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霞 |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

作者简介

李艳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2014.7-2015.7），中国政治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2012年）、《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底层政治信任研究》（2020年），在国家权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中国政治》等全文转载，多项研究成果获省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摘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经历了多次转型，知识分子自身对其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数次变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分析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变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真理探究者的身份日益增强，知识生产者数量逐渐增多，而知识生产观察者的数量不断减少，年轻学者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认同度较高，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场域逐渐形成；技术专家与价值倡导者角色在时间维度呈现增长势头，但年轻学者对此角色的认同度不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同类型政治学者共同关切的理论命题。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是社会变迁逻辑、国家建构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政治学

所谓社会角色认知是指人们活动中关于“我是谁？”以及“我应如何行动？”的认同与规约。社会角色是解释人们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维度，另一方面，作为自我角色认知和社会角色期待总和的社会角色又是静态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互动共同塑造的结果。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角色认知决定了角色领悟、角色学习和角色实践的走向，进而直接形塑和影响个体社会功能的发挥，正所谓“政治行为永远是政治角色所表现的行为”。宏观层面，不同群体的社会角色认知内嵌并直接影响社会的总体结构，与国家与社会变迁内在关联。作为指涉社会群体的范畴，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广泛传播始于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可以说，在词源意义上，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就已经超出了“知识”“学问”等职业属性，更多地指涉其与文化价值、既有秩序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社会角色理论所言，建构知识分子意涵的要素既是结构性的，更是情境性的，它依赖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期许。法国的知识分子在街头和咖啡馆中，英国的知识分子在牛津和剑桥里，而德国的知识分子则在内心城堡的深处。知识分子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多维力量作用下的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因此，基于国家社会变迁的具体时空背景分析知识分子对其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应是探究其社会行为逻辑以及群体内部结构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以社会变迁、国家建构和知识生产为主线，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研究成果的实证分析，以期探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基本样态、发展规律及其与宏微观情境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理论梳理与现实考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文献回顾

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认为，知识是所有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当执行一定功能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一种不知如何定义的情境而面临决策和执行的困难时，技术专家就成为必须。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群体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西方社会早期的顾问和专家包括牧师和经验丰富的老人，古代中国典型的技术专家则为巫、史、祝、卜等。近代以来，随着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的群体边界日渐清晰，知识分子对其社会角色的认知也围绕以下理论维度不断充实明确。

（一）“走出洞穴”与“重返洞穴”：规范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理论维度

将知识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构想可以追寻到古希腊的“哲学王”的思想。虽然柏拉图的思想是否激发了后世知识分子的“帝师幻想”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知识即美德”的论断为知识分子功能角色的定位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价值坐标。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拥有“知识即美德”的哲学王既是那个走出“洞穴”，看到了真实世界的“智者”，更是愿意重回“洞穴”传播宣扬知识，改造不完美现实世界的圣哲。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期许也是在此意义上展开，这也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重要思想来源。以此为基点，在理论意义上，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许以及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大致包含如下方面。

1.探究真理的智者

从职业和社会分工的角度，外界社会以及知识分子自身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凭借卓越的智识探究自然与社会中真理的人。“在每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对神圣之物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感，对他们宇宙的性质以及社会的法规则时常进行着思考……这类少数人将上述思考表现在文字和话语中。”冲破“可见”世界，探寻代表真理的“可知”世界是知识分子努力的宗旨，为此，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是知识分子所秉持的理念，“不为任何人负责的独立灵魂是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激起辩论与争议应是知识分子的行动特征”。总之，知识分子应是具有“不偏不倚的智识、概括力、自由探索、创意革新、激进批判的人”，是理性的代言人，探索真理的智者。近代以来，随着大学的产生，以及专业分化的日益细密，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探索由原来的个人知识生产活动逐渐转变为学科内部的专业知识生产活动，以学术为业的专业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壮大。

2.理想世界的追寻者

除了探寻世界之真，追求社会之善也是知识分子的核心使命。或者说，道德权威和理性权威一起型构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功能。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并维护善良、公正、同情等普遍道德价值，追求永恒真理与正义，构筑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要不断见证这个世界的苦难，他们是对权力魔咒的怀疑和批判者”，这正是知识分子作为理想世界的追寻者的生动写照，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将永远处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张力之中，追寻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理想之国”乃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信念，这也成为外部世界与知识分子群体界定其与既有秩序、政治权威关系的理念前提。

3.公共事务的建议者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知识分子不应当仅仅是“走出洞穴”的出世者，也应当是“重返洞穴”、向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传播真理与至善的建议者。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反对“为知识而知识”的现代专业学术伦理，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改善不完美的世界，建立一个“好社会”，政治的运作需要把丰富的知识、恰切的思想和社会良知注入到权力之中；而知识分子通过介入政治系统，利用种种政治行动在社会中发挥思想、言论的影响力，甚至可能改变世界。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可以是依据专业水准对社会进行建设性批判的“诊断者”，也可以是为社会变迁战略提供理论基础的“参谋”与“顾问”。当然，无论哪种角色，社会正义良知和专业水准是内在底线，正是在此意义上， 以“取悦阅听者”为原则的“友善的技术人员”并不属于知识分子。

4.社会价值的倡导者

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通过象征性的符号的传播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社会价值体系中，架起了今人与古人的文化联系，实现了共同体的文明传承，满足了社会与历史接触的内在要求。除此之外，由于探寻理想世界的本性，知识分子不仅关注维护社会价值体系，更注重阐释并发展其理想的社会价值体系，并将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出去。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承担了引导塑造社会价值体系的职能，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立法者”。一方面，他们能够对分歧意见作出权威性裁断，对人们的意见选择进行引导；另一方面，他们利用知识制定一些程序性规则以确保真理的获得、道德的判断，他们不受地域和社会传统的限制，能够证伪地方性观念。

综上，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建构的维度是多元的，与其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如说是一个角色集。走出“洞穴”探寻真理，重返“洞穴”改造现实是人们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核心期待。

（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现实面向

前文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归纳与总结大多从理论、应然、共性的维度展开。但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认知必然存在巨大差异，亦会出现动态的转型。

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当下学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李泽厚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六代说”较有代表性。李泽厚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和红卫兵一代。”许纪霖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分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两位学者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分析虽有不同，但是二者都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代际变迁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建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符合知识分子在近代革命建设浪潮中“无役不与”的特性。

“只有现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才使得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于清末民初。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信念的 “士”这一阶层逐渐挣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具有了独立的身份。这得益于现代学校、传媒与自由结社等现代制度条件的产生。因此，从职业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受到新文化的完整熏陶，以教师、媒体人、自由撰稿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人所熟知。并且，由于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内忧外患的历史阶段，带有浓厚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逐渐发展成为秉持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主张的“革命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强大的国家主义治理秩序建构中，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周恩来总理1956年在《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在体制上被吸纳进各种行政单位，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己任的干部型知识分子是此时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生动写照。

随着高考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关系的调整，中国知识分子拥有了其自身发展所需的阵地与场域，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世界探寻者以及社会价值倡导者身份意识的觉醒，并且，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接受了日益规范专业训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思想的倡导和文化的传播也增加了愈加浓厚的学术色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知识共同体的逐渐形成，学术对话的标准和规则日益明晰，知识分子的专业关怀日渐浓厚，专业领域真理探究者的角色逐渐明晰，而其消极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学院知识分子阶层”，与公众的有机联系似乎不那么紧密了。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新兴媒体的发展，文化市场化催生了媒体知识分子的诞生，商业逻辑使得媒体知识分子对价值的倡导和对现实的批判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公共性、独立性立场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公共生活的表面繁荣以及真正公共空间的消亡也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一大隐忧。

综上，理论界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但大多以20世纪为主要时代背景，以公共场域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分析对象，并以少数典型知识分子的质性分析为核心。而且，从研究结论上看，既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多较为宏观，对不同代际、不同时空背景下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分析仍有较大空间。新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会治理复杂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呈现出社会角色转型的大趋势，并且，当下中国，公共空间尚不成熟完善，且专业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在此情况下，对当代中国专业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探讨理应成为分析知识分子角色、功能以及行为逻辑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合力作用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认知

群体社会角色的认知是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群体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因此，传统士大夫精神中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内在底色，也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自我认同与社会评判的重要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言，政治关怀、价值关怀、专业关怀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本文对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分析主要以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为逻辑主线展开，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

（一）社会变迁视角下价值倡导者角色逐渐式微

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以降，文化观念等象征性符号改变世界的能量大为增强，知识分子的社会动员能力也随之迅速提升，他们积极运用其价值观念影响和改变社会现实。因此，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各种“主义”的提出者、各种价值倡导者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希尔斯论述道：社会的危机状态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上台提供了条件，它导致公众对旧有的中心价值系统失去信任，而选择某种知性建构的理论。根据这种观点，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能否得到认同、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强弱依赖于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在欧美国家，由于二战后西方社会迎来了经济复苏的黄金期，福利国家的建立有力缓解了阶层矛盾，中产阶级数量的上升使社会稳定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促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出现转型。正如雅各比（Jacoby）所说，城市化和商业化使得传统乡村社区衰落，进而导致边缘知识分子即波希米亚群体的消亡。这可谓是环境变迁导致知识分子价值倡导者身份弱化的证明。此外，二战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动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鲍曼更指出，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不再是追求理性的立法者，不能以“导师”的口吻训诫公众，而应强调话语意义的相对性和相互理解，成为文本的诠释者。贝克（Beck）则注意到理性即风险，风险的根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通过对知识尤其是抽象知识的反思，知识界自己否定了其成为价值权威和倡导者的可欲性。

具体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号，还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价值倡导者、引领者的身份出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生活政治逐渐替代解放政治成为公众更为关注的议题。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价值倡导者角色所依凭的时代文化条件已经大大削弱。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时间和代际维度上，样本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倡导者角色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

（二）社会领域分化与知识生产逻辑下真理探究者角色不断增强

探索真理具有独立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独特逻辑。马克斯·韦伯曾分别以“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为题阐述了学术与政治二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在后世欧洲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至此，视探究世界真实面貌为己任且价值无涉的专业知识分子角色明晰起来。专业知识分子的言说对象是同样探究真理的其他知识分子，并非普通的公众，而他们应“具有超常的洞察力和罕见的发现能力，他完全依靠理性能力，不求助超自然的力量，发现至今人们未知的真理”，并通过学术领域通行的“理性确定标准”和“理性证据标准”为自己所支持的学派在逻辑上取胜贡献力量。

古代中国有着“学在官府”的传统，虽然私学兴办之后，“学统”逐步独立，但是在强大的封建王权和儒家“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传统下，“学统”一直处于“政统”和“道统”的附庸地位。并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可谓内忧外患、一波三折，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在此种情况下既无条件也不合时宜。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大规模进行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应该是邓小平提出“补课说”之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关于“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志业的开始。对于这种角色的转换，有学者认为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构建相对独立的知识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开始。据此逻辑，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探究真理的角色应不断强化，以学术为志业的氛围必将日渐浓厚。

在广义上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链条中，知识分子承担着众多的角色，例如：知识的发现者、组织者、贡献者等；知识史学家，知识传播者；问题发现者，新概念、模式、理论的创造者等新知识的创造者。这既是一个知识生产螺旋式上升的闭环，也意味着知识生产的不同阶段。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的“补课说”作为社会科学恢复完善的起点，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理论体系的引介、梳理、传播阶段发展到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理论完善、创造阶段。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在时间和代际维度上，样本中知识分子的真理探究者角色逐渐强化。

H3：在时间和代际维度上，样本中知识分子知识生产观察者、梳理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不断弱化，而知识生产者的角色不断增强。

（三）知识生产与国家建构逻辑下知识分子技术专家角色认知的起伏

从古至今，技术专家历来是知识分子承担的重要社会角色。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公众的政治兴趣逐渐从乌托邦的憧憬转移到社会现实问题。发生了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前者旨在彻底消除不平等、改变社会结构，而后者则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实用主义和专业知识逐渐取代抽象的整体性知识成为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并且，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治理也趋向复杂化和专业化，技术专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本（Osborne）系统区分了当代社会主要的四种知识分子形态，即立法者、诠释者、专家以及协调者（mediator）。可见，技术专家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承担的重要社会角色。

在中国，“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历来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的核心，而且“政学一体”乃是古代中国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核心特征，技术专家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和各大学科体系逐渐恢复和完善，具有“士大夫”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以技术专家和价值倡导者的身份重返社会舞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新的社会形式要求执政者在分析形势和作出决策时需要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当下，集中体现技术专家角色的智库已经成为我国国家软实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2015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在高校、科研机构建设高水平智库，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的作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可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技术专家角色认知将受到知识生产逻辑与国家建构逻辑双重力量的作用。

H4:样本中知识分子的技术专家角色将在学科重建初期突出呈现，随之回落，并在近年来逐渐凸显，总体呈现U型状态。

至此，本文以文献回顾为基础，以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逻辑为主线，以当代中国现实为背景提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研究假设，接下来，本文将以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三、样本选择、分析框架和编码过程的说明

（一）样本选择说明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政治学者也因其研究对象具有“至高而广涵”的属性而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与国家、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之一，这是本文选择政治学者作为观察对象的重要原因。作为文化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作品是考察这一群体对自身角色定位的重要素材。在现代出版与媒体传播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作品包括书籍、学术论文、大众报刊与媒体文章等。本文选择以人大复印资料收录的政治学专业类学术文章为样本，其原因在于：首先，学术论文所涉及的知识分子范围更为广泛，有利于更为全面地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与角色定位；其次，学术论文的规范性有利于准确把握知识分子的写作动机、核心观点与论证逻辑；再次，学术文章数量相对固定，各个研究方向都能有所涉及，有利于全面客观地把握某一学科知识分子的研究态势；最后，作为二次文献的人大复印资料，其研究主题相对全面、均衡，更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需要。

（二）分析框架建构

依照前文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理论分析，本文将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划分为知识生产者、知识生产的观察者、价值倡导者、技术专家四种角色，以此为分析框架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具体如表1所示）。正如前文所言，经过漫长社会发展中多种力量的塑造和博弈，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认知不仅在群体层面不是整齐划一的，甚至在个体层面，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多种社会角色并存的复合型存在。可以说，无论是在群体还是个体层面，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都是一个多元角色共存的“角色集”。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建立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研究成果与其社会角色认知的内在联系，本文将以研究样本的言说对象、研究宗旨、研究对象、研究呈现为考察维度，力争多角度探测研究成果内在的功能定位和社会关怀，以期更为准确地建立学术成果与社会角色认知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抽样与编码过程说明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本文对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5—2017年收录的研究成果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共抽取样本1215篇，并进行编码。为了减少编码过程中的主观性，本项研究将编码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研究团队分为两个小组，进行初次编码；第二阶段，编码完成后交换样本进行二次核定；第三阶段，对于初次编码中不确定的样本以及二次编码中存在争议的样本进行深入分析与协商，最终确定编码。

四、相关统计结果分析

（一）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总体情况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如图1），1995年到2017年，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知识生产观察者角色的研究成果有712篇，占总体样本的58.6%，可见，厘清政治学理论的历史与逻辑，观察而非参与知识生产仍然是当下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体现学者技术专家身份的研究成果共有287篇，占总样本的23.6%，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经世致用为业的思想传统以及政治学的学科特色。知识生产型研究成果共154篇，占总体样本的12.7%，这说明政治学领域内的知识生产与供给相对不足，并且理论完善者、理论批判者、理论建构者的比例不断减少。体现价值倡导者角色的研究成果共62篇，占比5.1%。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历史变迁

为了进一步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的变迁，本文以3年为时间单位将样本文章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体现知识史学家和知识传播者社会角色的研究成果数量在任何一个时段都是比例最高的，但是纵向的历史比较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真理探究者角色的研究成果虽然比例不高，但增长势头明显。尤其在2000年之后，此类研究成果的比例由5%上升到19%。研究假设2与研究假设3得到了部分证明。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学复办以来，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走过了从“取经”“效仿”到学术“自觉”与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政治学者也由知识生产的观察者、思想理论的引介者向知识生产与学术思想对话者身份转变。但从统计分析结果不难发现，虽然真理探究者身份色彩日渐浓厚，发展趋势向好，但从总体数量上看仍显不足。这也是众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存在知识供给不足、理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能力不高的重要表现。

另外，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体现技术专家角色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位列第二，这意味着技术专家乃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又一重要的社会角色。从1995年到2017年的发展来看，1995年到2000年，样本文章中体现技术专家角色的比例为30%左右，之后逐年递减，直至2010—2012年，比例下降到18%，随后出现反弹，“U”型发展态势逐渐显现，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

选取的样本中体现价值倡导者社会角色的研究成果比例不高，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呈现出不断增多的态势，这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截然相反。西方理论界提出的知识分析由“立法者”向“诠释者”身份转型的趋势在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层面没有体现，其中原因本文将在后文中尝试作探索性分析。

（三）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代际差异

代际的传承与发展是考察社会变迁趋势的重要维度，为此，本文以第一作者的出生年代为依据对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显示：首先，年轻的政治学者技术专家角色、价值倡导者角色的比重明显低于年长的学者，呈现出明显的代际递减的趋势；相反，年轻政治学者的知识生产者角色的比重不断增加，“八零后”学者中知识生产者角色的比重达到近14%，代际递增的趋势明显。此外，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知识史学家角色总体上呈现代际下降趋势（只有在70年代学者中回升），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2、3中代际层面的论断得到验证。

（四）不同社会角色政治学者的研究话题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研究成果所关注领域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用Nvivo11.0软件对所选样本的题目进行词频统计分析，表4中所列举的是各类不同社会角色文章题名关键词的前十位（其中排除了不能明显体现研究领域的词汇，如研究、我国、建设等）。从统计结果可以大致推断，知识生产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学者主要关注民主与民主化、公民、治理、参与、共识等领域，发展中国家、新加坡是学界进行知识生产的主要案例，方法论问题是学界进行理论对话的重要话题；在知识史学家和传播者层面，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民主理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共和主义、保守主义等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公民、政党、权力、合法性、意识形态是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在价值倡导者层面，民主、自由、正义、和谐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者重点倡导与讨论的价值，全球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重要的时代与历史背景；治理与合法性是价值倡导者的内在目标；在技术专家层面，当代中国政治学者主要在民主、治理、认同、腐败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对政治现实予以观察、分析与政策供给；政党、公民、农民工是学界主要关注的对象；美国和新加坡是外部经验或教训借鉴的主要来源，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是进行政策建议的重要背景考量。

五、结论与讨论

（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真理探究者角色认知日渐增强，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场域逐渐形成

无论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代际的维度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完善者、批判者和建构者的身份认同都呈现日渐增强的态势，这说明经过了学科建设的初创时期，知识分子有了较为强烈的学术对话意愿和理论创新自觉。近年来政治学界兴起的“研究方法讨论”与“研究方法培训”热潮可谓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例证。正如前文所述，这种以同领域研究者为言说和交流对象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兴起是学科发展逻辑、社会经济发展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主动的学术自觉，还是被动的 “自我边缘”，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以学术为志业的学术群体逐渐形成。这一发展趋势的积极后果是学术对话与交锋将日渐热烈，对政治现实的分析也必将日益深入，知识生产水平与供给速度逐渐提升。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发展趋势也存在着将学术研究打造为“标准化”“程序化”和“流水线”作业的危险。此外，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层面，专门研究领域的形成给予知识分子一个属于自身的交流活动场域，这是否能提升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增强与其他社会力量互动对话的能力？这一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中继续深入考察。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者技术专家角色与价值倡导者角色在时间维度和代际维度发展趋势相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认知受到传统文化、社会变迁与国家建构合力作用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维度，当代中国政治学者技术专家角色变迁呈现出“U”型的发展态势，在代际层面则呈现明显的代际递减的趋势。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政治学者技术专家角色的高调开端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修齐治平”情结相关，与古代中国“政统”统领“学统”历史属性相关，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内忧外患的处境相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复兴也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虽然随着专业知识分子兴起，技术专家类知识分子比重呈现短时的回落，但是在国家建设与谋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与政治逻辑下，观察、诊断、分析社会现象，提出对策建议，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重要内容。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代际层面，年轻知识分子对此角色的认同度却不高，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新生代政治学者以专业形塑自身认同、塑造学术场域的强烈愿望。理论上讲，代际差异对于社会变迁趋势具有长期而稳定的预测作用，未来中国知识分子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趋势如何，取决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社会变迁逻辑、学科发展逻辑、国家建构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此外，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对价值倡导者角色的认同也呈现出时间递增与代际递减的趋势。价值倡导者角色认同代际递减趋势的变迁与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型趋势一致。“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以及以解构为核心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特征在此意义上有所显现。然而，在所选样本的历史发展层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倡导者角色则有逐渐增强的态势，这也许与本文所选样本中较为年长学者研究成果的比重相对较高有关（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篇数仅占总体样本的10.2%），也从侧面显示出当代中国在政治学领域的价值共识尚未达成，理论建设任务依然繁重。

（三）不同社会角色政治学者有着共同的现实关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其理论交锋的重要空间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界存在着“新”“老”政治学的分野，存在个体知识、专业知识与社会知识的差异。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学者的研究关注点与倡导的目标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想；和谐有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共识、协商为主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关怀；等等。可以说，当代中国不同角色政治学者的学术关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动态平衡状态。正如柏拉图所言：“走出洞穴”是为了发现真理，构想良善的公共生活；而“重返洞穴”则为了倡导与践行真理，建构良善的公共生活。学科内知识分子学术关怀的相对统一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走出洞穴”和“重返洞穴”的目标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一以贯之，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具有较好的融合空间。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具有不同社会角色认知的知识分子，其共同关注对象基本统御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之中。立足本土，总结、分析、归纳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现实，在价值、智慧、规律、技艺等方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供给知识产品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学者自我认同和外部评判的重要维度。

综上，在政治学领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关注主题，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历史演进与代际差异显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在这一议题的价值层面仍需进一步达成共识，对政治规律的探究与对政治实践的指导仍然需要进一步建立内在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学者对政治规律的探究是以鲜活的政治实践为根基，对政治知识的追寻是以中国的时代性问题为目标，对政治运行的方案供给是以客观规律为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建构角色认知时实现“走出洞穴”与“重返洞穴”的内在统一，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理论研究的推理与建构以探求规律为目标，而社会现实无疑是多元、具体且复杂的。正因如此，理论研究永远无法完美描摹现实，这也正是理论探究永无止境、魅力长存的原因之一。本文以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总体样态与发展变迁为核心议题，力图通过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尝试探索传统文化、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等因素与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内在联系。虽然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力图精准、深入把握学者研究成果的功能定位，但毋庸置疑的是，知识分子的“劳动产品”只是反映其社会角色认知的一个维度，而且，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亦具有综合性、动态性的复杂特征。如何结合具体的时空背景全方位考察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认知仍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也是本项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57-6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欢迎关注“厦大哲社版学报”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