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全成，周琦 | 德国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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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2017—2018年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分析

作者简介

宋全成，法学博士，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际移民、国内移民、华侨华人与人口老龄化。兼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20余项，在《中国人口科学》等期刊发表文章130余篇。

周琦，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显示，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为18.59万人，比2017年的22.27万人下降了16.52%。从人口的自然结构来看，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仍趋向年轻型，但随着总体性别比的持续下降，性别结构趋于平衡。从社会结构来看，2018年的十大来源国不变，但排名略有变化，前三大来源国为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伊朗上升迅速。在宗教信仰结构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穆斯林的比例虽然有明显的降低但仍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与2017年一样，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主要集中在德国西部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改变。在处理类别结构上，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仅有21.69万份，比2017年减少了38.65万份，下降率达到64.1％。可以预料，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和规模将日趋减少。

关键词：德国；难民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难民庇护申请

2015年欧洲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局部战争、猖獗的人口走私犯罪以及欧盟内部难以统一的难民政策，2015年欧洲仅避难申请者的数量就达到了132万人，比此前欧洲历史上最高纪录的1992年的72万人增加了83%，欧洲难民危机由此产生。随着2016年欧盟与土耳其难民协议的达成和执行、欧盟成员国难民政策的逐步收紧以及欧盟边境管控的加强，2016年以来，入欧难民数量大大减少。与之相适应，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动态与结构也出现了相应变化。由于德国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也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目标国家，因此，分析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动态结构变化，对于把握欧洲地区的难民申请者的概况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国际学术界对难民问题的研究或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进行探讨，如Martin Moelholm 发表在Human Arenas的文章“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from International Catastrophe to National Political Deadlock”；或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女性难民和庇护申请者在德国的家庭计划需求，如Melisa Guelhan Inci,Nadja Kutschke等发表在Reproductive Health的文章“Unmet family planning needs among female?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is free access to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enough? Results of a cross-sectional study”;或者从精神创伤学的角度研究难民的悲伤障碍对其在德国获取居留身份的消极影响，如Comtesse,Rosner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的文章“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among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 the influence of losses and residence status”等。但对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2017—2018年份截面数据的比较研究普遍缺乏。国内学术界利用难民数据对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状况进行学术研究的论文，主要有《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和《德国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等少量论文，缺乏有关2017年以后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动态变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拟选取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2017—2018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具体数据，运用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德国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动态与结构变化进行跟踪性研究。

一、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比较

人口结构是人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其中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身体素质结构。根据数据所呈现的内容，本文主要选取数量、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三个变量作为研究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结构的重要指标。

（一）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规模比较

研究2017—2018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类型及每月数量不仅有助于把握难民庇护申请的整体状况，而且能观测到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月度细微变化，从而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微观新动态。依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数据， 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申请类型以及每月的动态变化，见表1。表1的相关数据显示了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申请类型及每月数量，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

1.在总量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有所下降。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为18.59万人，比2017年的22.27万人下降了16.52%。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之所以持续下降，主要在于欧土协议的有效且持续的执行以及德国难民政策的逐步收紧。2017年2月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土耳其进行访问，表示欧盟与土耳其在2016年签订的难民协议要继续执行，并承诺每月接受500名难民。同时，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随着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思潮的高涨和反移民、反难民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德国主流政治和社会民众欢迎难民的态度出现转向，难民问题越来越成为德国的一个政治问题，由此导致德国的难民政策日益收紧。2018年3月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正式签署的联合组阁协议中就明确规定，今后德国每年新接受移民或难民数量不超过22万人，部分难民家属来德团聚权利被暂时中止，接收难民的程序将更为严格。

2.在申请类型上，2018年首次难民庇护申请占难民庇护申请的比重与2017年相比稳中有降。2017—2018年难民庇护首次申请在申请总量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均超过85%。2017年德国难民庇护首次申请的数量有198 317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89.06%；2018年首次申请的数量为161 931人，占总量的87.13%。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首次申请在数量上下降了36 386人，比重下降了1.93个百分点。

（二）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比较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根据德国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我们将难民庇护申请者分为0—16岁的低龄人口、16—6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三组，并以此来分析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老龄化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性别数据，见表2和表3。

表2、表3的数据表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化，低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

1.2018年16—6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体，但与2017年相比其总量和比例均有所下降。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有劳动适龄人口11.77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59.33%。2018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8.85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54.68%。与2017年相比，2018年基本劳动力虽然减少了2.92万人，下降了4.65%，但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主体，对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缓解和劳动力市场的丰富具有重要意义。

2.难民庇护申请者中0—16岁的低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型。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0—16岁低龄人口为7.81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39.37%；2018年此年龄组的人口为7.15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44.14%。相比2017年，2018年低龄人口的数量虽然下降了6615人，但是在比例上增加了4.77%。同时，2018年的低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有4087人，比2017年的9084人下降了55.01%。低龄人口作为德国未来劳动力的储备军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其中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来说还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的年龄评估。由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将受到更多的庇护和社会福利，还有权接父母赴德团聚，因此有些年轻难民在向德国提出庇护申请时会故意谎报自己的年龄。2015—2016年难民的大量涌入在德国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些年轻难民甚至通过谎报年龄试图逃避犯罪惩罚，因此，德国国内对未成年难民进行医疗年龄测试的呼声很高，但是，一方面这种年龄测试还不具有精确性，另一方面检查的费用也十分昂贵。因此，是否应该对在德未成年难民的年龄检查进行严格规定还存在诸多争议。二是对这些未成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登记问题进行评估。2016年上半年有近9000名未成年难民在德国登记后失踪，一些民间组织担心他们会受到犯罪组织的迫害，被迫卖淫、盗窃或充当童工。这会影响到这些青少年难民后续接受教育、职业培训等社会融入的机会。因此，虽然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低龄人口是德国未来劳动力的重要储备，但首先要解决好低龄人口的年龄检查和登记保护等问题，然后再让他们接受教育和培训，远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蛊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3.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有老龄人口2566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1.29%；2018年老龄人口的数量下降至1920人，所占比重降为1.19%。由此可见，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老龄人口的总量和比重持续降低，表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一直在向年轻型发展。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状况见图1。

（三）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结构比较

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主要通过性别比或者出生婴儿性别比进行测量。性别结构变化和差异的背后反映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两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我们将2015—2018年四年的性别数据放在一个量表中进行研究，将2017—2018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十大来源国及性别比例单独列表。结果发现，难民庇护申请者性别结构失衡的局面迅速缓解。见表4和表5。

表4、表5的数据表明：

1.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总体性别比迅速下降。从2015年到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来看，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下降显著， 2015年到2017年下降了71.26个百分点，从2017年到2018年又下降了21.83个百分点，难民庇护申请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2015—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总体性别比情况见图2。

2.前十大难民来源国性别比逐年下降，性别结构趋于平衡。2015—2018年随着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比例逐步增加，来源国的性别比逐年下降，性别结构趋于平衡。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例，2015年性别比达到了282.1和243.3，男女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到2018年分别降至95.9和113.9，在四年间分别下降了186.2个百分点和129.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1）从战争到和平的社会背景转变。2015年中东局势更加复杂，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叙利亚内战僵局难破，伊拉克和“伊斯兰国”对峙硝烟四起，同时也门危机使得伊朗和沙特冲突不断。由此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国际难民。由于男性难民所具有的较好的身体状况、冒险个性以及伊斯兰教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等，让男性难民的迁移优势更加凸显。到2018年中东局势虽然仍危机四伏，但总体已走向缓和，“伊斯兰国”被消灭，发生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灾难性冲突也渐趋平息。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或作为家属移民，或以个人独立身份独立迁徙的情况大量涌现，由此，在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

（2）难民申请者的举家迁移的比例上升。2015—2018年，中东和北非地区经历了从大规模的战乱动荡到逐渐趋于和平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难民庇护申请者中，家庭化迁移成为在德国避难的新特征。一方面，2015年难民危机中首先迁移到德国的男性在当地建立起来的移民网络链，更利于其妻子、儿女的后续迁移。另一方面，伴随着战火规模的缩小，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家庭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举家前往德国寻求庇护的申请的比例有所增加。这是导致2015—2018年来源国中女性的比例不断上升，难民庇护申请来源国性别结构渐趋平衡的主要原因。

3.16—35岁的年龄段的性别比差异较大。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16—35岁的性别比失衡特征较为严重。2017年16—18岁、18—25岁、25—30岁、30—35岁的男性占比分别是77.6%、72.2%、66.5%和60.4%。而2018年16—18岁、18—25岁、25—30岁、30—35岁的男性占比分别下降到69.9%、66.2%、61.8%和57.4%。尽管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有所减轻，但依然严重。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在于，根据国际迁移的性别类型理论，男性国际迁移愿望要强于女性。同时从迁移行动的角度来看，与女性相比，16—35岁的男性受婚姻和家庭的制约也更小，所以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更容易作出迁移行动。

二、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分析

“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依据具有社会意义的特征而形成的结构，如阶级结构、婚姻结构、家庭结构等。”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数据，我们选取了来源国结构、宗教信仰结构、地理空间结构以及处理类别结构四个变量来考察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

（一）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比较

对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地和基本迁移流向，而且可以把握难民产生的地区政治因素和难民政策的调整。从表6和表7的数据可以看出，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6、表7的数据显示：

与2017年相比，2018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十大来源国结构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但个别国家的排名有显著变化。2017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中排名第一的是叙利亚48 974人，排名第二的是伊拉克21930人，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16 423人。2018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分别以44 167人、16 333人依然稳居第一、第二，而第三名变为伊朗10 857人。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前三大来源国的国别结构及其变化，深刻反映着中东地区复杂的地区因素和国际政治因素在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2017—2018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依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位居第一名和第二名，原因就在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介入的叙利亚内战，依然是难民产生的主要因素。叙利亚内战虽然在2018年12月初见和平曙光，但从2017年到2018年由于各方势力的介入，尤其是美俄大国之间的博弈，叙利亚国内依然硝烟弥漫、民不聊生，百万难民散落世界各地。同时，2017—2018年伊拉克国内冲突升级，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对抗加剧，由此导致国内安全局势恶化和数以万计的难民源源不断地产生。

其次，2018年伊朗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是其上升为难民庇护申请的第三大来源国的主要原因。2018年伊朗经历了从年初国内民生问题引发的骚乱，到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经济制裁，再到因制裁引发的经济危机。伊朗面对举步维艰的经济民生问题、孤立无援的国际政治局面以及乱象丛生的地缘环境，极大增加了与美国等国产生军事摩擦的风险，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战乱，越来越多的伊朗国民，跨出国境到德国申请难民庇护。

（二）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比较

“难民的宗教信仰结构不仅折射出难民来源国的宗教信仰状况，也能反映宗教信仰交融或冲突的状况。”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7—2018年难民申请者的来源国和宗教信仰数据（见表6、表7）表明：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但有所不同的是，穆斯林难民申请者的比例显著降低，且难民申请者中的穆斯林、基督徒和雅兹迪人的数量均有所减少。

首先，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整体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发生重大改变。2017年位居宗教信仰结构榜首的是穆斯林13.08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65.9%，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基督徒4.09万人和雅兹迪人1.33万人。2018年穆斯林以9.86万人仍位居第一，但其比例已下降至60.9%，紧随其后的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数量分别是3.55万人和0.90万人。由此可以看出，2018年穆斯林依然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最大群体，主要产生于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尼日利亚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见图3）。

其次，与2017年相比，2018年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雅兹迪教的难民申请者的数量分别减少了32 180人、5374人和4277人。这与2018年叙利亚国内局势日趋稳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的消亡以及德国难民政策的持续收紧紧密相关。

（三）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地理空间结构比较

“德国政府是按照基于各州前一年的财税、人口等因素的‘柯尼希施泰因配额’在各州进行数量不等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临时安置的。”这使得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联邦州的地理空间分布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

表8的数据表明，由于2017—2018年决定难民分配比例的柯尼希施泰因配额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的分布依然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德国经济繁荣的西部五州。2017年德国西部五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共接纳难民庇护申请者132 494人，占难民申请总量的66.81%。2018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39 579人、占比24.44%）、巴登-符腾堡州（16062人、占比9.92%）、下萨克森州（16 848人、占比10.40%）、巴伐利亚州（21 911人、占比13.53%）和黑森州（12 865人、占比7.94%）共接纳了107 265人的难民庇护申请，占申请总量的66.24%。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不同的是，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各州难民申请者的数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比例也略有增减，但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变化最为明显，申请量由2017年的53 343人减少到2018年的39 579人，减少了13764人，比例从2017年的26.89%下降到2018年的24.44%，下降了2.46个百分点。

（四）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处理类别结构的比较

根据德国难民政策的相关规定，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及各州分支机构在收到难民庇护申请并确定由德国受理之后，需要对难民庇护申请者进行个人口头听证，并对其避难申请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大体分为难民资格、辅助保护、免驱逐、拒绝和其他程序五类，其中前三类给予居留许可，第四类则直接拒绝，需要离境或遣返。面对第四类处理结果，“申请者有权上诉到法庭，如果得到支持，则仍可获得避难权，如果遭到驳回，则仍需要离境或遣返”。我们在此将2014—2018年的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处理类别结构列表（见表9），以便更清晰地展现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处理类别结构及其变化。

表9的相关数据表明：

1.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大幅下降。2016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的规模达到69.57万份，刷新了德国自二战以来的历史纪录。2017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仍维持在60.34万份的高位上，但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13.27%。而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总量只有21.69万份，比2017年的60.34万份减少了38.65万份，下降率高达64.1％。

2.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获得难民、保护和免驱逐身份可以给予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均断崖式下降。2017年德国给予难民庇护申请者居留许可的数量为261 542人，占难民申请处理总量的43.36%。2018年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庇护申请数量下降至75971人，仅占总处理量的35.03%。与此相对应的是，没有获得居留许可或者走其他程序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达到64.97%，比2017年的56.64%上升了8.33个百分点。从2017—2018年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庇护申请比例的下降可以看出，随着欢迎难民的民意基础的转变和政府政党的抨击，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持续收紧。

3.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人数有较大下降，但所占比例大幅度攀升。从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人数来看，2017年有109479人，到2018年大幅下降到65 507人，减少了43 972人，降幅40.16%。从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比例来看， 2017年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比例仅有18.1%，2018年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比例高达30.2%。这也说明，在避难申请者的人数和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人数大幅减少的背景下，被拒的避难申请者只能通过法律程序寻求获得在德国居留许可的一丝渺茫的机会。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对比2017年和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简要结论：

从自然结构来看，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与规模呈继续下降趋势。在申请类型结构上，2018年首次难民庇护申请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比重与2017年相比稳中有降。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高度年轻化，这得益于0—16岁的低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同时16—60岁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与2017年相比虽有下降，但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体组成部分。在性别结构上：纵向来看，2017—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的总体性别结构趋于平衡；横向来看，与其他年龄段相比，难民庇护申请者在16—35岁性别比失衡特征仍较为严重。

从社会结构来看，2017—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结构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大来源国不变，但是部分国家的排名略有变化。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其中，穆斯林的比例有较为显著的降低，穆斯林、基督徒和雅兹迪人的数量均有所减少。在地理空间分布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处理类别结构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获得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均有下降。与2017年相比，2018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被拒后申请法律诉讼的人数有较大下降，但所占比例大幅度攀升。

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欧盟与土耳其难民协议的达成与执行，以及德国难民政策的逐渐收紧，2016年到2019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逐年下降。2019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仅有165938人，与2018年的185853相比又下降了10.72%。同时，2019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前两大来源国依然是叙利亚39270人（23.67%）、伊拉克13742人（8.28%），但是第三大来源国由2018年的伊朗变为土耳其10784（6.50%）。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自2018年以来，土耳其强力介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武装冲突，不仅造成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近90万民众流离失所成为难民，而且造成土耳其境内与叙利亚接壤的库尔德人也沦为难民，远赴欧洲国家特别是到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由此，来自土耳其的难民庇护申请者迅速上升到第三位。

2019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自土耳其的人数仅有10784人，因此，不足以从根本上对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趋势产生实质性影响。客观来看，欧盟与土耳其签署的难民接纳协议能否严格执行是影响在德国和欧盟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结构的关键因素。尽管收容了近350万名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在2020年2月29日宣布将不再阻止叙利亚难民从希腊进入欧洲，以此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向欧盟施压，期望获得欧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支持，但欧盟拒绝将难民问题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截至2020年5月双方仍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可以预料，无论欧盟与土耳其的谈判结果如何，在德国和欧盟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将日趋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像2016年那样有74.55万人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现象将不会重演。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欧美社会史研究》专栏，第160-17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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