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玲，郭宗华 | 印尼井里汶传统手稿中“郑和记录”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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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井里汶传统手稿中
“郑和记录”的发现与研究
——兼与《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
及其他文献的比对
作者简介
曾玲，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陈嘉庚研究中心主任、厦门侨史学会副会长。曾任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东南亚华人社会文献”，先后出版学术论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文献汇编八部。在《世界历史》《文史哲》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自2001年以来，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国务院侨办等十数项科研课题。
郭宗华，男 ，马来西亚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的解禁与重现，使“郑和与印尼爪哇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关注的课题。然而，仍有学者对该资料的真伪及其与郑和相关内容的可靠性存疑。在印尼爪哇考察时发现另有两份井里汶的传统手稿（Nagara Krethabumi与Sajarah Wali）也提及郑和，故将该两份手稿中有关郑和的内容转译并附上注解。其中，将Nagara Krethabumi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叙述，与《编年史》“井里汶”部分郑和相关叙述进行比对，可知两方叙述有相互呼应之处，再结合中国史料与现有研究对其细节进行验证，进一步肯定两者作为海外郑和文献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郑和；印尼；爪哇；井里汶；传统手稿；《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
近二十年来，郑和下西洋与印尼爪哇的关系，已成为海内外许多研究郑和的学者所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印尼爪哇一带仍保留着一些与郑和有关的庙宇和历史遗存，流传着许多郑和的传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当地华人留下的文献史料中发现了一些有关郑和船队的记录，一定程度地补充了中国史籍中郑和船队在南洋一带相关记载的不足。其中，最著名且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这份文献自问世以来便争议不断。时至今日，其原始资料的来历以及其中有关郑和内容的真实性仍受到一些学者质疑。
为了进一步了解郑和与三宝垄、井里汶的关系以及《编年史》的来龙去脉，作者之一的郭宗华于2019年初曾前往印尼爪哇岛的雅加达、井里汶、三宝垄等地实地考察。在井里汶考察期间，郭宗华曾探访据说建立于郑和时代（1415）且曾经存放着《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的原始档案，如今已成为井里汶孔庙的达朗庙（Klenteng Talang）。虽无缘在达朗庙里寻获任何有关《编年史》的原始资料，但令人惊喜的是，他在当地图书馆却意外地发现另有两份“井里汶传统手稿”（Naskah-naskah Tradisi Cirebon）——Nagara Kretabhumi与Sajarah Wali（Naskah Mertasinga）也提到了郑和，目前为止，尚未被任何研究郑和的中外学者提及或引用过。前者有关郑和船队到访井里汶的叙述，可以与《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或许可以部分地解答长期以来学者对《编年史》里郑和相关内容可靠性的一些质疑；后者则很明显只是一则以“三宝大人”（Sampo Talang）作为主角，将几个爪哇华人的史事传说拼凑杜撰而成的故事，但也有其可观之处。
本文将该两份井里汶传统手稿中有关郑和的内容转译成中文，附上一些注解及考证，以备日后学者参考或引用。此外，将《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叙述与《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的相关记载进行比对，再结合中国史料与现有研究对其细节进行验证，从而肯定两者作为海外的“郑和研究”文献的史料价值。
一、《编年史》的争议及其“井里汶”部分的郑和叙述
（一）《编年史》的来历与争议
《编年史》最初是以“半马来半英文”的形式出现于印尼学者帕林洞岸（M.O.Parlindungan）于1964年出版的《端姑·饶》（Tuanku Rao）一书中，为该书的第31号附录。帕林洞岸曾大致交代过它的来历：1928年时，荷兰籍特使波特曼（Resident Poortman）受殖民政府委托，调查淡目苏丹王朝（Kesultanan Demak, 1475—1554）的开国者拉登·巴达（Raden Patah，1455—1518）是否有华人血统。于是，波特曼先后从三宝垄的三宝公庙（Klenteng Sam Po Kong）与井里汶的达朗庙（Klenteng Talang）搜刮了大量已有400—500年历史的中文文书和手稿，整理成《非常机密》（Geheim Zeer Geheim）上呈荷兰殖民政府。该机密报告中的“序言”（“Preambule”），便是波特曼根据两庙所没收的中文手稿整理出来的编年体资料，辗转到帕林洞岸之手，便将其附录于自己的书中。
帕林洞岸书中那份31号附录，引起了他以前的一位学生，即著名印尼史家穆里亚纳（Slamet Mulyana）极大的研究兴趣。穆里亚纳透过私交向其恩师求得了该份报告序言的摘录和笔记，根据这份资料，他厘清了满者伯夷灭亡前后的一些历史问题，梳理出完整的满者伯夷历代国王世系表，于1968年出版了一部在当时极具争议的著作——《印尼爪哇印度化政权的没落与伊斯兰国家的兴起》（Runtuhnya Kerajaan Hindu-Jawa dan Timbulnya Negara-negara Islam di Nusantara）。穆里亚纳也曾在其著作中透露他亲访恩师帕林洞岸的家，详细询问这份资料是如何取得的：帕林洞岸的爸爸与波特曼是好朋友，帕林洞岸在荷兰学习时常受波特曼照顾，他也因而有幸看过该份机密报告的副本，并将其序言摘录下来，加上自己的注解，以《中国人/伊斯兰教/哈纳菲教派在爪哇岛的伊斯兰教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411—1564》（Peranan Orang-orang Tionghoa/Islam/Hanafi dalam berkembangan Agama Islam di Pulau Jawa 1411—1564）为题名，附录于其1964年的著作中。
帕林洞岸的《编年史》资料与穆里亚纳的著作问世不久，即引发印尼史学界与宗教界极大的争议，以至于在1971年遭到印尼政府当局全面查禁。一直到苏哈托政府下台，这份资料的存在才渐渐为更多海内外学者所知。由于《编年史》是现存为数不多述及郑和船队在南洋一带活动的海外资料，故得到海内外许多研究郑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将其用以探讨郑和与三宝垄、郑和与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其与爪哇华人伊斯兰社区的关系，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与著作，甚至不惜篇幅地将整份《编年史》（原文或中文翻译）转载于他们的文章著作之中。经学者们深入研究后指出，《编年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是由早期留寓爪哇（三宝垄和井里汶）的华人商贾或船员所作，最初是以中文书写的，约著述于15—16世纪。17—18世纪时，或有两地的华人后代将其祖先或前辈留下来的档案或笔记以华人马来语（Sino-Malay）编辑成较完整的资料，分别存放于三宝垄的三宝公庙与井里汶的达朗庙，而波特曼和帕林洞岸只能算是《编年史》的第二、第三编辑者。
然而，有些研究者《编年史》的叙述有所保留，主要由于郑和“三书一图”与明代官方史料均无提及郑和船队曾经到过三宝垄或是井里汶，且其中述及的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均为孤证，也无法见诸中国史籍或其他史料，因无从印证其真实性，而无法令人完全信服。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如今附录于帕林洞岸书中的“半马来半英文”文本只能算是第三、四手资料，其原始资料早已不知所踪，使得其可信度大打折扣,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编年史》是20世纪初一位受过荷兰语教育的作者在参考了一些“爪哇传统文本”（authentic Javanese texts）之后伪造出来的。
（二）《编年史》“井里汶”部分与郑和相关的叙述
帕林洞岸书中的“半马来半英文”《编年史》可分为“三宝垄”与“井里汶”两个部分，“三宝垄”部分从1403年记录至1546年，内容首先叙述郑和及其船队在南洋各地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活动，郑和去世后爪哇各地华人伊斯兰社区的发展以及其后淡目苏丹王国的建立，其前半部分较多地谈及郑和；“井里汶”部分则从1415年记录至1585年，全文主要叙述井里汶华人社区的发展及其与井里汶苏丹王朝建立的关系，除了前两条资料间接提及1415年郑和的手下孔武斌（Kung Wu Ping）来到井里汶建立灯塔，并在当地建立三个华人社区之外，其余内容与郑和关系不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往研究郑和在印尼的学者，大多将三宝垄视为其重点考察的田野地点，尤其是引用《编年史》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大多将其叙述重点围绕在“三宝垄”部分，对于《编年史》另一个资料来源地——井里汶以及其“井里汶”的部分则着墨较少。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中外学界有任何以“郑和与井里汶的关系”为主题的文章或著作问世，尽管井里汶和三宝垄一样，同是《编年史》资料来源之地，也拥有不少有关郑和的传说与遗存。
因此，本文则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编年史》“井里汶”的部分，该部分前两条间接提及郑和船队的记载，译文如下：
（1415年）海军都督哈芝孔武斌（Laksamana Hadji Kung Wu Ping），是孔夫子（Kung Hu Tju）的后裔，他抵达井里汶海岸后，在柚木山（Gunung Djati）山顶建立一座灯塔。靠近此处，他在三梦（Sembung）、沙临迪尔（Sarindil）和达朗（Talang）三处设立华人伊斯兰社区，各自都拥有回教堂。沙临迪尔村被指定负责运送柚木供修理船只，达朗村负责维修港口，三梦村负责维修灯塔。三个华人伊斯兰/哈那菲派（Hanafi）社区也都负责为中国明朝船队提供食物饮水。当时，井里汶地区还是人烟稀少，但是土地非常肥沃，因为其位于折尔美山（Gunung Tjeremai）脚下。
（1450—1475年）与东爪哇和中爪哇北海岸一样，井里汶的华人伊斯兰教社区也大大地衰落了，因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断了。沙临迪尔的回教堂成为修行所（pertapaan），因当地的华人伊斯兰/哈那菲派社区早已绝迹，达朗的回教堂已经变成神庙。相反的，三梦的华人伊斯兰/哈那菲派社区发展良好，当地华人很虔诚地坚持信仰伊斯兰教。
严格来说，以上两段记载并没有直接提到郑和，只简短地述及了孔武斌等人来到井里汶落户，建立了灯塔及三个华人伊斯兰村落，该三个华人村落各司其职，负责中国明朝船队日后的补给与修整。除了明确提到此事件发生于1415年与疑似郑和属下的孔武斌这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与郑和船队相关或可供研究的细节。另一方面，上述说法只能算是孤证，在明代史料中完全没有提到郑和船队曾到访井里汶或任何有关井里汶的记录，也无法找到其他相关的记录可以为其佐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编年史》“井里汶”部分往往会被研究郑和的学者们所忽略。不过，或许我们所发现的井里汶传统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叙述，可以透露更多的细节，为《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相关说法的可靠性提供有力的证据。
二、印尼井里汶传统手稿
（一）井里汶的传统手稿
传统手稿（Naskah-naskah Tradisi）指的是以人工书写而成的古代文献或历史文学著作，在马来半岛、印尼群岛一带，这类手稿或文献也常被称为“babad”“hikayat”“riwayat”或“sejarah”（皆为“历史”“传奇”之意）等。据印尼传统手稿专家伊卡加迪（Prof. Dr. Edi S. Ekadjati）介绍，在过去的印尼群岛范围内，人们曾经使用过各式各样的文字与语言来书写一个时代与文化的发展，仅在巽他（Sunda，这里指爪哇岛西部）一带，便曾有七种文字和七种语言书写于碑铭上或手稿中，作为沟通和传递知识的媒介。书写的材料也应有尽有，主要有各种棕榈叶（lontar、nipah、enau、kelapa）、木皮纸（daluang）和纸（kertas）。书写的工具则有刀笔（peso pangot）、蜡（malam）和墨水（tinta）。书写的形式多以散文（prosa）或诗歌（puisi）两种形式为主。据研究井里汶古代手稿的学者达丹·威尔丹（Dadan Wildan）在其2002年出版的著作中所述，在井里汶及勃良安（Priangan）两地已发现且登录在案的传统手稿共有68份之多。早在20世纪初，已有一些荷兰学者与印尼本土学者着手将其中一些手稿转换成拉丁字母或直接翻译成现代印尼文，出版成书。
井里汶的传统手稿主要叙述的内容包括：井里汶的开埠与发展；井里汶苏丹王朝（Kesultanan Cirebon, 1482—1926）的建立及其历代谱系；第一任苏丹苏南·古农·加迪（Sunan Gunung Jati）的家世渊源、生平事迹与传奇故事；有关井里汶的人、事、物等。然而，大部分井里汶手稿的叙事特点与印尼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手稿几乎相同，其内容可能包含了历史、传说、故事甚至是神话，史实与虚构相互杂糅，真伪难辨，往往受到一些西方历史学者诟病。即便如此，传统手稿依旧是叙述印尼古代史事最全面的现存文献，因此还是有不少历史学者试图将古代手稿中的史实与虚构区分开来，以建构较完整的印尼古代与中古历史。
达丹·威尔丹在其著作中曾深入研究与分析了七份不同的井里汶传统手稿，根据手稿的作者背景、写作形式、内容编排、故事情节、文字叙述等，大致将井里汶手稿的来源出处区分为两大类，即“井里汶宫廷圈子”（Lingkungan Istana）以及“习经院圈子”（Lingkungan Pesantren）。来自宫廷圈子的手稿为数较少，其作者多为井里汶王室或贵族成员，他们更针对性地选择合乎常理的故事，更多地讲述围绕宫廷里的事情，倾向于宫廷利益，并且强调苏南·古农·加迪作为井里汶苏丹王朝的执政者，以及其后代传承其权力的合法性。相对地，出自习经院圈子的手稿占大多数，作者多为伊斯兰宗教师（ulama），他们则更多地叙述能够灌输宗教价值观的故事，更强调故事里的伊斯兰教教义，且更倾向于将苏南·古农·加迪塑造成伊斯兰传道者与圣贤的形象。
根据达丹·威尔丹的研究成果，我们就能轻易地分辨出下文两份手稿的来源、作者背景、写作目的，以及其与郑和有关的内容，哪些是比较可靠的，哪些是不符史实的，甚至是子虚乌有的。
（二）《那加拉·克列塔布米》里“郑和到访井里汶”的叙述
《那加拉·克列塔布米》（Nagara Kretabhumi）是现存的井里汶传统手稿中成书年代较为久远的一部，这部手稿总共有四册。作者在第一到第三册内容的结尾都作了简短的自述，第四册结尾除了自述外，还详细列出他所使用的全部参考资料的名称。根据其自述，四册作者都是旺沙科尔塔亲王（Pangeran Wangsakerta）；第一册完成于1692年，最后一册完成于1696年；作者使用了共49份当时井里汶王室图书馆所拥有的手稿与文献作为参考资料。我们在雅加达的印尼国立图书馆（Perpustakaan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找到由苏加纳（T. D. Sudjana）翻译的现代印尼文本。译者在书中并没有对这部手稿的来源与流传多作介绍，不过，根据该手稿作者的身份背景、写作倾向与叙事偏好，结合达丹·威尔丹的分类法，我们可以断定它最初来自“井里汶宫廷圈”。此外，它也是另一份目前流传较广泛的宫廷圈手稿《井里汶起源故事》（Carita Purwaka Caruban Nagari）的蓝本。
《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叙述出现于第二册，译文如下：
据说1337萨卡年（1415—1416年）哈芝月（Bulan Haji）14日，中国军队抵达穆瓦拉·加迪港（pelabuhan Muara Jati），军容盛大，约有2700位装备精良的士兵，乘坐100艘大船而来。
领导中国军队的是作为海军都督（laksamana laut）的郑华（Chen Hwa），马欢（Ma Hwan）作为秘书（sekertaris），王景弘（Wang Kheng Wong）则是船长（jurumudi）兼中国军队的大将军（Panglima Besar），费信（Pey Sin）也是秘书（sekertaris）。他们都是中国皇帝（Maharaja Cina）的大使，即以御王乐（Yu Wang Lo）之名而闻名，名字叫作成祖（Chen Tu），来自以前的明朝（Wangsa Ming）。中国大使到访几个国家。有些其他国家的大使也在那个团队里，如苏门答腊的阿迪亚瓦曼王朝（Kerajaan Adityawarman）和满者伯夷辖下一些国王的大使也在里面。那督·新加坡拉（Ratu Singapura）是巽他王朝（Kerajaan Sunda）的统治者，被尊称为凯·阿贡·祖玛詹加迪（Kyai Ageng Jumajanjati），凯·阿贡·塔帕（Kyai Ageng Tapa）是他的另一个名字，也是穆瓦拉·加迪的第二任港务官（syahbandar），热烈欢迎中国大使的到来。长达一星期，海军都督郑华（Cheng Hwa），另一个名字是郑和（Te Ho），那时代表中国军队，孔武斌（Khung Wai Ping）在柚木山（Amparan Jati）山顶上建立了一座灯塔（mercusuar）。这个建筑物成为他们来此的目的，因为此后所有停在这个港口的船只将会知道港口的海岸在哪里，即使晚上时，山顶上的灯塔也会发出光芒，从远处看像是闪烁的星星。
他们（中国军队）前往东爪哇满者伯夷的路途中，在穆瓦拉·加迪港短暂停留。那时这里已经有很多民房，而在名为帕萨邦案的村庄（Dukuh Pasambangan）也有块空地。中国军队在那里集结并留宿了七天七夜。港务官给予他们休息的地方，以各种美食与水果款待他们，像是举办庆典盛宴一样，那时巽他王和中国皇帝的关系已经建立很久了。
后来，那座灯塔由港务官即祖玛詹加迪购回，以食盐、虾酱、大米、蔬菜、香料和柚木作为交换。在船只满载货物之后，他们前往东爪哇。在满者伯夷，他们停在章沽（Cangga）。宰相先生（Sang Mangkabumi Kanaka）热烈欢迎中国军队的到来。随后，中国大使在满者伯夷王宫与维克拉玛·瓦达哈那（Wikrama Wardhana）王进行会议，商讨有关中国人在巴乐葛（Paregreg）战争中被屠杀的事件，还有中国和满者伯夷的邦交事宜。
这次是他们航程的第四次来访爪哇满者伯夷政府。至于他们第二次来时，中国军队与苏门答腊东部萨慕德拉（Samudera）的海盗（perompak）打仗。海盗的行为阻碍了所有船只，无视任何法律，常常烧杀抢掠，他们与海上的野生动物没有区别。所有的海盗都被中国军队消灭，一位名叫李杨道明（Li Yang Tao Ming）的（海盗头目），被押送回京城（ibukota），最后被处决（dibunuh）。
以上为第二册郑和到访井里汶的经过。第四册在叙述灯塔来历时也提及郑和，译文如下：
据说，柚木山（Amparan Jati）顶上的灯塔，晚上从远处看好像闪烁的星星。以前，这座灯塔是穆瓦拉·加迪港的标志。建立这座灯塔的人是中国军队指挥官伟斌（Wai Ping）、海军都督郑和（Te Ho）和为数不多的军队。他们在前往满者伯夷的路途中短暂停留在穆瓦拉·加迪港。他们在建立灯塔时住在帕萨邦案（Pasambangan）。灯塔运作才七天七夜，就被港务官祖玛詹加迪买下，以食盐、虾酱、大米、香料和柚木交换。在船只满载货物后，他们便前往东爪哇。
以上为《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记载。这部完成于1696年的手稿最初来源于井里汶宫廷圈，其作者本身便是王室成员，在编纂这部手稿时曾参考了许多井里汶宫廷里的史料文献。很明显地，该段叙述中的所谓海军都督“Chen Hwa”“Cheng Hwa”或“Te Ho”，指的都是郑和本人。更令人诧异的是，该叙述还准确无误地记录了郑和使团中几个著名的随行人员的名字，包括我们所熟悉的马欢（Ma Hwan）、费信（Pey Sin）、王景弘（Wang Kheng Wong）等人。此外，作者还明确指出当时是郑和第四次来到爪哇满者伯夷，其第二次来时曾在苏门答腊附近歼灭了一支海盗团伙，以上细节将有助于我们验证该段叙述的可靠性。
如前所述，其实《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就是另一部同样来自宫廷圈，但成书稍晚的手稿《井里汶起源故事》（Carita Purwaka Caruban Nagari）的蓝本，此部完成于1720年的手稿，其作者亚烈·井里汶亲王（Pangeran Arya Carbon）便是《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作者旺沙科尔塔亲王的侄子。在荷兰籍的印尼史家格拉夫和皮杰德（H. J. de Graaf, & Th. G. Pigeaud）于198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15—16世纪爪哇的华人穆斯林》（Chinese Muslim in Jaw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里，曾引用过《井里汶起源故事》里有关郑和的一段叙述，只不过相较于《那加拉·克列塔布米》里的上述内容，该段叙述简短得多。两者相互对照之下，可知《井里汶起源故事》里有关郑和的那段叙述，显然是该作者从其叔叔所作的《那加拉·克列塔布米》第四册里那段比较简短的内容摘录得来的，也没有留下太多可供深入研究的细节。
（三）《圣贤的历史》（梅尔塔辛加手稿）里“三宝大人”的故事
根据《圣贤的历史》（梅尔塔辛加手稿）的译者瓦究（A. N. Wahju）在其译本前言中的介绍，这份手稿原是用阿拉伯字母，以古爪哇语、井里汶和巽他方言书写的，采诗歌的形式叙述故事，共有87段内容。这份手稿原来并没有书名，译者以其手稿第一节标题“Sajarah Wali”作为其书名，增加了“Naskah Mertasinga”表示这份手稿的来源之地并与其他的传统手稿作区分。其原作者已无从得知，而手稿叙事至1889年，因此译者认为其作于19世纪末。这份手稿原本收藏于译者在柚木山（Gunung Jati）几公里外的梅尔塔辛加（Mertasinga）地区的爷爷家里，作为他们家族的传家之宝已好几代了。译者尝试将其用现代印尼文以散文的形式译写出来，于2005年出版成书。我们在井里汶的州立伊斯兰教研究院（Institut Agama Islam Negeri）图书馆中找到这本书。
这份手稿并非叙述郑和来到井里汶，只是将爪哇社会口耳相传的几段传奇故事拼凑起来，而郑和以“Sampo Talang”（即“三宝大人”）的名字变成了该故事中的主角之一。虽然这段故事毫无合理性可言，但从故事的情节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来看，可以推测出当时作者为何要让“三宝大人”与这段故事扯上关系。该译文如下：
谢赫·莫拉那（Syekh Maulana）探访中国
在詹胡尔（Jamhur）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谢赫·莫拉那对拉胡特王（Raja Lahut）说：“我先把我的弟弟留在这里。我想要了解中国，跟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去。”（又对弟弟说：）“先在这里等，我会再回来接你。”这样，谢赫·莫拉那与阿卜杜尔·卡皮（Abdul Kahpi）和阿卜杜尔·拉兹曼（Abdul Rachman）进入中国边境，旅途中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据说该村落叫作蒙卓尔（Munjul）村，班让·吉玛特（Panjang Jimat）仪式就是源于此地。在那里，谢赫·莫拉那因其神圣而闻名。许多来到这里见他的中国人都充满惊奇，接着他们便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都保守了改变信仰的秘密，因为害怕他们的国王。有关谢赫·莫拉那的消息传遍整个国家，消息传出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宗教师存在。
话说中国国王（Raja Cina）命令一位名叫“三宝大人”（Sampo Talang）的大臣（patih）。“把那位聪明的人叫来，我要考验他。”国王如此命令道。大臣三宝大人即刻去见谢赫·莫拉那。当他见到谢赫·莫拉那时，惊讶地看见谢赫·莫拉那的脸上散发着足以穿透小腿的清澈光芒。大臣三宝大人变得很沮丧，直到最后哭泣，并表达他想成为谢赫·莫拉那的追随者且皈依伊斯兰教的想法。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因害怕国王而保守了这个秘密。随后，三宝大人向谢赫·莫拉那传达了国王召见的命令。谢赫·莫拉那便接受中国国王的邀请。当他和三宝大人一起前往皇宫时，突然听见有天外之音向谢赫·莫拉那警告：“谢赫·莫拉那，千万不要强求地想伊斯兰化中国国王，不要做超出他要求范围的事，因为很久以前真主的先知和使徒们（Nabi Rasullah）也没有能力让他皈依伊斯兰教。中国国王很早以前就已经得到伟大的先知西斯（Nabi Sis）的认可了。他不需要成为一个穆斯林，直到审判日（hari kiamat）那天，他作为异教是肯定的，已得到上苍的承诺。”
据说谢赫·莫拉那到了中国国王面前，国王说：“你是聪明的人，请你检查我的孩子。她是不是患了水肿（sakit busung menahun）？她的名字叫安央珍（Anyon Tin），如果可以的话，你治愈她。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看了安央珍公主之后，谢赫·莫拉那说：“对，陛下，她患有水肿，除非她离开这里，否则无法治愈。”听到了这样的答案，中国国王变得很生气。国王充满愤怒地大喊道：“你是个骗子，我的孩子装成大肚子只是为了试探你。她的肚子垫的是布。你这个疯子宗教师，去死吧，不要再来到我的国家。”谢赫·莫拉那被驱逐出中国，没有感到一丝悲伤，这件事就好像总是奉献自我给央·伟迪（Yang Widhi）神的意志的神圣状态（sifat Aulia）那样。
谢赫·莫拉那走后，国王叫他的女儿安央珍拿出垫在肚子的支撑物。国王非常惊讶，他发现女儿肚子处垫着的布已经不见了。公主的肚子这次真的变大了，真的患上了水肿。国王在确信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后，叫来大臣三宝大人，“大臣，再把那个聪明的人找来，记住，如果找不到他，你就不用回来了。直到找到他为止，你都不能回来。找他，即使直到你的头发变灰、直到你的腰背变驼。如果你没有完成我的要求就回来，我肯定会砍了你的头。”大臣三宝大人立刻去寻找谢赫·莫拉那，所有的村庄和山都找遍了，大臣三宝大人越过海洋寻找他的国王想要的人。
大臣三宝大人落户于旧港（Palembang）
因为害怕国王不能再回去，所以大臣三宝大人停留在旧港。那个时候，统治旧港的王是亚烈·达玛（Arya Damar）。旧港是满者伯夷拥有的25个岛屿的属地之一，在布罗韦加亚（Brawijaya）政府管辖之下。大臣三宝大人便决定效忠亚烈·达玛。在为亚烈·达玛服务期间，大臣三宝大人表现出其聪明才智，得到了亚烈·达玛的赏识，将他招为女婿。三宝大人认为这些都是谢赫·莫拉那带来的祝福，那位自从在他的国家见到之后常常想起的人。
亚烈·达玛注定没有儿子，经满者伯夷的允许，三宝大人被擢升为亚烈·旧港（Arya Palembang）以代替他岳父。随后，满者伯夷王布罗韦加亚还把从中国带回、名字叫作班尤薇（Banyowi）的前任妻子赐给亚烈·旧港。当班尤薇被赏赐给亚烈·旧港即三宝大人时，她正怀有两个月身孕。简单地说，她来到旧港后，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为拉登·阿卜杜尔·巴达（Raden Abdul Patah），日后，他将成为淡目（Demak）的苏丹，是布罗韦加亚的后代。三宝大人过后又拥有一个儿子，起名为拉登·库申（Raden Khusen），日后成为尊号为帕拉加兰亲王（Pangeran Palakaran）。他其实就是旧港的三宝大人的亲生儿子。
以上为《圣贤的历史》（梅尔塔辛加手稿）中有关郑和的故事。这份完成于19世纪末的手稿，无从得知其作者是谁。不过，达丹·威尔丹认为此份手稿出自“习经院圈子”，我们认为他的推断相当准确，因为这份手稿里的大部分故事均极富宗教色彩，在文字叙述中常强调伊斯兰教诲，当是出自于一位伊斯兰宗教师的手笔。该手稿中的郑和与史实完全无关，只是将爪哇和井里汶民间口耳相传的几段传奇故事拼凑起来，包括“谢赫·莫拉那（Syekh Maulana）访问中国”的故事、“苏南·古农·加迪（成为苏丹后的谢赫·莫拉那）娶中国公主（Putri Cina）”的故事、“旧港统治者亚烈·达玛（Arya Damar）”的故事、“淡目苏丹王朝建立者拉登·巴达（Raden Patah）”的故事等。郑和则以爪哇民间惯常对其的称呼“Sampo Talang”（即“三宝大人”），成了串联这几个故事的要角之一。
我们认为，《圣贤的历史》里有关郑和的故事是当时爪哇伊斯兰社会普遍流行的“圣贤崇拜”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历史产物。这份手稿与大部分来自习经院圈子的手稿有着相同的叙述动机，即通过讲述一系列有关苏南·古农·加迪的传奇生平与神圣故事，极力地将其塑造为爪哇伊斯兰社会所推崇的“九大圣贤”（Wali Songo）之一。该手稿作者或许突发奇想地将当地华人所崇敬的“三宝大人”与一些爪哇土生华人的故事串联起来，融入苏南·古农·加迪的故事中，主要是想为这位“圣贤”多添一笔“历史”功绩。故事中，他不仅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连当地华人普遍崇敬的“三宝大人”也在他的感染与恩典下，成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最后更成为旧港的统治者。因其故事有许多荒诞不经之处，且完全不符历史，我们并不打算将其纳入史实的讨论范围。不过，正如达丹·威尔丹所说的，宫廷圈手稿更多选择合乎常理的故事，习经院圈手稿则更强调故事里的伊斯兰教义，两份手稿中的“郑和叙述”一经比较，便能明显分辨得出，来自宫廷圈的《那加拉·克列塔布米》确实比习经院圈手稿《圣贤的历史》（梅尔塔辛加手稿）可靠得多。
三、《那加拉·克列塔布米》《编年史》与现有的郑和研究
（一）比对《编年史》“井里汶”部分和《那加拉·克列塔布米》的“郑和叙述”
前文已引出《编年史》“井里汶”部分有关郑和船队的记载，主要叙述1415年孔武斌来到人烟稀少的井里汶，在柚木山顶建立灯塔，又设立了三个华人伊斯兰社区，使此地作为中国明朝船队停留及补给的港口。然而，在郑和去世之后，明朝不再组织船队下西洋，这三个村落也因此而没落了。严格来说，《编年史》“井里汶”部分里只简略叙述了郑和的一位将军孔武斌留在井里汶，并没有明确叙述郑和亲自来此。主要原因在于《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的全篇内容均在介绍当地华人社区的发展与井里汶王朝的建立，开头略微提及郑和船队只是为了回溯华人社区开埠的因由，至于郑和船队或郑和本人是否到过井里汶，并非其叙述重点。不过，该资料侧面反映了井里汶港口的开埠与初期的繁荣，似乎和郑和船队的到访与华人的开发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大致经过。该段资料主要讲述郑和本人率领着庞大船队来到穆瓦拉·加迪港（Muara Jati，即井里汶），派遣孔武斌在柚木山顶建立一座灯塔。他们的到来受到港务官热情的款待，在该地逗留七天后便前往满者伯夷，临走前把灯塔卖回给港务官。该段叙述想要表明的是巽他王朝与郑和所代表的明朝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显然井里汶宫廷出身的作者倾向于把郑和的到访描绘成一次与中国和平交往的外交事件。
若将两方叙述进行比对，可以看出些许雷同，但也明显存在一些差异。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皆声称郑和船队（郑和本人或仅是其分舰队）曾到过井里汶，也提到了郑和的将领孔武斌在柚木山上建立灯塔的事，仅《编年史》的相关记载较简略，而《那加拉·克列塔布米》则详细且生动地描述郑和与其船队到访井里汶的经过。换句话说，郑和船队来到井里汶、孔武斌在柚木山顶建立灯塔的两个细节，两方说法基本一致，且相互得到印证，使两者作为“信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此外，《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郑和船队到访井里汶的详细记载，也补充了《编年史》相关叙述的简略。
不过，两方叙述最大的出入在于郑和船队来到井里汶时，《编年史》称此地人烟稀少，孔武斌在此设立三个华人社区的主要用意，便是想将此地发展成为一个往后能让中国船队停留与休整的港口；而《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则称这里早已是一座港口，为巽他王朝的属地，且由巽他王兼任的港务官负责管理，对中国人留在井里汶并开发港口的事情只字不提。我们认为，这份手稿源出于井里汶宫廷圈，其作者本身便是井里汶王室成员，因此不能排除作者有意将井里汶港口的开埠时间稍稍提前，并借用“郑和到访”且与强大的明朝中国进行平等外交的事件来拔高过去土著政权地位与威望的可能性。此外，在该段叙述中，作者强调巽他王朝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已久，也明确地表明“主”（巽他王朝的港务官）与“客”（郑和以及中国人）关系；作者还两度叙述港务官将郑和手下所建的灯塔回购，字里行间似乎有意强调该土著政权对于井里汶这个地方的主权。无论如何，该段叙述反映了17世纪末在井里汶宫廷成员与上层人士的历史记忆中，郑和作为中国明朝政府的代表曾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其船队到访井里汶的过程是和平亲善的。
（二）两方“郑和叙述”比对中国史料与现有郑和研究
首先，我们来考察两方叙述中“郑和船队到访井里汶”的年代。《编年史》中叙述1415年郑和的将领孔武斌来到井里汶；井里汶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则叙述郑和亲自到访井里汶，其时间甚至精确至1337萨卡年（即1415—1416年）哈芝月14日：两者说法基本一致，为1415年。我们再将“1415年”与“郑和下西洋”的实际年代进行比对：学界一致认定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为1413年11月至1415年7月8日，所经主要地区有占城、满剌加、爪哇、锡兰、柯枝、古里、忽鲁谟斯、麻林等。换言之，《编年史》与《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都提到的“1415年”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也是吻合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加拉·克列塔布米》里也曾明确地提到当时是郑和“第四次”到访爪哇岛满者伯夷，可说明该段叙述相当可靠。若郑和船队真的在1415年来过井里汶，应该是船队即将返回中国的那段时间。
其次，我们来看看当时到访井里汶的相关人员。《编年史》只简略叙述孔武斌（Kung Wu Ping）来到井里汶，并无明确提及郑和本人来到这里；《那加拉·克列塔布米》则明确地叙述郑和带领庞大船队与军队在井里汶停留7天，该段叙述除了也提及孔武斌（Khung Wai Ping或Wai Ping）之外，还准确无误地译写出马欢（Ma Hwan）、费信（Pey Sin）、王景弘（Wang Kheng Wong）等人的名字。对照现有研究，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马欢、费信、王景弘均有参与，再次证明了《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相关叙述的准确性。
至于《编年史》《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与井里汶华人的口述传说都提到的一位关键人物“孔武斌”，我们翻查了许多有关郑和的史籍，又查阅了一些学者从《卫所武职选簿》等资料中抄录下来的曾参与下西洋的上百位随行人员名单，并无发现与“孔武斌”译音相近或姓“孔”的人。此前曾有学者推测《编年史》里的“Kung Wu Ping”或许就是明代史书里永乐时出使爪哇的“中官吴宾”，因明史中与其相符的人物似乎除了吴宾，别无他人。据《明史·外国传》记载，吴宾与郑和曾先后出使爪哇；《明太宗实录》记曰:“永乐十年秋七月戊申，遣中官吴宾等番救往赐爪哇国西王都马板。”1412年与1415年年代相近，也许正是1412年的爪哇之行，吴宾来到井里汶并在柚木山上建立灯塔。再者，《编年史》的“Kung Wu Ping”、《那加拉·克列塔布米》的“Khung Wai Ping”也许应该理解成“吴宾公”的意思，“Kung”可能不是吴宾的姓氏，而《那加拉·克列塔布米》第四册里的简短记载看似漏记其姓氏的“Wai Ping”也许才是吴宾的真正姓名。
虽然大部分可循迹象都将“Kung Wu Ping”指向明代史料中的“吴宾”，但我们实地考察井里汶后，认为这个说法仍有商榷的余地。这主要因为《编年史》“井里汶”部分在其后的内容里叙述了孔武斌有个孙子名为“哈芝孔森伯”（Haji Kung Sem Pak）也是姓“孔”的，孔森伯日后成为柚木山埋葬苏丹王室与高官的苏南·古农·加迪墓园（Makam Sunan Gunung Jati）管理人，并与当时权倾朝野的财政大臣陈三才（Tan Sam Cay）因改信宗教的问题而产生矛盾。《编年史》称陈三才被毒杀后，孔森伯因他生前常去达朗庙敬拜中国神明，认为其是叛教者（Murtad），而不让他的尸体葬在苏丹墓园里，最后他的妻子只好将其尸首草草葬于自家的院子里。本文作者之一郭宗华在井里汶考察时，曾试图寻找能够证明“孔武斌”或“孔森伯”这两个人存在的证据或遗存，虽一无所获，但是与孔森伯有过纠葛的陈三才，在井里汶的确有其中国式的墓碑与坟地，达朗庙里供奉着以“陈三才”为首以及许多华人先贤的神主牌，他也以“三才公”（Sam Cay Gong）之名，成为当地华人膜拜的神明。陈三才在井里汶的坟墓和遗存，与《编年史》“井里汶”部分所记载的完全一致，证明真有其人，那么或许又能间接说明《编年史》中孔森伯的叙述以及其与孔武斌是祖孙关系的说法也大抵可信。如果“Kung Wu Ping”姓“吴”不姓“孔”，那他与“孔森伯”就不是祖孙关系了，与《编年史》的记载不符。《编年史》之所以称孔武斌是孔子的后代，或许来自于当地信仰孔教的华人的附会说法，因根据达朗庙理事长的口述，现在的达朗孔庙以前便是孔武斌居住与办公的地方，他可说是达朗庙最初的建立者。据此，他应该是姓“孔”的。简而言之，如果认为“Kung Wu Ping或Khung Wai Ping”不是姓“孔”，而是明代史料中的“吴宾”，那就必须得承认《编年史》的记载有误，或证明孔武斌与孔森伯不是祖孙关系。目前为止，尚无太多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编年史》的说法或可以证明他的真实身份。
此外，《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也提到郑和船队第二次来到满者伯夷时曾歼灭了苏门答腊附近的海盗团伙，并将该首领李杨道明（Li Yang Tao Ming）押送回京处决的事件。“Li Yang Tao Ming”这个名字应该指的是当时的旧港头目梁道明，实际上《明史·外国传》记载他最终接受了明廷的招安。不过，稍微熟悉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人应该都可以轻易联想到，被郑和歼灭的，应该是指另一伙盘踞于旧港的海盗，其头目陈祖义被押送回京，最后被处决。或许由于《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作者所参考的原始资料记载有误，把两者误认为同一人。再者，根据《明史·郑和传》与《外国传》〖=87〗记载，郑和歼灭陈祖义海盗团伙，应该是在第一次下西洋（1407年）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来自井里汶宫廷的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所记载该海盗首领的姓名与“下西洋”的次数有些错误，但《编年史》“三宝垄”部分则准确无误地记载了1407年郑和歼灭海盗陈祖义的事件。此次两者之间的误差，或许可以说明《编年史》所根据的参考资料的确是来自三宝垄与井里汶两地华人所作的原始记录，与井里汶宫廷手稿（即《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与《井里汶起源故事》所参考的宫廷资料根本就是不同源流的。因此，我们认为《编年史》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20世纪初某位受过荷兰语教育的作者参考了一些爪哇传统文本，其中“井里汶”部分便是引用了《井里汶起源故事》中的一系列故事而编造出来的伪造品。
总的来说，《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所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与一些相关细节基本准确，可信度相当高。该手稿所述有关郑和的主要内容，包括郑和到访的年代、关键人物孔武斌、建立灯塔等细节，与《编年史》“井里汶”部分中的叙述基本一致，不仅补充了《编年史》中相关记载的不足，且两者的说法能够得到相互印证。以往或有学者因《编年史》的原始资料早已不知所踪而对《编年史》的记载存有疑虑，但如今又有了《那加拉·克列塔布米》这份来自井里汶宫廷圈的传统手稿为其佐证，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1415年时郑和船队或仅是其由孔武斌所率领的分舰队曾经到访过井里汶，与当地土著政权或一些居民有过一定程度的接触与交流，一些郑和船队中的重要人物如王景弘、马欢、费信等人的名字与相关信息，日后才会被记入他们的文献中。这些有关郑和船队到访的记录与文献一直存放于井里汶王家图书馆里，直到17世纪末，这些资料才为《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作者旺沙科尔塔亲王所参考与引用。如果郑和等人不曾实际到过井里汶，并与当地居民有所接触，很难解释他们为何会得知那么多郑和船队的相关细节。
不过，《编年史》与《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中的相关叙述最大的出入在于井里汶港口开埠的时间问题，我们认为《编年史》的说法比较合理。《瀛涯胜览》等航海游记之所以连“井里汶”的地名都未提及，主要原因可能便是当郑和船队来到井里汶时，当地尚人烟稀少，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介绍的开埠历史或风土人情。井里汶港口早期的开埠与发展，应该与郑和船队的到访和中国移民的开发有着莫大的关系，或许《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作者因其身份、立场或某些政治原因，才会极力强调过去的土著政权对井里汶的开发与统治。至于那位据说是郑和的手下，在井里汶建立了灯塔、华人社区并落户于该地的关键人物“孔武斌”，经过我们实地考察并验证了《编年史》中相关记载后，认为其是“吴宾”的说法仍值得商榷，尚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语
经分析与验证之后，我们认为井里汶传统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有关郑和的叙述，其可信度相当高，颇有史料价值。它既补足了《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相关记载的简略，又能与《编年史》的记载相互印证，更重要的是，该段郑和的叙述中提到的许多细节，都能够与中国史料与现有的郑和研究相互对应。因此，我们认为足以将《那加拉·克列塔布米》手稿中的郑和叙述视为郑和船队在爪哇活动的又一新证据，供研究郑和的学者参考及引用。
另一方面，出自井里汶宫廷圈子的《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与《井里汶起源故事》中有关郑和到访井里汶的经过，与来自井里汶达朗庙华人圈子的《编年史》“井里汶”部分的相关记载有雷同之处，但两者叙述的立场与侧重点明显不同，且还是能够看出些许差异，反映了两者所参考的资料来源应该是不同的。这或许可以说明《编年史》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20世纪初某个受过荷兰语教育的人参考了《井里汶起源故事》等“爪哇传统文本”而编造出来的伪造品。我们认为，《编年史》“井里汶”部分有关郑和与伊斯兰华人社区的内容所参考的原始资料，显然都是来自当地华人圈子，不可能出自井里汶宫廷圈，也不可能抄袭自《井里汶起源故事》。此外，我们也认为《编年史》“三宝垄”部分有关郑和的内容似乎也不存在抄袭“爪哇传统文本”《爪哇历史传说》的可能性，因为《编年史》“三宝垄”部分跟郑和直接有关的内容约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而我们却不记得《爪哇历史传说》里面有哪一部分曾提及郑和。况且，除了本文提到的《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之外，目前中外学术界尚未发现还有哪一部“爪哇传统文本”曾如此大篇幅地述及郑和史事。换言之，至少两部分《编年史》与郑和船队相关的所有内容，肯定不是抄袭自上述“爪哇传统文本”，其原始资料必定来源于他处，最初源于当地华人可能性依然是最大的。
至于郑和船队是否到过井里汶？虽然《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与《编年史》里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我们仍不敢妄下断言。此外，“Kung Wu Ping”是不是明代史料中的“吴宾”？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目前依旧未有关键证据能推翻《编年史》的说法，我们也暂且不置可否。不过，相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更多的证据被挖掘出来，也许日后能够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研究郑和的学者开始关注井里汶，日后会有更多郑和与井里汶之间关系的研究或文章问世。此外，井里汶传统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郑和叙述的发现，为郑和研究领域提供了一次扩展新的海外史料空间的机会，毕竟现存的印尼传统手稿有如汗牛充栋，几乎遍布印尼群岛各个地区，或许我们能从印尼其他地方的传统手稿中网罗与发掘出更多有关郑和的蛛丝马迹，以建构更完整的“郑和下西洋”历史。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南洋研究”专栏，第88-104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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