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平， 魏然 | 考古发现与汉代长江下游的海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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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与汉代长江下游的海上之路

吴小平，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于汉唐时期的物质文化考古、区域文化交流和族群考古研究，旨在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南方区域内的物质载体进行分析，探讨背后的文化交流和族群变动。现已出版《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两汉时期云贵地区汉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淅川刘家沟口墓地》《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四本专著，在考古专业期刊《考古学报》《考古》发表学术论文12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代铜器资料整理及其综合研究》和其他两项国家社科基金”。

魏然，女，河南南阳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海港众多的国家，汉代我国境内的海上贸易地不可能仅有合浦、徐闻等岭南地区，其贸易线路必定向国内延伸拓展。汉代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出土不少岭南遗珍，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地亦发现岭南和江东遗物，由此可以推断，两汉时期中国沿海至少存在三条海上航线：岭南地区至长江下游、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下游至辽东、朝鲜半岛。这三条航线均与长江下游有关，长江下游在其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三条航线的出现，亦反映出东亚海域贸易网络雏形的形成。

关键词：汉代；长江下游；考古；海上之路

合浦和徐闻等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对外贸易的主要发生地，扮演着中外海上货物中转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海港众多的国家，我国汉代的海上贸易地不可能仅有合浦、徐闻等岭南地区，其贸易线路必定向国内延伸拓展。但究竟有何线路？长江下游地区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角色？迄今并无详细探讨。

在长江下游地区，即原西汉会稽郡和东汉时期会稽郡和吴郡、广陵国（广陵郡）、部分丹阳郡的范围内，已经出土不少岭南遗珍；另外，在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地，亦发现不少岭南和江东所出遗物。这些考古遗存足以窥探当时长江下游海上经济交流的盛况。

一、长江下游地区岭南风格铜器的出土与岭南至长江下游航线

岭南风格铜器的制作中心大致在合浦、贵港一带，器类主要有鼎、长颈壶、扁壶、锜、熏炉、三足盘、三足罐、盒、碗、钵、卮等，分刻纹铜器、仿玻璃铜器和其他铜器三类。

长江下游地区境内，发现不少汉代岭南风格铜器，具体如下。

（一）会稽郡（包括吴郡）。出土区域有杭州湾、金衢地区、宁绍平原和苏南地区

1.杭州湾

杭州老和山M129出土刻纹盒型灯及锜和卮各1件，M66出土1件钵，M154出土1件锜。时代为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

余杭闲林出土1件钵，萧山衙前、余杭经济开发区玉架山M7各出土1件卮。时代大致在东汉早期。

湖州杨家埠D23M1出土1件碗。时代为东汉早期。

长兴七女墩M4出土1件鏂。时代为两汉之际。

海盐南抬头出土1件双耳锅。时代在两汉之际。

桐乡芝村出土1件锜，盖面顶部刻柿蒂纹，柄面刻对向龙纹和三角锯齿、网格纹。时代为东汉中期。

2.金衢地区

龙游东华山M9出土1件碗，M5出土1件鏂。时代在东汉早期。

金华马铺岭出土有2件鏂、1件钵和1件双耳锅。时代为两汉之际。3.宁绍地区

上虞周家山出土釜、牛头山出土鏂等。时代为两汉之际。

宁波火车站出土1件铜锜。时代为东汉中期。

嵊州剡山M65出土1件鏂。时代为西汉晚期。

4.苏南地区

苏州冠鑫出土1件鏂、苏州虎丘M1出土1件双耳锅。时代大致在西汉晚期。

江阴长山镇出土1件鏂。时代为西汉晚期。

（二）丹阳郡。出土地点有南京、六合、高淳、句容等地

1.六合李岗、南京栖霞出土3件卮。时代大致在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

2.高淳下坝出土5件碗。时代为东汉早期。

3.南京栖霞出土1件钵。时代为东汉早期。

4.句容南门出土1件锜。时代为西汉晚期。

5.溧水蒋笪里出土鏂、钵和刻纹铜盒各1件，时代为西汉晚期。

（三）广陵国（广陵郡）。出土地有仪征、盱眙、扬州

1.仪征螃蟹地M7出土1件刻纹熏炉，器身为豆盘，子母敛口，垂鼓腹，圜底，下置竹节短柄连接喇叭底座。盖为博山。纹饰方面，口沿下为一周菱形纹，腹部为两周羽状锦纹。盖沿刻一周三角锯齿，短线刻画博山细部。亦出土1件鏂。时代为西汉末期。

2.盱眙东阳M4出土1件刻纹博山炉，豆盘器身，柄为人形跽坐，博山底座。盖为博山，顶有一雀。纹饰方面，腹部为一周四神图案，盖沿刻一周三角锯齿和菱形纹，短线刻画博山和人器官细部。亦出土1件刻纹长颈壶，直口，细长颈，扁鼓腹，圈足。纹饰方面，器身满刻花纹。颈肩各饰三组三角锯齿、菱形和羽状锦纹，腹部中心为菱形锦纹，其上腹部分为三角锯齿和菱形纹。圈足为一周三角锯齿。还出土1件仿玻璃铜卮和鏂。时代为东汉早期。

3.扬州市郊出土1件刻纹泥筒，子母直口，直腹，平底。盖顶平，面刻一柿蒂纹，四叶间有复线菱形。器身方面，腹部为一周四神图案，口沿处为一周复线菱形。还出土1件锜，时代为东汉初期。平山乡荷叶村张庄出土有刻纹长颈壶1件，器身满刻云气纹和神兽动物；酒樽1件，盖面刻柿蒂纹图案；西湖镇蒋巷万科金色梦想工地出土1件鏂。

根据上文所述，可知这些铜器的大致特征如下：

时段方面，刻纹铜器时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仿玻璃铜器的时代亦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其他铜器除了个别为东汉中期，其他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空间分布方面，属东汉中期的集中分布在杭州湾和宁波一带，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则以广陵国为主，次见于杭州湾和吴郡。

来源方面，本区域内出土刻纹铜器不多，器类也较少，主要出现在广陵国贵族墓中，如盱眙东阳和仪征螃蟹地M7，系岭南输入品。关于仿玻璃铜器方面，铜鏂和铜卮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开始仿制，其余均来自岭南境内。其他铜器如锜、双耳锅、釜所出甚少，本地制作的可能性不大，属岭南输入。

可见，长江下游所出岭南风格铜器基本来自岭南境内，为输入品。与岭南铜器输入相反，目前尚未在岭南境内发现汉代长江下游的器物，显示出当时长江下游在物质流通方面的弱势地位。

上述器类为海线输送，还是从陆地输入？当前尚无法对每一件器物进行一一考证，但是根据与长江下游紧邻的其他区域所出岭南风格器物的考察，可推断出大致的传播途径。

从岭南到达长江下游绕开海路，穿越江西、再顺江而下是最为便捷的途径。若此，便途经豫章和庐江、九江三郡。按理，这些区域所出岭南风格器物应该不少。但迄今为止，豫章郡境内出土刻纹铜器不过3件、仿玻璃铜器和其他器类大致二十余件，庐江、九江郡仅发现4件仿玻璃铜器，未有刻纹铜器。其不仅数量偏少且种类也少，说明这些地区并非岭南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亦非岭南文化传播的通道。

从岭南出发绕道湖南，通过洞庭湖再顺长江而下亦可达到长江下游。我们不妨再观察这条线路的可能性。湖南是目前所出岭南风格器物不仅数量而且种类仅次于岭南本地的地区，出土刻纹铜器近50件、仿玻璃等其他铜器近120件，此外还发现大量的岭南瓷器，无疑是岭南文化向北辐射的主要区域。但是与其一江之隔的湖北仅出土1至2件刻纹铜器、二十余件非刻纹铜器，不仅远逊于湖南，同样也与长江下游差距甚大。这种现象，说明了岭南文化的向北传播，其目的地主要为湖南境内，以湖南为据点再次传播的概率很低，长江下游所出岭南器物通过两湖地区中转的可能性不大。

据此判断，长江下游所出岭南风格器类，主要通过海路输入。

作为岭南文化的接收地，长江下游地区各地呈现的状态并不相同。广陵国出土刻纹铜器最多，铜器器体大，纹饰也精美繁缛；会稽郡主要在杭州湾一带出土小件的刻纹铜器和一些仿玻璃铜器；丹阳郡则偶见几件仿玻璃铜器。据此推断，在岭南至长江下游的海上航线中，广陵国是岭南器物的主要目的地，因为唯有富有的王国贵族方才使用贵重的刻纹铜器。但是根据广陵国境内东汉中晚期几乎再未发现岭南器物来看，其在岭南至本地航线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原因应与撤国设郡有关。

作为《史记·货殖列传》所载“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的江南，经济实力不足以使用大型的刻纹铜器，因此仿玻璃铜器和一般铜器较容易发现。但从当地发现不少东汉中期的岭南铜器来看，长江南岸与岭南的海上线路并未中断。

至于《后汉书·郑弘列传》所载“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的东冶，仅是会稽郡下孤悬一隅的偏僻小县，典型汉代墓葬罕见，自然难以出土岭南铜器，推测其仅为中途船舶停靠补给或者避风所用。

二、江东瓷器在山东境内的出土与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的航线

汉代江东瓷器在上虞等地发现作坊，器形一般有鼎、盒、壶、瓿、瓮、壶、罐等，器表多施青黄釉，耳面的纹饰多为模印叶脉纹等几何形之类，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均有出土，而山东是江东瓷器异地最为主要的集散地。

当前在滕州、曲阜、沂水、海阳、日照、青岛、五莲、栖霞、安丘、微山、临沂、枣庄、临淄、嘉祥和莱西等地均发现汉代江东陶瓷器，具体如下。

滕州。柴胡店汉墓出土2件罐，时代为东汉早期；染山西汉画像石墓出土1件瓿、5件壶和1件长颈壶，时代为西汉晚期；东小宫M161出土1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封山M31出土2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M13出土3件罐，时代为西汉末期东汉早期。

曲阜。花山M71出土1件罐，M84出土5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

沂水。牛岭埠出土2件壶，时代东汉早期。

海阳。开发区出土4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

日照。2002年海曲墓地所出颇为集中，数量高达240多件，器类有鼎、壶、瓿、罐，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期至末期，惜材料未全部发表，当前公布的仅有1件瓿、1件壶、1件鼎和1件长颈壶。海曲2号墩封土墓 M217出土2件壶、1件匏壶，时代为西汉中期，M206出土2件壶，时代为东汉早期。另外，电厂基建工地出土1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1976年日照东港区征集到的1件瓿式罐，时代东汉早期。大古城汉墓出土壶7件、瓿4件，时代为西汉晚期。

青岛。2011年土山屯 M5、M8、M13出土壶7件，时代为西汉晚期。城阳区玉皇岭M17出土壶1件，时代为东汉早期；M5出土壶2件，时代为西汉中期后段；采集2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厫上村 M1出土硬陶壶1（席纹）、壶10件，时代为西汉中期；殷家庄M1出土罍1件、壶5件、罐2件、钫1件，时代为西汉中期；M3出土瓿2件、壶2件，时代为西汉末期；胶州盛家庄M16出土壶2件，时代为西汉晚期；城阳文阳路M1、M3出土壶7件，时代为西汉晚期至末期；黄岛唐家莹M1出土壶1件，时代为西汉晚期。崂山县一夫妇合葬墓出土壶7件，时代为西汉晚期。崂山古庙汉墓出土壶5件，时代为西汉晚期。2016年土山屯墓群出土有较多的壶和瓿，但数量不明，时代基本集中在西汉晚期至末期。

五莲。张家仲崮汉墓出土壶10件、长颈壶1，时代为西汉晚期。

栖霞。观里汉墓出土壶2件，时代为西汉晚期。

安丘。柘山乡出土壶3件，时代为西汉晚期。

微山。两城乡出土瓿1、壶4件，时代为西汉晚期。微山岛出土2件壶，时代分别为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

临沂。主要在金雀山出土，如：M10出土1件壶，时代为西汉晚期；M32有壶2件，时代为西汉中期；M1出土1件瓿，时代在西汉早期。

枣庄。方庄汉画像石墓出土罐1件，时代为东汉早期。

嘉祥。东汉范式墓出土壶5件，时代为东汉中期。

莱西。董家庄出土壶3、瓿1件，时代为西汉晚期。

从上可以看出，汉代江东陶瓷器在山东半岛的出土大致跨越整个两汉，不过不同时期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西汉早期，仅临沂金雀山M1出土1件瓿。西汉中期，器类有壶、鼎、罐、瓿、钫。由于海曲和土山屯的资料尚未全部公开，难以统计各类器物的准确数量，不过根据青岛殷家庄M1、城阳区M2所出可知，数量远较西汉早期有大量增长，其中以壶的数量最多，鼎和钫少见。出土地点有日照、青岛、临沂，而日照所出最为丰富。西汉晚期，分布地点急剧增加，有莱西、临沂、微山、栖霞、五莲、安丘、青岛、日照、海阳、曲阜、滕州，但分布中心在半岛的东南部，即黄海湾的青岛和日照两地；另外出土数量猛增，撇开海曲和土山屯等未公开的资料，其他墓葬所出数量超过百件；器类方面，以壶为主，数量为84件，瓿6件，长颈壶和罐偶有出现，不见前期的鼎、钫。东汉早期，则处于衰退阶段，分布地点仅有滕州、临淄、微山、青岛、日照和沂水，出土数量也急剧下降，所出数量不超过30件。东汉中晚期则基本停顿，仅见于嘉祥范式墓。

根据上面的介绍，可见其分布大致形成以日照为中心且向四周扩散的格局：往北扩散到青岛、栖霞；向鲁中内地地区辐射至安丘、临沂、滕州。距离更远的山东西部和河南东南部几乎未发现。

这种分布格局显然与海上航线有关，日照所在的海曲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港口和江东瓷器的集散地。据所出江东瓷器的年代，可知其与长江下游的瓷器贸易始于西汉中期，盛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衰败。

三、环渤海湾、朝鲜半岛考古所出与长江下游至环渤海湾、朝鲜半岛之路

（一）环渤海湾出土的岭南器类

大连营城子。M76出土1件典型的岭南风格铜三足盘，其特征为宽折沿，斜腹，大平底，下置三人蹲坐式足；盘面以三组三角锯齿、两组复线菱形纹为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一柿蒂纹，在四叶间穿插对雀、虎；外区以四树为界分为四小区，各刻人首禽身类和其他神兽。沿面为一周复线菱形中间填十字。时代大致在西汉末东汉早期。

此类刻纹铜盘大量发现于岭南境内，如合浦风门岭M26、合浦母猪领M4、M1、M6、合浦二炮厂M30、合浦文昌塔M69、合浦九只岭M5、贵港深钉岭M1、M31、合浦望牛岭均有出土，大连所出刻纹风格特征十分明显，无疑为岭南输入品。

M5出土1件铜鏂，口微侈，颈略内凹，弧腹，高圈足。时代大致在东汉早期。

抚宁安居村。出土1件铜鏂，时代为东汉早期。

铜鏂大量见于岭南和长江下游两地，长江下游所出如上文所示，岭南所出则有兴安石马坪、合浦橡胶厂、番禺M19、广州越秀山、合浦望牛岭、合浦文昌塔、贵县北郊、贵港孔屋岭、贵港火车站等地。当前尚无法从器物造型方面判断上述两件的准确来源，但毫无问题由岭南或者长江下游输送。

（二）朝鲜半岛出土的江东器类

在朝鲜半岛，考古发现不少江东境内制作的陶瓷器。

乐浪贞梧洞M5，出土1件瓿。土城洞M45，出土2件硬陶罐，分别为双唇罐和敞口罐。时代大致为东汉早期。

凤纳土城，一次性集中出土三十几件、高度在50厘米以上的大型钱纹釉陶器，出土时罐中装有鱼酱，罐口用布封包。梦村土城发现过两件黑褐釉钱纹陶，1989年又发现同类特点的钱纹陶片1件。洪城神衿城遗址发现黑褐釉钱纹陶片1件。此类钱纹罐以长江下游地区烧制量最大，在江苏溧阳境内甚至发现了专门烧制钱纹陶瓷器的窑场遗址，时代大致推定在汉末至六朝早期。

此外，在朝鲜境内亦发现来自江东的青铜器。乐浪石岩里M194出土1件铜鐎斗，其风格特征为：侈口、弧腹、圜底，下置三扁足，腹部一侧施方銎直柄。类似鐎斗当前仅出土在江东境内，如长兴七女墩M2、嵊州剡山M68、萧山溪头黄M29、上虞驮山M28、萧山瓜沥、桐乡、湖州杨家埠、海宁、南京栖霞、高淳固城M1均有出土。养洞里M5出土1件双耳锅，盘口、浅腹，平底。相同器类在余杭马家山M10、仪征胥浦、海盐南抬头均有出土。时代大致为东汉早期前后。

（三）朝鲜半岛出土的岭南器类

在乐浪汉墓中，亦发现来自岭南的铜器。石岩里M9所出的酒樽，器盖为三羊钮，足为麒麟状。相同酒樽在广州M5003、合浦岭脚村M4、合浦11HEPM5均有出土。时代为东汉中期前后。

环渤海湾所发现的岭南风格铜器，未发现于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陆路输送的可能性不大。初步推断环渤海湾所出的岭南器类应借道长江下游，之后再沿海北上。

朝鲜半岛所出则相对复杂。首先，山东半岛尚未发现上述钱纹罐、鐎斗、酒樽、双耳锅之类，从而排除了朝鲜半岛所出来自山东的可能性。其次，由于航海技术方面的限制，当时的海上航线基本临近海岸，且鉴于出土的长江下游和岭南器类数量有限，可基本排除由岭南或者长江下游直航的可能。另外，秦汉魏晋时期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则相对顺畅，对此文献记载不少，如《三国志·魏书·东夷列传》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汉书·武帝纪》云，“（汉武帝元封二年）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以此进攻朝鲜。《后汉书·王景列传》载：（王景）“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可见，山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航线不仅为官方亦为底层百姓所熟悉。据此推断，朝鲜半岛所出长江下游和岭南的器类应由长江下游借道山东半岛中转所致。

四、结语

显然，上述考古发掘所出不过是大量被转送的贸易物质中的冰山一角，但亦足以窥探当时贸易航线的繁忙景象。

可以看到，两汉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通过岭南至长江下游、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下游通过山东半岛再至环渤海湾、朝鲜半岛三条海上航线，一方面大量接收来自岭南的铜器，另一方面亦将本土的瓷器、铜器推向北方的山东半岛，同时将部分铜器中转到环渤海湾和朝鲜。贸易航线的时代主要出现在西汉晚期至东汉，跨度大致维持了200年。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些线路的开通并非始于汉代，有文献为据，如下。 

“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

可知从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的海上线路早在春秋时期便开通，尤其是吴国与齐国无论是在友好交往还是敌对的军事行动中，对海上线路的依赖更为频繁，故为世人所知。因此到了越国灭吴后，范蠡能够以平民身份浮海往齐逃亡。

关于长江下游至岭南航线，其始通于何时尚不足证。但是据文献所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可知战国中晚期长江下游至闽江口的海上航线已开通，在众多从杭州湾至闽江口的通道中无疑海上航线最为便捷顺畅。

进入汉代，此航线亦用于军事行动。据文献记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诣，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即是例证。

战争时期政府军事航线的开通为和平时期的经济交往打开了方便之门，故有文献云：“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大量的岭南方物运至长江口。

东汉后期长江下游至岭南航线由于局势动荡成为流亡通道，有下列文献记载为证。

（袁忠）“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

（恒晔） “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太守王郎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

“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许靖亦是从海路逃亡至交趾。在其与曹操书云：“会稽倾覆，景兴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 

除了上述航线外，还有一条以长江下游为始发的海上线路。《后汉书·东夷列传》载：“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可知这条贸易航线大致通往琉球等地区，至于交易何物尚无证据考证。

无疑，以长江下游为中心，汉代环中国海至少存在三条以上的海上贸易线路。这些线路将岭南、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有机串连，从而初步形成了环中国海的海洋贸易网络。作为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长江下游地区或作为接收地、或作为始发地，扮演着中心枢纽的作用。鉴于合浦在汉代海上对外交流的重要地位，而合浦等岭南与长江下游航线的存在，亦使得长江下游融入了海上对外贸易的网络之中，借此航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向东亚延伸和辐射。

其实除了上述海上贸易线路外，长江下游地区亦借助长江航线，往内地输送了大量陶瓷器，鉴于其内容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畴，故不展开讨论。若放眼东亚，汉代的贸易线路大致体现为丁字型的格局：东西向为长江航线，南北向为环中国海的海洋航线，长江下游恰好处于其丁字交叉口，显然发挥的作用非其他地区可比。从今天长江下游在中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来看，汉代开始其取得的枢纽地位历经两千年未有实质性变化，原因无疑与其优越地理位置有关，即处于江海相连、环中国海洋贸易线的中间位置。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69-7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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