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 厦门大学选址和校园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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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选址和校园的文化解读

——纪念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作者简介

邬大光，厦门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厦门大学教务处长、副校长，现任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兼任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囯高等学校质量保障联盟理事长等。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

摘要：厦门大学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她是我国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拥有独树一帜的“校主文化”和“校园文化”。在厦大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挖掘其校园选址的文化底蕴，对解读我国百年高等教育发展史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特殊意义。大学之美，在于她的精神和文化；厦大之美，在于她的自然风光和校园选址，更在于她的校园选址的背后文化。而这一切，在其办学和校园选址之初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厦大校园中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一砖一瓦都蕴藏着“嘉庚基因”的“文化编码”。

关键词：厦门大学；大学历史；大学选址；校园文化

陈嘉庚先生创建的厦门大学，是他“教育王国”中的“皇冠”。今日的厦大，以校园美丽著称。其实，一个真正的厦大人，早已厌烦了“美丽”二字。作为一个“游客”，可以欣赏大学校园的外在之美；作为大学人，则应该寻找大学的内在之美。一所大学之魅力，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天生丽质，也不仅仅是后人对其精心打扮，更为重要的是在她诞生时，创办者给她留下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一所大学内外兼修，那才是真正的美。厦大之美，就是如此。从选址于五老峰下伊始，这个校园就几乎具备了一切外在美与内在美的“胎记”与基因，尤其是内在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无不体现着一位创办者的战略眼光。

一、厦大选址海岛的历史解读

对厦大的校史研究，许多人是从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等方面进行阐释，而忽略了从校园选址开始再到校园建筑直至校园所有活动的历史与文化等要素。其实，除了家国情怀、献身教育等一系列精神层面的意义之外，嘉庚先生对大学的理解包括了创建大学的一切要素，在他身上最为重要的是办学的前瞻性。他给厦大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一个校园、一组建筑，而是蕴藏在校园每一个角落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体现着一位实业家的教育眼光。例如：嘉庚先生为何从岛外办学到岛内办学？为何选址于五老峰下，与南普陀和胡里山炮台为邻？为何厦大有演武池和演武场？在这些看似普普通通、人人熟知的自然现象或者“巧合”现象背后，都蕴藏着办大学的前瞻性。

（一）为何办大学

1890年，16岁的嘉庚先生迈出国门，看到了东南亚地区的日新月异，看到了哺育自己成长的中国东南一隅的抱残守缺。四年的海外经历，让他认识到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1894年，20岁的嘉庚先生拿出父亲给的用于结婚的2000银元，在家乡集美创办了第一所私塾——惕斋。在集美陈嘉庚纪念堂，有一张“惕斋”老照片，门上对联写的是“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这是一副有着深刻中华文化底蕴的对联，“惕斋”二字更是蕴含着人生及办教育的全部意义，即朝乾夕惕。1913年，嘉庚先生回到厦门，他更加坚信中国崛起须从教育入手，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天职。于是他又着手创办集美初高两等小学校，敲响了新学的第一声钟声，也标志着其长达半个世纪艰苦兴学历程的开始。此后，他相继创办了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在校内建起了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医院、电灯厂，建立了完整的教育王国。

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真切体现了其赤诚的家国情怀。在1921年4月6日厦大开校仪式上，嘉庚先生满怀深情地说：“民国八年由南洋回祖国，因念我国地广民众，贫弱至于此极，欲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以救国家。因闻欲救国家及援助社会，当以教育为先。”同样是在开校仪式上，彼时的厦门道尹陈培锟在致辞中说：“上年（1920年）中央教育部拟分区设立大学，有谓划闽浙为一区者，有谓划闽粤为一区者，当时我谓划闽浙为一区，其大学必设在浙江，若划闽粤为一区，则大学必设在广东，我福建必无设立大学之可望。今浙江广东大学均未设立，有陈嘉庚君竟以个人之力设厦门大学，今日已正式开校，鄙人不胜欢忭。”这就是说，嘉庚先生当时创办厦大，还有欲与浙粤“抢占先机”的考虑。在那个国困民艰的时代，正是嘉庚先生让当时较为闭塞的东南一隅——厦门成了一方教育桃源，成为“孔雀东南飞”的栖息之地。

（二）为何在海岛上办大学

集美，这个哺育着嘉庚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是镌刻在他内心一辈子的烙印。血浓于水的亲情让集美成为他兴学兴教的首选之地。可数年之后，他不辞辛苦“数次往勘演武亭地势”，毅然将厦门大学选在相对闭塞的厦门岛南端，而不是在集美学村的基础上建立厦大。为什么选址在厦门岛办学，可见的史料都不见记载，回答这一问题对挖掘大学底蕴、阐释大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曾形容厦大“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20世纪上半叶在整个中国版图上，建在海岛上的大学只有台湾大学、厦门大学和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建立于1910年，由时任港督卢押成立；台湾大学建于1928年，其前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这就是说，厦大是第一所由国人建立在海岛上的大学。当时的国内大学多座落于省会城市或各大府县，而厦门虽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但地处偏僻，经济发展甚至落后于泉州。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曾形容厦大：“此地不但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四面是荒地，无屋可租，即使有人要来，也无处可住，而学校当局还想本校发达，真是梦想。”  

然而，就是这样远离中心的“荒地”，被鲁迅先生形容为不可实现的“梦想”，20余年后成长为南方之强；近百年后，成为厦门这个海岛城市的一张“名片”。厦大在砥砺前行中显示了嘉庚先生决策的正确与英明，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文化已是大势所趋。百年的事实证明，将厦大选址于海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厦大到底有多大

今日的厦大有四个校区，分别是思明校区、漳州校区、翔安校区和马来西亚分校。思明校区老校区占地2573亩，漳州校区占地2568亩，翔安校区占地3645亩，马来西亚分校占地900亩，总计9686亩。在改革开放之初，厦大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占地1500亩。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厦大校史则记载，思明校区“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余亩”。2011年厦大在筹办建校90周年校庆时，拟举办校园规划展览馆，拍摄《厦大蓝图》纪录片，一位老领导到厦门市规划局查阅20世纪初厦大创建时的红线图时才发现，厦大的红线图大约是9000亩土地。嘉庚先生当年为厦大买下的土地契约中明确写到：“面向大海，五老峰下，蜂巢山以东，西边社以西，五老峰海拔150米以下皆为厦大用地。”其实，嘉庚先生把厦大办在海岛上，原因之一就是集美的陈氏家族已经再无法满足嘉庚先生对办大学的土地要求。除此之外，土地价格也是一个原因。这也就是说，嘉庚先生对于厦大的愿景早已谙熟于心，即万亩土地，二万人大学，以至于被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华侨博物院也属于厦大的土地。一位老领导告诉我，民国时期，厦大地盘太大，于是一些农民来到校园开荒种地。最为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土地被地方部门大量“蚕食”，只剩下1500余亩。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下，厦大才又有了现在的艺术学院和法学院这块地。从此，校园有了向东部扩展的“桥头堡”，有了后来的海韵园和曾厝垵，但还远没有达到嘉庚先生最初的红线图。

二、厦大选址五老峰的历史解读

（一） 五老峰与厦大

自建校以来，五老峰就静静陪伴着厦大，见证了校园的每一次成长和变化，也默默奉献着她拥有的一切。五老峰，这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在这块土地上有南普陀寺、胡里山炮台、演武场和演武池、镇北关、白城……她曾经是兵马挥戈的战场，也曾经是布道禅学的教化之地，还是自然风景无限的圣地。例如，当南普陀还叫普照寺时，曾以洞为室，洞内墙壁上有“飞泉”二字，洞外则是“息心断臂”四字。谁曾想，多年之后，厦大也经历了一段“以洞为室”“息心求学”的光阴。遥想当年的五老峰山脚下，山洞里传出的是学子的朗朗书声，弦歌不辍地对抗着洞外的炮火连天。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一直有“反攻大陆”的想法，厦大地处战争一线，多次面临炮火考验。为了保证学校安全，学校奉命于1951年3月将理、工两院迁往闽西，将主要的实验仪器设备及图书迁到山城龙岩，留在厦门的只有文、法、商科师生。1954年，台湾海峡局势再次紧张，为了确保平时的安全教学，学校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各个建筑群和主要校舍之间挖筑半固定型的防空壕和遮掩体，通往五老峰山下各个岩石防空洞，并形成防护网络。这些防空洞多集中在南普陀寺侧山坳中，其余零星分布在五老峰的东南角。加之修筑在成义楼（生物馆）西南角、南光楼、成智楼北面和锅炉房西北侧等地的1000平方米防空洞，厦大俨然一个特殊的军事阵地。即使在“八·二三”炮战中，虽然有炮弹落在了建南大礼堂、图书馆等建筑附近，厦大师生却无一伤亡。

时过境迁，这些建于60年前炮火中的山洞，在21世纪再次派上用场。2006年，厦大特种材料实验室由于空间不足，陷入发展困境。时任校长朱崇实想起了五老峰下的防空洞可以利用，张立同院士和陈立富教授看了以后觉得可以，于是学校决定把特种材料实验室放到防空洞里，解决了实验室关键设备无处可放的难题。2012年前后，学校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时，一时找不到足够空间，朱校长又想到了芙蓉隧道里闲置的山洞。经过简单改造，就成了学子们创新创业的场地，包括“格物致理”科创空间、“我知盘中餐”精准助农创业平台、i厦大易班发展中心、厦大智能车队工作室、厦大机器人队、芙蓉隧道公益科普室、1015咖啡厅、厦大小绿原基地、原创意工厂、航空航天原基地等一系列大学生“双创”平台。冬暖夏凉的山洞，给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创新场地。

（二） 南普陀寺与厦大

厦大最近的邻居是南普陀寺，二者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一对好邻居。与寺庙为邻是中国古代办学的一个传统，“声应气求”则是寺庙和学校的共同追求。“从唐宋始，官办的学校中，都必须建立孔庙，因为孔庙和学校建在一起，故称为庙学。”孔庙是祭祀场所，拜谒圣贤、德化天地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的所在，这形成了中国教育深厚的文化传统，乃至影响了亚洲地区的教育。因此，中国近代大学与寺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厦大一墙之隔有南普陀寺，东南大学一墙之隔有鸡鸣寺，山东大学一墙之隔有洪楼教堂，福州大学一墙之隔有西禅寺，安徽师范大学一墙之隔有广济寺，陕西师范大学一墙之隔有铁佛寺，韩山师院一墙之隔有韩山寺……在韩国，成均馆则处在成均馆大学校园的最中心位置。他们在不同时代或单独或同时扮演着精神家园的角色，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使命。由此可见，大学与寺庙之间这样声应气求的现象不是个例，也非偶然。

嘉庚先生最初给厦大设计的校门是2018年竣工的群贤楼群前的大门，直面大海。而厦大人最熟悉的大南校门是“沾”了南普陀寺的“光”，“大南”二字就取自于南普陀寺的“南”字。嘉庚先生选择厦大与南普陀寺为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但闽南佛学院的创办也许与厦大这个邻居有关。

闽南佛学院与南普陀寺同为一家，先有南普陀寺，后有闽南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因比邻厦大而成立。闽南佛学院的创办比厦大晚了四年，是我国最早的佛学院之一，一样是源于培育高素质人才。说到闽南佛学院，就不得不提及会泉法师，他是南普陀从继承制改为选贤制的第一位主持。会泉法师与最后一任继承制主持转逢法师商议创办佛学院，因为他们“深感当时福建一带的佛教，道风尚可，只是佛学研究乏人”。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会泉法师和嘉庚先生不仅同是福建省同安县（今厦门市）人，并且于同一年（1874）出生。如果说出生纯属巧合的话，两位对于神俗两界教育的关注和重视，几乎在同一时代比邻而建两所高等学府，可谓是声应气求。也许嘉庚先生和会泉法师都是看到了福建教育水平低下和人才缺乏，所以一个创办现代大学，一个创办佛学院，也算是殊途同归。

闽南佛学院的创立也可以从当时的全国大背景考虑，即恰逢“庙产兴学”之风盛行。从1925年建院至1937年，闽南佛学院培养出一批既对佛学有相当认识又富于进步思想的新型佛门中坚，聘请厦大部分教授兼任教师。如20世纪30年代，厦大著名教授虞愚在佛学院讲授佛学文化和因明学。由于佛学院的师资主力在厦大，使其成为继武昌佛学院之后的又一新型佛教学府。80年代以后至今，兼课不曾间断，依旧有中文、历史、哲学等系的教师在闽南佛学院兼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厦门即将沦陷，厦大西迁长汀，闽南佛学院只好停办。直到1985年，闽南佛学院停了近50年的“香火”才复燃，而厦大则薪火相传。2001年，闽南佛学院首次招收佛教留学生，开中国佛教界对外培养人才之先河。其实，近百年的毗邻而居，厦大与南普陀寺之间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暂且不表。

僧佛前与山水间，自古以来都是远离尘世喧嚣、洗涤身心和淡泊明志的好去处。厦门远离全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依山面海的秀丽风景，的确成就了她作为象牙塔的归宿。如今，厦大与闽南佛学院历经岁月的洗练，均取得了瞩目的教育成就，积淀了厚重的治学文化，为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双双成为厦门市的标志性人文景观。

（三） 五老峰下的日本桥

沿着厦大凌云路走到尽头，即水库和高尔夫球场的上方，有一座通向植物园的桥。我在厦大读书时，并不知道这座桥的名字和来历，当时就把这座桥叫“卡桑德拉大桥”。因为1977年南斯拉夫拍了一部很火的战争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实际上，这是1938年日本军队把厦大占为军营后，为从外面运送军需物资所修的一座桥，老厦大人把这座桥叫做“日本桥”。在1938年之前，从外面进厦大只有一条路，就是沿着海边从沙坡尾进来，但由于无法行车，日军为了运送军需物资就修了这座桥。此外，在桥头靠近五老峰的地方，日军还建有军火库，以至于2005年建筑学院在桥头建设结构实验室时，有老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的地下可是日本军火库”。如今这座日本桥，成为从厦大进入万石植物园的南大门。

其实，日本军队在厦大校园留下的罪证并不仅仅是一座日本桥。我当年在厦大读书时，西校门的喷水池和大南校门入口处，各有一座日军留下的碉堡。校友会曾国斌秘书长告诉我：“厦大在2001年举行80周年校庆前夕，实在觉得两座碉堡有碍观瞻，故决定拆除。哪里想到，碉堡早已被厦门军方列为军事战备设施，若想拆除，需报军方批准。好在厦门警备区的主管通情达理，把原来确定的‘军事战备设施’改为‘训练设施’，厦大才得以拆除这两座碉堡。”曾秘书长说，工人们曾进入过大南校门碉堡，里面有电力设施，坑道通到五老峰山脚下，尽头即是如今的材料学院所在地。

时过境迁，昔日保障日军生活和军事供给的日本桥，以及依稀可见的通向五老峰的之字路和战壕等，如今已被攀岩中心、结构实验室等场所环绕。由于地处偏僻，这个位置并没有影响五老峰和校园的整体景观。但正是这座日本桥，记录着当年日本侵华时期的罪证，更记录着日军侵占我国大学校园的罪证，提醒着我们当年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浩劫。据统计，抗战期间厦大损失建筑物、地产972 700元，图书仪器80 907元，机器、校具、古物189 595元，总计1 243 202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军还在我国许多大学校园留有类似的侵略证据，其损失绝不能以金钱衡量。

三、厦大选址军事要塞的文化解读

熟悉厦大校园的人，就会发现厦大校园内外有众多军事设施：校园外有胡里山炮台以及隔海相望的南炮台，校园内有镇北关、演武场、演武池、白城、碉堡、防空洞……完全是军事要塞的特点。其实还真是如此，厦大就是一所建在军事要塞上的大学，她既是一所海上大学，也是一所“军事重镇”。

（一）镇北关

上弦场的东南角有一条通往教育研究院的羊肠小道，看似很不起眼，实则暗藏玄机。拾阶而上，一段残垣映入眼帘，那就是镇北关遗址。遗址整体建筑呈明、清风格特征，长约25米，厚0.5—0.6米，残高1.5—1.8米，尚保存小门1座。在“镇北关”口的巨石上，刻有我国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题写的“镇北关”三个大字和厦大人类学与民族学系陈国强教授于1998年的题语：“镇北关系明代抗倭所建的白城关隘之遗址，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此及城内演武场操练官兵。”

虽然现存的《厦门志》《鹭江志》均未对镇北关作详细记载，但关于镇北关的故事流传已久。历史记载，自从明朝以来，倭寇不断侵犯我国的东南沿海，厦门成为海防重镇，明太祖朱元璋便派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策划设防建筑城堡。1394年在鸿山寺附近设关卡道口称“镇南关”，同时厦门城建成。连接镇南关和镇北关的是一条土石建成的城墙，城墙用石灰砌成，由此得名白城。它是演武场的首要防线，也是后来为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一道重要的守防阵地。城墙的中间地带有个通向城外海滩炮台的孔道，就被称之为“镇北关”。

在镇北关附近，有一座“建盖大小担山寨城记略”碑，记载了清嘉庆八年（1803）闽浙总督玉德为防御蔡牵的海上义军，向厦门的行商募款建盖大小担城的经过。正面碑文记述大小担在海防中地位和建城的原因、目的及设施等内容，背面记载捐资人的姓名、金额等。该碑记和镇北关遗址保留至今实属不易。鲁迅先生于1926年9月23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不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可见，城墙伴随着厦大走过了建校之初的岁月。如今，镇北关遗址修葺一新，教育研究院就在此处。看来，教育研究院要担负起“镇校之院”的责任了。

（二）胡里山炮台

胡里山炮台位于厦门岛东南端海岬突出部，与厦大一条马路之隔。其实，从胡里山炮台向东三公里左右，有一座白石炮台，隔海相望还有一座南炮台。胡里山炮台与对岸的南炮台应该是一对“姊妹炮台”。两座炮台一座守卫着厦大思明校区，一座守卫着厦大漳州校区，如同两尊石狮，威严地伫立在厦大身旁，互为犄角、彼此照应，成为厦大走过百年坎坷的“守护神”。

据历史记载，胡里山炮台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分为战坪区、兵营区和后山区。炮台结构为半地堡式、半城垣式，具有欧洲风格，又有我国明清时期的建筑神韵，历史上被称为“八闽门户、天南锁钥”。鸦片战争时期，从胡里山炮台到南炮台海岸线，布下了由500尊铁炮组成的炮阵，严阵以待海上入侵的侵略者。但在1841年8月25日的猛烈战斗中，厦门岛还是被英军攻陷，特别是以石壁炮台为代表的厦港要塞，在抗英保卫战中被英军摧毁。隔海距胡里山炮台大约2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处著名的炮台——南炮台，这是厦门岛外最南端的滨海突出部分，是船只进入厦门港的第一门户，其军事价值与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厦大周边炮台林立，是因为当时的洋务派开始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在朝廷内部风生水起，建立海军、购置船舰、铸造炮台、富国强兵一时间广为流传。1874年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海疆危机，清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场长达若干年的“海防战略大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求中华边防海疆尽快“脱胎换骨”，一座配备全新西洋火炮、以新式堡垒建筑设计的海防要塞——南炮台正式亮相。

镇北关的残垣断壁、胡里山炮台的深沟坚壁，仿佛让人有种行走在历史间的感觉。与历史越接近，目之所及就越丰富，那不止是一件件古遗址，更是一个个可以对话的历史片段。《诗经·周南》有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即盾、城即城池，“干城”比喻捍卫，指为公侯抵御外侮的武将。正是这些军事要塞的痕迹，被厦大人继承至今，其体现就是厦大校徽的图案设计。

徽以颂志，校徽是一所大学精神理念符号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厦门大学校徽图案是陈嘉庚先生创校之时确定的，一直沿用至今。从图案设计看，校徽有两个圈，中间圈内是盾牌和城墙，上方嵌入三颗五角星。盾牌和城墙代表着什么？1926级校友叶国庆提出：“为国干城”就是来自校徽的指示，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

（三）演武池

据《厦门文物志》记载：“演武池在城南澳仔社口校场侧（今思明区演武路西北侧，厦大西村宿舍区西侧），相传郑氏演武处也。”据杨英《从征实录》（又名《先王实录》）等书记载，1658年，郑成功为了驱荷复台，命工官冯澄世在这里筑建了“演武池”（非今池）以操练水师。“演武”就是军队“操练”的意思。如今的演武池遗址位于厦门大学西村宿舍区西侧的一处遗址，残存面积8715平方米，四周有现代砌筑的花岗岩堤岸，堤高约3.5米，东、西堤长各105米，南、北堤长各83米，池水可经由涵洞流通大海，是集休闲性与纪念性于一体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初，演武池被填池5000平方米，建成了厦大西村宿舍楼和演武小学，后来又相继建起高耸的楼群。认为此处是郑成功当年操练水师的说法占多数，还有一说则认为“演武池”是由演武亭衍生出来的地名，它只是清代中前期的一处水利设施，是一个用于“民田灌注”的淡水池塘，郑成功的水师是不可能在这里操练。

厦大台湾研究院邓孔昭教授认为，《先王实录》和《闽海纪要》等书中可以看到许多郑成功的军队在演武亭进行陆战训练的记载，却没有任何在澳仔进行水师训练的记载。且《鹭江志》卷之一“河池”中记载：“河池所以资灌溉也。”“演武池，在澳仔社口，郑成功演武处也。今为民田灌注。”但无论演武池的溯源究竟为何，它都是厦大不可或缺的一处风景线。

（四） 延平文化

厦大校址的军事色彩是文化，是鲜为人知的延平文化，且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同意并批复的《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改说明书》中有三处提到“延平文化”，其中一处就是“五老凌霄”景区内的“厦门大学景点：包括郑成功演武亭遗址（群贤楼），演武场（大操场），演武池遗址”，“尤以‘延平文化’为题的文物遗迹，要加强管理”。在“五老凌霄”景区架构分析图中也有“厦门大学延平文化”圈提法。

厦门岛从元朝开始就具有了重要的军事价值。为了防备倭寇对我国边疆侵袭，明朝开始在此设立“中左所”。后来，郑成功将收复台湾的大本营设在厦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当时的演武场就是郑成功挥师北伐之前的练兵场地，这里曾经训练出一支拥有万人的“铁人军”。清朝时，厦门岛的军事地缘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清政府将福建水师提督衙门设立于此，为日后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政治和军事中心奠定了基础。厦门当时便是清政府和台湾联络的中转站，所有运往台湾的民生、军事等物资都要在厦门配齐扬帆起运。现在离厦大咫尺之遥的沙坡尾仍然有一条不长的窄巷，叫“配料馆巷”，这条窄窄的巷子见证的是厦门和台湾的紧密关系。正如《台湾府志》所言：“台郡厦岛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而嘉庚文化即是延平文化的延续，嘉庚精神即是延平精神的要素，嘉庚性格即是延平性格的传承。

嘉庚先生当年将厦大选址于具有众多军事色彩的地方，究竟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之巧合，无法查找到确凿史料。但少年时代的陈嘉庚，无疑像所有地地道道的闽南孩子一样，从小就对郑成功充满仰慕和尊敬。他是在延平文化的激励传承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血脉中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了诸多关于郑成功抗清复台、保家卫国的饱含延平精神的故事，爱国的种子也在他小小的心中生根、发芽、滋长。为民族兴而战，为国家荣而奋，成为存留在陈嘉庚心中深深的烙印。例如，集美办公楼的选址就在郑成功屯兵的地方，嘉庚先生让3层30间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并取名“延平楼”。何谓“延平”？郑成功曾受封延平郡王，为屯防营寨，于明永历十四年（1660）兴建集美的寨内社，又名延平故垒。如今仅存石寨门及两侧石墙，寨门后东北侧有两块岩石，石旁有一尊旧铁炮，一岩石上勒刻隶书“延平故垒”四个字，落款是民国年间。

说到厦大的延平文化，最有力的证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演武场发现的一块石匾，上面刻有“练胆”二字，石匾高0.48米，宽1.02米。1957年经郭沫若等人考证，认为该石匾为郑成功演武亭之石构部件，如今保存在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郭沫若此行，还给厦大留下了“鲁迅纪念馆”题词）。而一位老厦大人则告诉我，这块石匾是在同安楼后八角亭旁边的男厕所发现的，是小便池上的一块石头。当年郑成功挥师北伐之前，曾在此训练出一支万人铁军。清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攻入厦门，郑成功之子郑经在撤军台湾前，下令将演武亭焚毁。1961年，演武亭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嘉庚在此兴学办校，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尤其是“练胆”二字，赋予大学人才培养更深刻的涵义，即为全人类发展“练胆”、为国家复兴“练胆”、为社会发展“练胆”。“练胆”，是大学乃至大学人皆应铁肩担道义的使命。

如今这些带有军事色彩的古迹，逐渐露出了真容。他们与厦大站在一起，融为一体，走过岁月的风雨洗礼，走过时代的冲刷磨砺，愈发坚定不移。如果说当时陈嘉庚确实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真称得上是“极具”战略眼光。正是这些军事要塞的历史文物，让岁月流露出它的温情，让城市激荡着它的精神，也让读书在此的厦大学子文化底蕴生生不息地流动起来。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两岸关系还没有缓解，厦大77、78级学生皆为“民兵师”成员，肩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因此，厦大的定位并非仅仅是一个培养学术人才的场所，而是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即所谓的至善之道就是大学之道，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应当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之责。诚如《礼记·学记》所言：“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不是诉诸武力，而是教化，化民成俗。而教育是礼教之始，正如“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本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无数莘莘学子在焚膏继晷，蹈锋饮血，一心只为报效国家。

从厦大选址在演武场和演武池开始，她注定就要接受战火的淬炼，这是厦大与国内其他大学最不同的地方。正如田汉写的《厦大诵》：“温室不能育大才，大才必须经得起暴雨和惊雷。”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没有摧毁厦大，厦大像岩壁上的榕树一样，在战争中依然坚韧地生长，这在世界大学史上恐怕极为少见。无论是镇北关还是胡里山炮台，都在冥冥之中暗藏着与厦大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嘉庚先生的远见卓识并不仅仅只是“希望进出厦门港的船舶，第一眼可以看到一所壮观的中国学府”的“迎进来”思想，还奠定了这所在九龙江入海口的大学走向世界、跟国际接轨的厚实基础。

四、厦大校园魅力的文化解读

（一）万石植物园

五老峰背后是众人皆知的厦门万石植物园，如果说将万石植物园“据为”厦大所有，多有牵强之处，但我想这正是嘉庚先生当年选址的智慧所在。这就好像冰心在美国求学时写的《慰冰湖》，原本这个湖不在卫斯理学院校园内，也不是卫斯理学院的校产，竟因冰心的一个小说，让大多数人误以为是校内之湖。

之所以把厦大选址和万石植物园联系起来，且认为校主有战略眼光，是因为在我走访过的诸多世界百年大学当中，大多有一个植物园。例如密西根大学（1817年）、北卡教堂山分校（1789年）、阿姆斯特丹大学（1632年）、乌特勒支大学（1636年）和加州洛杉矶分校（1917年）等，只是没有考证过大学究竟何时建起植物园。曾听说鲁汶大学植物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更加引起了我对这个话题的浓厚兴趣。或许在大学创立之初，办学者就普遍具有闲情逸致？或许大学借一个或大或小的花圃向世人诉说着什么？或许植物园象征着大学的活力、学者的情怀？亦或大学践行着自身定义下的“绿色发展观”？对于大学植物园的关注，源于2015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简称UNC）之旅。这所建于1789年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大学，也拥有自己的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这引发了我的思考，植物园和大学历史与文化究竟有何关系？

凭个人经验判断，大学植物园往往见证着一所大学的沧桑，见证着一所大学的源头和学科发展史，体现了“格物致知”的治学理念，更见证着近代大学的转型之路。当然，这种判断也许是“无病呻吟”，但在我看来关于大学植物园的解读只是冰山一角。作为大学的局外人，可以不去探索大学植物园存在的奥秘以及曾经发挥的历史功用，但作为“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拥有对大学植物园的探究，应该是一份情怀、一份担当和一份责任。大学和植物园的关系与大学和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如出一辙，其存在的理由与功能本是多元的，学科的、历史的、文化的。一所好的大学，学科专业可以不全甚至残缺，但图书馆、植物园、博物馆作为一种象征，必不可或缺。

曾经的大学植物园为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例如，成立于1872年的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拥有超过130万个标本的草本植物、丰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源以及一个43 000平方英尺的研究中心。这些设施和馆藏以及75名全职员工，为哈佛各个学院的师生、植物学领域的学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和教育的基础。又如，紧邻爱丁堡大学的皇家植物园（The Edinburgh Royal Botanical Garden）是世界著名的五大植物园之一，最初建成于1670年，占地70多公顷，虽然独立于爱丁堡大学，但和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开展密切的相关合作，共同开设硕士学位课程。还有建于1762年的剑桥大学植物园（Cambridge University Botanic Garden ，简称CUBG），最初为医学教学而设。时任植物学教授John Henslow苦心孤诣说服大学，如果剑桥要在19世纪初的自然科学研究兴起中具备应有的地位，植物园需要搬迁到更大的地方。他的物种多样性观念吸引了查尔斯·达尔文的注意，植物园也越来越多地用于科学研究。而今，占地16公顷（40英亩）的剑桥植物园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000多种植物，以促进教学和研究的开展。

尤其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鲁德图音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 Kruidtuin），具有极其重要的教学和实践意义。它由鲁汶大学学生于1738年创建，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植物园，作为该校医学院的“药草园”。昔日，鲁汶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就是在露天、温室和池塘边进行学习，包括外来的亚热带和热带物种，以及水生植物和仙人掌，争奇斗艳的各类植物满足了学生对植物世界的想象。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当年作为四大学院之一的医学院与植物园在鲁汶终年温和湿润的气候中建立起的教育“联姻”。时至今日，鲁汶大学医学院仍然享誉世界。

经过时间的洗礼，或许这些大学植物园已经部分或全部地丧失了科学研究的功能，但它们作为和大学统一的存在仍然屹立在那里，便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与情感的守候。学校师生甚至周围居民借此赏花游玩、志愿服务、体育锻炼、聆听音乐、谈情说爱，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对大学精神的折射和传承。如斯坦福大学植物园，每月都热心欢迎志愿者来访；密西根大学的学生经常在Nichols Arboretum植物园进行各种户外活动；五老峰背后的植物园更是被厦大师生称之为“家园”。在世界大学史上，有“百年冰河期”的说法，也许大学植物园就是被“冰河期”冻结的一段历史，也不知是否有高人可以“解冻”大学植物园的真相。

（二）水库和泄洪沟

说到厦大的自然景观，五老峰下的水库应有一席之地。厦门作为一座海上岛屿，淡水资源相对匮乏。厦大水库始建于1921年，初建时水容量三万二千立方米，后经多次扩容，增至十六万立方米，水域面积约二万平方米。这座与厦大同龄的水库，不仅见证了厦大的百年成长，也像一位含辛茹苦的老母亲，源源不断地为厦大师生提供生活饮用水，在淡水资源不足的厦门岛上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成为帮助厦大茁壮成长的一条生命线。为了启迪师生饮水思源，厦大水库也被称为“思源谷”。水库位于五老峰山麓，山林郁郁，碧水悠悠，空谷鸟语，曲径通幽，为年轻学子修读约会之佳处，故学子称其为“情人谷”。

水库是厦大的一个制高点，是幽秘美丽的去处。山顶水库，茂密丛林，山上石头嶙峋，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远处的大海和美丽的环岛路。水库有五老峰的秀峰灵石为屏，奇花异草为锦，有太姥山的怪石林雄，又有兔耳岭高山丛林秀丽，山光水色美得恍若仙境。水库四周被织网密集的亚热带树木覆盖，树林与水畔交界处有茅草小亭矗立，湿热的气候与水库的水分子相遇，颇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气势。偶有山林间几声鸟鸣，伴之以学生的朗朗书声，恰有几分渔舟唱晚的闲情逸致。所幸这里还未被热情的游客“占领”，可谓象牙塔中的“桃花源”。

在这里可以看到学生在读书会上的挥斥方遒、激扬文字，也可听到年轻伴侣耳鬓厮磨的窃窃私语，也不乏退休教职工闲庭漫步、临水垂钓的悠然自得。情人谷受海滨湿润气候和行人过客的润泽，厦大师生受思源谷的水源恩泽，水库与厦大师生相互融通，静谧浪漫的自然佳景与灵气盎然的人文情境交相辉映，成为厦大一抹不可多得的风景线。

早期的厦大水库也是一条泄洪明沟，后来在泄洪沟上建了“靶场”，这是岛内唯一的靶场。在厦大90周年校庆时，时任两位主要领导决定让泄洪沟华丽转身，成为厦大高尔夫练习场。

从厦大选址来看，嘉庚先生的智慧遍及厦大校园的各个角落。当你坐在上弦场，一幅“自绕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的景色映入眼帘，便能感受到面朝大海的浪漫与坐拥碧海的气势。

五、结语

回望嘉庚先生给厦大选址于五老峰下竟有如此多的巧合现象：校园面积是巧合，植物园是巧合，寺庙是巧合，泄洪沟与高尔夫球场是巧合，五老峰的山洞与创客空间是巧合……难道这些仅仅是巧合吗？

谙熟诸葛亮《马前课》的嘉庚先生，似乎早已预测到这块土地应该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万石植物园将拔地而起，创新创业将需要新的空间，校园建设需要万亩空间，当代大学生需要高尔夫练习场……嘉庚先生给厦大的选址，不仅使得今日之厦大坐拥依山傍海的绝佳位置，更在一花一草、一砖一瓦中注入了浓浓的家国情怀。出生成长于具有浓厚“抱团文化”和家族观念的地道闽南人家的陈嘉庚，不仅自己尝试着从宗教文化和家族文化走向开放文化，从陆地文化走向海洋文化，从因循守旧走向最终的中西合璧，而且以不屈不挠的创业干事精神引领着一代代厦大人开荒拓土，实现着学识的富足、情怀的富足和精神的富足，并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富足大同在所不惜。

通过对厦大选址的历史和文化解读，我们似乎悟出了如下道理：一所大学的选址，呈现着办学者的赤子之心；一所大学的占地面积，蕴含着办学者的雄心壮志；一所大学的建筑风格，诠释着办学者的审美品味；一所大学的建筑命名，折射着办学者的文化底蕴；一所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饱含着办学者对经济发展的远见卓识；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师选聘，展现着办学者的国际视野……

我无意标榜嘉庚先生给厦大留下的文化基因与火种：从无人问津的荒凉之所到今天吸引八方学子和游客的文心筑雅圣地，从偏居一隅到发展繁荣，从边缘地带到核心区域。厦大走了100年，这其中的每一步都饱含着陈嘉庚先生和无数厦大人“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坚守与风骨。唯愿百年校庆，甚至下一个百年、下下一个百年之时，厦大人仍能传承校主的这份初心，实现校主的蓝图，担起校主的希冀，砥砺前行。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厦大周边的元素有的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自己形象，有的依旧傲然屹立于时代洪流，“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的厦大也随着社会的发展、祖国的要求而与时俱进，以崭新的风貌展现于世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腔热血建设一方土地。旧时一片汪洋可操练雄师以制夷，今日迤逦校园亦可培养莘莘学子以报国。这片以热血和激情灌溉的土地，一直在反哺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嘉庚先生将厦大选址于此，正是希望以此热血之势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国之栋梁。

风景不殊，时间流动。时间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的便是精神的高地。时至今日，厦大走过了100个寒来暑往，比起欧洲那些近千年的古老大学，100岁还很年轻，厦大校园在历史长河中见证着当年的炮火纷飞、枪林弹雨，也延续着不朽的爱国情怀、民族气概，更伴随着历史长河淙淙向前、不露痕迹。厦大即将接过这一条铭记历史的接力棒，在新的百年乃至千年的征程中，步履坚定，奋勇前行！

其实，我不是关注厦大校址的第一人。早在1936年，考古学家郑德坤教授就从考据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厦门城市史和厦大校址的历史。在他看来，厦大这块土地在“在历史上我们不论它是抵抗外族也好，歼灭盗匪也好，国际交谊也好，总之，它与国家民族，都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轰轰烈烈的事迹，历史上永远是有它不可磨灭的记载的。已往是如此，现在呢？此后呢？现在它是福建最高教育机关厦门大学校址的所在地，历史的性质它是改变了，此后它是否会名符其实地在教育史上放异常的光彩，成其伟大的史迹，这要看今后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了”。

（感谢朱崇实教授、潘世墨教授、朱水涌教授、王绍森教授、郑宏副教授提供研究素材，以及众弟子帮助查找资料，谨此谢意）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厦门大学百年校庆专栏》，第12-2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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