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清，温晔 | 论台湾左翼“民众传播”观念的形成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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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湾左翼“民众传播”观念的形成与内涵

作者简介

张铭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社会整合平台主任，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领军专家。

温晔，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过往有关台湾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多以“三民主义新闻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为主线。在上述两条线索之外，台湾左翼的新闻传播思想则一直鲜为人知，其中以陈映真等人提出的“民众传播”最具代表性。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与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在陈映真建构“民众传播”理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众传播”的实施主体旨在对“保守”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和改造，促成他们与普通民众联合，实现左翼群体社会变革的宏大目标。

关键词：“民众传播”；民粹主义；陈映真；《人间》杂志

一、引言

过往对于台湾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多以“三民主义新闻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为主线。前者主张新闻媒体行使社会教化功能，对自由竞争的市场化媒介环境持批判和排斥态度。后者则强调言论自由与新闻界的“第四等级”角色，即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作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展开，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逐渐占据主流。然而在上述“官学”与“西学”之外，还有一条线索鲜为人知：台湾传统左翼力量的新闻传播思想。诞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左翼，虽历经日本殖民当局、国民党的严厉镇压，却始终是台湾政治与文化思想史上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解，自然既不同于国民党官方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新闻思想”，也不同于被台湾学界与业界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考察台湾左翼的新闻传播思想，对于研究台湾新闻传播思想史而言，无疑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价值。

20世纪70年代初，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在台湾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钓”风潮，并催生出岛内第三波左翼运动，大量左翼杂志也随之出现。1976年《夏潮》创刊，以该杂志为中心的左翼知识分子集团同时形成。1979年《夏潮》遭国民党当局强制停刊后，“夏潮集团”又陆续出版《鼓声》《春风》《夏潮论坛》等杂志。到1985年11月，“夏潮集团”代表人物、台湾知名作家陈映真带领一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创办《人间》杂志，成为台湾新闻出版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刊物之一。1987年，陈映真在总结“夏潮集团”与《人间》传播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众传播”这一概念。本文将在考察“民众传播”的思想背景与诞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厘清其内涵。

二、缘起：陈映真的民粹主义倾向

追溯“民众传播”的缘起，应先对这一概念的提出者陈映真其时的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众所周知，陈映真不仅是台湾知名作家，也是左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许多论著中，“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之于他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陈映真的人生经历与文本书写，便会发现他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又因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得到巩固和加强，成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民众传播”的思想资源。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显然是对英文populism或俄文narodnichestvo的误译，因为两者的词根people与narod都只有“人民”“平民”“民众”而无“精粹”之意，其准确译名应该是更加中性的“人民主义”或“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一词在当今世界已被严重滥用和误用，不少媒体和学者将一些得到较多民意支持的非主流政治人物或现象都冠以“民粹”或“民粹主义”——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在事实判断上进行界定，不如说是在价值判断上加以贬斥。本文所指的“民粹主义”不同于目前流行的带有固定贬义的民粹主义，而是回归其本源：19世纪后半叶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憎恶与恐惧，将农民视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试图以前现代的村社制度为基础，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民粹主义因为反对沙皇专制、关怀底层劳动人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质的一股社会思潮。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详细释义，这里不能展开，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其“人民至上”论与“知识分子赎罪”论。俄国民粹派之所以将人民（在俄国语境中主要指农民）视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因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村社中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这使得“崇拜人民”成为民粹主义思想的一大特征，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就曾指出：“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然而现实中的人民却生活在苦难之中，民粹主义者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原罪”：作为少数“精英”，其知识文化特权是以剥削人民为代价的，“我所享受的每一种生活舒适，我有闲暇去获得或形成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并进而严厉斥责知识分子“心已变得冷酷无情，对一切真正善良和公正的事物都置若罔闻，满脑子都是不可遏止的贪欲”。因此，知识分子应当“赎罪”，自觉同人民相结合，去推翻不公正的社会体制：“我们号召并吁请你们到民间去，以唤起人民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反抗。”

俄国民粹主义对陈映真的影响，在他早年的人生经历与文本书写中都能找到印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陈映真的出身背景与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颇为相似：后者大多是东正教僧侣子弟，因在现代化改革中利益受损，对体制产生愤恨情绪，“他们很早就懂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决定着这个集团对解决社会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也不同”。陈映真则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基督教家庭，认识到“市镇小知识分子在社会的中间的地位，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往往使他们比谁都早而敏于同时预见一个旧有事物的枯萎和新生事物的诞生”。陈映真早在高中时期便阅读了大量旧俄作家的作品，也曾因此称自己为“从文学出发的左倾，从艺术出发的左倾”。他的老友尉天聪回忆道：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一些旧俄时代和革命初期的作品，特别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带给他很大的影响。他最心仪的思想家是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传》《面包与自由》《一个反抗者的话》《法国大革命史》便断断续续地给予陈映真很大的激动。而那些虚无党的作为更令他向往不已。

对于知识分子应当从事社会革命以“赎罪”的观点，陈映真颇为认同，在他早期的代表作《我的弟弟康雄》中，主人公康雄便是一名具有强烈虚无主义倾向的青年，“怀抱过献身于建造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世界的热情”。有学者指出，康雄与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人物巴扎罗夫的身份具有同构性，他们都属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主张民主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也即民粹主义者。1975年陈映真出狱后不久，就在一篇评论自己创作历程的文章中含蓄地指出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做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

除早年接受旧俄民粹思想的熏陶之外，陈映真的知识分子观也受到了来自中共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根据陈的自述，1958年他便在台北牯岭街的旧书摊上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等诸多左翼理论书籍，其中也包括“抗战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小册子”。而在1968年被捕之前，他阅读的书刊就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红旗》《人民日报》等。因此，中共“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或许在当时就已渗入陈映真的思想之中。当然，上述判断还只是一种推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理论的极端实践——“文革”的爆发，无论对陈映真还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都影响甚巨。1993年底，陈映真在一篇回溯个人创作历程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及“文革”对他的改变：在创作风格上，“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在政治参与上，“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因组建“民主台湾联盟”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而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正是由一批受到“文革”影响的台湾留美学生发起的。一位保钓运动的组织者回忆道：“海外钓运人士接受了阶级分析，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接受了台湾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了文革的改造，中国大陆已经走在理想王国的途中。”保钓运动结束后不久，台湾许多大学生自发“上山下海”，投身社会底层开展“社会服务运动”，恰是“知识分子原罪意识”的最好注脚。因此，陈映真曾指出：“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199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20周年之际，陈映真在一篇发表于《联合文学》的长篇论文中，以“乡土文学和左派民粹主义”为题专辟一节，点明了乡土文学运动的思想性质：

热爱和信赖人民群众、歌颂土地和祖国，自认对勤劳人民有各种亏欠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奔向农村、海滨等劳动现场，呼喊着“到人民中去！”（与七十年代初台湾有大量青年上山下海，到厂矿访问调查到运动颇为近似）这是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民粹主义也主张艺术文学要有民族和民众的特质，更要有启蒙、教化和改造的功能。

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和运动，便带有这强烈的进步的民粹主义的性质。

由此便不难理解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陈映真诸多针对知识分子的言论了。一方面，他曾多次批判知识分子“精神荒芜”“冷漠”“自私”：“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在知识、批判力、文化和思想上还很贫困。他们应该读一点费脑筋的东西”，“台湾的知识界、文化界一般地对工人无知、忽视和漠不关心”。另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接受底层群众的启蒙和再教育：“在目前的情况下，台湾的知识分子是落在群众后面，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当前台湾文学界或知识界的中心课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我和我的同事都是在采访生活的最前线的现场中得到被我们采访的人跟他们的生活的很大教育”，“往往在台上的人十个有九个半是混蛋，包括我在内，所以应该去找那些小师傅啊，或者是贫民窟里面的老百姓，他们往往会给你很深很深的启发”。而后文将要提到，启蒙与改造知识分子，正是陈映真建立“民众传播”的深层诱因。

三、形成：“建设民众自己的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文化批判理论被引入台湾，到80年代中期已被知识界广为接受：“‘地下书店’老板选择偷偷地‘盗版’批判理论英译本之作，大学新进的老师开始在‘当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名义下教授诸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文化工业”等理论的影响之下，陈映真曾对“大众传播”做过不少“拿来主义”式的批判。但就台湾当时的传播环境而言，他的评价则主要是以民粹主义的逻辑展开的，且看下面两则表述：

俄国出版的一切报纸，都是为饱食者办事的，都是为着沙皇、地主、商人、官吏们出版的。

我们的电影、电视，与广告业都在形构一种虚幻的人生。他们从有钱人、有消费能力的人，以及健康、漂亮、英俊、幸福的人的立场，去描绘这个世界。

前者是1875年俄国民粹主义者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办报”时的说法，后者是1987年陈映真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陈词。尽管时隔百年，两者的思路却高度相似，即“传播工具论”：现有的传播体系服务于“饱食者”和“有钱人”这样的统治阶级，是“少数精英”统治“绝大多数民众”、维护他们既得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工具。“人民与知识分子、受教育阶级、贵族以及统治阶级是对立的。”俄国民粹主义“人民-精英”的二元对立观无疑也渗入了陈映真的传播思想：

在目前的社会里，传播媒介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大部分传播的东西是虚构的，都是富有、快乐、幸福的人看的世界，所以，人们每天都通过传媒看到许多美好的东西，而在社会里占很大部分的弱小者，反而没有什么传播媒介从他们的立场看世界。

既然传播媒体只是某一群体或阶级用以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反映自身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么堕落、腐朽的“精英”所控制的传播自然就应当被具有“民众观点”和“民众立场”的传播所取代。

1986年12月2日，台湾“党外”运动人士许信良不顾台当局禁令，宣称要从菲律宾搭机返台，数千名支持者前往桃园中正机场迎接时，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自立晚报》与一些使用便携式摄影机等“小众媒体”的民进党支持者，从与主流媒体不同的角度报道了该事件。针对这一现象，1987年1月1日发刊的第15期《人间》推出专题，强烈批判台当局控制的台湾大众传播体系，并首次提出了“建设民众自己的传播的可能性”。专题共三篇文章，《当人民要掌握他们的媒体……》一文有较强的民粹主义色彩，《石破天惊》《媒体的反叛》则基本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

《石破天惊》以《自立晚报》总编辑颜文闩为主人公，介绍了他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独立”“公正”“自由”等与自由主义新闻主张相近的词汇多次出现在这篇文章中。陈映真还称许颜文闩道：“他孜孜矻矻地调查、采访、写作、处理新闻，用他一贯的理性、温和、持平、朴质的方式，坚定而勤勉地表达他那独有的进步主义、开明主义和他那稳健而又从不妥协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媒体的反叛》则采访了多位资深新闻工作者与传播学者，他们从保障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摆脱政治力量对大众传播的垄断，大众传播在“民主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等方面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小众媒体”则是社会处于非常状态下的产物，当社会正常化之后，应融入到“民主”“多元”的大众传播体系当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一种改良与健全既有大众传播体制的思考。

相形之下，《当人民要掌握他们的媒体……》就表现出了浓重的“火药味”，该文记录了“绿色录影小组”创始人王智章在报道“桃园机场事件”、民进党选举活动时与大众媒体的“战斗过程”。文章近乎全盘否定了台湾的大众传播体制，这从言辞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只搞一套独占和愚民的政策”，“颓败腐化，沦为一个体制的社会控制的赤裸裸的工具”。文章甚至将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妖怪”：“四十年来，台湾的大众传播媒体就像是不孕、杀婴的拉米亚，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一贯抹杀真实的大众传播会说真话。”主人公王智章则因为“长期以来从民众的观点和立场所做的纪录报告”，被塑造成为一个肩扛便携式摄影机，独自对抗大众媒体的“英雄”。文章还多次借王智章之口，提出“人民应该起来掌握他自己的传播工具”，“人民用自己的传播向独占的传播全面地叛变”。在这期杂志的封面上，“绿色摄影小组”也被直接称作“民众的电视台”。与前述两篇文章的“改良倾向”不同，这篇文章对台湾的传播体制大有“推倒重来”之意。

《人间》大幅报道“桃园机场事件”，反映了陈映真其时思想的复杂之处：一方面，“夏潮集团”和“党外”在20世纪80年代因“统独”立场不同而逐渐分手，陈映真曾多次批评“党外”及其后继者民进党的分离主义倾向；但另一方面，对于台湾左翼而言，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国民党当局。因此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人间》及陈映真借由“党外运动”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批判台湾的传播体系，是出于“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集中力量对抗国民党文化管制的策略性考虑。不过关键之处仍在于，通过抨击台湾的大众传播体系只为“少数精英”服务，论证“大多数民众”“起来掌握传播工具”的必要性。1987年5月25日，陈映真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结合《人间》杂志的办刊经验，正式提出“民众传播”这一概念。他于演讲中再次强调了建立“民众传播”的缘由：大众传播垄断了知识、资讯、价值观，“不站在我们的利益立场上，不为我们的好处说话，不为我们着想”，“民众要介入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是不可能的”。

四、内涵：概念和主体辨析

陈映真将他的传播理念定名为“民众传播”，无疑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影响。在这场论战中，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派”认为乡土文学具有两大特质：其一，反西化的民族主义。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台湾无论经济、社会、文化还是文学都表现出了“对西方的附庸性格”，乡土文学“具有反对西方和东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意义”。其二，批判的现实主义。强调写实风格与揭露社会底层的生活困境，乡土文学“描写在激变中的台湾农村、渔港和无数的厂矿中，为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是“植根在台湾这个现实社会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生活和心理的愿望的文学”。上述两大特质对于陈映真而言是一体的，底层人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压迫最重，集中反映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成为乡土文学最主要的描写对象。因此台湾学者吕正惠在考察了“乡土派”作家的相关论述之后一语道破：“当他们谈到‘乡土’的时候，他们主要指的是：乡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民。”在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之际，陈映真明确将其定位为提倡“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运动，并对“民众”做了如下定义：

严格意义的民众文学论，必须建立在“民众”的定义上。这就涉及社会性质理论了。社会性质论中有分析一个社会的阶级构成的部分，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分析一个社会的剥削者和不同程度的被剥削者、统治者和其他不同位序的被统治者。于是以广泛直接生产者，因其被掠夺的痛苦最大，最富于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愿望，而被界定为“民众”（或“人民”）。

可见，就“民众”这一概念而言，其外延主要包括工人、农民等“广泛直接生产者”，其内涵则指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民众传播”中的“民众”与“大众传播”中的“大众”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具有社会变革动力的“革命者”；后者则是接受媒体信息产品的“消费者”。雷蒙·威廉斯指出，“大众”（mass）一词指涉的是具有购买力的群众，即“针对个别家庭里的广大观众”。

“民众传播”的主体也就是传播者是谁呢？陈映真没有明言，不过从他的相关论述来看，“民众传播”的主体无疑是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反省的、批判的、革新的中产阶级”，“具有主动、领导的性格，清楚自己要怎样带领一些人往某边走”。他曾将“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新青年》视为典范：“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那样大，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留下来了。”作为“民众传播”的提出者与实践者，陈映真及一些“夏潮集团”成员也曾以“市镇小知识分子”和“比较求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居。

至于“民众传播”的诉求对象，陈映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问：《人间》杂志是定位给知识分子看的？

答：对，有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可见，“民众传播”的诉求对象与“民众传播”的主体同属一个群体，区别在于，他们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相比，思想上比较“荒芜”“贫困”，道德“冷漠”，“失去爱的能力”，精神面貌“低俗”“平庸”，是“保守、庸俗、自满的”中产阶级。

在“民众传播”理念中，无论掌握媒体的传播者，还是接受传播的受众，都不是作为“民众”主要组成部分的工农阶级、“劳苦大众”，而是知识分子。这是因为陈映真认为，只有首先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改造，才能顺利推进社会变革：“我总觉得应该有先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其他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社会改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希望”，“是要由这个阶级的觉醒，然后由这个阶级到民间去，去帮助崩坏的这个体制，才有希望”。然而如第一节所述，启蒙教育的主体应当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民众传播”中承担该任务的却是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这又是否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秦晖认为，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别尔嘉耶夫也曾指出，“民粹主义世界观是集体主义式的而不是个人主义式的”。相较于“民众”的外延，民粹主义思想更为重视“民众”的本质属性，即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要求开展社会革命。就此而言，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因为集中体现了这一属性，自然也包括在“民众”之中，并能够作为“民众”的代表来启蒙改造广大“保守”的知识分子。1988年3月，台湾爆发了农民反美示威运动，在陈映真为《人间》撰写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他的这一思想：

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社会运动家、青年和学生，是最先、最敏锐地反映社会各种矛盾值的人。但是，在台湾，反应了社会变化的阶级，从这回“三·一六”事件和今年初工人争议运动看来，我们社会上能“先知”“春江”之“水暖”的鸭子，竟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先生和野党官爷们了……

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机制在于，将“保守”的知识分子改造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再由他们联合人民进行社会革命。陈映真也明确提及这一运作机制：“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有机会觉醒，然后他才到民众里面去，最简单的如共产党吧，像俄国的民粹运动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怎样才算是“进步”“觉醒”的知识分子？陈映真已为他们规划好了“一条道路”：

自觉地以中国民众的观点、立场和利益，认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新殖民主义、依赖、新的世界分工结构的再编组、台湾社会的香港化……这些问题，和广泛民众一道，敢于思想，敢于批判，敢于创造，敢于斗争。这恐怕才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道路。

因此，“民众传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那些“保守”的知识分子具备“民众的观点、立场和利益”，“和广泛民众一道”思想、批判、创造、斗争。如何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通过“为弱小者代言”“站在民众的立场”等论述为“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传播媒体、改造“保守”知识分子建立合法性。由于台湾的大众传播体系与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这个时候就需要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代表民众建立“民众传播”，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精英——回过头去看《人间》对王智章的刻画，他正是这样一位“为弱小者代言”“替民众说话”的“先知先觉者”。其次，揭露底层民众的生活现实，诉诸知识分子的“负罪感”，完成对他们的启蒙与改造。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优渥生活是以大多数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的。用陈映真的话说，“这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支配的世界，不论在它的那一个角落，金碧辉煌的成长，没有不是以人类中庞大的弱者为悲惨之牺牲所带来的”。通过报道人民付出的“代价”，“民众传播”试图召唤知识分子的“赎罪”心理，使“保守”“庸俗”的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从而具备“反省、批判与革新”的精神。“民众传播”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代表“民众”启蒙改造“保守”知识分子的平台，以促成知识分子与民众联合，实现左翼群体社会变革的宏大目标。

在厘清“民众传播”的内涵之后，现在可以对其与“三民主义新闻思想”、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相关论述做一对比。其一，“民众传播”中有关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论述与孙中山“三种人划分”思想的区别在于：后者对“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划分是以“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为依据的，抹杀了人的阶级性与劳动人民的智慧，本质上乃是一种唯心史观。“民众传播”的相关论述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先进”，不是因为他们在“天赋”上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中间的地位，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往往使他们比谁都早而敏于同时预见一个旧有事物的枯萎和新生事物的诞生”；民众则是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如陈映真所说，“推动和创造历史的，毕竟是民众和民众所构成的社会吧”。此外，研究者指出，“三民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质是“为巩固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见领袖’的位置提供理论依据”，“最终目标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秩序、统治利益和建设成果”。这与“民众传播”推翻国民党统治秩序的目标不啻霄壤。其二，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基本属于一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民众传播”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与之相比区别在哪里呢？本文认为，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应扮演角色的看法几乎截然相反。后者将中产阶级视为可以通过传播手段予以改造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力量，即联合“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自然也包括新闻制度在内）的“先锋队”。前者则将中产阶级视为以新闻媒体为公共讨论平台的温和的“理性公民”，是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器”。正如现代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拥有一个强大中产阶级的“橄榄型”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稳固的基石。在《人间》杂志关于“桃园机场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即可看出，支持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新闻制度加以调节和改善，而非“另起炉灶”彻底推翻这一制度。总之，三种不同的新闻思想其实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自由主义者，以及左翼力量对于其时由国民党主导的台湾新闻制度的不同看法与想象。

五、结语

1985年11月2日，《人间》正式创刊。作为“民众传播”理念最重要的实践产物，《人间》确立了“以弱小者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自然和世界”的报道方针，其主要题材几乎集中于台湾底层民众、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上面，而其采用的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的表达形式，更使这些主题得到了真切的呈现。《人间》的报道成功启蒙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意识，使他们重新审视台湾“光鲜亮丽”现代化进程之下的另一面。随着这批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人间》关怀弱势的理念也一直或隐或显地影响台湾社会。正如台湾资深新闻人何荣幸所说：“每位新闻工作者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想望的典范。在台湾，跟我同一个世代的五年级新闻工作者，不少人心中都住着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

“民众传播”反映了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台湾左翼建构新闻传播观念的努力。众所周知，左翼的新闻传播理论多长于“解构”而疏于“建构”，甚至只“破”不“立”。就此而言，“民众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标本。尽管《人间》杂志在1989年因财务压力停刊，生命周期不足四年，但当年跟随陈映真参与杂志工作的关晓荣、蓝博洲等人至今仍继续着“民众传播”的实践。其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它表明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中，除大众传播外还有“另一种可能”。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台湾研究》专栏，第77-85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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