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莉 | “劳工”“劳农”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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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劳农”的出现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建立

作者简介

冯莉，复旦大学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代世界与资本主义、政党与社会治理等。已出版专著3部，合著1部。在《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014年到2016年，在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2019年暑期到台湾政治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摘要：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劳工”“劳农”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重要基础或前提。这个过程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现代转型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转向。和西方“国家-社会”互相对立的二分法范式不同，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是以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社会”互相配合的一体式范式，是世界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版本。而正是劳动阶级的出现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相结合逐渐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组织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确立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独立、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拘囿，及中国民本主义政治传统转型的内在驱动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结果，是中国最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劳工；劳农；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社会主义

对近代以前的中国来说，传统的历史叙事均以帝王勋贵为视角。但是这种叙事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以及中国社会从封建帝制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转向，开始有了颠覆性的改变：数千年封建王朝的终结、各种近代思想启蒙的社会运动，为这种向下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巨大的契机。尤其是当“劳工”“劳农”被纳入历史视野并作为阶级联盟话语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具备了被组织起来的力量和意义。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根基和力量源泉。这个视角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思潮及运动有紧密的关系。而真正把“工”“农”放到历史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发挥巨大历史推动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

一、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与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确立

进入20世纪，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虽然民国已经成立，但仍然处于“外则强敌侵凌，内则军阀跋扈; 牺牲我财产，剥夺我生命，拑塞我口舌，摧残我舆论，蔑视公理，蹂躏人权”的社会严重失序状态。对之前的旧政权来说，民国只是“革其名而存其实，仅有皮毛之变相，而无彻底之改革。故遗此辈贪官污吏、军阀财虏，以为吾人生活之蟊贼; 及虚文、溽礼、恶风、浊俗，为国家进化之障碍物焉”。于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思潮迅速呈现新的勃兴。而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知识分子或进步青年就已经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致力于改造并重建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

1919年12月，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第一次提出“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的主张，此后，“社会言说系统先是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继而又在‘社会改造’话语的整体态势中，向着‘革命话语’方向极速地转变，呈现出思想变动激进化的趋势”。但是，世界的发展是多样性的，这不止是说每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政治、文化等的差异性，更多的是指向基于这些差异之上的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而对中国来说，漫长的历史传统在转向近代和现代的过程中，其演变模式更是必然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这种复杂又特殊的状况导致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社会改造的目标和方向、社会改造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走什么道路完成改造或变革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其中的关键在于，受强劲西学影响后的中国，在西方学者经典的国家-社会二分法的影响下，是循此研究范式在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之间二选一，还是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走具有自身历史和文化特色的社会改造和变革道路？答案显然是后者。

从中国历史的叙事传统来看，中国历史本身主要是政治史，不是说没有社会史，而是因为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不仅没有明晰的互相对立的边界或界限，而且“家国一体”一以贯之，“民”以家族、宗族的样式被纳入“国”之为国的羽翼并成为其基本体制要素。而当近代以后的国家政权不能履行或者说维系“国”与“民”的这种一体化关系，那么国家的衰败和政局的动荡就成为必然。因此，既然近代中国国家能力的衰退或者说国家的衰败导致其不能继续稳定地引导社会发展，取而代之的便是基于现代意义上崛起的政党组织，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成为重构国家的重要力量，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政党中心主义”。“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更是进入了‘丛林法则’式的北洋政府时期。谁去重新把国家组织起来？政党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组织者。也就是说，国家中心主义理论不能解释这种国家建设之路，社会中心主义更不沾边，需要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概念甚至是社会科学体系，才能解释这种国家建设之路。”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创建一个全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创造国家的集体意志并革命性地改造整个知识和道德体系，不能只靠“现代君主”这一个“强人”，而必须由一个革命性政党的集体意志和组织力量来推动。尤其是对中国的现代政党来说，中国社会被彻底改造的任务更繁重、更复杂。

政党中心主义延续了中国历史的政治叙事传统，而且在建构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收和借鉴，也成为推动中国和世界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对国内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提供了巨大支持。而随着国民政府统治的日益反动、腐败和不得民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引领并团结劳动阶级并提出先进社会改造理念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占据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核心。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是以“资”为本而是以“民”为本，这是从建立伊始就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并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根本原因。

二、近代中国报刊里“劳动”议题的提出与讨论

对近代中国来说，报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中国的报刊早在唐（如“邸报”）、宋（如“新闻”）、明（如“京报”）就已经出现，但也只有在近代以后，报纸才不再是王公贵族的特权，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才被充分挖掘出来。此时，“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遂成为“近代社会表达政治意向、传播思想文化和社会信息的重要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日益突显，被喻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史料宝库，尤其是在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报刊史料的重要性几乎无可代替”。据统计，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当时统计达五百家”，“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虽然后续众多报纸因为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而命运多舛，但在总体上为近代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过程中，更重要的，或许影响更加深远的是革命者知识分子对“劳工”“劳农”处境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尝试运用报刊阵地对其进行启智，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剥削，由此赋予“工”和“农”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和角色期待。“工”和“农”之所以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其直接原因很显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劳苦大众悲惨的生存境遇，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不得不转向的结果。王朝专制的结束以及民主共和的开启使得原有的王朝叙事没有了目标所向，而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裹挟上现代化列车的近代中国因为工业化的驱使，历史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向了受苦受难最深的工农大众，其中所饱含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政治对立成为社会改造的重要推动力量，工农大众自此开始承担起近代中国社会改造的历史责任。

只不过，这一转向并非轻而易举，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西方工业社会展现出的相较于农业社会的无与伦比的先进性，而且因为“中国一般人向来有轻视劳动者的心理，以为他们又无钱，又无知识，又是下等人，必定做不出什么事来”。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李汉俊用劳动和金钱作对比，鲜明指出：“人人都说钱尊贵。钱为什么尊贵呢？因为有了钱，就有房子住，衣服穿、饭吃。但是房子，衣服，饭是那里来的呢？都是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造出来的。那么，钱尊贵就是因为有工人和农夫的劳力了。钱是要有了工人和农夫的劳力，才是尊贵的。如果没有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钱是没有什么尊贵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李达高度称赞劳工神圣，认为：“劳动者是地球的姒续，礼拜一切东西之先，不可不礼拜劳动者”，劳动者是“普照世界的神”，也“有和太阳一般大的原动力”，“没有他的时候，人类一天都不能生存”，他是“幸福的渊泉”，是“万物的创造主”，“一切资本家不可不知他自己是由劳动者的同情和慈悲才能够生存的事情”，因此，“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这应是对劳动者的最高赞美。

这样一来，这一转向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自然是诸多有关劳动和劳动者议题的争论，并因此产生了以《劳动界》《劳动周刊》等以“劳动”命名以及《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积极刊发劳动者评论的众多报纸，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创办的《劳动周刊》是我党最早的报纸。而鉴于城乡发展差异过大的实际情况，对“劳工”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劳农”的关注。陈独秀、李汉俊等以《劳动界》为阵地，刊发了大量国内外劳动界发生的诸如选举、罢工等消息和评论，对上海、九江、杭州、北京等地以及英、美、意、法等国的劳动运动状况积极关注。尤其典型的是，他们还发布了诸如《上海申新纺纱厂一瞥》《一个工人的报告》《女工育婴室》《马尾船政局工人状况》《上海曹家渡安迪生灯泡厂的公投虐待工人的情形》《一个东洋车夫的日记》等大批调查报告，揭露了当时工厂内部“工头－工会”组织起来的怪现象，对当时的资本家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斗争，对作为工人的劳苦大众给予充分的同情和帮助。

但是，随着当时劳动者生存环境的恶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讨论很快上升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劳动问题是什么？劳动问题就是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产生出来的东西……是劳动者自身死活的问题，劳动者自己非有觉悟不可。……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可见，当时的革命者已经意识到单靠劳动者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可能对抗资本家甚至是工厂里的工头，联合起来或组织起来反抗阶级或制度压迫已经成为当时斗争的极度需求和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可以说，此时对劳动者生存状况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是呼吁“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依据。

由此，社会改造的话语逐渐让位于革命的话语。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鲜明指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极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资本集中”导致金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手中”，“做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发明“征兵制度”，以至于“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既然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不同，中国的农民甚至境遇更惨，劳动者和资本家及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如此迥异，那么随着“劳工”“劳农”阶级觉悟的不断提升，阶级对立就必然要转向阶级斗争，即阶级话语革命化和政治化。

很显然，此时革命者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工人群体进行斗争的希望之上，每期的《劳动周刊》也在最显眼处呼吁：“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工人阶级之所以能成为斗争的主力并被寄予厚望，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被组织起来后所显现出来的强大影响力。这样，“工人的联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革命的目标或方向，工人们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农民的联合”意识的相对迟滞。其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近代中国城市的迅猛发展和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应运而生是相辅相成的，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有着同样的境遇和同样的斗争需求，而且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庞大，比较集中，易于组织活动。其次，苏联的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暴动并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模式给予中国革命者们以参照，使得当时绝大多数革命者看到学习苏联发动城市起义并建立新生政权的巨大希望。最后，当时“劳农”所处的生存状况极其分散和凋敝：一方面是因为国外廉价商品的输入，农村的手工业产品销售受挫，农业经济连年衰退；另一方面是因为军阀、地主对农村土地和农民的掠夺造成农村局势连年动荡，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由此，主要活跃于城市的中国报刊业经常因为城市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极端不平等而受到革命者知识分子的更多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形势使然。

三、劳动阶级的觉醒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只偏重于工人阶级并组织工人阶级斗争的现象并未持续太久。1920年，作为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发表《土地问题提纲》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进行领导，他指出：“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他看来：“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中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这一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探索农民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1922年2月，列宁的《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列宁特别强调在苏维埃建设的实际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他看来：农民占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只有得到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援助，“这就是劳农政府底乡村柱石”；富农是苏维埃政权打倒的对象，“我们亦必要压迫他们”；贫农和中农是我们联合的对象，要“把贫民和农村的中等分子组织起来，以便唤醒他们，一步一步改良他们的守旧的癖性和自由贸易的企图，以便反驳或治理他们固有的‘自由的’努力”。这也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工作中如何团结和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路径借鉴。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并通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班等形式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农民运动的新政策。这些讲习所或讲习班实际上都由共产党人负责并起主导和核心作用。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农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就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办法，更有农运的决心”，其任务就是“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在这个过程中，农讲所培养了一大批很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他们积极投入到农民运动的工作中，成为中国革命中农民运动的先驱。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这显然与苏俄的状况不尽相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彭湃、瞿秋白、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在农讲所开办时期对农民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其中，毛泽东编纂和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和推动农民运动发展，他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意义深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一来，中国劳动者的阶级觉悟的提升很快就促成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并发展成为中国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那么，对20世纪初中国的劳动者来说，对于劳动者能否被划为劳动阶级，或者是否存在这样的阶级，或者至少有没有阶级化倾向的认识，也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而对这一问题的本质的认识，则成为分辨新旧理念的分水岭。

劳动者的出现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被逐渐认识和推广的，并很快和阶级斗争紧密相连。或者说，“劳工”“劳农”的出现和劳工神圣的话语和阶级话语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和实践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震撼，各种评论接踵而来。以李大钊为首的革命者不断介绍和高度评价苏俄革命，但是这样的认识并非是当时自然的政治或社会常识。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时代没有给部分知识分子以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以至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各种“阶级”区分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情况更加混乱，甚至还有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否认劳动阶级的存在。1921年，梁启超在《改造》杂志2月号上刊文《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劳动阶级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未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也。”“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惟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李达对此反驳：“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实际上，否认阶级的存在就是否认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也即否认当时社会的根本矛盾，完全陷入鸵鸟状态。

出于斗争的需要，阶级化后的组织化成为社会变革的下一步目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一样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地将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地将劳动者集中到工场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 像牛马般地做工，将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与剥夺者, 换到极少工银。还有千万男女小孩不分日夜地到纱厂、发网工厂和火柴工厂等等，去做十二点钟起码的工。一般成年工与童工,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但牺牲了健康，在剥夺制度下，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要受冻受饿，并且小孩子们从年幼的时候，就变成本国和外国资本家富源开发者，和资本家的新式奴隶。……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就有也不过是无意识的集合，自然这种团体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没有反抗的能力。”宣言结尾继续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只有联合起来，才会有战斗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学者认为，“当面对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等各层面的中西方资源时，近代中国人产生了‘什么是劳动阶级’的疑问和纠葛”的重要原因在于，“在历史语境里，当‘劳动阶级’的概念独立形成以后，它所表达的不再是人对土地，自然或物质、社会经济的关系，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群体与分层的问题，而‘劳动阶级’所带来的社会二分法则进一步泛化为政治话语”。但是，“泛化为政治话语”不是历史的错误或倒退，而恰恰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纠偏，因为“不同国家历史的属性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主要是政治史”，“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就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厚生主义而不是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因此，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是以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社会”互相配合的一体式范式而不是西方的“国家－社会”互相对立的发展模式。国民党所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违背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舍弃了民本主义，并在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中，塑造出一个新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即无产阶级成为推翻自己的力量。也由此为中国的近代史叙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有鲜明的三重特征：

第一，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领导权确立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中国国民党。但是中国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基本上属于中国历史转向现代的一个短暂的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而既然是过渡阶段，就必然既带有前一历史时期的封建性遗留特征，也带有后一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新兴特征，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它确实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并演变出一种中西体制的矛盾嫁接体，这样的统治必然是以残暴镇压和奋勇反抗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运行模式。而当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引领并找到出路的时候，当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必须被根除的时候，与“劳工”“劳农”有着共同奋斗目标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承担起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所指出的：“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第二，工农在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社会的主体是劳动者，真正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并发挥了巨大战斗力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割裂的行为都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不断地意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不是“全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或资本家的联合”，不是小联合，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这就意味着，被联合起来的工人、农民、士兵等都将扮演历史发展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形形色色底层社会的劳动者，都不再是国家能力无法触及的边缘群体，而转变成建构新型现代政党和国家的支持者和建设者。这种思维逻辑最后形成的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党的群众路线。从此，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工农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历史的舞台的主人。这不仅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叙事，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事。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发扬光大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本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对历史的纠偏，而且彻底把历史从帝王勋贵的视角中解放出来。 

第三，社会在场：坚定不移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自觉性。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结论至今为止，似乎成为了一个常识或者说共识。但是在“社会主义”刚刚和众多其他的主义一起被传入中国的时候，“社会主义”最多算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在此之前，封建阶级内部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等都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历史使命。也由此，中国社会才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历史的自觉。关于这个问题，著名党史专家胡绳曾经回答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之而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使生产的结果造福于人类，并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我们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实行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抛弃“劳工”“劳农”阶级并成为其对立的一面，这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是在历史、现实还是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这艘大船才能行得正行得远。

四、结语

综前所述，对近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研究，其根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回顾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变迁，探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系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更确切地说是追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历史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后更是证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正确性。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专栏，第10-1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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