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烨，吴尧 | “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与革命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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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与革命文学运动
作者简介
王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革命文学、中国新诗等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文人社科项目各1项。已出版《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国民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研究》《新文学与现代传媒》等专著，即将出版《革命文学运动史料选编》《社会革命与文学叙事》《革命文学的场域与空间》等专著。曾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目前，主持在研项目“国民革命的文学书写及阅读政治研究”（中央高校基本业务基金）、“革命文化与新时代高校现代文学课程思政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等。
吴尧，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摘要：“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至今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重视，其文学实践在革命文坛上的地位及价值未能获得深入探究。“黄埔生”开创了现代革命军旅文艺的先河，又掀起了“革命自传”的文学书写潮流，并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黄埔生”的革命自传书写，曾被誉为革命时代的历史纪念品及革命文学的“正宗”，也遭到左翼文坛的不断批判。探究“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及历史意义，不仅可弥补革命文学研究的历史遗漏，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革命文学“本体性”的再认识。。
关键词：黄埔生；革命文学；北方左联
黄埔军校学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实践，至今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重视。在革命文学及左翼研究中，研究者仅重视新文学家及共产党员作家的革命文学研究，黄埔军校学生在国民革命历程中的革命文学实践尚未引起重视，其文学实践在革命文坛上的地位及价值未能获得系统及深入探究。“黄埔生”的革命文学有别于新文学专业者的革命文学，他们作为受过革命政治教育及军事训练的“武装同志”，在实际革命过程中把文学作为革命的第二个武器及唤醒民众的工具，率先把国民革命实践及自我革命生活进行“艺术化”。因此，他们的革命文学不仅仅是革命政治的宣传品，而且成为国民革命时代珍贵的历史纪念品。不仅如此，他们的革命文学都具有鲜明的军旅文学特质，成为现代革命军旅文学的先声，并对现代革命军旅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论文从历史角度梳理“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历程，在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上探究其文学的特质及意义，以期引起人们对“黄埔生”文学实践的重视，以便进一步推动革命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视域拓展。“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以“宁汉合流”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主要局限在广州、武汉等革命地区，后期则扩展到上海、北平等“反革命”地区，并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黄埔生”开创的现代军旅文学及革命自传书写，曾引起革命界和现代文学界的关注及推崇，甚至被誉为革命文学的“正宗”和革命时代的历史纪念品，也使谢冰莹、顾仲起、叶永蓁、谷万川等“黄埔生”成为文坛上的新星。探究“黄埔生”革命文学实践的历程及价值，不仅可弥补革命文学研究的历史遗漏，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革命文学“本体性”的再认识。
一、血花剧社与现代“军旅文艺”的开创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学生组织的革命文艺社团，宗旨是以革命的文艺唤醒民众及改造社会。它由军校校长及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担任社长，最初隶属军校政治部，后改属黄埔同学会。在国共合作时期，它是最早出现的由革命政治机构领导的“军旅文艺”社团，不仅推动了革命地区革命文艺的兴起，而且对现代军旅文艺建构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创办的学校，目的是培养忠诚于革命纲领的军事人才，1924年6月16日正式开学。在1924年入校的“黄埔生”中，有许多爱好文艺并有文艺表演才能的学生，他们为排解军校学习及军事训练的枯燥，自发组织文艺活动以活跃课余生活，常在周末及各种政治集会期间演出京调、湖调及白话剧，并在1925年元旦期间排演《还我自由》《黄花岗》《鸦片战争前后》等白话剧，给军校师生及社会民众带来“许多乐趣”。他们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党代表廖仲恺支持下，1925年1月18日成立血花剧社，由蒋介石任社长、李之龙任总务主任、杨其纲任秘书，社员有蒋先云、贺衷寒、伍翔、曾扩情、陈赓、胡宗南、余墉、王君培、王慧生、黄天玄、王一飞、余洒度、李超、关巩、廖开、顾仲起、赖刚、张维藩、李靖源、方继信、黄发文等。剧社以“革命的艺术化”和“艺术的革命化”为活动宗旨，1925年4月25日扩充为“黄埔俱乐部”，下设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等小组。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后，血花剧社奉命随军北上宣传，1926年5月18日召开改组会议，将剧社重组为剧务、总务、理财、电影四科，由余洒度、王君培、王慧生、俞墉、李超、关巩七人任执行委员，由伍翔、廖开、赖刚、顾仲起、黄天玄五人任监察委员。武汉光复后，“剧社”总部由黄埔军校迁到武汉，黄埔“五期生”在广州另组“血花剧社黄埔分社”。在武汉时期，血花剧社受“党权运动”影响改属“黄埔同学会”，成为蒋介石政治集团的革命宣传工具，总务主任也改由黄埔同学会艺术股股长关巩担任。
血花剧社成立不久，便在革命策源地广州获得“一时之盛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期间，剧社随军宣传并深获军民欢迎，引起军校政治部及广州革命界重视，军校为它安排固定办公场所及每月二千元固定经费。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剧社1925年12月为慰劳统一广东前敌革命军排演了《革命军来了》《还我自由》。革命军“二次”东征期间，潮梅地区派人到汕头东征军司令部，恳请司令部再遣派血花剧社前来演出，剧社总务处长李之龙接到命令后，即为剧社添置千余元“配景及化装品物”并通知社员“转往潮梅各地排演”。血花剧社在演剧过程中，常穿插表演哑剧、双簧、女子跳舞、女子歌唱等游艺节目，将革命宣传与游艺娱乐较好融为一体，但最为突出的成就还是将正在进行着的国民革命斗争进行“艺术化”，以此鼓动革命情绪和唤醒民众。剧社根据革命军东征、沙基惨案等事件，先后排演了《还我自由》《革命军来了》《沙基血》《黄埔滩声》《黄花岗》《孙中山伦敦蒙难记》《马上归来》等话剧，最受欢迎的经典剧目为李之龙创作的《还我自由》和《革命军来了》。前者描绘一对相爱男女被封建地主拆散的悲惨命运，后者描绘“军阀的专横”“帝国主义的捣乱”及“民众受摧残的惨状”。剧社在潮梅等地演出《革命军来了》时观者“无不人山人海”，广州各界也函请剧社尽快回穗演出“以慰众望”。
总之，黄埔军人组织的血花剧社，被广州各界视为“破天荒”的事情，并推动了广东地区的革命文艺兴起。受其影响，省党部和中央党部妇女部联合成立“民间剧社”，国民党第三区党部组织“工人剧社”，中华海员会成立“工余剧社”，广州洋务工会罢工工友组织“警世钟剧社”，广东大学学生组织“广大剧社”。血花剧社也推动潮梅、汕头、海丰等地演剧的兴起，各地排演的《到民间去》《爱国男儿》《闹学》《黄埔怒潮》《二斗租》等，都热情宣传反帝、反军阀及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纲领。血花剧社还影响了创造社的文学转向，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等受邀来广东大学执教后，广东大学不久便成为创造社的“大本营”。受广州革命形势鼓舞，郭沫若、成仿吾率先表示要从事“第四阶级”文学，但其“人性论”革命文学观被一些广州青年视为投机取巧的“滑头论”，血花剧社的演剧活动使创造社作家认识到戏剧的“利器”作用，使他们觉悟到革命时期“戏剧运动比其他艺术运动更为重要”，由此组建创造社戏剧部并开始革命戏剧的创作，王独清先后创作《杨贵妃之死》《貂蝉》等剧本，郑伯奇从此走向戏剧道路并成为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
在北伐时期，血花剧社把革命的艺术之花由珠江流域吹到长江流域。1926年7月，剧社为宣传北伐及欢送北伐将士，在广州南关戏院演出《还我自由》《黄埔滩声》《马上归来》等。在北伐誓师大会结束时，剧社举行盛大演出以鼓军心、壮军威。北伐军攻克岳州后，剧社在9月1日、2日、25日连续进行筹款演出，以慰劳北伐将士及“聊表后方民众之热枕”。在北伐途中，剧社为实现“军民同乐”每晚必放映电影，并创办了《血花周刊》。血花剧社北伐途中的热情宣传，被誉为可与“易卜生萧伯讷竞爽”，让人感到要改良文艺也应“到黄埔去”。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剧社来到资本主义气息浓厚的武汉，认为武汉地广人多且居中国中心，在此地“热烈”宣传必能影响到全国，因此进驻武汉不久“即筹备大规模之宣传”，10月30日至31日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首场盛大公演，还先后担任武汉三镇庆祝“苏俄成功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等游艺会主任。1927年1月29日晚，剧社在“汉口新市场”大舞台举办欢迎“北迁”的中央党政委员游艺会，欢迎会从晚上九点直至十一时才“尽欢而散”。不仅如此，剧社还奉命接收“汉口新市场”，将它改造成“中央人民俱乐部”，使之成为革命宣传及武汉市民进行正当娱乐的“血花世界”。剧社主持“血花世界”期间，增设了“游艺部”并创办《血花日报》，将素有“淫戏”之称的黄孝花鼓戏改造成“楚剧”，1927年2月2日在“血花世界”进行首次公演。血花剧社的“游艺部”及改造的“楚剧”，隐喻革命文艺与市民日常娱乐的碰撞及冲突。简言之，由革命气氛高涨的广州来到资本主义气氛浓厚的武汉，剧社在革命文艺“市场化”过程中首次遭遇“营业收入”问题，为吸引民众不得不增设“游艺部”及引入市民喜爱的花鼓戏，使血花世界的营业状况有了“显著改观”。
血花剧社在“武汉时期”也卷入到国民革命“党权斗争”中。剧社到武汉后便派代表赴江西晋谒社长蒋介石，向其报告北伐沿途工作情况并请示以后工作方针，蒋总司令即嘱剧社“赴江西工作”。受“党权斗争”影响，蒋介石指示剧社改属黄埔同学会，总务主任李之龙退出剧社，改由黄埔同学会艺术股股长关巩担任。1927年3月1日，剧社依照汉口市党部指令退出“血花世界”而迁往南昌，中央人民俱乐部管理机构进行改组。受史料所限，血花剧社在江西的文艺活动少为人知，人们多认为“四一二”政变后它就结束了活动。
综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诞生的“血花剧社”，是由革命军人组织并由革命政治机关领导的“军政文艺”社团。它开启了革命“艺术化”和艺术“革命化”的双重文学实践，成为现代军政文艺组织的历史雏形，不仅获得革命军政两界的支持及倚重，而且推动了革命地区的革命文艺高涨，并对新文学者的革命文学运动产生一定历史影响。不仅如此，血花剧社在武汉时期还发生了组织转型，由受革命机构资金资助转为“自营”的革命文艺组织，为国共两党后来的军政文艺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二、“大革命”失败与“黄埔生”革命文学的兴起
国共合作失败后，一些“黄埔生”离开军校或军营而另谋出路，由革命机制中的“武装同志”变成社会漂泊的自由分子，在“反革命”都市社会开启卖文生涯。他们多以“自传”方式书写自我的革命经历及遭遇，给革命文坛带来“纪实”及“写真”的新风，被誉为革命时代珍贵的纪念品及革命文学的“正宗”，既成为文坛和现代出版业的“新宠”，又引起普罗文学界的关注及批判。
顾仲起被誉为“黄埔生”中最有文学“天才”的作家。他为“黄埔三期”陆军教导团学生，也是黄埔军校血花剧社社员，毕业后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文书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开始后，他经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介绍，来该军三十五团任教导员，“马日事变”时遭拘捕但幸免被害，由湖南逃到武汉，在武汉过着“灰色”生活及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宁汉合流”后，他从武汉潜回家乡，被当地反动势力拘捕并押解到南京，经刘文岛、吴稚晖保释得以出狱。顾仲起获释后来到上海并“选择脱党”，后又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去家乡开展农运，任中共南通特委军事委员和如皋县农民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后逃至天津一带农村隐蔽，1928年6月初潜回上海。顾仲起虽是共产党员，但与国民党人刘文岛过从甚密，因而遭到同党及异党猜忌，在“白色恐怖”时期滋生政治苦闷。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作《自杀》《笨家伙》《创伤》等小说，都以“自叙传”方式抒发自己的革命信仰及革命“创伤”。《自杀》描述日本青年“景印子”不愿为“假革命派”服务而到“真革命派”军队工作，却在军队“前移”时选择离开，回乡后被“假革命派”拘捕，出狱后又受同党怀疑、疏远，不愿屈服“假革命派”及资本主义势力而自杀。《笨家伙》《创伤》描述只知做革命工作而不愿谋“五皮主义”的革命者，在革命阵营中遭受“阴谋”的政治势力攻击，在蒙受心理“创伤”时或悲愤离开或暗中悲泣。顾仲起这些“自传性”小说带有郁达夫式的“直率”、蒋光慈式的“粗放”，既激烈抨击“假革命派”的政治钻营，又宣泄自己的政治苦闷，极易被“当局抓到口实而加以迫害”，也使上海“势力”的书局不愿及不敢出版。顾仲起把它们视为自己精神“病态”所至，承认它们算不上真正的普罗文学而仅为“小资产阶级”文学，表现的都为“陷于消极或自杀的青年的心理状态”。顾仲起最终因政治、经济及恋爱等苦闷跳江自杀，其旧作及遗著沦为上海各书局牟利的工具，《坟的供状》《残骸》《笑与死》《葬》等纷纷出版或再版。
谢冰莹是“黄埔生”中一举成名的女作家，被誉为文坛上的耀眼“明星”。谢冰莹为中央政治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六期”女兵生，在校期间就是活跃的文艺青年，结识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和在武汉政府外交部工作的林语堂，以及军校同学谷万川、符号等文学爱好者。夏斗寅“兵变”时，她被编入救护队随军参加平叛兵变的“西征”，利用行军及工作间隙写出从军“日记”，寄给孙伏园代为保存，不料孙伏园将它们刊在《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引起军校及武汉各界关注。“宁汉合流”时，军校“女兵队”被解散，她属于自寻出路的女兵而返还原籍，为反抗包办婚姻逃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入上海艺术大学读书。上海艺大被封后，她去北平并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其间参与组织北方“左联”并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因婚姻变故再返上海卖文为生。谢冰莹脱离军校后本已走向“消极”，仅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分子，但到上海后受友人鼓励将已发表的从军“日记”结集出版，为凑足篇幅又赶写了《几句关于封面的话》《写在后面》《给KL》等三篇随笔。《从军日记》的出版给谢冰莹带来巨大荣耀，林语堂、汪耀德等将它译成英文、法文出版，使谢冰莹成为鲁迅之后中国作家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受此鼓舞及朋友勉励，她又续写自己的“女兵”自传，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赵家璧直接“预约”将由“良友”出版。谢冰莹成名后，先后出版《出路》《青年王国材》《中学生小说》等文集，影响最大的当为《从军日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前者被誉为大革命时代“最好”的“代表纪念品之一”，后者被誉为“最尖端簇新的新女性”的人生实录。即是说，谢冰莹虽仅为“黄埔六期”普通女兵，“西征”时所负工作仅为战地救护，但她却率先把自己引以为傲的从军生活“文学化”，形塑出不慕虚荣、不谋升官发财、不蹈堕落的“革命女子”形象，把“女兵”形象化为现代女子解放的社会楷模，使“女兵”成为她“当之无愧的代名词”。谢冰莹始终认为她的《从军日记》算不上文学，不料却借它成为“‘时代文学’的娇子”和“革命文学的明星”。
叶永蓁是“黄埔生”中昙花一现的文学青年。他为“黄埔五期”炮兵科生，入校不久便随师北伐，1927年1月转入中央政治军校学校武汉分校继续学习。“宁汉合流”时，他不愿继续做革命“走狗”而脱离军队，来到上海谋生并开始文学创作。他以自己恋爱经历撰写的长篇小说《茵茵》，经鲁迅删定以《小小十年》为题出版。受此鼓舞，他又创作长篇巨著《美莎》及自我的“自叙传”。《小小十年》被誉为“捉着了”时代青年的“几个重大的问题”，即恋爱与家庭、恋爱与革命、革命与家庭等问题。鲁迅也认为它描绘出受世界思潮激荡的一部分“青年的心”，即由旧家庭所谓的“上进”渡到革命，由交通不便的小县城渡到革命策源地广州，由婚姻不自由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造。与顾仲起、谢冰莹相比，叶永蓁的革命书写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呈现了一个普通青年在人生征途中的情感创伤，但他的革命书写视域最为宏阔，《小小十年》《黄尚英》《伤逝》等作品，既描绘军校的学习及生活情景，又描绘由广州至湖南、江西等北伐途中的军旅感受，构成一幅国民革命的时代画卷。叶永蓁不是一个革命殉道者，深受武者小路实笃人道主义、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影响，仅把“革命”想象成为解决人生困境的正义力量，仅把“革命”视为反抗社会不合理制度的生命意志“征途”。因此，他既反感身着哔叽军装、皮靴及皮绑腿的“假革命”领袖，不愿为他们做“走狗”而脱离军营，但后来为了谋生又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旗号再去国民党军队做“丘八”。
臧克家是“黄埔生”中真正走进“艺术之宫”的自由作家。他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革命形势鼓舞与同学曹星海、族叔臧郊同赴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黄埔六期生”。在军校期间，他也参加平定夏斗寅叛变的“西征”并任副班长。“宁汉合流”时，军校部分学生被转移到江西九江，不料到九江后即被“缴械”，第二军总指挥张发奎要求他们自行选择去南昌起义还是留在第二军，他便脱掉军装“化装”逃回家乡。回到家乡不久，他因组织农运招致国民党上门拘捕，险幸逃脱而远走东北避难，风声平息后才返回家乡，后考入青岛大学继续读书。青岛的山海风光唤醒了他的诗情，他在闻一多、王统照等老师指导下开始诗歌创作，1933年自费出版诗集《烙印》，成为30年代“最负盛名的一位诗人”。两次革命逃亡使臧克家体验了卑污的生活，使他的诗歌深蕴与生活“苦斗”的坚韧意志。但《烙印》疏远了过去的大革命时代，更贴近30年代北方天灾人祸的社会现实，其中仅有《像沙粒》《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寄寓着从军时代“不死的思想”。即是说，臧克家《烙印》很少“回顾”自己的革命经历，直到1935年才在长诗《自己的写照》揭示自己的革命壮怀。他在诗中激情写道，武昌城头迎风竖起的“正义的大旗”，让他“投进了它亮堂的胸怀”，听见“悲壮”的军号及军歌唤起了人们心里的“勇敢”。因此，《烙印》出版后，人们多把臧克家视为一位“自由主义”诗人，很少论及他诗歌内蕴的“苦斗”意志与其革命经历的内在关系。这种文学误读使他不满，他在《烙印》再版时就明确指出，把“生命放在死线上”的革命经验和亡命生涯中的“卑污的活着”，才使他认识到诗人真正应负的“社会使命”。他在晚年还深情地说，“武汉时代”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人生“指南金针”。
总之，“黄埔生”的自传书写抒发了对革命的信仰及追求，也暴露了大革命热潮背后的混乱“实幕”，被誉为革命时代的历史纪念品，让人发现“书斋里”的革命文学“究竟还是闲人之业”。他们开启的革命自叙传写作新路，虽获得新文学家偏爱但却遭到普罗文学家的批判，被普罗文学家视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形态。
新文学家对“黄埔生”革命文学的偏爱，实质上源于对普罗文学“标语口号化”的不满情绪。普罗文学1928年兴起后，其叙事的空洞化很快就遭人诟病，被新文学家视为“广告式的无产文艺”，叙事“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给革命文学带来了“无聊”及“空虚”。在此语境中，“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引起新文学家的好感及重视。顾仲起是最早获得新文学家重视的文学青年，他投奔黄埔后，茅盾就把他视为中国现代“真正”战争文学“现成的希望”，认为他将能够真实描绘战云下前线战士的“心理变幻”；他在武汉时期出版诗集《红光》后，茅盾也希望它能推动革命文学“新形式的创造”。谢冰莹是受孙伏园、林语堂勉励才从事自传写作的，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应是实地“食丘八之粮”的“征途的感想”，告诫她要发挥其“女兵”优势而不要走“专门”写文章的道路。鲁迅也倾力扶植叶永蓁，不仅指导他修改小说而且为《小小十年》作序，指出它的“生命”在于“不遮瞒”“不装点”，将成为现代的“明镜”和将来的“记录”。闻一多引导臧克家走入艺术之宫，并告诫他不要把艺术作为“好玩”的把戏，应该效仿孟郊的“苦吟”诗风。新文学家对“黄埔生”文学青年的偏爱及厚望，主要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实行者及亲历者，其文学具有革命的现实性及叙事的真切性，而不像“书斋里”的革命文学那般不敢面对现实及逃避现实。
“黄埔生”革命文学也引起普罗文学家关注。普罗作家从“阶级革命”政治立场指出，“黄埔生”的革命文学未能抓住革命的时代要求，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钱杏邨指出“同道”顾仲起实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过程和政治阶段都缺乏“明确的认识”，所有创作都涂满“不健全的情绪”，不能取材于“广大的群众”或对于时代“更有关切”的题材。谢冰莹加入左翼后也开始自我“批判”，认为《从军日记》绝不是“革命文学”，缺少“系统”及“一贯”的精神，也忽略对“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钱杏邨对“同道”谢冰莹也报以不满，认为她的小说《清算》还在“革命与恋爱”中兜圈子，对于左翼作家当前主要任务缺少“实际的理解”。夏衍指出叶永蓁《小小十年》仅为穿插着革命的“言情小说”，所关注的仅是恋爱而非革命，并把男女主人公写成“意志薄弱的人物”，无法使读者“认识一条正当的出路”，致使小说的实际效果和作者的期待相差“很远很远”。茅盾把臧克家视为一位自由主义诗人，认为其《烙印》虽具有不逃避、不粉饰“现实”的可贵处，但它并未能“表白”作者对于现实的认识及愿望，因而无法对“现实”发挥“更大的贡献”。总之，普罗文学家批判“黄埔生”文学青年没有捉住革命失败后的时代“要求”，指出其文学仅对“过去”的革命时代具有一定意义，对“目前”的革命要求却不能发挥“时代文学”应有的功能及意义。
可见，“黄埔生”的革命自传文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流行，也成为当时革命文学“论战”对象。新文学家希望革命文学能够成为时代的“明镜”和将来的“记录”，不应成为文学“商业化”的牟利工具及政治的“拙劣”宣传品。普罗文学家则希望革命文学应“捉着”阶级革命的时代要求，反对革命文学成为个人革命感伤情绪的宣泄及自叙传。这场“黄埔生”革命文学批评的“拉锯战”，促使“黄埔生”文学青年发生历史分化。此后，他们有些皈依了左翼文学阵营，有些则走向“自由主义”文学阵营。
三、“黄埔生”与北方左翼文学运动
在国民革命时代，北洋政府统治的北方地区属于“反革命”区域，国民革命运动及其革命文学属于地下运行的“地火”。国民党北伐“克复”北方后，开始在北方搜捕及残杀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因此，与南方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及左翼文学运动相比，北方的左翼文学运动显得相当滞后及困难。北方左翼文学运动主要由大革命失败后“北漂”革命流亡者推动，其中就有谢冰莹、谷万川、符号等“黄埔生”。可以说，“黄埔生”文学青年为北方左翼文学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冰莹为“北方左联”筹建者及执行委员之一。1930年6月，“湖畔诗人”潘训和太阳社作家李守章两位共产党员，先后由河南开封流亡到北平。他们感到北方文坛冷落而需要“鼓动一些”，通过未名社台静农联系孙席珍、李霁野、谢冰莹等作家及吴承仕、范文渊、魏建功等教授，希望成立一个像上海左联那样的文学团体。第一次筹备会在台静农家中举行，决定由潘训、李守章、孙席珍、谢冰莹、刘尊棋等负责筹备，李守章担任筹备秘书。8月，段雪笙受党派遣来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也加入北方左联筹备工作。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联大会，谢冰莹被推选为北方左联执委之一。谢冰莹1929年春由沪来到北平读书后，因“名作家”成为北京文学青年“圈子”中重要成员，也因师生关系成为孙席珍家中“常客”。因北方左联中“名作家”不多，谢冰莹成为北方左联筹备阶段核心成员之一，并成为北方左联执行委员之一。不仅如此，谢冰莹在北平期间也重振革命精神，可能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北平新市委筹备处”被开除出党。受婚姻变故及政治刺激等影响，她于1931年3月离开北平，南下武汉及长沙谋生，6月再回上海卖文为生。谢冰莹到上海后加入上海左联，9月赴日本求学加入“东京左联”，1932年归国后被左联疏远。可见，谢冰莹到北平生活时间不长，但她以“名作家”为北方左联成立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北方左联重要作家及执委之一，也使她从此拥有了“左联情结”。
谷万川也是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积极分子及北方左翼作家。他1926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校期间加入共产党并成为革命活跃分子，因爱好文艺与军校同学谢冰莹、符号等成为好友。“宁汉合流”后，他随军赴南昌参加起义，但因行军耽搁错过“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先后被派到九江及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春被派往北平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以学生身份掩护革命活动。谷万川在武汉时期便转向革命文学创作，先后在《中央副刊》《太阳月刊》等发表作品，其系列童话“未来的革命故事”被誉为开创了中国童话界“新纪元”。他到北平后，与师大同乡同学陈北鸥组织“人间社”，在《益世报》创办“初步”副刊，在该刊发表军校师生赴南昌起义的小说《最后的野操》及《哀悼胡也频、殷夫等五烈士》的悼念文章。1930年4月，他参与北方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批判，是其中“最为激烈”的批判者，把恩师周作人视为“鱼缸文学的权威者”。北方左联成立后，他与师大王志之、张松如（公木）等同学组织“北方左联师大小组”，创办《北方文艺》并“出力最多”。1934年4月，他又与该小组同学创办大型左翼文艺刊物《文学杂志》，开启北方左翼文学刊物“市场化”公开发行的尝试，成为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实践之一”。谷万川1933年8月被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直到1937年才获释。在“北漂”的黄埔生中，谷万川从事北方左翼文艺活动时间最长，为北方左联所作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北方大型左翼文学《文学杂志》的创办，二是开启革命文学“民间形式”的创造。
“黄埔六期生”符号则是天津左翼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符号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埔军校武汉分校“特务生”，在军校与谢冰莹相识及相恋，曾随军参加平叛夏斗寅兵变的“西征”。“宁汉合流”后，他受同学谷万川邀请赴九江从事隐秘工作，经谷万川介绍开始过“组织生活”，后为追求谢冰莹辞去“军差”来到上海，1929年4月陪伴谢冰莹去北平读书。两人在北平结为夫妻，谢冰莹入女师大学习，他去天津济难总会工作，先后在党创办的华北商店、北方书店任“伙计”。符号与天津济难总会负责人蒋晓海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先后创办《星星》、《天津好报》、《夜鹰》等刊物。1930年8月16日，他因北方书店被捣毁而被捕，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徒刑而实际坐了四年牢，出狱后未能寻找到党组织而回原籍武汉开书店为生。符号在武汉军校时也是文艺爱好者，所作革命诗歌常在《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发表。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则转向普罗文学，所作《风绞雪》就以“未来派”诗风抒发工农阶级的革命激情。他到天津后即开展普罗文学运动，表示要为“打倒帝国主义”“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屠杀”“拥护压迫群众的解放运动”“反对一切争权夺利的战争”等呐喊，表示要用“时代的文艺”把“时代的社会劳动生活组织起来”。可以说，符号是“黄埔六期生”中涌现的革命诗人之一，也是天津普罗文学运动的历史开拓者，其诗风也由“温婉”走向“雄劲”，所著叙事长诗《铁大姐》讴歌了武汉军校女兵、共产党员周铁忠的革命“生涯”及“豪情”。
总之，“黄埔生”北漂到北方后，就把南方革命地区的革命文学“热潮”带到北方，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的兴起及发展，成为北方左翼文学的主要“运动者”及重要作家，因为北方左联成员多为各校学生，真正有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成就者为数不多。他们的革命文学实践经历及实绩，成为北方左翼文学宝贵的“南方经验”之一。
四、结论
在革命文学研究中，人们多坚守“纯文学”的革命文学观，仅重视专业文学家及共产党作家的革命文学研究，尚未关注及重视“黄埔生”的革命文学研究。“黄埔生”也是革命文学的积极实践者，他们以“革命军人”身份开创了现代军旅文艺范式，把文艺作为鼓吹革命主义、唤醒民众的第二个革命武器，其组织的血花剧社深受革命军政两界倚重，成为现代革命军政文艺组织的雏形及范式。他们开启的“革命自传”书写潮流，为革命时代留下弥足珍贵的纪念品，成为当下审视国民革命时期革命青年心理的历史记录，也成为现代革命历史书写及革命者自传写作的先声。他们还把南方的革命文学“经验”传播到北方，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一定历史贡献。“黄埔生”的文学属于革命实行者的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性，而且具有“史与诗”的双重真实性，与“书斋化”“资本化”革命文学构成一定历史分野。在此意义上，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及历史意义值得深思及重视，它有助于深入审视革命文学的“本体性”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思革命文学的“功能”问题。简言之，在革命文学的内部场域中，革命界倚重的是自我建构及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其文艺既作为“第二个”革命武器，又作为自我革命历史的记录，其他形态的革命文学仅为革命文化战线上的“同路人”。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左翼文学研究》专栏，第18-2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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