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嫕 | “百科全书”的多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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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的多重面貌

——论埃科的创新性认知实践观及其符号学内涵

作者简介

卢嫕，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文学博士，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与意大利文学研究。

摘要：在《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意大利小说家与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曾经讲述了一位逆行性失忆症患者借助百科全书找回其个体记忆的故事。尽管埃科借此小说尝试探讨文化记忆与主体认知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的“百科全书”概念却时常被文学评论者们误认为是其博学特质的一种反映。然而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与“词典”范式所隐喻的归属秩序有别，该概念既指涉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用的认知模式，又意味着一种以创造和修正新模式为目的的符号性实践。一方面，通过肯定语义学模型所需的文化语境与主体感知成分，埃科使该种符号性实践成为诠释者通过发现事物之间潜在联系从而革新认知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埃科也借助“百科全书”概念弥合了他所提出的“符码理论”与“符号生产理论”之间的断裂，并在强调“解释项”之于实践的积极意义后，发现了实践反向修正既定框架的功能，从而把认知的生成归因于一种辩证、动态的系统性过程。最终，埃科的 “百科全书”概念并非其丰富的知识背景的一种指称，而是对创新性认知实践及其历史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关键词：百科全书；词典；创新性认知实践；符号学；辩证

一、引言：作为认识论隐喻的“百科全书”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曾在其小说《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讲述了一位逆行性失忆症患者的故事。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伊昂伯”（Yambo）曾经同时拥有两种记忆：一种与其阅读经验相关（即阅读记忆），另一种则来自其成长经历（即生命记忆）。然而，因为一次偶发的事件，主角失去了生命记忆却保留了阅读记忆。于是，埃科借助描述“伊伯昂”找寻其生命记忆的过程，尝试提出以下的问题：主体在失去了生命记忆后是否还能够凭借阅读记忆，重新认知自我与世界?

“文化记忆与主体认知实践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当代文学创作尝试探讨的重要命题。我们与其把这些创作在主题上的相似性，归因于叙事者之间的相互借鉴，倒不如把他们的表达皆视为一种 “认识论的隐喻”（metafora epistemologica），即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创作者借助叙事实践尝试使一种潜在认知模式显现。毫无疑问，这种认知模式及其相应的叙事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埃科在符号学视域中所试图探索的 “百科全书”概念。然而，该概念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或者说其复杂性恰恰体现在埃科身上：许多的文学批评更愿意因为埃科作品的特质，把“百科全书”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反映其丰富的跨领域知识的实验性创作。例如，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埃科的回音：反讽（后）现代》一文中便评价道：“埃科凭专业写就博学小说（“learnèd novel”），并借此把他的两个世界，即创造型作家和批判理论家、媒体宠儿与论文素材库结合在一起。”在《在“摆锤”的摇荡中：埃科的小说》一文中，作者露丝·扎莫拉（Lois Pakinson Zamora）则认为：“《玫瑰的名字》使一种跨学科的梦想成真：在这里是符号学家创作的一部严肃的小说，其中填充了密集的历史与神学材料，并正在机场、商场与药店销售。”

究竟什么是埃科所谓的“百科全书”？如果“百科全书”的概念不仅仅指涉了一种知识的总汇，那么它又在何种程度上与埃科在符号学领域中致力于探索的主体的理解与认知活动有所关联？为了挖掘 “百科全书”概念的丰富内涵，笔者将追溯“百科全书”概念的历史，并揭示埃科的符号学思考与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一窥埃科所建构的创新性认知实践观。

二、从过度的记录到认知模式的建立：“百科全书”概念的历史及其内涵

倘若“博学”是“百科全书”概念的一项重要意涵，那么至少在最初的人类接触到未知现象之时，“百科全书”还隐喻着一种繁复且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在埃科的文艺理论著述中，他曾经讨论过一种“准百科全书式”的文本现象，即“清单”。在他看来，该种文本现象可能在人类文明诞生的早期就被发现。那时，人们为了记忆对象、了解世界，把他们所能观察到的事物的特性，以一种并不严谨的分类方式记载下来，从而逐渐累积成为知识“清单”。可以说，该种“清单”正是“百科全书”最初的体现。但是，埃科却发现，在“清单”实现其上述实用性功能的同时，一种特殊的诗性修辞现象也随即产生。他把该种修辞称为“铺排”（prodigality），并认为因为缺乏固定共识性规则，“过度”（excess）成为该种修辞的核心特征。他以老普林尼（Plinio il Vecchio）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AD77-AD79）为例，说明了这种“过度”罗列事物的名称的修辞现象是人类在“原初文化”（primary culture）语境中，摸索无限事物之间潜在联系的重要尝试。除此之外，这种纯粹的“过度”铺排修辞还出现在古希腊时期的文艺创作之中。比如诗人在《伊利亚特》中便使用了这种“清单”罗列战船的数量，以表达自身在面对浩瀚事物时所产生的无力感。

事实上，因为成熟、规范的分类系统尚未在“原初文化”语境中产生，所以无论是以“实用清单”（lista pratica）的形式还是以“诗性清单”（lista poetica）形式呈现的“百科全书”，都时常会带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不过，即便这种“百科全书”无法发挥整合个体认知的功能，却也意外地留存了下来，并在“成熟文化”（mature culture）的语境中成为作者有意使用的一项经久不衰的美学性技法。除此之外，就叙事的整合机制而言，我们也可把那些存在于小说叙事中的赘余成分，视为清单性“百科全书”的一种重要体现。这些赘余成分被埃科视为一项文学技法，即“延宕”（l’indugio），是一种“有条理的过度”（gli eccessi coerenti）清单。换言之，与另一种“混乱的枚举”（le enumerazioni caotiche）清单有别，这类清单虽然与叙事主线关系幽微，却在传达了作者意图的同时发挥着某种索引功能（即为叙事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或意义）。当然，从这两种“清单“中，我们也能察觉到存在于过度的内容和有限的形式之间的某种潜在张力。

由此可见，从“铺排”到“延宕”“清单”作为“百科全书”概念的具现，隐喻了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发展：如果说清单式的“铺排”反映了古人只能以无序表达无限的尝试，那么“延宕”则是在人类整合知识的意识成熟的前提下，探索以有限的形式或结构空间表达无穷事物的一种方式。比如，在《雨果，唉！过度的诗学》（“Hugo, hélas! La poetica dell’eccesso”）一文中，埃科就指出，19世纪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作品正是通过极端化对立、偏执狂式的细节描刻与过度的枚举和罗列等技法，在确定的历史空间中实现了这样一种“延宕”：

在雨果那里，他所描写的尘世之事时总是存在着一种过度（In Hugo there is always an excess in the description of earthly events），并且（作者）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渴望，（这种渴望使他）总是要用上帝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正是该种“过度”的品味，使雨果的诸多描述皆成为了一种永无止境的清单（leads him to descriptions that become interminable lists），让他所创造的角色们往往在心理层面上总是具备难以持久的、粗鲁的特质，却又饱含着某种程度上的周期性、发作式的热情，这样的角色令人印象深刻，象征着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修辞，“延宕”不但隐喻了认识论的发展，还暗示了一种潜在的交流过程。在《叙事之林的六次漫步》（Sei passeggiate nei boschi narrativi，1994）中，埃科认为，“延宕”成分并不仅仅是作者美学意图的表达，更是文本为作者与读者创造的一种有限的对话空间。他从读者的角度，称该空间为“话语时间”（il tempo del discorso），并进一步地根据文本给读者所预留的提示，把该空间划分为“巡视时间”（un tempo di circumnavigazione）、“重读时间”(un tempo della rilettura)、“提示时间”（il tempo dell’insinuazione）与“战栗时间”（il tempo dello spasimo）等。他看来，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学技法，“描肖”恰恰揭示了读者对有限客体的生动理解是使文本的内在空间不断扩张的真正原因：

但为了浪掷时间，描绘空间，在文本中还有一种延宕的方式（Ma c’e anche un modo di indugiare nel testo，e perdervi tempo, per rendere lo spazio）。有一种与形象相关的修辞鲜少被定义和分析，这种修辞叫作“描肖”(è l’ ipotiposi)。试问，一种与言辞文本，如何能使一样东西仿若置于眼前，却似我们亲眼所见？我希望以此结束论述，即对空间的一种印象式的描绘是一种扩张(che uno dei modi di rendere l’impressione dello spazio è di dilatare)，为了尊重故事时间，这种扩张既是话语时间，也是阅读时间。

这些文本现象无疑暴露了 “百科全书”概念所隐含的悖论。该种悖论不仅仅体现为有限的作品形式与无限内容之间的矛盾，还意味着某种非一致性始终存在于主体的认知过程与主体的认知结果之间（也就是说，经验的获得程度与认知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在埃科看来，两种在历史上长存的思维模式，即“百科全书”（enciclopedia）与“词典”（dizionario）正是导致这种悖论产生的原因。

于是，在《康德与鸭嘴兽》（Kant e L’ornitorinco，1997）中，埃科便以“鸭嘴兽”(ornitorinco)的故事为引，界定这两种思维模式并梳理了它们形成的脉络。事实上，尽管“鸭嘴兽”在18世纪时已为欧洲冒险家们所知，但是该种外形奇特的生物仍旧无法被纳入当时的文化经验系统。因此，即便人们见到了它的标本或图像，却依然怀疑其实存性，并常常视其为伪造物。为了让“鸭嘴兽”的存在被人们所接受，当时的英国动物学家乔治·肖（George Shaw）借助识别、归类活动，使该生物在既存的认知框架内被范畴化。然而，他的探索却也引发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有些学者认为，鸭嘴兽的种类归属应该由局部特征之间的相似性决定，并被划分到那些与其共享特征的动物种类之下。

“鸭嘴兽”的故事似乎足以证明：以相似性为基本判准的经验积累过程是认知框架得以成立的基础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文化性认知对象的“鸭嘴兽”似乎并不需要在化约为一系列的属性，并填充既存的认知框架后才能被认识。埃科认为，在认识未知对象的过程中，除了仰仗“词典”，即一种负责罗列、归纳事物主要特征和属性的认知框架之外，人们还能依靠“百科全书”，即一种无法被科学范畴化的文化性经验。而埃科更愿意以“百科性认知”（la conoscenza enciclopedica）来命名他所谓的“百科全书”概念：

相反，百科性的认知就本质而言是不协调的（La conoscenza encyclopedia sarebbe invece di natura scoordinata），有着无法控制的格式（dal format incontrollabile），并且，实际上，狗的百科性内容应该包括那些已经知道的与可能知道的与狗有关的所有部分，甚至包含了特殊的个体，即我的妹妹所拥有的一只叫百思特（Best）的母狗——总之，这种不可控制的知识即使对于“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el Memorioso）也会过多。自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些被认为是“百科性认知”的存在只是那些被社会共同体以某种方式公共地记录下来的内容（perchè si possono considerare come conoscenza encyclopedia solo quelle che la Comunità ha in qualche modo registrato pubblicamente）（此外，切记百科性的能力在一定的领域内被共享，并且按照一定的语言分工，以不同的模式和格式被语境激活 ）……

不过，在埃科的定义中，“词典”与“百科全书”始终作为一组历史性的对位概念而共存，因此，要了解“百科全书”，必先定义“词典”。他发现，尽管“词典”是在较为晚近（17世纪）才正式产生的概念，但是，当该概念被视为一种分类法时，它的历史却可以被追溯至古典时期。在《从树到迷宫：符号与诠释的历史研究》（Dall’albero al labirinto: Studi Storici sul Segno e l’ interpretazione，2007）一书中， 埃科梳理了“词典”分类法的历史，并发现该种分类法是建立在“定义”而非“证明”之上的一种分析型认知范式。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首先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Analytica Posteriora）中对“定义”和“证明”的区分，继而在波菲利安（Porfirio）评价《范畴篇》（Categoriae）的话语中，总结出了一种被后来的研究普遍关注的认知结构，即“波菲利安树”（Arbor Porphyriana）。值得注意的是，在埃科所描述的这种一元性、二分型的树状认知框架下，事物的存在毋须得到实存客体的证明，而是被其归属关系直接诠释与定义（“一种定义不是一种证明” “Una definizione non è una dimostrazione”）。并且，在这种归属关系中，“种”往往会因为相似的属性而被划归在同一“类”之下，而上位词的“种”亦可被同时视为下位词的“类”，并自此无限转替增衍。

毫无疑问，这种遵循归属-界定范式的分类法构成了以后所有“词典”范式的逻辑基础，而其影响却又远远超出了“词典”这个概念。换言之，“词典”已经成为某种 “自然”法则代名词，该种法则选择忽视主体对现实的观察，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树状秩序定义现实。因此，就算法则的内部产生了矛盾，该种结构也能够通过排他律和递归法进行自我调整，以便消除那些可能威胁其稳定的外部因素。可以说，“词典”虽然能够被视为一种以有限的认知容纳无限之事物的理性框架，但却也是一套以牺牲外部经验和未知现象为代价的诠释工具。

然而，与“词典”相比，“百科全书”似乎能够在认知的问题上探索出另一条路径。事实上，除了上文所枚举的两种“清单”现象，即记录事物属性及相关现象的“百科全书”与以铺排为特征的“百科全书性”的修辞，该术语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其实直接指代了一种普及性的通识教育，直至16世纪，“百科全书”才拥有了它的完整名词形态和“知识的总和”这一项当代定义：

术语“encyclopedia”来自“enkyklios paideia”，在希腊传统中的意为一种完全的教育。但是术语“encyclopedia” 的首次出现则是在16世纪，并以不同的形式，分别再现于由弗莱明·斯特格克 （Fleming Joachim Stergk）所撰的《夜间著述或更完美的百科全书》（Lucubrationes vel potius absolutissima kuklopaideia，1529）一书和由之后的汤玛斯·艾利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所撰的《用破损之名命名统治者》（The Broken Named The Governor，1531）一书中。在此书的第13章中，作者汤玛斯·艾利特爵士因为英国绅士教育的衰退，才引用了“encyclopedia”来表明一种知识总和，或是“世界的知识”（world of science），或是“教谕的循环”（the circle of doctrine）。

显然，与“词典”范式相比，“百科全书”似乎意味着一种能够尽量包含更全面的内容的认知模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普及性通识教育隐喻了该种认知模式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尽管各类知识往往是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被接收的，但是它们不是在强制性的归属关系下，而是在协商、对话的活动中形成了一种多元性、非定向拓展的逻辑网络。

不过，我们从埃科所梳理和提炼的史实中也能发现，倘若“百科全书”指涉了这样一种认知模式，那么该概念在最初也经历过“词典”阶段。例如：在古希腊时代，“百科全书”往往被用以指称那些按照既定的规律分类罗列事物信息的单册书籍；直至罗马时代，该术语才逐渐被用以表示多册既存书籍的集合，且其意义接近“博物馆”或“图书馆”这样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被“百科全书”所收集、整理的信息并未严格地根据可被证实的“可靠的信息”（informazioni attendibili）和道听途说的信息即“传说”（leggendarie）进行分类（例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因此，与其说“百科全书”是对事实经验的如实记载和整理，还不如说它在此时已经逐渐成为在既存的认知范式与等级秩序之上建构的一种“理论模型”(modello teorico)，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

到了中世纪，“百科全书”概念的内涵开始随着这一时期“理论模型”的变化而变化。按照埃科的观点，这种变化与《圣经》的诠释密切相关。在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看来，任何与神圣文本相关的理解皆需从 “本义”（senso proprio）与“比喻义”（senso figurato）的角度切入，若要理解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比喻义”，则必须借助《圣经》文本以外的那些与“世界”相关的知识。不得不承认，圣奥古斯丁对《圣经》诠释使被理解的对象向除它以外的世界开放 ，但是这种“开放”仍旧无法摆脱当时神学家们的认知范式，即一种按照神圣的程度从上至下递减（ “un ordine di dignità decrescente，da Dio agli strumenti domestici”）的等级秩序。13世纪的“百科全书”作者也受到了这种神学认知范式的影响，在巴索洛梅乌斯·安格利库斯 （Bartholomaeus Anglicus）的著作《事物的属性》（De proprietatibus rerum，1272）中，人们会看到，作者在神圣等级秩序的基础上，进而根据上帝的创物顺序安排了事物的位置。

“理论模型”的根本转变发生在“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这段时期。当时的“百科全书”作者们逐渐地接受了“有关现实的认识分类”（una classificazione del sapere intorno alla realità）观念，而舍弃了“现实的分类”（una classificazione della realià）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百科全书”的概念也就不再意味着记录已知信息或反映既存的认知模式，而开始成为主体在纯粹的信息之上所创建的一种抽象、自足的“元语言性”知识系统。例如，“世界剧院”（teatri del mondo）或朱利欧·卡米洛（Giulio Camillo）的“观点剧院”（l’idea del theatro）正是这种乌托邦式想象的成果。于是，该种想象势必也为我们揭示了以下的一项事实，即在相互指涉的符码框架下，“百科全书”不再与现实有关，而是一种为构建庞大知识蓝图而存在符码再生产系统：

正如泰加（Walter Tega）所说，“我们不应该期待在百科全书中寻找属于每一个单一规则的身体、血液和精神，在其中只有缺乏任何实际和特殊内容的形式。”奥斯德（Alsted）的评价是这样的，“‘百科全书’这个观念既非一项假定了合适模型的事物（una idea di encyclopedia che non a caso assume a proprio modello），又非博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又或者是学者的作品，而是建筑师的工作，这个工作将会生产一座大厦的蓝图（或者更好按照奥斯德更恰当的形容就是一个‘表格’），其中一些人将会用石头或大理石实现它，而另一些人仍用事物装饰和填补它。”

我们可以发现，从“词典”阶段到“元语言”阶段，“百科全书”概念的意义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与其说源于有限的“词典”形式与无限的“百科全书”内容之间的张力，不如说是由普遍的认知范式与特殊的认知经验之间的博弈所致。“百科全书”概念不但意味着人类记录信息，不断建立、完善认知模式的尝试，而且隐喻着“矛盾”乃这种知识系统存在的必要因素。于是，任何视“百科全书”为各类知识的简单堆砌并组合为和谐整体的定义，无一不是在消解“百科全书”概念的丰富性。因此，当术语“百科全书”被用来形容埃科的学术探索与创作实践时，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迷恋“客观”的偏见与精英思维陷阱所共同铸就的神话，从而把这些创作和探索机械地视为一位学究式的作者为再现其知识“库存”而进行的信息输出活动。该种定义无论是对于埃科而言，还是对于“百科全书”这个概念而言，都是一种过度的简化。

除此之外，在埃科转述奥斯德所描述的“建筑师”（architetto）譬喻时，他似乎发现了另一项促成“百科性认知”形成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如果说“用石头或大理石实现它”的是“百科全书”的创造者，那么在“建构”和“填补”此幅知识蓝图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另一个主体，即“百科全书”的阅读者的参与。由此可见，埃科的“百科全书”概念将不只意味着一种经验的记录、归纳活动与一种认知模式，还是一种在主体与世界、主体与主体之间发生的符号性认知实践。

三、成为创新性认知实践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概念背后的符号学思想

“迷宫”与“树林”，是埃科在他的文学批评与创作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意象。在《〈玫瑰的名字〉注》（Postille a“Il nome della rosa”，1983）中，埃科曾经以“侦探小说”为例，指出了这类小说所具备的三种抽象结构，并把它们统称为“迷宫”（labirinto）。第一种结构是其所谓的“希腊式、忒修斯的迷宫”。这类“迷宫”只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读者在进入“迷宫”后，只需要跟随文本的引导便能找到出口，获得作者想要他获得的真相。第二种“迷宫”被埃科称为“矫饰主义的迷宫”（il labirinto manieristico）。在这类“迷宫”中，作者设计了众多误导读者的信息，并希望读者在试错的过程（trial-and-error process）中，找到唯一的出口。如果说在前两种迷宫中，“建筑师”的控制使读者的参与度极其有限，那么在第三种迷宫中，读者则享有了一种自由：他可以任意选择入口与出口，并在点状聚合式的迷宫结构中，选择自己独特的前进路线。

这种无限的网络式与“根茎状”的结构正是埃科赋予“百科全书”概念的一种抽象图示。除此之外，在《叙述之林的六次漫步》中，他借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林木集》（Sylva Sylvarum，1629）中所使用意象，把任何一种有待读者参与建构的叙事性文本命名为“树林”（il bosco），而读者的探索行动正是在赋予“树林”这个抽象结构具体的形式。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树林”的譬喻与“迷宫”的意象中意识到，在埃科的观念中，作为认知模式的“百科全书”，不再是那种决定后续实践的先验模型，而是一种在实践的基础上持续生成的动态系统。这种意义的转变，既与该概念本身所经历的现代思维模式的演变有关，又反映了埃科本人的符号学思考。自经验哲学以降，他发现“百科全书”不但不再以建构知识蓝图为目的，而且还成为一种需要批判性主体不断介入的科学实验。为此，埃科援用了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林木集》和《新工具》（Instauratio Magna, 1620）中所提到意象，命名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百科性认知”。于是，在“树林”与“迷宫”的隐喻中，“百科全书”概念既不意味着记录现实，又不仅仅与特定时代、地域的逻辑思维模式发生必然的关联，而是暗示了构成符号系统的一种基本的要素，即“矛盾”:系统内的各项内容在一种辩证性的动态自由组合中，既建构了系统又颠覆了它，且这种改变是以修辞性的变化（即新概念或新类型等新符号现象的出现）为征兆的。

事实上，“百科全书”概念最终意味着，埃科从符号学的角度就认知活动的本质进行了一次探索。他在探索中发现，知识并非来自符号系统的外部（无论是先验的真理，还是我们所认定现实），而是源于正在发生的认知实践本身，即主体对符号系统潜存可能的不断挖掘。然而，这种符号性实践一旦不再持续地生成新的修辞，而是转向寻求确定的答案，认知也就随即终止。正因如此，建构、实现“百科全书”的真正主体也许并非作者而是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也在该过程中被颠覆：作者总是需要依赖已有的素材被动地创造，但是读者却有可能以他者的身份介入到规律的提炼与再创造的活动中。通过诠释古典修辞概念“inventio”（“发现”，或是意译为“论证发现”），埃科从侧面论证了这一点：

拉丁动词“invenire”不再意味着发现已然被知道的事物，把它放在应属的位置上，以便用于辩论，而是在事实上发现某样事物（ma veramente scoprire qualcosa），或者是发现两个或更多事物之间的联系(o la relazione tra due o più cose)，而该种联系和这样事物还未被知道（di cui non si sapeva ancora）。

在埃科看来，“联系”的发现才是主体探索新事物、创造新事物的开端，而这也是认知实践的根本目的。换言之，“联系”的发现意味着作者总是能够以批评者的身份，在动态的对话过程中赋予阅读对象新理解，并据此重置对象之间的组织关系，从而进行创造性的符号实践。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以认知为目的的符号性实践“百科全书”里，“作者”的任务也被重新地描述了。例如，埃科就曾经提出了“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这样一种观点并认为，所谓的“创意”不是体现在作者能够创造一种全新、未知的对象，而是体现在作者能够通过作品让读者积极地参与其所设计的难题，并尝试给予新的解答。

事实上，从老普林尼编撰百科全书的过程以及荷马的铺排中，我们也曾经感受到这种“发现新事物”渴望，而读者探索“叙述之林”和“后现代迷宫”的行动也正是这种“创意”的体现。至此，我们不得不停止与“百科全书”概念相关的历史讲述，重返以下一项关键的议题：如果创新性符号实践是对符号系统潜存可能的发现，那么那些特殊的认知经验是在何处介入到该项实践之中的呢？

为此，我们需要借助埃科的符号学思考，再次深入地剖析“词典”与“百科全书”之间差异。在埃科的符号学专著《一般符号学论集》（Trattato di semiotica di generale，1975）中，他曾经区分了两种符号学理论，即“符码理论”（teoria dei codici）与“符号生产理论”（teoria della produzione segnica）。“符码理论”的基本逻辑，保留了“词典”所隐喻的树状归属秩序的总体特征，即其体现为在已发生现象的基础上，反向推导出一种先验的一致性框架，以便用于理解一般现象和解决普遍问题。KF模型（il modello KF）即为该种逻辑的典型代表。然而，他在考察KF模型时也发现，该种建立在“能指”之间的指代关系之上的语义学模式往往隐含着某种“柏拉图主义”（platonismo）的倾向，该种倾向会使这类语义学研究忽略实践在特定的语境和文化中所发挥的创造性功能，最终退回到一种心理性联想的预设之中。

可是，埃科也并未因为“符码理论”所暗含的“词典”逻辑就断定，探讨符号增衍实践及其特定模式的“符号生产理论”能够取而代之，而是选择思考如何改进“符码理论”以便使二者共存。也就是在此时，“百科全书” 概念成为“符号生产理论”与“符码理论”的衔接点。

在《一般符号学论集》中，埃科向KF语义学框架提出了以下的质询，即实在、具体的指涉物能否给确定“语义”（sense）带来影响？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地转化为埃科符号学的核心的命题：具体指涉物所具备的属性，尤其是那些作为“区别成分”（distinguishers）的属性，如何帮助我们定义和区别两种“符号”（sign）？我们的“感知”如何在“定义”和“区别”符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显然，卡兹（Jerrold J. Kartz）的语义学理论起初忽略了这个问题，并任意地简化了符号的“能指”（“符号”）、“所指”（“语义”）与指涉“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方面，他把“能指”所表达的“所指”直接等同于任意的指涉物，从而强调“所指”的应用性；在另一方面，为了语义学框架的普适性，他又把具体地感知活动直接视为可被语义学结构表达的一种抽象框架。

正因如此，埃科认为卡兹在处理“解释项”（interpretant）所包含的“区别成分”时不免会遭遇到系统性的矛盾。根据埃科所继承的皮尔斯（C. S. Peirce）的三元符号学框架，“解释项”（近似索绪尔符号学中的“所指”）是“表达式”（即“能指”）与“指涉物”（即“客体”）之间的中介，“解释项”在内容上的差异往往决定了“指涉物”的差异。因此，同样的“表达式”会因为“解释项”的不同而指涉不同的对象。于是，从卡兹语义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符号学框架中，“解释项”非但不是一个稳定、客观与清晰的因素，还会因为主体的体验和认知具备一定的含混性与可能性。但是，当卡兹把该因素视作一种“区别成分”时，问题便出现了：作为一种“语义标志”（lemarche semantiche）的“区分成分”必须是具体且确定的，但是当“解释项”被视作上文所定义的那种可持续分解的抽象感觉数据（undato sensoriale）时，它便无法同时具备含混和确定两种悖论的属性，不然，他所建构的语义学框架便会因为缺乏严谨和理性而遭遇质疑。

对此，接下来指出，也许真正问题并非卡兹设计方案的不完善，而是建立在单向理性范式之上的语义学框架对客观、纯粹这样一种目的的预设。试想，当我们在探讨“玫瑰”一词时，作为一种视觉感知的“红色”，恰恰是构成这个词语语义的重要义项。而且，主体对“红色”一词的感知差异（“热烈的深红”，还是“褪色的浅红”）也会间接地决定了该名词在语义增衍链中的位置：“玫瑰”不仅仅是一种植物的“表达式”，还成为某些更加抽象的概念（例如爱情，牺牲或者是衰老的容颜）的重要“解释项”之一。

由此可见，在符号化进程中，个别主体的感知体验、心理性的主观判断以及认知实践对新可能的探索，皆是构成概念及其语义内涵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得以生成的基础。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作为创新性认知实践的“百科全书”得以介入其中。事实上，卡兹与其搭档在后来讨论中，也希望通过 “语用学”中的“环境选择理论”（una teoria delle selezioni circostanziali）与“语境选择理论”（una teoria delle selezioni contestuali），把一些相对的不确定成分纳入评价规范，以改进原本的KF模型。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局部的文化环境或者是语言使用时产生的即时语境，也会对语义的倾向进行差异化的选择（或者是限制），从而参与构成这个在纯粹理性推导下产生的语义范式。

毫无疑问，卡兹及其搭档的意图是希望用特殊的一般规则取代普遍标准，从而给予原本的模型一定的灵活性。可是，语境和环境并非可以控制的因素，而是一个含混性与非确定性存在的空间。一旦它们被引进特定的语义学框架中，该框架便会开始背离其所遵循的“词典”秩序。不过，恰恰是在此时，特殊的个体经验便会以“义素”（“il semema”或者是“特质”“la proprietà”）的形式参与这个空间的构成。例如，在《一般符号学论集》中，埃科发现，读者的认知经验通过语境，对语义的获得造成了影响：“鲸”既被现代科学定义为某种哺乳类动物，又被《白鲸记》（Moby-Dick，1851）的读者认知为一种“大鱼”。在这种情况下，埃科认为，即便当代的读者知道科学赋予了“鲸”的严格定义，可是他们往往会根据他们的“百科性认知”，即书中角色所在的时代文化环境对相似客体（例如，“海豚”与“鲨鱼”）的诠释惯例、角色的知识水平以及个体所处的语境来理解对象。

毫无疑问，“鲸”的例子说明，语境和环境参数的加入既使KF框架从刻板的模型变成一种动态系统，又触发了读者对特定符号系统展开的综合考量与积极探索活动。这种活动正是“百科全书”概念在个体的创新性认知方面的体现。换言之，相对的环境和语境要求个体必须运用自身的认知经验，对环境和语境进行一次次地再探索和再发现，从而使符号在缺乏稳定语义结构的情况下，不断地寻求新的指涉。

事实上，对于埃科而言，“百科全书”并不仅仅影响着个体的观念，还将透过这种影响改变集体的文化现实。他在探讨“绝对意向性客体”（absolutely intentional object）这一概念时 ，就发现了文学人物作为一种被“审美性文本”所形塑的“符号客体”（semiotic object），是能够借由经典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在具体环境和语境中的变体，改写普遍适用的单一本体论框架，从而发挥它的实践功能。在埃科看来，本体论框架意味着一种文化现实，而集体的文化现实，恰恰源自主体在既存的本体论框架上所进行的这种探索性的符号实践。于是，在这一意义上，透过“绝对意向性客体”概念，“百科全书”也从符号学的角度展现了它在实践上的“创造性”（creative）所在：通过分析和介入既定的符码模式，主体的“百科性认知”行动不但成为符码再生产的基础，也将触发新的实践以形塑我们的文化现实。

至此，埃科的“百科全书”概念也就更加接近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所描述的动态“百科全书”模型：

同样，如果“百科全书”，如同莱布尼兹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处于持续的革新与扩张中的实体（è un corpo in continuo rinnovamento ed espansione），（那么）无数产生于一定文化范围内的表达产物能够有助于改变现行的百科全书(numerose espressioni prodotte nell’ambito di una cultura possono contribuire a mutare l’enciclopedia vigente)：在这一意义上，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断言已经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修正了具备现代性的百科全书。

不过，在埃科看来，“百科全书”并非从表达向实体直接跳跃的产物，而是一个迂回、往复的辩证程序，这个程序又被他称为“词典与百科全书的辩证”（la dialettica tra Dizionario ed Enciclopedia）。事实上，在埃科通过KF语义模型的修正案例，回应“符码理论”与“符号生产理论”之间的衔接问题的过程中，“百科全书”概念也再次遭遇了相似的系统性“矛盾”，即个体创造性探索与趋向稳定与固化的普遍文化范式之间的悖论。  

不过，在面对该矛盾时，埃科并未通过一种二元性的取舍以消解问题，而是把“矛盾”作为第三条道路接受了下来，使他所建构的符号系统如同他所重新发现的文艺作品的那样，具备了某种含混性和开放性。例如，在埃科的早期美学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II problema estetico in Tommaso d’ Aquino，1956）中，他便已经坦言，任何科学的系统内部都必然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内在的矛盾不但不是一种理论的缺陷，反倒是一种学说生生不息的有力证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埃科的选择也在给予一项古老哲学命题当代的回应。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经在《希腊罗马名人传》（Vitae parallelae）中，借由经典的“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故事，提出了以下的质询：到底是“形”还是“质”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古老的寓言中，雅典人替换船板的行动，似乎破坏了客体“船”的形式及其构成物的统一，从而使物的“形”与“质”之间呈现为一种对立关系。可是，如果不曾发生“造船”这样一项行动，客体的形式又从何谈起呢？也许恰恰是因为主体实践行动的加入，抽象的形式与构成它的实际物质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反倒是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而这种方式正是埃科所谓的“词典与百科全书的辩证”。试想，除了美观和耐用等目的，主体在选择新船板时，必须优先地考虑到构成“船”的基本形式（即一种词典式的架构），并且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百科性认知”不同，所以主体不是在实施一种简单“替换”行动，而是在尝试发现新的材质并把它与旧的形式融合，从而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客体。与此同时，新客体的产生也将刺激着新意图的产生，并为下一次的创造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词典与百科全书的辩证”实则揭示了符号增衍的本质：在非确定性的特殊经验介入后，僵化的理性范式和文本框架将在一种再形式化的融合中重新具备某种生成性。因此，“百科全书”也是埃科所谓的一种“认识与认知辩证”（la dialettica e della cognizione e della conoscenza），换言之，该概念既描述了从经验的积累到知识的再发现过程，又象征着在这种实践之上产生的拓扑式认知模式。该种认知模式意味着，个体的认识将因新联系的发现，具备反向修正与再系统化既存认知模式功能。不过，埃科之所以主张辩证并强调语义学模式的修正问题，在于他并不完全认同“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必须取代古老的“词典式”归属秩序，而是希望最终借助“百科性认识”的创新性机制，实现两种知识模型的离心化整合。

四、结论：“百科全书”作为创新性循环认知实践的象征性表达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认识论的隐喻”，埃科的“百科全书”概念有着多重内涵。在“原初文化”中，因为人类的认知无法把握纷乱的现象，“百科全书”既意味着主体对跨领域知识的整合与分类，又是人类表达生命体认的一种过度修辞；而在“成熟文化”中，主体已经能够从现象中提炼规律并运用在现实之上，因此“百科全书”不但成为作者在文学作品中以有限空间形式表达无穷事物的一种美学技法，而且代表着一种借由联系实现自我拓展的当代认知模式。

但“百科全书”概念的内涵远不止于此。通过对比先验的“词典”所遵循的归属秩序与未来“百科全书”所创造的认知模式，埃科发现了存在于该概念中的一组根本矛盾，即既存的形式与尚待补充的内容，或者说是既定的模式与未来实践之间的矛盾。埃科并没有选择排除这组矛盾，以维护理论系统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反倒是通过探讨语义学模式的修正途径，寻求一种“有秩序的变革”。于是，借助皮尔斯“解释项”的非确定性与实践性，他在固定的语义学模型中开拓了生成性的认知实践空间，即“百科性认知”，从而使“符码理论”具备了生产性。如此一来，“矛盾”才不再是一种理论的缺陷，而能够在动态的符号系统中成为动力因素并促进创造性实践的产生。最终，丰富的百科性认知实践也能通过发现新联系，一次次地修正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未来的新实践做好准备。

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把埃科的小说等同于“百科全书”的评论确实发现了他在创作上所体现出的某种一致性，即埃科擅长通过叙事文本表达其学术观点。只不过该种表达并非在简单地重复作者所掌握的知识，而是暗示了认知历史所遵循的符号性增衍机制本身的循环往复。例如，在小说《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伊伯昂”通过阅读“百科全书”追忆过往的经历恰恰是这种符号性增衍机制的具体体现：在读到《阁楼上的八天》（Otto Giorni in Una Soffitta）时，“伊伯昂”重新记起了他儿时的阅读和收藏经历，而这些生命经验也在此时不断地转化为其对当下文本联想和主体性反思。

由此可见，在符号的动态循环过程中，阅读记忆与生命记忆并不彼此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触发和转化。因此，“百科全书”并不仅仅是对当下认识论的一种隐喻，还是对认知实践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如果“百科全书”代表了一种被想象的知识框架，那么该框架必然以其潜存的生成性，即不断地触发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具体的实践活动为成立的前提；而真实的体验和具体的实践又将以反向地诠释和改变知识框架为目的。这一循环往复的创新性认知过程，是主体需要不断习得的“百科性能力”（la competenza enciclopedia），也是“词典与百科全书的辩证”与“认识与认知的辩证”的真正内涵。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专栏，第136-14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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