化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看不到生活场景中其他主体存在的可能，就是忽视意义解释的多样性，放弃对抗逆力观察视角的考察。这样界定抗逆力内涵的方式必然使助人服务沦为单纯的技术，使它缺失社会性和道德实践的要求。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称抗逆力忽视了人的适应行为的社会处境分析，它仍然秉持着关注不足修补的问题视角。

尽管随着抗逆力概念的演变，抗逆力的应对过程逐渐作为其核心内涵来考察，有学者甚至直接要求引入多层次、多系统的抗逆力分析框架，强调抗逆力是充分调动人们的保护性因素去克服风险性因素的过程，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分析框架只是关注人对环境的单方面掌控。这样的掌控方式必然加剧对环境的对抗，把无法掌控的部分都视为生活的对立面，当作是一种逆境。而一旦生活的处境被视为一种逆境，又会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掌控要求。这样，掌控与逆境就会形成相互刺激的循环圈，不断提高人们的掌控要求和风险意识，导致越掌控风险越高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掌控的抗逆力分析框架只会站在生活之外掌控生活，不仅忽视了场景的模糊性和变动性，而且促使人们远离场景，让抗逆力成为一种固定化的操作模式，丢失了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基础。有学者直接指出，这种固定化的操作模式只会割断抗逆力与场景的关联，最终要么夸大个人的作用，要么忽视环境的变动性。实际上，一旦把抗逆力视作是处境化的，就需要接纳环境的变化，从双向影响的角度理解它的内涵，不仅个人影响环境，而且环境也在影响个人。因此，从处境入手来理解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影响也就成为拓展抗逆力内涵、使抗逆力融入现实生活的关键。

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发现，在这种双向影响过程中人们的自我有一种调适（self-righting）能力，能够在逆境中进行自我修复，让自我朝向正常的方向发展，是个人自我能动性的展现。然而，一旦人们把自我调适能力限定在逆境中，就会不自觉地夸张其中抗争的作用，不仅看不到现实处境中总是存在暂时无法改变而需要接纳其存在的部分，而且也不会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生活中可以改变之处，学会一种舍得的应对策略。相反，人们会把自己视为环境的对立面，卷入与环境无休止的对抗中。

显然，对舍弃力的强调并不是为了修补把抗争放在第一位的抗逆力内涵，而是为了转变人们的观察视角，把舍弃放在第一位。它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放弃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掌控视角；二是学会在接纳现实生活基础上寻找其中可以改变之处。

五、中国文化中的舍弃概念

依据西方抗逆力概念的内涵，舍弃就是人们选择放弃抗争逆境的努力，它是一种适应的失败，意味着人们无法有效应对逆境的挑战。然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样的观点恰恰是因为人们过分强调对逆境进行抗争的结果，把舍弃视为抗争的对立面，只具有人们适应不良的负面内涵。这样，人们越强调抗争，也就越不敢触及舍弃，把生活视为远离舍弃并且不断抗争现实挑战的过程。实际上，舍弃就像抗争一样，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的一种现象，它不仅根本无法回避，而且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显然，舍弃的核心不是放弃某件事情或者某种想法，而是帮助人们直接面对自己的局限或者失败，学会放手（letting go），摆脱因过分强调抗争带来的焦虑和怨恨。

一旦人们把舍弃当作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学会直接面对生活的挑战，这样的舍弃其实是人们对待环境变化的一种接纳和不批判的态度。它让环境真正能够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安排的重要因素，人们的实践也因此转变成一种双向影响的过程，建立在当下人与环境相互交流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不再是只有人影响环境这种一厢情愿的单向抗争。有学者直接称这样的舍弃是一种“平静”的幸福，它能够帮助人们放弃过分强烈的自我意识，学会面对现实的要求，并且能够敏锐察觉自己、周围他人以及环境之间的不同诉求。这样的“平静”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低唤醒度的正向情绪，既能够对环境的影响保持开放的态度，又能够对环境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回应。〖=89〗显然，这是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情感应对机制，它让人们能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偏好中，而是拥有了超越个人关注差异的同情心和爱心。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人们在逆境挑战面临拥有了舍弃力，他们也就具有在特定处境中反观自己处境，并且能够依据自己的处境作出行动选择的能力。这样，人们在逆境中的应对行动也就不再依赖“专家”的指导，而拥有了自我觉察的能力，能够根据当下环境的影响自主地作出判断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舍弃力不仅表现为人们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不足和局限，而且同时也使人们的自我具有了更强的选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了舍弃力，意味着人们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审视日常生活经验重要组成部分的舍弃，把它也作为应对生活挑战的重要策略，让人们对环境的应对真正建立在现实的生活基础之上，使人们能够从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单人视角中跳出来，“不执着于境”，看到现实生活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可以超越当下环境影响的可以改变之处，真正把人与环境视为一个整体。

此外，通过舍弃力引入人与环境双向交流视角，能够把“自下而上”的实践知识视为社会工作的本质，真正将在地的生活实践作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和理论的基础，让中国社会工作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不再被视为西方社会工作的附属品。因此，舍弃力的提出也就具有了哲学层面上的含义，它根本转变了人们的观察视角，使中国社会工作具有了文化的精神资源，拥有了在现实生活中接纳环境影响并且带动环境改变的“舍得”能力。

六、结语

梳理西方抗逆力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之后，西方抗逆力概念在人本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关注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过程，把抗逆力视为人们对逆境的抗争。然而，这种把个人与环境对立起来的抗逆力观点，在中国文化看来，恰恰是因为过度强调抗争而忽视了逆境中舍弃的价值，这不仅不利于人们客观看待逆境，找到合理的逆境应对方式，而且不利于人们挖掘逆境中舍弃的价值，在接纳环境影响中找到超越环境影响的办法。因此，对舍弃力的强调也就变得势在必行，一方面它能够把舍弃也吸纳到逆境的应对过程中，让人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逆境，形成人与环境双向交流视角；另一方面，通过舍弃这一概念的强调，我们在接纳环境影响的同时，可以找到其中能够改变之处，学会运用舍得的生活实践策略，真正将社会工作放回到生活理性之上，放弃“乌托邦式”的逆境抗争的人性赞歌。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专栏，第22-3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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