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云 | 清代词学的体系建构及其现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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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词学的体系建构及其现代传承

作者简介

陈水云，湖北武穴人。199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词学、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著有《清代词学思想流变》《二十世纪清词研究史》《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等。著作《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曾多次荣获夏承焘词学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摘要：清代关于“词学”的理解有一个从指向创作到研究的过程，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体制、创作、词史三大知识版块。清代词学的体系建构主要表现在汇编型词话上，到晚清逐渐从单一知识型逐渐向知识、思想兼具型转化，《艺概》《论词随笔》《人间词话》即是其表现。进入清末民国，因为现代教科书编写蔚成风气，词学体系建构亦走向现代。

关键词：清代词学；知识型；思想型；《艺概》

清代词学在道光以后逐渐转入思想的总结阶段，一方面出现了大量集成式的选本和词谱，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词话的方式建构理论体系。过去，人们比较多地从流派角度，关注晚清常州派的词学理论，重视庄棫、谭献、陈廷焯等人的创作主张。其实，从清代词学史的立场看，道光以后在吴中、淮扬、湖湘、岭南、岭西、闽中等地，都出现过审美取向不同、创作风格迥异的词人群体，他们对于推动晚清词学的发展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追踪浙西，还是步武常州，抑或不能纳入任何词派的理论家，特别是“晚清四大词人”，都在总结唐宋词学成就的基础上，在反思清代词史存在的诸多问题上，通过选本的编纂、词律词韵的考订、词话的撰写和词籍的评点等，为传统词学建构了一套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

一、“词学”：概念流衍与意义扩充

一般说来，对于词及其相关问题的研讨，均纳入“词学”范畴。诚如龙榆生所说：“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这是现代学者从学科建构立场所下的定义，但在明清时期对于“词学”内涵的认识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从专指创作转向研究的过程，一个从含义不清到逐渐明晰的过程。

虽然“词学”一词早在宋代已经出场，但只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辞，真正与作为音乐文学之“词”发生联系的是明代弘治九年（1496）编纂成书的《词学筌蹄》。《词学筌蹄》是学者周瑛编纂的一部词谱，他所谓“词学”实际上是填词之学，晚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词学”一词的。比如其后最有影响的词谱——张綖《诗余图谱》，前有蒋芝序曰：“南湖张子，后少游而生者，其地同，才之赋又同，雅好词学，自得三昧。”又万惟檀所编同名词谱亦有序云：“南湖张子则列以谱法，前具图，后系词，烂若黑白，使填词之客，索骏有像，射鹄有的，委于词学，有裨多矣！”他们所言“词学”指的就是填词之学，亦称词谱之学。

无论是《词学筌蹄》，还是《诗余图谱》，其初衷都是通过提供最简捷的图谱体式，使填词者“庶不至临时差误，可以协诸管弦矣！”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其实“词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如康熙十八年（1679），查培继将《填词名解》《填词图谱》《词韵》《古今词论》合刻，统称《词学全书》，在他心目中“词学”应该包括词调释义、词谱、词韵、词论等，较之明人的认识更为全面。而且，他还表示，《词学全书》之编刻乃是为了纠正明代对于“词学”含义理解的偏狭：“填词之家，染毫抒翰，争一字之奇，竞一韵之巧，几于江皋拾翠，洛浦探珠矣。然昧厥源流，或乖声韵，识者病之。此余家仲随庵偕毛氏、赖氏、仲子、王子有‘词学’之刻，厘辨精确，用以鼓吹骚坛，厥功匪渺。”也就是说，明代词人大多着眼于“一字之奇”“一韵之巧”，偏于创作，却“昧厥源流，或乖声韵”，亦即对于这一文体的源流和体制（声韵）却昧焉不明，查培继想通过这部“词学全书”的编刻，引导人们注意在词谱之外还有词韵、词调释义、古今词论等重要内容，从而对“词学”一词做了知识学上的意义扩充。

虽然如此，在人们心目中，“词学”的终极指向还是填词之学，因此，对它的使用就会歧义丛现，或指词律，或指创作。如：“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程村《倚声集》一选。”“词学盛行，直省十五国多有作者。”“至今日而词风愈盛，词学愈衰矣！”“词学之不讲也久矣，日久相延，失调失韵者不可胜数。”“比年词学，以文则竹垞之《词综》，以格则红友之《词律》。”无论是“文”（创作），还是“格”（词律），它们指向的都是作者在创作上的表现，而不是后世所谓对词体、词人、词史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研讨。这一观念在雍、乾、嘉近百年间并无大的改变，或言声律之学（又称“倚声之学”），如田同之《西圃词说》：“倚声之道，抑扬抗坠，促节繁音，较之诗篇，协律有倍难者……洎宋崇宁间，立大晟乐府，有一十二律、八十四调……迨金元接踵，遂增至一百余曲，相沿既久，换羽移商，宫调失传，词学亦渐紊矣！”或是指向词的创作，如孔昭虔《词综补遗序》：“我朝竹垞太史，惜三百年来词学不振，广汇博采，荟萃四代之精华，辨精核，诚集倚声之大成，而为艺苑之盛事矣！”又王绍成《国朝词综二集序》：“从祖述庵（王昶）先生少与吴越诸名士为倚声之学，故搜采古今词集最多……先补竹垞太史所未及，为补人二卷……国初至今可以论定者亦厘为四十八卷，盖千余年来精华毕萃，可谓集词学之大成！”

但是，自康熙以降，词坛上关于词的批评与关切之声渐高，涉及现代学者龙榆生所说的目录校勘、词律词韵、创作批评等诸多内容。在目录方面，由晚明毛晋汲古阁刻词籍题跋发其端，而后有明末清初众多藏书家所编书目著录的唐宋词籍，朱彝尊更在《词综·发凡》中叙述唐宋词籍在清初的存佚情况；在校勘方面则有朱彝尊、汪森等共同辑成《词综》，不仅对大量的唐宋词做了精删细选，而且还对作者的生平做了翔实的考订，对作品的真伪做了认真的辨析。在词律之学方面则有万树在前人词谱基础上，花费二十多年心血编成《词律》一书，共收660调1180体，每体注明字数多少，旁注韵、句、豆及平仄，每调或每体后间有详尽的说明与考校，是一部迄至其时为止体例最为合理、收调最为完备的词律专书。“万氏之书，虽不能谓绝无疏舛，然据所见之宋元以前词，参互考订，且未见《乐府指迷》，而辨别四声，暗合沈义父之说。凡所不认为必不如是，或必如何始合者，不独较其他词谱为详，且多确不可易之论，莫敢訾以专辄。识见之卓，无与伦比，后人不得不奉为圭臬矣。”在批评之学方面，具体的表现是涌现了一大批词话之作，如沈谦《填词杂说》、刘体仁《七颂堂词绎》、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彭孙遹《金粟词话》、王士祯《花草蒙拾》、李渔《窥词管见》、张星耀《词论》、徐喈凤《词证》、沈雄《柳塘词话》、董文友《蓉渡词话》、徐釚《南州草堂词话》等。清初刊刻的各种选本和词家别集都有一定数量的词作评点，也是批评之学繁盛的具体表现。到清代中叶，这类成果越来越多，体量也越来越大，词韵之作有许昂霄《词韵考略》、吴烺《学宋斋词韵》、叶申芗《天籁轩词韵》、吴宁《榕园词韵》、谢元淮《碎金词韵》、戈载《词林正韵》等，词谱之作有王奕清等纂《钦定词谱》、许宝善《自怡轩词谱》、叶申芗《天籁轩词谱》、舒梦兰《白香词谱》等，词话之作有李调元《雨村词话》、王初桐《小嫏嬛词话》、王昶《西崦山人词话》、郭麐《灵芬馆词话》、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宋翔凤《乐府余论》、孙麟趾《词迳》等，在词乐方面有凌廷堪《燕乐考原》、秦巘《词系》和谢元淮《碎金词谱》等，这是以前研究中所没有的新内容，也说明词乐之学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从以上所论看，“词学”作为专门之学已经大致成型，只是尚未有人为之作出明确界定。嘉庆十五年（1811）秦恩复刊刻《词学丛书》，辑有《词源》《词林韵释》《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日湖渔唱》六种，包括词论、词乐、词韵、词集（包括总集和别集）等内容，以丛书的方式展现了“词学”的体系构成。顾广坼为之撰写序文，阐述了“词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具体内涵：“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之为功于词者非浅鲜也。”这里提到“有词即有学”，认为有“词”这样的文体，就当有研讨声律和创作的学问——“词学”，而且特地提到词学的具体分科——词乐、词律、词韵、词集（包括源流、体制、旨趣等），可见编者及作序者都有着明确的学科意识。到光绪年间，江顺诒、宗山对历代论词之学再一次做总结，编成《词学集成》八卷，前四卷是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后四卷是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突出了音乐与文学、体制与创作的共构性，在词学体系的建构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启迪着后来者从上述八个方面来建构“词学”理论体系。

以上从概念史的角度，简略地梳理了“词学”一词的演进史，它表明：“词学”的概念已然明确，作为传统学术门类已经成立，那么，清代词学是怎样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呢？

二、从《古今词话》到《词学集成》：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在明末清初，有关词的批评之学已经非常发达，有词话，也有词选，有序跋，也有评点，有论词书札，也有论词诗词。其中词评词话类论著比较突出，它大约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作者独立创作的自撰型词话，一类是汇纂古今论词之语的汇编型词话。前者有俞彦《爰园词话》、王士祯《花草蒙拾》、刘体仁《七颂堂词绎》、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李渔《窥词管见》等，后者有沈雄《古今词话》和徐釚《词苑丛谈》等。我们认为这两类词话在表现形态上是各有侧重的，前者以表达思想见长，后者以汇集史料见长，过去人们对表达思想的自撰型词话比较看重，然而汇编型词话对于“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具重要意义。其实，在明代出现的杨慎《词品》即具有汇编型词话的雏形，但《词品》只是按词史顺序考叙各家词，以表其“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的观念，沈雄和徐釚则通过对以往有关词的论说的汇编和整理，初步搭建起了一套有关词学的知识框架。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文化集大成的时代，各种类书、丛书、总集的大量编选和刊刻即是其突出表现，这些图书汇编汇刻带动了知识分类的需求，也推动了清代目录学的高度繁荣，使得目录学在学科知识的分类上越来越层级化和精细化，沈雄《古今词话》、徐釚《词苑丛谈》在清初的出现便是清代知识分类层级化和精细化的具体表现，它们也为清代中后期关于词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和建设奠定了一个基调。

先说沈雄《古今词话》，过去对它评价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曰：“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杂以旧文，参以近人之论，亦间附己说。分词评、词辨、词品三门，征引颇为寒俭，又多不著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因为清初尚沿袭明代空疏学风，征引文献，“不著出典”，沈雄不免浸染时习，但在保存明末清初词学文献上却不为无功，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对自唐宋至明末清初的词学史料进行分类编排，以词话、词品、词辨、词品四类统纳，每类下设子目，条分缕析，体现了他对词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意图。次说徐釚《词苑丛谈》，是编成书与《古今词话》大约同时（康熙二十七年），但对材料的抉择和编排与《古今词话》并不相同，它将内容归结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谐谑、外编七类，因其对材料的剪裁得当，标注出处，并能申以己见，从而获得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肯定。像《词苑丛谈》一样，汇辑历代论词之语的还有三部官修词书，它们是《御选历代诗余》所附词话、《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和《四库全书》集部词曲卷。《御选历代诗余》所附词话像《古今词话》一样，按年代顺序排列论词之语，可视作一部简明词史。《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和《四库全书》集部词曲卷对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具重要价值。作为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对于词曲史料做了如下归类：词谱词韵（《啸余谱》《中原音韵》），词论词评（总论、艺文），词林纪事（纪事、杂录）。这样的归类大致反映出其时人们对于“词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认知。《四库全书》是一套大型丛书，专门收录总集或各家专集，大类上按经史子集排列，在具体子目编排上也颇为讲究，它把词曲类著作按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划分，这样的编排基本上不出《古今图书集成》所划定范围，但有一点却是《古今图书集成》所没有的，即《四库全书总目》的词籍提要。提要是关于词体的论述，关于词籍版本的考辨，以及词人和创作的评论和分析，代表着官学对于词学的认可和词人的体认。

以上几部汇编型图书关于词的分类情况，一是说明清代目录学对其内容的编纂有深刻影响，二是反映了其时人们关于词的各类问题的认识水平，三是初步建构起传统词学的知识体系。如果与今天相对比，清代词学体系大约就是体制论、创作论、词史论三大版块。

先看沈雄《古今词话》呈现的这种结构的体系性：“词话”部分主要是按年代顺序排列史料，再现词史递嬗变化的历程；“词品”部分则大致根据词的体制和创作两大内容设计细目，体制有“原起”“疏名”“按律”“详韵”“本意”“虚声”等30目，创作则有“品词”“用语”“用事”“用字”“句法”“割裂”“禁忌”“语病”等15目；“词辨”部分是对词调的考辨；“词评”部分是对历代词人论评的汇编。这一结构设计有一定的合理性，通过“词话”以勾勒词史的变迁，通过“词品”以呈现词的体制特征和创作要求，通过“词辨”对于词调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合理的交待，通过“词评”对历代词人的创作特点和风格做了具体的说明，涉及的内容包括词史、词体、词调、词人等，尤其是有关词体的“词品”部分，可以说是一部初具规模的词学通论了。而徐釚《词苑丛谈》一书在知识分类上，与沈雄《古今词话》有同而不同处，相同之处是也有“体制”“音韵”“品藻”“辨证”等内容，如：“体制”是荟萃前人关于词之源流正变的论述，兼及词调缘起和词之作法；“音韵”是以沈谦《词韵略》为基础，间采诸家之说，并区分了诗韵、词韵、曲韵的不同；“品藻”则是历代品评唐宋至清初各家词作言论的汇集；“辨证”重点考证某些有争议之词的作者、词作以及某些词调产生的时代等。其不同之处则是纪事、谐谑、外编三部分为《古今词话》所无：“纪事”是汇集词人逸事，“庶足供麈尾闲谈”，有助于读者了解创作背景；“谐谑”搜罗打油、戏谑、蒜酪诸体；“外编”多记齐谐志怪、荒诞不经之词事。这些内容之被纳入词话与徐釚热衷诗词本事有很大的关系，他先后编有《续本事诗》和《南州草堂词话》，因此这部分内容恰好补足《古今词话》在词林纪事方面的缺失，也是对“品藻”部分的有力补充。

综观上述两书的内容设计，大约知道在清初已经确定“词学”这门学科的体系结构：词调、词体、音韵、词史、词人、词派、词品、词评、纪事等。这一观念和构架经过清代中叶的逐步发展，词坛上关于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细化和深入，到嘉庆十年（1806）冯金伯编成《词苑萃编》二十四卷，综合诸家意见，将词学的知识体系归纳为体制、旨趣、品藻、指摘、纪事、音韵、辨证、谐谑、余编九类，与《词苑丛谈》相比，内容更丰富，归纳更简明，不过知识体系并无大的变化。真正标志着传统词学知识体系得以建立的是刊行于光绪七年的《词学集成》一书，该书编纂者是江顺诒，校订者为宗山。江顺诒（1823—1884），安徽旌德人，有《明镜词》九卷。宗山（？—1886），姓鲁氏，字小梧，一字啸吾，铁岭人，有《啸吾遗著》四卷。宗山喜词曲，曾与江顺诒结词社，合编《词学集成》。这部书稿原编比较杂乱，经宗山校订后，分为源、体、音、韵、派、法、境、品之“八目”。“是书虽由汇集而成，但其所加案语及体系结构，均能体现一定的词学观，可看作是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前人词话且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词话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汇编体词话‘搜采多而论断少’的缺陷。”〖=19〗有学者认为江顺诒原编旨在“偶论作词”，示后学以填词创作之正途，但经过宗山的资料重组，并以《词学集成》为名，将原本的“词话”之流，在理论形态上上升为“词学”之流。〖=20〗我们认为，这部词话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通过对以往词话的去粗取精，凝炼思想，建构起传统词学的理论体系——“词学集成”，所谓“集成”就是对古今“词学”论述的集大成。较之《词苑丛谈》《词苑萃编》的罗列材料而言，其理论建构意识更为明确，它将词学体系分为“纲”和“流”两大部类：“纲”的部分专论其体，侧重词的音乐性，包括词乐、词调、词韵、词体；“流”的部分专论创作、批评、鉴赏，偏重于词的文学性。这样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涵盖了现代词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已经是一部比较成熟的词学通论著作了，故而对近现代词学体系的建构有启示意义。该书刊于光绪七年，影响后代甚深，三十多年后，像谢无量《词学指南》（1918）、邹弢《词学捷径》（1918）、王蕴章《词学》（1919），所论及的内容即为词源、词体、词谱、词韵、词派、作法等。

三、《艺概·词曲概》：近代词学的体系性与思想性

以上所论，从汇编型图书（主要是词话）角度考察了清代词学的体系建构，但是其编者大多并未对具体的词学问题发表自己意见，或者说他们的“思想”被大量的“知识”所掩盖。那么在这些汇编型词话之外是否也有其他材料证明清代词学对体系建构的自觉追求呢？

我们认为，随着汇编型词话影响的扩大，也因为西方近现代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在晚清逐渐出现了吸纳前贤思想、体系较为严密、结构相对完整的新型词话——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一般说来，这种自撰型词话多是片言只语的兴到之辞，从清初众多词话到清代中叶的《小嫏嬛词话》《西崦山人词话》《灵芬馆词话》《莲子居词话》等，都没有整体的结构意识。但是刘熙载《艺概》以“举少概多”“明乎指要”方式，对古代各门类艺术创作规律做了系统总结，而作为《艺概》一部分的《词曲概》，也是被刘熙载作为古代音乐艺术的代表文类来论述的。就像“诗概”“文概”“赋概”“书概”一样，其整体结构由总论体制源流、分论作家特色、合论创作要求三部分组成，这样的构体方式对于自撰型词话传统来说是一大超越。它一方面在内容上汲取了自撰型词话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则采取汇编型词话的构体方式，对自撰型词话与汇编型词话两大传统做了一个全面的综合。相比汇编型词话而言，它思想鲜明，观点明确；相比自撰型词话，它结构相对完整，具有体系性。

先说它的体系性。从《词曲概》的结构安排看，它有着比较严密的体系。第1条到第5条是总论，为词下定义，提出“词为声学”、“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词本诸唱和、词导源古诗等观点。第6条到第53条，从梁武帝时代叙起，到元代虞集、萨都剌为止，其中第47、48两条总结归纳两宋词的创作特征。从第54条到第116条，都是谈词的具体作法及创作要求、欣赏原则，包括结构、修辞、锻炼、音律、风格、境界等。这样的构体方式有点类似刘勰《文心雕龙》“释名以彰义，原始以表末，敷理以举统”，特别是第二、第三部分分别从“史”与“论”的角度，对词人词作做具体品评和论析，对词的创作与欣赏的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其目的正如刘熙载在《艺概》开篇“序文”所说的，就是“举少以概多，举此以概彼”，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以达到“以艺通道”“通道必简”的效果。有学者把这种结撰方式称之为“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第一部分可称之为“文体论”，而作为《词曲概》主体的第二、第三部分，前者可称之为“文学史论”，后者可称之为“创作论和鉴赏论”，这些内容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体制论、创作论、词史论三大知识版块。不过，还应该注意到，《艺概》对历代作家的评论颇多对前人之论的征引，并发表己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表述方式。就是说，刘熙载的思想是在吸纳前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我们看来，他的思想和体系明显带有总结的意味，他是试图对传统词学思想进行综合和集成的的，也因之被人称为“传统文艺思想的集大成者”。

《词曲概》不但在结构上有体系性，而且在思想上也有体系性。刘熙载关于“词学”有一个基本理念：“词为声学”。《词曲概》开篇第一句说：“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睢》《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过去，对于词之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词源于诗，故称其为“诗余”“长短句”；有的认为词源于乐，故称其为“乐章”“歌曲”“乐府”。对于这一点，刘熙载认为是源于音乐，故有“言出于声”的说法。这是因为自清初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词作为音乐文学，必须以协律为先，所以，刘熙载也说：“词固必期合律。”在声韵的选择上当遵循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先观韵之通别”，平仄、上入、四声的选择要“权其律之所宜”、“取音取声，以能协为尚”。但是，刘熙载并不满足于对前人说法的因袭，作为一位有卓识的理论家，对于作为声学的“词学”，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本来“意内言外”是张惠言对于“词”的定义，刘熙载在张惠言之外特地引入“音内言外”的概念，补足了张惠言在定义上对于词律这一方面的缺失，从而反映出他对于“词学”理解的全面和完整。因此，对于刘熙载词学思想体系的把握，应该从“意内言外”和“音内而言外”这两个方面去理解，“意内”指词旨，“音内”指词律，“言外”指它作为文学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性和艺术性。

在“词为声学”的基础上，他对词作为文学文本的审美属性做了三个方面限定：第一，它必须兼具六义；第二，“音意无穷”；第三，“厚而清”。所谓“兼具六义”，是他认为词导源于古诗，故应兼具“六义”之旨，把儒家诗教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或是要求以儒家的雅正思想来规范词：“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或是以儒家的诗教观念来规范情:“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他认为词作为特殊文类具有“风流儒雅”的品格，但反对“以尘言为儒雅，以绮语为风流”。“词家彀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儒雅之内自有风流，斯不患其人之退也矣！”他还明确指出要严分雅郑，词讲究协律固然是必须的，但填词当以言志为本，切不可只求律协而不顾对情的规范：“《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律和声’，本于‘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焉。”正因为这样的观念，他对词人有较高要求，提出了“词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所谓“音意无穷”，是对文本创作上的要求，即意在言外，蕴含不尽。他以苏东坡讥讽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一句，实有不妥，其实此词正有“言外无穷”的美感效果。又称陈亮《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一句，“言近指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所指是家国关怀，表达却合乎艺术要求。因为有这样的认知，他提出了“词深于兴”“词以不犯本位为高”“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等重要观点。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在融合浙、常两派思想基础上，他对于词体与词境更提出了“厚而清”的美学要求，把词人情感的深厚、内容表达的雅正、作品意境的清空有机结合起来。

《艺概·词曲概》兼具思想性和体系性，为近代词学确立了一个新范式，在晚清词坛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的论词观点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或言其“多中肯綮”（江顺诒《词学集成》），或称之为“洞微之言”（冯煦《蒿庵论词》），或者说“精审处不少，不可废也”（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沈曾植更有言曰:“止庵而后，论词精当，莫若融斋。涉览既多，会心特远，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渊旨。而得宋人词心处，融斋较止庵真际尤多。”（《菌阁琐谈》）而且他的思想和方法还为沈祥龙与王国维所吸纳，成为《论词随笔》（1898）和《人间词话》（1908）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沈祥龙是刘熙载的入室弟子，其《论词随笔》对《词曲概》的观点颇多袭用，如:“余素拙于词，后获闻兴化刘先生绪论，始稍稍为论词。”又如关于词的起源、词分二派、词重含蓄等，均体现出受刘熙载论词观点影响的痕迹。相对于刘熙载来说，《论词随笔》表现出更为浓厚的理论意识，它没有了《词曲概》对于历代词人词作的评论，只有关于体制与创作的论述，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包括词源论、词体论、旨趣论、审美论、题材论、作法论、词韵论、词选论等，这些内容指向的是创作，既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又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把传统词学体系的建构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人间词话》对于刘熙载思想的吸收，多处引用或化用《词曲概》之说，当代学者已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兹不赘述，这里只就《人间词话》在理论体系上稍做一点说明。过去，人们对于王国维新思想关注较多，对于《人间词话》从手稿本到定稿本的变化重视不够，这就是作为定稿本的《国粹学报》本有比较严密的体系性。第1则到第9则，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并对之内涵和类型展开论述；第10则到第52则是以“境界”作为标准，按照时代顺序对从李白到纳兰性德所作作品的评价；第53则到第64则是关于词的文体论、作家论、创作论。这样的理论体系既不同于刘熙载《词曲概》，也不同于沈祥龙的《论词随笔》，它实际上是要建构一种以“境界”说为基石，包括文体论、作家论、创作论在内的理论大厦。

对于以理论建构见长的《论词随笔》和《人间词话》，以及它们与《艺概·词曲概》的关系，人们过去很少放在一起来讨论，它们的相继推出是传统词学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一方面，《词曲概》是传统词学的集大成，深刻地影响着近代词学。另一方面，《论词随笔》和《人间词话》从不同方面继承与发展了刘熙载的思想，特别是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分别树立了两个标杆，一个是传统词学的理论“标杆”，一个是现代词学的理论“标杆”。这两大“标杆”基本奠定了现代词学发展的大致格局，即传统与现代交融渗透的理论格局，也就是说，现代词学是在传统词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四、民国初年教科书的编写与传统词学体系的现代传承

在清末民初，词坛上最有影响的是“晚清四大词人”，他们是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捩。相对上述自撰型词话的理论建构和汇编型词话的体系建构而言，“晚清四大词人”把“知识”与“思想”结合起来了，既对传统词学做了归纳和总结，又引领了现代词学的建构方向，在编选词书、校勘词籍、研讨词律、创建新说等方面，为现代词学打下了基石。

过去，关于词学问题的研讨是比较单一的，或主张尊体，或强调守律，多是对词坛创作的纠弊。近代著名学者张尔田在总结清代词学成就时提到“三盛”之说，指出：万树《词律》为词律之学的重要代表，戈载《词林正韵》为词韵之学的最高水平，张惠言为尊体之学的最高典范，朱祖谋则为清代词学之集大成者。“先生守律则万氏，审音则戈氏，尊体则张氏，而尤大有功于词苑者，又在校勘。……盖自王幼遐之校梦窗，叙述五例，以程己能，先生循之，津途益辟。是故乐府之有先生，而后校雠乃有专家，下与陈、晁竞爽，上与向、歆比隆……呜呼，可谓词学之极盛已。”虽然只讲到朱祖谋，实际上是以他为代表，来涵盖“晚清四大词人”所取得的成就。像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之于词籍校勘、郑文焯《词律斠源》之于词乐之学、况周颐《蕙风词话》之于词学批评，均代表着相关领域最高水平，朱祖谋在这三个方面皆取得突出成就，当之无愧是传统词学的“集大成者”。

与朱祖谋同时，还有一位僻处岭南的学者也为传统词学的总结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张德瀛。德瀛，字采珊，号巽父，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著有《耕烟词》《词徵》《中国文学史》等。所著《词徵》是一部对传统词学进行系统总结的自撰型词话，叶恭绰先生认为它可与刘熙载《艺概》相媲美，其实，它就是在承续《艺概》相关思想基础上的再发展。该书最早有民国十一年（1922）刻本，实际成书时间要更早，相对《词曲概》《论词随笔》的简约而言，它内容丰富，体量较大，结构完整，虽然以分条分目的形式出现，看似散漫不成体系，但确有其内在逻辑性。全书共六卷，约八万言，凡273则，前三卷论词体，后三卷论词家词集。卷一为通论，总论词旨、渊源、作法、词调、词籍、词律等；卷二论声律，包括宫调、音理、管色等；卷三论格律，包括词律、词韵及特殊个案；卷四论词籍，包括别集、选集、词谱、词话、词韵；卷五、卷六论自唐（起于唐昭宗）至清（截至张惠言）的词人词作，或论一时之风尚，或评一人之风格，或析一词之技巧。这实际上是在建构一套独特的词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对声律和词籍的论述颇有特色，走出了拼合他人论述、间发己见的路数，在上述所涉各个方面均能发表一己之见。而且它还迎应了现代社会知识传播的新态势，将其讨论重心放在词律、词籍、词史三个方面，如果把它与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相比对，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暗相隼合之处。众所周知，《词史》《词学通论》都是作者在北大讲授词学课程的讲义，现代学校的知识传授虽然也强调自己的思想，但必须有一定的完整性和客观性，《词徵》在上述三个方面也表现出知识的完整性和客观性。

据考，张德瀛曾有在广东法政学堂任教的经历，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时，正是清末创办新式学堂的兴盛期，也是新式教科书编写比较突出的时期，各类学校为了适应新教学内容的需要，除了大量翻译西方教科书之外，就是组织人员编写适合国情的新式教科书，像京师大学堂刘师培就先后编有《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在这一时代风潮影响下，当时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由知识型词话转化而来的“词学常识”和“词学指南”。过去只是在文化精英之间交流的“词学”，随着新式学堂的创设而被作为“中国文学门”的重要课程得以广泛传播，过去只是以传授作法为目的的“词学”，逐渐成为一门以知识传授为主要导向的现代学科，知识的系统与结构的完整也就成为其作为现代教科书的重要表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现代学校知识传授的新形势，在1919年前后，相继出现了多部吸取传统词话思想精华、着意建构现代学科体系的新式词学著作——谢无量《词学指南》、邹弢《词学捷径》、徐珂《词曲概论讲义》、王蕴章《词学》等。这四部词书对于词学体系的建构，基本是在教科书或课堂讲义的框架下展开的，大体内容是：溯词源、论体制、谈作法、评词人、叙词史、附以词谱词韵，有的还介绍入门读物（词籍）。总的说来，这几部词书已经是具有比较严密体系的现代著作，但在知识的整理、材料的引证、结构的编排上多是对传统汇编型词话的继承，这些普及读物最大的不足是依然沿袭前人成说、很少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相对说来，作为《文艺全书》的一部分，王蕴章的《词学》不但有理论深度，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称得上是同类著作的佼佼者。它由溯源第一、辨体第二、审音第三、正韵第四、论派第五、作法第六组成，涉及的内容有词源、词体、词谱、词韵、词派、作法，这些可以说是对词学这一门学科研究内容的基本界定，大致上囊括了现当代词学论著的主要内容。“这类著作无论是浅显的入门知识，还是精深的系统理论，皆表明著者已经从传统词学中片段的诗词之辨、词曲之辨，提升到系统的词体特征认识和研究，是文体学意识的体现。”

然而，作为现代学科的“词学”，它真正走向成熟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通过在当时及后来比较有影响的几部词学通论类著作（基本上是大学讲义），可以考察民国时期“词学”是怎样从知识型向知识与思想并重型转变的。相关著述及章节内容如表1所示。  

很显然，在20年代出版的几部著作还保留有初创期的印记，带有很强的讲义体色彩；到30年代出版的几部词学著作，虽然还有教科书的印迹，但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思想内容，都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正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龙榆生才在1934年正式提出了现代词学学科建设的“八科”——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图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我们认为，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对现代词学学科体系的规划，是对《词学集成》以来有关词学体系，特别是清末四大家所取得成就的总结，并奠定了这一学科发展的根基，最近八十多年来的词学研究就是在这一学科框架下展开的。

总之，清代关于“词学”的认知有一个深化过程，由专指词的创作转向词的研究，并通过几代人努力建构起由体制、创作、词史三大版块组成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构方式大致有知识型和思想型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依托汇编型词话，后者见载于自撰型词话，这两类词话在初期是分离的，到晚期逐渐走向融合，并为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词学研究”专栏，第131-14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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