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贵富，吴腊梅 ｜ 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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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及驱动因素

作者简介

陈贵富，辽宁本溪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在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 World Econom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pplied Economics、《财政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农业技术经济》《国民経済雑誌》《研究論叢》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等多项课题。吴腊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明确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其变动的驱动因素对于我国更好地实现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意义。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测算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演变特征来看，中国服务业存在产出上游度上升而投入下游度下降的变化趋势且不同类别服务业存在较大差异。对服务业嵌入价值链位置变动的结构分解表明：产出上游度变动主要源于行业内效应，投入下游度变动由行业间效应和行业内效应共同主导；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提升的主要驱动力，而增加值规模效应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是导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投入下游度；结构分解分析

一、引言

随着产品生产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服务业逐渐兴起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服务业发展成为促进国家GDP增长的重要源泉，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产出比重已经高达70%。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也从2000年的36.2%增加至2018年的59.7%。另一方面，服务业的高速增长也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中国而言，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不足664.62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超过7319.72亿美元，服务贸易占比也从2000年的12.29%增长为2018年的13.67%。全球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中国相关服务业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嵌入全球服务产业中，成为全球服务业环节中重要一环。从产业结构发展及演变规律来看，制造业服务化是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升级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知名制造业企业如IBM、通用等都借助服务化转型实现价值链升级。作为制造大国，中国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但却大而不强，只是凭借低廉劳动力和组装成本优势嵌入“微笑曲线”低端。随着环境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减弱，中国制造业产业面临发展压力以及出口困境。那么如何破除中国制造业发展困境实现价值链升级？加速制造业产业的服务化发展为中国价值链位置升级提供了基本思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发展不仅有助于中国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实现价值链升级，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培育中国产业新的竞争优势。为此，明确当前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和位置，了解近些年来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演变及其驱动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对于分析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角色的演变以及制定产业升级政策，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价值链核算相关文献的兴起，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全球价值链展开了丰富研究。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文献是关于全球价值链指标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增加值及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测算。其中，贸易增加值最早是在中宏观层面进行的测算，如用HIY方法测算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但由于其假定不同贸易方式的产品有相同的进口中间品投入比例，因此测算的国内附加值往往偏高。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学者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将贸易方式数据转换至投入产出表中，获得了区分贸易方式的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优化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方法。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测度，平均传递步长（Average Propagation Length，APL）主要用于测度生产体系中不同产品部门之间的距离。以此为基础，学者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生产到最终需求的距离和生产阶段数，而运用无穷级数法估算的上游度与运用迭代法测算的行业到最终需求的距离在数学上具有等价性。为了从增加值视角出发在统一框架下研究全球价值链，学者将序贯生产过程中使用要素创造的增加值计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定义为生产长度。为了从投入和产出双重视角将全球价值链位置核算纳入统一框架，现有研究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对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进行了重新测算。通过对全球价值链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缺乏对服务业尤其是区分不同类型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及其演变的系统研究，而服务业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另一系列文献是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并发现通过增加对高新技术的供给和需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特点。区分城市规模的研究则发现，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生产率水平，而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则会抑制城市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营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企业间交流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地区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此外，也有学者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制造业生产率的空间溢出的影响作用，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凭借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较强的集聚能力，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因此，厘清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演变及量化各部分的贡献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视角出发对中国服务业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其驱动因素展开了系统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已有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产出供应链视角，虽然有学者指出产出供应链位置和投入需求链位置存在高度正相关，但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和经济意义，并且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及演变趋势均呈现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双重视角全面把握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动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视角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二，本文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三种类型，详细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服务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可以为实施差异化的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策略提供政策启示。第三，为了明确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的内在机制，本文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动分解为行业间效应和行业内效应。进一步地，为了区分行业内效应各要素的贡献度，本文将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变动的行业内效应分解为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国内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和跨国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将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变动的行业内效应分解为增加值规模效应、国内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不同要素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攀升的推动作用，以及借助国内外高质量中间投入品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关联进而实现服务业嵌入价值链位置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及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

（一）数据说明

随着高质量跨国家、跨部门投入产出数据的编制和披露，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对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进行测度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的热点。本文使用的是2016年版的WIOD，包含世界44个国家（地区）56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数据（2000—2014）。在划分标准上，本文根据《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9）》将2016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第23、26和28—56共31个行业划分为服务业。

（二）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

本文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视角测度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其中，将中国服务业在产出供应链的位置定义为“产出上游度”，将中国服务业在投入需求链的位置定义为“投入下游度”。行业产出上游度测度的是行业到最终消费部门的加权平均距离，产出上游度越高说明该行业到达最终需求的生产阶段数越大、与最终需求的距离越远，行业投入下游度是行业到初始生产要素部门的加权平均距离，投入下游度越高说明该行业与初始生产要素部门之间的生产阶段数越大、与初始生产要素部门的距离越远。

三、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演变趋势

分析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具体位置，有助于中国服务业明确自身的实际地位，实施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调整更合适的产业布局，进而通过科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助长经济发展。此外，不同类型服务业之间在基本功能、流动性以及服务实现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此，本部分首先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的变化趋势进行基本分析，再将中国服务业细化为生产性、消费性和公共性服务业三类对比分析其价值链位置的变化特征。

（一）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演变

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反映了服务业通过提供中间品嵌入全球产出供应链的位置，投入下游度衡量的是服务业通过购买要素投入对全球生产的拉动作用。图1显示了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化趋势。总体而言，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V”型变动趋势；而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则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具体而言，从嵌入全球产出供应链的位置来看，除2000—2003年和2009—2010年呈现一定程度下降外，样本期内其他年份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总体而言中国服务业越来越多地作为中间品投入到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国服务业与最终消费的距离在变远，这与中国制造业产出上游度攀升以及中国服务业投入到制造业份额提升的经济现实是一致的。一方面，大部分制造业产出上游度显著提升，服务业得以嵌入生产阶段更长的产品中，且国内制造业产出上游度提升拉动了对相关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不断提升，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制造业中内涵服务增加值的上升，即更多服务业投入到制造业的生产和销售中，这必然会带来相关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水平的提升。从嵌入全球投入需求链的位置来看，样本期间内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呈现波动性但整体上仍旧为下降趋势。其中，2002—2005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的上升是由于中国加入WTO后有更多机会通过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和外包、FDI与国际贸易等渠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促使其生产结构复杂度得以提升并带动了相关服务的产生与发展，服务业产生与发展的初期需要大量的中间产品和人员投入，从而造成该阶段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提升迅速。2005—2014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的下降意味着距离初始要素端更近，即在投入需求链中位于更为上游的位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所考察样本期内服务业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变弱。2005—2014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至金融危机前（2005—2007）。加入WTO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都有明显的提升，但随着中国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基本完成，2005—2007年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整体呈现较大的下降趋势，这与之前学者基于GVC地位指数测算的中国服务业价值链地位下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中国服务贸易作出相应的减税承诺的基本完成，服务市场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提升，但多数中国服务业行业长期处于相对垄断状态导致其国际竞争力较差，无法在开放的国际服务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从而陷入从国外进口高质量服务中间投入或者服务外包以及服务出口下降的“困境”，最终导致在此期间中国服务业在投入需求链的位置逐渐下移。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期间（2007—2009）。中国服务业嵌入投入需求链的位置一直在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低值，这是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价值链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企业之间的大部分合作也受到严重阻碍，大量企业濒临破产，一些企业的对外经济合作也需要重新构建。同时，服务业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也被削弱，特别是以美日欧为首的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这一影响也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递对中国产生冲击，导致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需求链的位置出现大幅下滑，投入下游度从2007年的2.327下降到2009年的2.268。第三阶段，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4）。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减弱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逐渐复苏，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服务的跨国联系逐渐恢复，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逐渐稳定。

（二）中国不同类型服务业价值链位置的演变特征

由于不同类型服务业之间在基本功能、流动性以及服务实现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经济贡献度、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和复杂度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本文将服务业细化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三大类进行分析，图2显示了2000—2014年间不同类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化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最高，这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通常作为中间投入嵌入复杂的制造业产品生产中，因此产出上游度较高且更易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此外，消费性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明显低于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上游度，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消费性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出现了下滑趋势。这是由于消费性服务业更多地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产出上游度明显偏低，而中国的救市计划主要集中于基础建设等第二产业，对消费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较小。最后，公共性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最低且波动最小，这是由于公共性服务业大多由政府和国企带头或者直接“面对面”提供给消费者，生产过程复杂度低、生产阶段较短，因此相关经济波动对其产出上游度的影响很小。

2000—2014年间中国不同类型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变化趋势显示，公共性服务业投入下游度整体而言最高，这说明公共性服务业对相关上游行业的需求较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中国需要高效的政府公共服务和相对强大的国防服务，而这两者需要较多的前期信息技术和机械制造业等的支持，因此中国有较高的公共性服务业投入下游度。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仅次于公共性服务业，其所在位置和变化趋势与中国总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较为一致，这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占中国服务业产出份额最高，约占64%。最后，消费性服务业投入下游度最低，这是由于消费性服务业的价值链分工相对简单且一般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其价值链分工复杂度一般较低，对上游复杂产品的需求较少。

四、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的驱动因素

为了明确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驱动因素及量化各个部分的贡献度，本部分从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双重视角分别对中国整体服务业以及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进行结构分解分析。

（一）中国整体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的结构分解

由于国家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是由国家-行业价值链位置以行业产出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可以将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分解为如下两项：一是行业内效应，反映的是服务业行业价值链位置的变动，当行业产出上游度（投入下游度）提升时，行业内效应为正；二是行业间效应，即各个服务业产出份额变动引起的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反映了不同服务业行业之间相对经济规模的变化，当高于国家平均产出上游度（投入下游度）的行业的市场份额增加时，行业间效应为正。在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进行分解时，本文将样本期间划分为五个时间段。中国整体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分解可以表示为：

表1报告了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变动的结构分解结果：首先，2000—2014年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上升了约0.2782，增加了约11.87%，其中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分别增长0.2585和0.0197，贡献度分别为92.92%和7.08%。这表明行业内效应是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产出上游度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其次，在2002—2008年及2009—2014年，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对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变动的贡献均为正，且行业内效应是促进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的2002—2008年，其贡献度达到了99%。最后，2000—2002年，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呈现下降趋势，这是由服务业自身嵌入价值链位置的下降造成的，而不同行业间产出规模的相对变化对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的贡献为正。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虽然产出上游度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但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仍旧实现攀升，行业内效应是促进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实现攀升的主要因素。

表2报告了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的结构分解结果：首先，2000—2014年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了约0.0395，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1.70%，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的贡献度分别为45.30%和54.68%，这表明产出规模向价值链位置更低的服务业部门转移以及各个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下降共同导致了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其次，在2002—2008年及2009—2014年间，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保持上升且行业内效应是导致其攀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2009—2014年，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的攀升完全源于行业内效应，产出规模的相对变化反而使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有所下降。2000—2002年以及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有所下降，行业内效应是导致两个样本期间投入下游度下降的主要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8.31%和52.09%。这说明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服务业对全球经济拉动作用的减弱主要是由各行业嵌入价值链位置的下降造成的。

对中国整体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行业内效应是导致中国整体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变动的主要因素，尤其对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变动而言，所有样本期内行业内效应占完全主导作用。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变动的结构分解则呈现差异化特征，行业内效应也是导致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变动的重要因素，但在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时，行业间效应的作用明显增强，尤其是2000—2014年的整个样本期间，行业间效应成为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的主导因素。

（二）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进一步结构分解

2.结构分解结果

图3显示了2000—2014年间中国各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变动的结构分解结果。由图3可知，第一，样本期间内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的正向拉动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动力，这与已有研究得到的中国中间品供给占单位产出份额上升的结论具有一致性。第二，除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r40)、“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r42)、“行政和辅助”(r50)及公共性服务业中的“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r53)等4个服务业的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贡献为正外，其余服务业部门的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的贡献均为负。第三，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的正向拉动作用是促进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上升的主要驱动力，最终需求规模效应的负面效应相对较小。进一步区分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中国内部分和跨国部分的分解结果表明，正的国内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是导致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且两者的变化方向完全一致，而跨国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这与已有研究得出的中国国内和国际价值链出现协同式上升的结论并不一致，部分归因于本文是以中国服务业行业为研究对象，而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特征与制造业行业具有很大差异性，服务业更多的是使用国内中间品。

图4汇报了2000—2014年间中国各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变动的结构分解结果。由图4可知，第一，总的来说，对于多数服务业行业而言，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的变动为正而增加值规模效应的变动为负。增加值规模效应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是导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的主要因素，虽然多数服务业的国内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变动为正，但并不足以抵消增加值规模效应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整体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呈现下降的变动趋势。第二，除了消费性服务业中的“房地产”(r44)的增加值规模效应对其投入下游度变动的贡献为正外，其余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规模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投入下游度变动的贡献均为负。第三，样本期间“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r30)、“储存和运输辅助”(r34)、“房地产”(r44)和“管理与国防及强制性社会保障”(r51)的投入下游度有所下降，并且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和增加值规模效应是主要驱动因素。此外，进一步区分国内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可知，除“管理与国防及强制性社会保障”(r51)外，国内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是导致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且两者的变化方向完全一致，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通常较短，且更多的是使用国内中间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双重视角分别测算了中国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其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进行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0—2014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V”型变动的整体攀升态势，反映服务业提供的中间品嵌入到产出供应链的程度不断深化；而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则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区分不同类型服务业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存在差异，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上游度最大，消费性服务业次之，公共性服务业最小；公共性服务业的投入下游度最高，生产性服务业次之，消费性服务业最小。第二，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变动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的攀升主要得益于“行业内效应”（92.92%），但服务业下游度下降则由“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共同主导，两者的贡献度分别为45.32%和54.68%。第三，对中国细分服务业嵌入产出供应链位置的行业内效应变动的进一步结构分解结果表明，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的正向拉动作用是导致各服务业产出上游度上升的主要驱动力，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小；此外，对中国细分服务业嵌入投入需求链位置行业内效应变动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增加值规模效应和跨国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是导致中国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下降的主要因素，正的国内中间品需求网络效应并不足以弥补和扭转投入下游度下降的变动趋势。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实现我国服务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等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对于服务业作为供给网络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共性服务业的下游度较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强。为实现中国服务业价值链位置升级及增强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制定服务业发展策略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中应充分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应当根据产业特征制定不同类型的对外开放政策。此外，有序推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进程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服务理念等，从而实现我国服务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目标。其次，行业内部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是中国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但在投入下游度下降时，行业间效应的作用明显增强。因此，服务业应加强优势产业建设，特别是需要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水平，充分重视产业升级效应对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此外，在推进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以尽可能防范相关优势产业的外迁。最后，应充分重视国内中间品供给和需求网络的建设和完善，积极发挥服务业部门国内中间品供给和需求网络对服务业价值链位置的正向促进作用。特别是可以通过削减国内服务贸易成本，促进要素和产品在国内的自由流通，进一步拓宽我国内部跨区域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和效率。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专栏，第79-9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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