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宗丽 | 建党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逻辑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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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逻辑与启示

作者简介

原宗丽，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原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

摘要：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政治生态在政党视阈中的具体示现。回顾我们党百年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挫折中奋起、在困难中成熟，关键是始终能够高度关注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和净化问题。百年征程证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为基本遵循，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思路和举措，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形成独特政治优势，推动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之间内嵌式耦合的实践逻辑，并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和净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态

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从生态学意义上讲，任何一种政治现象都不是无理由的孤立存在。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借助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平衡性、动态性、开放性来考察政治现象产生发展及其与特定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态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从理论缘起与研究范式来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政治生态理论 ( Political Ecology）研究起步于近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 年代前后，国内学术界逐步将生态政治理论、政治生态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政治生态学概念及方法引入国内政治学、政党学研究视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政治力量，在百年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关键在于能够将“党内政治生态”与“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基于政治生态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开放性、动态性、平衡性等生态原则，不断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实践与探索，逐步深化对“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之间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的认识，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价值指引和动力引擎。从研究视野来看，目前学术界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系统研究显有不足，特别是百年来我们党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政治优势也亟待总结和提炼。基于此，本文借鉴政治生态研究的范式，力求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理论源泉与思想根基，梳理和总结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实践与探索、经验与启示，分析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之间高度契合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进而研究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与党的建设、管党治党以及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之间实现有机融合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理论逻辑

政治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学问”，也就是通过借助自然生态学的理念、原则与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学说体系。党内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在政党视阈中的具体示现，是党内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系统、政治环境等要素的生态联动关系的集中体现。从思想渊源来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出“党内政治生态”这一概念和相关具体表述，但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和实践活动中，对生态理论、政党性质、党内民主、党的权威、党的团结等问题都有相关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为我们理解党内政治生态问题提供了价值指引和理论养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源泉与思想根基。

（一）用“人的尺度”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从自然中产生并成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出现人类文明史，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畴，将实践论引入认识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认识主体和客体达到一致或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哲学基础。正是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和社会存在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承认自然的客观独立性和地位的先在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性，同时也要认识到现实的自然界只有和人类生存活动相联系，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自然界。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要关注现实的世界，更要关注人类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同时，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改变社会环境以满足自身需要，“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鉴于人与环境相互依赖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界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且人与自然必然要协同发展，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是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的关系史。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考查，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创造着历史环境，历史环境也创造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才能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即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在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之下，往往能够通过积极的实践活动来改变“环境”和“自己”，最终实现支配环境和提升自我的价值诉求，这与政治生态主客体实现治理协同化目标高度契合，也为我们党治理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价值遵循和方向指引。

（二）实现“和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的生态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其学理依据在于，政党政治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党内生态、党际生态）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互为对象，不可分割且内在统一的生态关联，生态环境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和规律性，政党治理具有主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政党和政党制度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客观存在物，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政治风气、政治规则、政治导向影响和制约着政党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同时作为政治活动主体的人，也是在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获得对政治现象、政治规律以及政治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阈之下，人与自然关系应该是一个和解（和谐）复合系统，人是自然界的“人”，自然界是在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既包括人与社会在内的一切存在物即物质世界本身，又包括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生态环境。基于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观念，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着两大变革，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对应，政治生态发展问题实质上也是人与自身、人与组织、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问题。人作为现实的人、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需要以政治系统各生态要素和各子系统之间的有序和谐为基础，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整体地把握政治环境与人交互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生态法则。与此相适应，政党政治与政治生态治理一定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要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解”，需要了解和尊重社会生态环境的运行规律，需要准确把握社会实践是人与历史环境间的活动中介和基础，深化对制约政治生态治理的环境因素的认识，进而全面了解生态环境对人自身能力发挥以及价值实现的影响方式及其规律，这就为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最终实现人与自身、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和解”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突破路径。

（三）走向“联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自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自在到自为、由分散到联合的过程，工人阶级要获得最终彻底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联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必须由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和最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者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了推动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斗争性必须依靠阶级的联合和自由人的联合，这些联合必须通过政治联合来实现。对此，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阐释了“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秉持人民立场、为无产阶级自身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肩负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从实践来看，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渐走向有组织的阶级联合过程，从个体到群体、从分散到集中、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从一国革命到国际联合，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的联合，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也就会成长为真正有组织和政党的阶级。而且这一蜕变过程中，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真正解放，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进而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真正走向政治自觉和政治成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蕴含的对政治现象及其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的系统地、联合地、动态地、整体地考察研究，恰恰体现了政治生态治理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矛盾法则和协同进化规律。走向联合，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与和谐，正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目标，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和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净化我们党内的从政环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实践逻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挫折中奋起、在困难中成熟，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指引下，始终高度关注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问题，特别是注重通过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与净化，把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建党伊始，我们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但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方向却有清晰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在1929年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要求，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明确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长点。此后，我们党围绕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重大问题，在党的思想建设、纯洁性建设、组织体系建设、纪律规矩建设、党内民主与团结建设、党内政治生活行为规范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同时，我们党开启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摸索性的实践，并在局部执政的井冈山时期、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进行充分检验。在全面执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有效举措；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得到系统性发展和完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形成独特的政治优势。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日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凸显出来，已经成为我们推动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建设耦合发展的直接动力，成为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直接引擎。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已经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之间内嵌式耦合的实践逻辑，为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从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演变的规律来看，其最鲜明的特征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加强思想建设涵养党内政治风气和政治生态。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出首先要从思想上建党，特别是在古田会议上，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初步回答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明确提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为此，全党采取整风教育的方式，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为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开门整风整党，重点整顿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克服高级领导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问题，给党员干部敲响了“两个务必”的思想警钟，为纯洁党员队伍和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奠定了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致力于推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力求达到统一思想、纯洁队伍、行动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工程和灵魂工程为党员干部“补钙壮骨”，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收到了显著成效。特别是通过抓好理论武装、党性教育、道德建设以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辨大是大非，坚定政治立场，激励全体党员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为净化党内政治风气和涵养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价值指引。

二是始终强调守纪律讲规矩来规范党内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态。在党的创建之初，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道：“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1927年党的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从此，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成为党的纪律的核心要素。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这是我们党纪律建设的重要源头，也是保持革命队伍纯洁和改善党内政治风气的纪律典范。延安时期，我们党先后确立了“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了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有效解决了当时纪律松懈、作风涣散等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少数党员干部穿过了枪林弹雨却可能倒在腐败面前的风险，我们党于1949年11月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在党内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并选举朱德为中纪委书记，更加突出加强纪律建设以防患于未然；在政务院下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履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职能。同时，一系列惩治腐败的财经制度和干部管理规章制度出台，划清了党纪国法的底线，为规范党内政治行为奠定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党的建设需要，党中央相继出台或修订了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有效推动和保障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走向正常化发展轨道。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1979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恢复了党章在党内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此后，中央和各级党委开始恢复集体领导体制，健全党代表大会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完善党内决策等相关制度。由此，党的制度体系建设的定位回归到正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强调用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管全党治全党，在功能定位上确立了纪律建设的治本地位，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突出守纪律讲规矩的价值指引、行为调整、惩治约束的功能，健全完善以党章为根本依据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通过严查“七个有之”，严格执行“五个必须”，真正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通过创造性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效解决了纪律意识淡薄、纪律遵守松懈、纪律执行软弱、纪律监督缺失、纪律修养不足等问题，清除了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和隐患，维护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为规范党内政治行为和净化政治生态提供制度保证。

三是始终坚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风气和政治生态。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对党员、组织、纪律等作出具体规定，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早期探索。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判断，并提出党内批评“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的建议，特别强调“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为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方向指引。1938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总结党内政治生活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的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并且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先后确立了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为推动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弹好“钢琴”，这成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经典文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党内思想、组织不纯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将“扩大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等作为党员的义务写入党章，并对党务公开、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党代会的常任制、领导职务任期制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等党内政治生态涉及的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释和制度安排，为防止党内出现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搞小圈子等非组织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六个又有”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出了清晰、具体、全面的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1980年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了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优良传统、具体内容、注意环节等从十二个方面作出全面规定，为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1997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7年），从条件和程序上保障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初步构筑起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七个有之”现象，党中央更加注重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科学地总结管党治党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并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十二个方面提出了治标举措和治本方略，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目标原则、任务举措，极大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和净化，是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挑战的考验，能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总结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实践与探索，归纳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经验和启示，需要运用历史眼光研判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现状与趋势，需要借鉴历史思维分析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学理逻辑与结构，更需要运用历史智慧准确把握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走向。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涉及党内政治生态的“硬件”体系建设，包括政治生态环境营造、政治制度构建、政治行为规范等等，也要聚焦党内政治生态的“软件”体系完善，特别是政治信念、政治立场、政治价值、政治使命的坚守、追寻和践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证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价值内核和本质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植根人民、始终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价值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任务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重视发挥人民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度阐释和身体力行的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并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使“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高度融合，为新时代推动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凝聚了思想伟力。未来，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前途上，我们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唯有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唯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唯有持续不断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逐步释放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效益，我们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合格答卷。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为中心，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发展壮大的一条宝贵经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创新的源头。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落实到位，营造弊绝风清、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从政环境，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与全面从严治党二者相互融合、彼此嵌入的调适性规律之一。以新时代管党治党为例，十八大以来，随着打虎拍蝇、惩腐肃贪的不断深入，一些领域和省市在短时间内出现链条状、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不仅显示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同时也一定程度折射出党内政治风气和从政环境局部恶化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面对严峻复杂的生态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的历史使命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以集中整饬党风，特别是“四风”问题为突破口，逐步清除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党中央立“明规矩”、破“潜规则”,着力解决管党治党的宽、松、软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以“决不辜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坚持零容忍“打虎”，全覆盖“拍蝇”，全天候“猎狐”，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兑现了“打铁还要自身硬”的庄严承诺，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问题症结：在政治建设上，强化政治意识，让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立场，恪守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坚决防止“七个有之”；在思想建设上，铸牢理想信念宗旨之魂，为党员干部“补钙壮骨”；在组织建设上，落实好干部选任标准，匡正干部选任风气，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在纪律建设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扎紧党规党纪“铁笼”；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治理体系。只有上述诸要素有机融合，才能最终推动形成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内嵌式耦合的实践逻辑。

三是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柏坡倡导的“两个务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开门整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八大以来的“制定八项规矩”以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程，始终把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为重点，首先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压力传导、上下联动，这是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有效方法，也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净化的基本原则，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八项规定”为例，这一规定出台至今8年多时间，之所以能够改变中国，能够改变党风政风并影响带动民风和社风，关键在于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成员能够严于律己，以实际行动示范引领，赢得了党心民心。正所谓“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抓住“关键少数”，从高级干部做起，形成“头雁效应”，以上率下、压力传导、上下联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打铁还要自身硬的鲜明态度和责任担当。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率先垂范，从政治局做起，从“关键少数”中的“少数”抓起，正己正人、以上率下，让“关键少数”带动引领“绝大多数”，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才能凝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正能量，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强大势能，最终推动形成上行下效的正向效应，为党内政治生态根本性好转奠定了前置条件。

四是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环境，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征程始终保持坚强有力的宝贵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而适时作出自身改革是一种政治自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正是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我们党能够在历史紧要关头，一次次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能够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的三个“永远在路上”，即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一思路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号，即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的肌体健康，自我革命首当其冲。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推动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引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兴党强党，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气神，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将管党治党与时代条件相结合，与干部从政环境相结合，与政党治理创新相结合，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惩治党内不正之风，打扫党内政治灰尘，净化党内政治风气，维护党的形象，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为构筑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价值遵循和动力引擎。

四、结语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回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实践与探索，既积累了宝贵经验并转化为党的政治优势，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思路、方法和举措，为当前和今后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价值指引、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实践证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实践特征和目标指引，决定和影响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方向，制约着党要管党思路和举措的有效实施，同时也涉及对党的建设构建要素的有效治理。新时代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和净化，就是要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堵住党内政治生态恶化的“侵蚀缺口”，改善党内政治生态形成的“土壤”，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向党内各种顽瘴痼疾宣战，不断把党的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专栏，第1-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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