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祥记，刘雅兰 | 实践唯物主义的三重辩护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实践唯物主义的三重辩护

作者简介

卜祥记，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经济哲学、生态哲学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2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12篇，在其他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7项。

刘雅兰，河南周口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近40年来，国内学界针对实践唯物主义所展开的原则性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实践唯物主义放弃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再度把实践原则神秘化以及并未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对此，我们必须做出如下澄清：实践唯物主义本质性地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是把它们结合起来的真理；作为不同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全新哲学立场的理论宣言，是走向唯物史观的理论中介；不论是作为新哲学范式的实践唯物主义，还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它们都只是马克思用于破解资本主义之谜的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工具，而不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工作的宗旨所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把马克思的哲学本身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要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精神，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反思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关键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唯物史观；理论哲学；实践哲学

以“实践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性事件，国内围绕“实践唯物主义”所展开的激烈研讨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从理论指向看，这一旷日持久的研讨所关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以及通过这场伟大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何种意义上的哲学；从实践意义看，它所关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内在地而非外在地呈现马克思哲学对人类现实活动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前者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向度，那后者呈现的则是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方案的学术性规定在于：立足于作为全部理论基石的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把以往一切形式的旧哲学都归之于“理论哲学”，而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视作对这一类型的理论哲学的彻底颠覆和全新实践哲学范式的创建。它的现实性规定则在于：实践哲学不仅在其立足点和出发点上，而且在其研究对象、理论场域和诉求旨归上，都清楚地指向并限定于现实性的人类活动，即把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之而创生的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一定的实践活动方式本质性追问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据此展开对一定形式的社会生活的剖析。回顾40多年来的研讨与争论，我们发现：在如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维度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方案都面临着来自“物质本体论”支持者的指责。在近年来争论虽日渐平息但深层次问题并未解决的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然自恋于纯粹的学术而不能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的背景下，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读为抽象哲学之一种的背景下，尤其是一些曾经坚持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方案的学者陆续放弃了原有立场的背景下，我们意识到为实践唯物主义展开原则性的辩护是非常必要的。

一、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作为真理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争论中，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多样化指责和批评中，“实践唯物主义放弃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能是一个最具原则性高度的指责和批评。对此，我们也必须做出原则性高度的辩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实践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做出这一辩护的基本依据在于：

第一，恩格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界是有严格标准和适用边界的。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最为系统地提出全部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后，他立刻把这个关系划分为两个不同方面，即在本体论层面上的本原问题和认识论层面上的同一性问题，并依据不同哲学家对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确定了一个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方案。恩格斯随即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去世后，当恩格斯创造性地设定出哲学基本问题并据此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他是非常理性而清醒的，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定性和它们之间的划分只是在本原问题上才有意义，绝不可以在认识论维度上套用这两个概念；否则，就会像施达克那样造成类似的理论混乱。这是我们在讨论实践唯物主义是不是唯物主义时，必须首先注意的一个基本理论事实。

第二，我们还必须同时注意到另一个理论事实：当我们后来依据恩格斯的本体论标准去界定历史上的哲学家时，恰恰违背了恩格斯一再强调的本体论原则，常常或者实际上只是用认识论原则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从而给许多哲学家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事情之所以变得如此诡异，根本原因在于如果严格执行恩格斯的本体论标准，我们在哲学史中实际上是找不到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不论是被我们作为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柏拉图和黑格尔，还是被我们作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贝克莱等，他们从来都没有在本体论意义上把某种类型的客观精神或主观精神视作创造万物的本原——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直接相关的理论证据。对于黑格尔来说，他是依据“逻辑在先”而绝非“时间在先”的认识论原则执行着从理念向现实世界的过渡，这里呈现的不是精神实体创生现实世界，而是人类知识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认识过程。对于贝克莱来说，他著名的“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等论断所要表达的也绝非主观精神创造出现实的物质实体，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物质实体在人的主观观念中的呈现。换言之，贝克莱据此所要表达的是苹果对于我而言的存在就是我所感知到的如此这般的苹果，就是我关于苹果的各种观念的集合，而绝不是我关于苹果的观念创造出现实的苹果。因此，当我们言之凿凿地把他们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时，从主观上看，我们实际上是把他们的认识论逻辑和认识论命题曲解成本体论逻辑和本体论命题；从客观上看，我们并没有依据恩格斯一再强调的本体论标准，而是依据他特别反对的认识论标准指认他们是唯心主义的。

第三，当我们经常性地在认识论意义上把许多哲学家错误界定为唯心主义者时，所谓唯心主义已经不再是在本体论领域中把精神作为本原的唯心主义，而是在认识论领域内从精神出发看待与裁剪现实的主观主义——从“大我”出发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从“小我”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都不过是此类主观主义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与此相对应的唯物主义也已经不再是在本体论领域中把物质实体作为本原的唯物主义，而是在认识论领域内从现实存在出发看待现实世界的客观主义。换言之，在这里所使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已经变成了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或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近代表达形式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而它们的现代存在形式就是列宁所说的两种不同的认识道路。既然适用对象和适用标准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位移，因此我们就不能再简单地套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而应该更为准确地把这两条不同的认识道路称之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第四，应当看到，这种适用标准和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并非源自单纯的主观故意或误解，而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这一原因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概念的使用有关。当恩格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或界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并不经常局限于本体论的维度，甚至基本上不是在本体论维度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如果我们仔细体味马克思的大量相关用语，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大多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称之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时，它之作为“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由于他把精神或理念作为本原，而是在于他从现实事物的理念出发描述现实事物的历史，在于“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经常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思辨哲学或思辨唯心主义。在这里，“思辨”乃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都只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主义。在《神圣家族》中，当马克思借用“一般果实”与“苹果”“梨”“扁桃”的关系来刻画“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时，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性质也并不在于他把“一般果实”作为现实果实的本原，而是在于他“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与把唯心主义做主观主义的使用相适应。马克思也经常在客观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从客观事物本身出发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认识论道路。在《神圣家族》中，他还据此把客观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以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和以培根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客观主义地解释世界之出发点的不同：与人无涉的冰冷的物质实体或者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

第五，既然马克思是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意义上界定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那他据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是片面的真理，因而必须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就不再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不成熟因素，而是必然的科学结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在两个地方表达了这个结论。其一，当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表述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即表述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状态时，这种“社会”状态不仅本质性意味着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统一，而且本质性地意味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立基础的瓦解。换言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乃是以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对立为前提的两种解释世界的路向，当真正的社会状态已经本质性破除了这个对立前提，已经本质性地达成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内在统一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乃至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都将不再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深刻指出：“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其二，基于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及其“伟大之处”的综合性分析，当马克思提炼出感性活动并把感性活动作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据时，他立足于更高的理论高度再次指出：“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第六，既然只有“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才是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论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结合起来的真理，那么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是何以可能的呢？其存在于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为前提，并把自身本质性确立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时，它们之间的对立就仅仅表现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在如此的认识论领域中，它们之间的对立是无从解决的。当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并把实践活动作为贯通人与自然界对立的根本路径时，他就找到了彻底突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立，从而达成“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这里呈现的，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之超越性立场的初步表达，它的直接而完整的呈现则发生在此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第七，如果按照马克思界定的那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还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两种理论哲学的对立，实践唯物主义则已经表现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全新哲学范式。分析至此，我们就可以直接回答实践唯物主义还是不是唯物主义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按照马克思曾经赋予的内涵那样，把它们等同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唯物主义，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跳出了从客观物质实体或主观思想出发解释世界的窠臼，并通过对它们片面真理性的扬弃达到了全面而具体性的真理，。它从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揭示现实生活世界的来历，并把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超越本质性地归结为变革现实个人实践活动的方式。如果我们依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按照恩格斯曾经赋予的内涵那样把唯物主义理解为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那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再是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不再把某种抽象形式的物质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他甚至不再关心这样的问题，而是把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整个现存感性现实世界的基础。正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就是从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展开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第八，实践唯物主义不再是唯物主义，这是就其作为一种与“理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实践哲学”范式而言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实践哲学是反唯物主义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唯物主义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那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实践唯物主义虽然不再把物质实体作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但“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即实践唯物主义依然会承认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是本原的”，但它不再把“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那个“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作为对象，而是把现实个人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属人的自然界即人类社会作为对象。如果我们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主义，那么实践唯物主义虽然超越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片面性的真理性，但它依然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并积极倡导客观主义的认识道路，只不过在这里作为客观现实性的不再是僵死而冰冷的物质世界本身，而是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依然可以坚定不移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毋容置疑的真理。

二、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哲学范式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多样化指责和批评中，“实践唯物主义再度把实践本身神秘化，以至于把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是又一个具有原则性高度的指责和批评。对此，我们也同样必须做出原则性高度的辩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宣言，是超越以往全部旧哲学的纲领，是全新的哲学立场。总之，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范式，唯物史观则是这一新哲学范式的具象化与展开。当把马克思的哲学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时，我们是在新哲学范式的意义上做出的原则性界定，旨在与包括旧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旧哲学即理论哲学彻底划清界限，旨在清晰呈现马克思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宗旨上的彻底转向。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绝不意味着再度把“实践”神秘化，也绝不意味着把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恰恰相反，正是实践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颠覆与唯物史观的创建之间架设起中介性的桥梁。实践唯物主义既是对全部旧哲学范式的颠覆性重构，又是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原则性表达，并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创构，而唯物史观则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有内容的展开。具体说来，我们做出这一辩护的基本依据在于：

第一，作为两种不同哲学范式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区别，并非通常所理解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直观性差异，而是如何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本质性差异。对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范式的本质性界限，马克思自己有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做出的一个总结性陈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著名论断既是对整个“提纲”的总结，也是与第一条总纲的呼应。能否准确把握这一著名论断的精义，是我们理解“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本质性界限的关键所在。但是，在以往的流俗理解中，它的理论精义远没有得到真正的触及。就本质而言，这一著名论断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判断，而且只有揭示出它内在的本体论意义，我们才能从中领悟出两种哲学范式的根本性差异。然而在通常的理解中，它几乎全部是在认识论视域中、认识与实践的差异中发生的。因而，全部旧哲学与马克思新哲学的不同就被简单地归结为：前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后者则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正如海德格尔追问并质疑的那样：“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实际上，任何一种哲学（包括马克思的哲学）都既是解释世界同时也是改变世界的方案。那种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改变世界的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世界的任何一种哲学解释实际上都蕴含着并因而直接表现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方案。因此，我们绝不可以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直观性地诠释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差别，而应该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即从如何解释世界以及由之而决定的如何改变世界的高度来理解。

第二，正是在对如何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差异性追问中，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种不同哲学范式的本质性界限才能真正呈现出来。对此，我们必须结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总纲的第一条以及其他相关论述来理解。

（1）马克思在第一条中直接而明确地呈现出新旧哲学解释世界范式的本质性差异

在马克思看来，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去解释现实的感性对象，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即不是从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换言之，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对象、现实、感性”就是直观中的存在，他没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没有把它们看作“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活动的结果。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清晰明确的补充说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而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则抓住了“能动的方面”，即抓住了“对象性活动”，或者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表达“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从而不仅提供了一种解释世界的全新视角，而且据此“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试图呈现出人的历史性。但是，黑格尔却是“抽象地发展了”这个“能动的方面”，即他据以解释世界的“劳动”并不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而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因此，“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认定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与旧哲学解释世界的直观性和思辨性的出发点和路径完全不同，实践唯物主义则把现实的个人理解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把实践活动理解为现实个人的活动，从而把现实个人的实践作为全部理论的根基，并据此把现实世界看作现实个人实践活动的结果，把现实个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归结为现实个人实践活动的历史，从而提供了一种完全与“理论哲学”截然不同解释世界的“实践哲学”范式。

（2）任何对世界的哲学解释都不仅蕴含且直接表现为改变世界的特定哲学方案

当旧哲学基于直观或思辨展开对世界的纯粹理论的而非实践的解释时，它同时就意味着改变世界的理论哲学方案——理性的启蒙和思想的革命的生成。就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而言，当它把现实的人的历史归结为人的精神劳作的历史，即归结为人的理性精神的成长史时，现实世界的异化也被原则性地归结为人类理性精神的分裂、冲突和异化，而超出这一异化的任务也就被决定性归结为理性精神的自我扬弃，从而达到精神的自我圆满。在这里出现的乃是黑格尔哲学在欧洲现代历史上作为理性启蒙之决定性环节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集中体现出理论哲学在改变世界路径上的固有缺陷——“虚假的实证主义”或“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就其作为“虚假的实证主义”而言，乃是由于黑格尔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现实。由于在黑格尔那里“被当做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就其作为“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而言，乃是由于黑格尔通过否定性辩证法所表达出的现实性批判精神本质上不过是精神性的批判，是理性精神的自我扬弃，而这种扬弃“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说，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从而既在理论上也在现实性上丧失了一切批判的可能性。因此，黑格尔哲学之作为理论哲学的基本性质就决定了它相应的改变世界方案只是具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本质上不过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就费尔巴哈哲学而言，他“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致力于把“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他对作为“感性客体”的世俗世界，即“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在对“单纯的直观”或“普通直观”中，现实世界是以“眼前的东西”或直接性的现存呈现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中“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在“单纯的感觉”“意识”或“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中，他意识到的则是作为理想状态的人的本质和作为应然状态的人类社会。为了排除它们之间的矛盾，费尔巴哈就不得不去追问人类社会何以发生异化的根源。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在改变世界方案中的固有缺陷——遵循着“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的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性理解，费尔巴哈对现实性异化的根源不是从“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去理解，而是把它归结为人类理性精神的迷误，并据此把消除现实异化的任务和道路归结为理性精神的启蒙、“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和“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与理论哲学改变世界范式完全不同的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实践哲学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把现实世界的来历乃至现实世界的异化都本质性地归之于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正是现实个人实践活动的异化才决定性地导致现实生活世界异化，因而破除现实生活世界异化的本质性路径就绝非单纯的理性启蒙和思想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改造现实实践活动的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这才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之著名论断的内在精义，也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哲学范式上的本质性差异。

第三，作为立足于现实个人实践活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范式，也因此重新规定了哲学研究的对象、领域和基本宗旨，实现了从自然和思维向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彻底转向。就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而言，全部哲学的研究对象与领域不过是纯粹的思维，作为物化或对象化存在的自然界不过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设定的“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而思辨哲学的理论宗旨，则是揭示人类理性精神成长的历史。与之不同，旧唯物主义则把现实性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据此规定哲学研究的场域与宗旨。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唯物主义也是包括不同类型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曾经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以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和以培根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就前者而言，它之作为“漠视人”的唯物主义，乃在于它抛开现实性的人孤立地研究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并把它诠释为抽象的物质实体；就后者来说，它从现实的人出发去探索现实性的自然界，从而把自然界的现实性描述为自然界的属人性，把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因而可以称之为“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依然把费尔巴哈归之于“旧唯物主义”之列，这是因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社会性的现实性仍不过是一个直观的事实，他根本不懂得人之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根据——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的社会性本质不过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当马克思把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现存世界的全部根据并据此解释现实世界时，作为实践哲学研究对象的现实世界就既不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与人无涉的纯粹自然界，也不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直观性的人和直观的人类社会，更不是黑格尔思辨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的思维和作为抽象物性的自然界，而是在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本质性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成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必然理论诉求和直接理论宗旨；它的后续性展开和富有内容的具象化，就是唯物史观。

总之，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范式的高度，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时，我们只不过是用这个概念来刻画马克思哲学之与以往全部理论哲学的本质性差异，而绝不是再度把“实践”神秘化。“实践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并展示其基本哲学立场的宣言与纲领，是马克思的全新哲学范式。正是这一宣言、纲领或范式对哲学研究对象、领域和理论宗旨的基本规定，推动着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建构，而唯物史观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理论现实。据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作为哲学范式的实践唯物主义看作唯物史观的导论。

三、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现实：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多样化指责和批评中，“实践唯物主义既没有在理论体系上，也没有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也是一个具有原则性高度的指责和批评。对此，我们同样也应该做出原则性高度的辩护：实践唯物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的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马克思得以深入现实社会生活深处的本质性路径；马克思既没有全面建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兴趣，也从没有把实践唯物主义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包治百病的良药。即使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之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也没有把它看作是“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是把它定位于“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全新哲学范式的实践唯物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哲学必须密切关注现实问题以及如何关注现实问题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方法。

第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革命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的直接目的，它只是马克思破解时代课题的必要理论前提。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大致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博士论文中已经蕴含的与鲍威尔自我意识基本哲学立场的差异，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批判，并在《莱茵报》时期遭遇到“物质利益的困惑”。围绕这一困惑所展开的理论反思直接催生出克罗次纳赫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间接地但却本质性地催生出：（1）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诉求——在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上的黑格尔法哲学立场的错误，归根到底乃是其一般哲学立场的错误，因而必须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转向对黑格尔一般哲学的批判；（2）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反思——如果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就必须认真研究市民社会；（3）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如果说君主立宪制不能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那就必须探寻实现真正民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才真正发生思想的遭遇与共鸣。经过《德法年鉴》的思想环节，马克思不仅确立了为人类解放提供哲学武器的理论使命，而且把这一使命的达成转化为初步回答克罗次纳赫时期的三个遗留问题。对这三个遗留问题的解答，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生的，也正是在该手稿中，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革命已经开始成为马克思破解时代课题、追求人类解放的必要理论前提。

首先，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很快就转入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并依据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颠覆，决定性地提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之初始表达的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就其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性颠覆而言，马克思是以对劳动之作为现实个人对象性活动的理论设定为前提的；就其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马克思也是把对劳动何以成为异化劳动以及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私有财产何以成为工业资本的追问为前提的。在这里，劳动理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学理论重构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其次，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马克思不仅把作为私有财产之本质的劳动作为洞悉共产主义之作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精髓，而且把劳动和实践作为突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片面对立的根本路径，并在围绕“创造”概念所展开的辨析中，把“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它同时就是“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生成，作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创造概念。在这里，实践唯物主义已经成为洞悉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最后，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基于对费尔巴哈“伟大功绩”和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及其各自局限性的分析，马克思对“感性对象性活动”——它不过是现实个人劳动与实践活动的哲学表达做出了高度哲学化的凝练，并把它作为突破整个旧哲学、为即将展开的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重构奠定必要理论前提的突破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贯穿于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实践或感性活动思想的集中表达，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出场的理论宣言。就此而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生成，依附并服务于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破解，是马克思破解时代课题的必要理论前提。

第二，无论是作为必要理论前提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还是作为这一哲学范式之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马克思都没有构建理论体系的兴趣，这是由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本身的哲学精神所决定的。这一哲学精神不仅直接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世界做实践性解释，也不仅表现为把对现实世界的改变归之于现实地改变创造一定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由之生成的一定社会结构，更集中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现实性关注。在这里，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只不过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理论工具，是分析研究一定社会结构的立场和方法。当他把自己的哲学使命本质性地归结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的头脑和解构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时，他完全没有兴趣对构建这一理论武器的方法本身花费过多的精力，而是仅仅满足于清算以前的哲学信仰和“自己弄清问题”，并迅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来历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由此我们看到，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理论总结和新哲学范式出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不过是马克思顺手写下的一个简单却同时具有原则性高度的基本思路，旨在为自己厘清新旧哲学的本质性界限，确立通达社会现实的原则性路径。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在此后也没有围绕这一提纲撰写一部宏观巨著的打算，这是符合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精神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马克思进而把这一实践哲学范式具象化为唯物史观的草创，并为此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他的本来目的似乎也不在于提供一个有关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而是为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前提：一是为了回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遗留的两个问题——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按照这两个任务的基本内涵，就是历史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来历。因为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的来历，才能真正搞清楚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二是为了澄清与旧哲学的本质性界限，确立《资本论》研究的科学道路与方法。因此，当出版社拒绝履行出版合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停止了全书——尤其是与所谓的唯物史观体系直接相关的第一章的写作修改，开始转入《资本论》的研究工作。当马克思感觉到《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方法依然不够清楚，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误导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时，他又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以期进一步厘清和匡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立场与方法。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他从来都没有兴趣去撰写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唯物史观著作、构建唯物史观的哲学理论体系，这也是由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所决定的。

据此我们认为，那种对“实践唯物主义既没有在理论体系上，也没有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的指责，本身就已经误解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最为紧迫的工作绝不是替马克思写出一个“实践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并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是遵循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实践精神，以实践唯物主义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之具象化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应有态度。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1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相关文章：

欢迎关注“厦大哲社版学报”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