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军，赵智行 | 论新世纪诗歌的“复数”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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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诗歌的“复数”乡愁

作者简介

杨建军，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萃英学者，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研究成果曾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文艺评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艺术学论文奖等。

赵智行，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博士研究生。

摘要：新世纪诗歌的乡愁书写，具有“复数”的多面与多变。乡愁书写宏观呈现为“城乡共愁”，中观体现为“地域狂欢”，微观体现为“雅俗交杂”，多种样态的乡愁表达形成了复调争鸣式的“众声喧愁”。乡愁诗歌的“复数”，开启了诗歌个性化的“再度寻根”，可纾解当前人类社会的现代焦虑，可疗愈当代人的身份断裂与认同创伤，为新世纪乡愁诗歌探索新生之路。乡愁诗歌“复数”的记忆铭刻，呼应了“记住乡愁”的时代思潮，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生态记忆等方面体现了新的精神探索。新世纪乡愁诗歌的“复数”，也为海内外华语诗歌跨域对话提供了可能，乡愁是华语文学场域内的一种共识性情感。相较于台湾地区文学和海外华语文学，中国大陆的乡愁诗歌书写能够重启风尚推动对话，通过诗人诗作间的跨域交流，形成海内外诗人间乡愁书写的相互照亮，进而助力华语诗歌乡愁书写走向彼此成就。

关键词：新世纪诗歌；“复数”乡愁；再度寻根；记忆铭刻；跨域对话

新世纪中国二十余年的文化建设中，重视乡村文化振兴、让人们铭记乡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乡愁作为中国古老的文学母题，在新世纪负载重要的文化功能，诗歌是承载乡愁的重要文体。乡愁书写在新世纪诗歌创作中占据了大量篇幅，但相关的研究较为滞后，目前已有的成果数量不多，研究也未能把握乡愁诗歌发展的新趋势。笔者选取新世纪诗歌梳理分析后发现，诗歌的“乡愁”是一种“复数”乡愁。所谓“复数”，即一种“非唯一”的描述。葛兆光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复数性和典型性”时认为“复数”指涉着复杂、容摄与开放三大表征②。无独有偶，香港学者朱耀伟在论述“中国性”时也强调“复数”应“被视作‘形成过程’与‘开放的意符’”。可以说，“复数”强调一种复杂、开放与流动的特性。笔者以“复数”考察新世纪诗歌的乡愁书写，意在把握乡愁诗歌的多元、多变、多面。论文通过梳理“复数”乡愁的多元呈现，分析“复数”乡愁具有的再度寻根、记忆铭刻、跨域对话意义。

一、“复数”乡愁的多元呈现

新世纪诗歌百花竞放的创作生态，为乡愁诗歌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空间。乡愁在新世纪的诗歌潮流中不断发展演绎，伴随社会变迁的流转，衍化多姿多态的样态。“城乡共愁”“地域狂欢”“雅俗交杂”等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乡愁诗歌的“众声喧愁”。

（一）“城乡共愁”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传统乡村与新兴城市一并成为了“故乡”所指，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在中国文学阵地的重要性已然提升。在新世纪诗歌的乡愁书写中，“乡之愁”与“城之愁”构成了两条乡愁脉络。

所谓“乡之愁”，即立足乡村社会而阐发乡愁情结。我们熟知，“乡之愁”多落脚于乡村社会，其抒情多为传统乡土秩序崩逝的回望与叹惋。新世纪诗歌“乡之愁”的展现有多重路径：一是乡土空间的文本再建构，如张敏华的《乡村》：“原始的风，给乡村带来原始的夜／月光下的楝树，像乡村落榜的吉他手／年久失修的门感染我——／我曾居住过的老屋，斑驳的砖墙，岁月蹉跎着它的／倾斜：一个时代，只剩下／一段褪色的标语／辛酸的记忆在旧木椅上吱嘎作响／黑夜冷却着乡村的痛。”诗歌关注“楝树”“老屋”“砖墙” “旧木椅”等乡村社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通过描绘乡土景观空间来表现乡愁记忆。二是“乡土人”作为启动乡愁的着眼点，如张凌波《家园》中的“邻居的姊妹”“顾影自怜的少年”，麦城《树之洞》中的“爷爷”“奶奶”，商泽军《乡亲》中的“街坊”“乡亲”，等等。这些生息在乡村社会的人物形象是诗人乡愁的触发点。三是“语言”唤醒乡愁。家乡方言常是唤起乡愁的重要动因，雷平阳的《江河流淌》、商震的《故乡》等作品均以“乡音”作为建立乡愁的关键线索，乡土方言既是乡愁书写的重要工具，也是故乡的隐喻。

所谓“城之愁”，即面向城市空间而形成的别样乡愁。城市是新世纪乡愁写作指向的新空间。谢有顺曾提出“故乡”的新定义，认为故乡不一定指向的是偏远乡村，而是有自我记忆的地方。换言之，乡愁来源于主体对特定地域空间的生命记忆的召唤。诗人从乡村迁入城市，现代都市家园的生活体验让诗人产生了异于乡土的乡愁冲动，都市也成为了人们的“新乡土”与“精神家园”。新世纪诗歌展现城市乡愁的诗作众多，如老巢的《过年，我们把爱过的人再爱一遍》描写漂泊的人在除夕的北京城，遥望江南思念远方的亲人，王府井灯市口大街穿梭来往的行人，触发了诗人深切的乡愁。花语的《西安，西安》，在西安的都市生活中，诗人以“针”自拟，将每日的奔波忙碌比作一场人生的刺绣，西安城已然成为诗人构筑乡愁的重要地理空间。相较乡之愁的写作，城之愁的写作侧重表达诗人在现代城市的生活经验，诗歌的叙述视角更为灵活跃动，诗歌的语言组织更加破碎。城市乡愁的抒发不再囿于“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与“身土合一”的人生伦理，城市“边缘”与“暗角”潜藏的陌生感与压抑感常是都市“怀乡人”的乡愁源起。

（二）“地域狂欢”

新世纪以来，依托地域文化空间各抒乡愁成为诗歌常见的写作样态。何言宏就认为：“像二十一世纪以来如此多的诗人以如此高的热情近乎集体性地投身于地方性的诗歌写作，并且形成了一股现象与潮流，似未有见。”地域写作富含高度热情且大量涌现，笔者称之为“地域狂欢”式的创作。“地域狂欢”的形成多缘于全球化语境的“本土自觉”，不同地域的生存经验在诗人笔端得到多样呈现。

湖南新乡土诗派，致力描绘湘土风情及家园眷恋，是新世纪诗歌书写本土乡愁的重要一脉。新乡土诗派笔下的潇湘之地往往文化与风光并重，温情与诗意共存，是诗歌书写地域乡愁的范本。在陈惠芳的《鼓舞》《古潇湘》、黄曙辉《约会汉江》《放歌洞庭》等作品之中，地域的外部景观与内在文化相联结，展现了湘楚空间复杂的历史性与丰富的美学性。诗人对湘楚土地的反复书写，意在将现实世界的地理家园升华为人类向往的精神家园，这充分体现了陷入精神困境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

云南诗人雷平阳笔下如幻如梦的滇云乌托邦，堪称新世纪中国西南边陲地域乡愁书写的典范。在雷平阳的诗学观念中，云南有“足够多的野山野水”提供无穷的“书写的意义”，因而山川与河流等自然地理景观成为雷平阳构建故乡形象的重要意象。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将澜沧江几十条支流的地理名称转化为连环相扣的文学意象，河流的脉络既形似大地的血管，也喻指地域河流具有的乡土文化意义。《怒江，怒江集》描写了怒江两岸的烟火人间，同时描绘了云南当地坚韧纯净的人性美。而《上河上河》中，“河流”意象又折射了现代人类家园面临的生态危机，诗句中的“暗藏杀机”“混乱”“肮脏”等字眼，表达出强烈的生态危机意识，传达了诗人对家园生态破坏的焦虑。“山川”是雷平阳书写云南的另一重要意象，云南境内的纵横山川在诗中有丰富呈现。《德钦县的天空下》《浮华》《司杰卓密》等诗中，山川成为抒写乡愁的具象之物，山川意象往往内蕴神性。《灰色的山丘之二》《灰色的山丘之四》《虚无》《魂路》等诗将山川图腾化，寄以神性思考，构建了“物我交感、物我同一、人神相混”的诗性乡愁。

雄浑壮阔的西部诗歌中，新疆大地在新世纪诗人笔下有独特的乡愁呈现。沈苇的新疆书写有多面性，他对新疆有一种外缘性审视，谋求建立宏大丰富的地域想象。解读诗歌《滋泥泉子》中苍茫与落寞的村镇、《吐峪沟》中生死共存的奇景、《那拉提山谷》中旖旎的自然风光，会发现沈苇以远赴而来的“漫游者”身份描述自我眼中的新疆风情。沈苇还试图通过文化遗迹召唤乡愁，他觉得自己的新疆乡愁是包含文化意蕴的新乡愁。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废墟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物，其能够扮演人类“记忆的支撑物和基石”。沈苇热衷从新疆的历史废墟中找寻诗歌灵感，如《楼兰》《东方守墓人》《废墟》《沙漠，一个感悟》等作品中，诗人面朝废墟的“招魂”式写作，表达了诗人试图破解废墟掩藏的历史，开展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以地域文化的变迁传递厚重的乡愁意蕴。

除上述诗人诗作之外，叶舟笔端的“甘肃”、潘洗尘心中的“东北”、陈东东和吴晨骏营造的“江南”等都是新世纪乡愁诗歌中地域空间书写的重要意象。这种地方性书写不仅是对特殊地域性的发掘，同时也承载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不同地域与际遇的交相辉映，形成了诗歌乡愁书写的“地域狂欢”。

（三）“雅俗交杂”

沈奇认为，新世纪的诗歌语言表达多以“叙事”和“口语”为主，这种表达方式弱化了诗歌语言惯有的美学特性。诗歌表达的雅俗之争，凸显于20世纪末的“盘峰诗会”。在新世纪乡愁诗歌中，“雅”与“俗”两种审美意蕴交杂，乡愁家园既是诗意美感的栖息地，也是世俗情感的衍生地。乡愁情愫的表达方式，既有“知识分子”式的“雅味”传承，也有“民间写作”式的“俗味”显现，两种表达方式兼容并存，形成了一种“雅俗交杂”的特殊美学形态。

新世纪部分诗歌的乡愁书写沿袭了“知识分子”风格的创作立场，注重诗学技艺的精心锤炼，诗语运用的精雕细琢，诗意建构的精妙幽深，诗歌境界的精致高远。“知识分子”式的诗歌创作往往指向人文意义的深刻思辨，常具有悲天悯人的意绪。在“知识分子”的诗歌语言中，跳跃的语序、断裂的语义、陌生的语感是常见的表达方式，如雪松的《黑夜》：“灵巧的舌头穿不透老家乡村的黑夜／这起自大地的仪式：像炭一样储存了几千年／没有一个人能单独照亮对方，远处传来的声音／像一块石头测不准老家这口矿井的深度／老家的黑夜足以使最熟悉的道路改变，我只能／听命于体内与乡村共生的脉搏——那些墙角、树木／土堆都在围绕着我移动。”全诗采用大量修辞，诗歌语序跳跃，语义断裂鲜明，悲天悯人意味强烈，诗歌明显具有“雅味”美学风格。还有，云南诗人戈戎玭措的《雨季……》，描绘具有神秘色彩的家园世界，语言瑰丽，意境绚幻，对故土之根、民族之根、人性之根的思考也接续了“知识分子”的“雅味”美学风格。

“民间写作”式的诗歌注重“回归日常”“趋近生活”“口语化”等创作理念，这也影响了新世纪乡愁情感的表达。乡愁诗歌的“俗味”汲取民间世俗的养分，具有“民间”立场诗学的传承之意。在题材上，“俗味”乡愁书写回归现实生活，这包括个人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如唐欣的《童年片断》、姚江平的《1999年的乡村》等，也包括社会化的生存境遇，如芦苇泉的《就像》、慕白的《一个烟头的乡愁》等。前者反映自我沉潜的生命观照，后者凝结现实社会的伦理关怀。在诗歌语言上，日常化与口语化表达成为“俗味”乡愁的主要书写方式。诗人们的语感更贴近现实生活，诗人借助口语化书写，使乡愁情感饱含人间烟火气息，王夫刚的《草垛再忆》、刘春的《草民》等皆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雅”与“俗”在新世纪乡愁诗歌的版图中各领风骚，二者绝非泾渭分明，多是相互交融混杂状态。如黄礼孩的《黄昏离一个人多么的近》、曾德旷的《我没有故乡》、小海的《屠宰场抒情诗》等诗中“雅”与“俗”交融混杂，以精致语辞陈述日常经验，以日常生活承载深刻思想，乡愁书写形成了“雅”与“俗”的相辅相成。 

简言之，新世纪诗歌的“复数”乡愁，在宏观层面呈现“城乡共愁”，在中观层面凸显“地域狂欢”，在微观诗歌语言层面体现“雅俗交杂”，多种样态丰富复杂的乡愁表达，形成了多声音复调争鸣式的“众声喧愁”。

二、“复数”乡愁的再度寻根

中国语境的乡愁不仅是对故乡的念兹在兹，更是一种带有本土精神追求的“寻根”。“寻根”意识的产生往往伴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表征为精神文化与物质肉身分离后的回返重塑。新世纪乡愁诗歌的再度寻根，面对的是现实家园与精神领地的错位，因而具有解决精神困境的建构意义。

“寻根”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已有表现，“五四”时期，渴望“回乡”的悸动就已成为现代诗歌的表现题材，成仿吾的《故乡》、李金发的《重见故乡》《重见小山村》等皆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界掀起“文化寻根”浪潮，人们返身重识中国历史的曲折流转，重新解读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希望寻找到‘传统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动力资源”。寻根文学创作倾向从传统乡土情境发掘悲欢故事，注重扎根中国大地展开“中国想象”，重在体现全球化时代异于西方的文化追求。虽然此番“寻根”未及深入展开就陷入沉寂，但也形成了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热潮。

相较20世纪80年代风靡文学界的“寻根”热，新世纪逐渐形成的“寻根”是一种中国民间文化“祛魅”之后的再现。吴雪丽曾提出“后寻根”的观念，认为新世纪知识分子在“回乡”的过程中已摆脱启蒙者的俯视姿态，取而代之的是以“‘平视’的目光注视着乡土大地的生存真实”。近些年来，随着现实居所与精神家园的错位加剧，“再度寻根”已悄然成为诗歌领域的创作热点。笔者以为，新世纪乡愁诗歌的“再度寻根”，区别于部分学者认为的“后寻根”，这种寻根是立足当下连接传统的建构，而不是后现代式拆解深度意义的解构。我们必须看到“寻根”与“乡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失根的主体正是在乡愁的驱使下展开寻根的书写，通过对地理、文化、精神本源的追溯，实现生命价值的自我指认。新世纪诗歌常借助乡愁书写“再度寻根”，并由之探索诗歌解决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意义。

首先，乡愁衍生的“再度寻根”能纾解当前人类社会的现代焦虑。“文化寻根思潮的出现，来源于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迷惘和担忧”, 当我们悬于数字信息时代瞬息万变的未知不安中，面向未知的前行难免伴随重重焦虑，而“寻根”是一种对已知过去的折返回看，这种以历史借镜现实的文化回乡，能通过汲取过往的经验缓解现代人的焦虑感。如黑大春的《与2004长辞》，看似书写一场告别，实则描写一段具有荒诞意味的寻根旅程：诗人登上了月球，恢复了银河系祖籍，诗人飞离地球愈行愈远，但寻根的“视距”反而愈加缩近，最终“寻根”的目光停留在故乡大车店檐角的马灯。由太空俯瞰人间烟火，如萤火的马灯何其渺小，但马灯点燃了乡愁的温情火苗，照亮了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黯然。黑大春诗歌以荒诞笔法反思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诗歌未落入传统寻根书写的“回归”范式，而是反向从“逃离”着笔，这种虽高度远离但心有所念的“寻根”书写，意在为现代人无法安放的焦虑感寻找缓解途径。

其次，乡愁衍生的“再度寻根”能疗愈当代人的身份断裂与认同创伤。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存空间的巨大转变引发了身份认同的断裂感。进城的乡村人寄居在城市的陌生角落，他们无法从灯红酒绿中找到共鸣，也难以在单调生活轨迹里安放心灵。“农村”与“城市”的身份区隔不断困扰他们，“再度寻根”成为了疗愈身份困惑与认同创伤的重要选择。我们知道，“寻根”常指向自我身份的再确认，当自我身份模糊于异乡异城，朝向所来之处的回溯无疑能够廓清初心，弥合“根”与“脉”分离造成的认同情感断裂。新世纪再度崛起的打工诗歌，充分体现了身份认同与寻根冲动之间“此消彼长”的关联。如何真宗的《没有城市户口的蛙》，以“蛙”喻指进城的农村务工者，蛙鸣的夜晚，“是乡愁唱响的夜晚／孤独的寂寞的叹息的沉重／蛙鸣　一声又一声／一声又一声 不尽的酸楚/遥远的乡村挂满了／他们的梦”。遥远的乡村是打工者的根系所在，他们只有通过“寻根”，才能建构自己当下辛劳的意义。打工诗歌描摹的人群多是城市外来者，他们为养家糊口滞留在城市付出体力与青春，打工者长期面对“身体”的无法归乡，“身份”的尴尬忧愁，因打工而生的乡愁“再度寻根”书写，显然具有疗愈心灵创伤的作用。

最后，乡愁衍生的“再度寻根”能为新世纪乡愁诗歌探索新生之路。消费主义文化曾影响了新世纪的文学发展，部分诗歌写作把乡愁作为了招揽读者视线的文学商标，伤情、滥情、矫情之风甚嚣尘上。深刻的“再度寻根”写作，可以避免乡愁诗歌写作的千篇一律，进而为乡愁诗歌探索新生的道路。叶舒宪就认为：“文化寻根作为现代人文化再认同的方式,它可以扩展我们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参照视野和维度。”换句话说，“寻根”所寻之“根”内蕴着一种异质的多元性，蕴含了寻根者特殊的地域文化标志、特别的社会文化身份、特有的个人文化记忆。异质化表征的“再度寻根”能形塑乡愁情感表达的多种样态，化解乡愁诗歌写作有可能陷入的空泛矫情的危机。如前文所述，雷平阳诗中乌托邦式的云南，沈苇笔下奇异多彩的新疆，都铭刻着不同诗人的独特生命体验，这无疑丰富了新世纪乡愁诗歌的美学品性。

可以说，新世纪乡愁诗歌的“再度寻根”貌似20世纪寻根热潮的复现，实为新的时代语境形塑的新质精神建构，面对新世纪的文化症候，意在解决主体焦虑与精神安居之间的裂隙，“再度寻根”为乡愁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气象。

三、“复数”乡愁的记忆铭刻

新世纪乡愁诗歌的记忆铭刻，呼应了“记住乡愁”的时代思潮。张孝德从城镇化角度认为，“记住乡愁”是我们在面对村庄的消逝、农耕的不复时，秉持的一种铭刻历史的态度。张波则从传统村落的保护角度出发，呼吁人们“记住乡愁”。但笔者认为，“记住乡愁”是现代人类的一种重要情感表达，不应局限在乡村或城市某个具体的空间，应该更加注重发掘其中新生的精神维度。新世纪诗歌的“记住乡愁”具有的新精神维度，主要可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生态记忆等方面考量。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记住乡愁”曾有赖集体记忆群体推进，背后折射着集体意识主导的创作审美。20世纪50年代初，西南边疆诗群扎根云贵高原，群体书写西南边陲的乡土想象。同时期繁荣的少数民族诗歌，也是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学集体主义融合之物，乡愁书写借助民族共同身份、民族集体记忆来歌颂民族的集体家园，从地理聚居地衍生的文化聚合与情绪聚集表现为一系列乡愁诗作。20世纪80年代众多诗派群雄并起，其中亦有集体化表达意味。新世纪诗歌走向了个人化、个性化、日常化的书写样态，异质纷呈的个体经验成为诗歌美学彰显的重要源泉。新世纪诗歌的乡愁记忆同个体生命经验密切关联，尤其是三种“记忆”在文本中纷至沓来。 

首先是个人记忆，主要表现为个人化的生活记忆与伦理记忆。生活记忆是生活往事的沉积、遗存、汇聚，借个人过往生活的片段再现，能够构筑个体记忆的乡愁。如姚江平的《1999年的乡村》，“每当我回到村庄／蓬头垢面的衰草／磕磕绊绊的农事／碰头碰脸的谦卑／就算是看见一座高大的房子／刚刚油漆的门垛后／传出一声声猜拳／和飘着肉香的酒气／我想，那家肯定还养着一只狗／虽然有一条链子拴着／几声吠叫，全村人都竖起了耳朵”，诗句没有营造优美的乡土家园，注重再现个人化生活记忆，在个性化的记忆流动当中，反讽意味的乡愁表达别具一格。伦理记忆是诗人对自我周围的伦理关系的凝视，特别是对已故亲人的缅怀，可忆不可及的愁绪由此而生。如许烟华的《奶奶》，“风啊！请把我变成／那个淘气的孩子／或者把这抔黄土／还原成那个最爱我的人吧／这么多年了／奶奶依旧那么勤劳／常常挑着扁担／到我的眼睛里 汲水”，乡愁书写依托着个人记忆的亲情伦理得以深入展开。

其次是社会记忆，在社会生活众生世相的缩影中提炼记录平凡个体的乡愁。诗歌《公园前》，由一个地铁站“公园前”，展开对芸芸众生都市漂泊的审视，现代社会特有的愁绪弥漫字里行间：“大家都是小人物／——都在别人博弈的棋盘里漂泊……/疾驰在墓地和家园盲肠里的地铁／甩开灰尘 亡灵和树叶／擦着受伤的时间呼啸而过……”诗人看似是以旁观者姿态冷漠审视行色匆匆的都市众生，实际冷漠的自己也是这漂泊棋子的一颗。诗歌依托城市漂泊的家园失落感，揭示现代都市生活不易察觉的乡愁。诗歌中的社会记忆切片来自都市群体的乡愁情绪，但不是“集体共声”式书写的简单翻版，诗人对地铁站的人来人往有个人化的沉思，芸芸众生平凡个体的命运是诗人的深切关怀所在。

最后是生态记忆，体现为诗人对周围生态环境的观照。乡愁与生态记忆之间有密切关联，过往美好的生态记忆常能召唤乡愁出现。如林莽《风中的芦草》中“和年迈的母亲谈起久别的故乡／时间让往事沉寂／他年的河水／今夜已遥远得听不到喧响……幽鸣中我恍惚看见／风中遒劲的芦草／叶梢整齐地侧向水波涌动的方向……”，尽管故乡不复，家园物是人非，但记忆中故乡的美好生态召唤着诗人内心深处的乡愁。除此之外，生态记忆引发的乡愁书写还可具有批判意味。污染生态的工业生产扩张，打破了“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秩序，诗人心痛美好生态的消逝，但个体无力重建往日的山青水秀，只能借助挖掘过往的生态记忆，拼凑记忆的碎片安放一己乡愁。陈超的诗歌《推土机和螳螂》中，一只小小的螳螂竟化身为自然的守护者，它迎着钢铁的推土机颤栗起身，修士般双臂合十“在为大地做最后的祈祷”。诗歌批判现代生产扩张对大地生态的破坏，揭露现代文明弊病带来的生态问题，虽然诗歌无力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但无奈的乡愁情绪表达也能警醒人类开展自我反思。 

个人记忆、社会记忆与生态记忆的展现，已成为新世纪“记住乡愁”的重要诗学策略。当前，关于“记住乡愁”的意义仍有争论，有学者就提倡“化解乡愁”“淡化乡愁”，认为一味“记住乡愁”只能使人们固守在回不去的过往记忆中，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尽快地融入现代文明。此种观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将“记住乡愁”以单行道引向回不去的过往却有偏颇。笔者认为，“记住乡愁”是乡愁传承的记忆铭刻，这种传承并非自制一个乌托邦之境，让现代主体沉溺于心有戚戚的虚无假想，而要通过留存怀旧的浮影及美好自然的憧憬，反思现代人与自然割裂的生存方式，唤醒人类建立美好家园的意愿，在“记住乡愁”中反思自我，在“记住乡愁”中唤醒自我，这正是乡愁诗歌记忆铭刻书写具有的时代价值。

四、“复数”乡愁的跨域对话

新世纪诗歌的乡愁，是一种内蕴了“中国性” (Chineseness)的情感艺术，其在华语文学界有特殊意义。所谓“中国性”，是以中国为起点的历史、政治、文化、语言、美学等多种元素统摄而成的表征。20世纪90年代，张法、张颐武、王一川等学者曾提出多元开放的“中华性”构想，其相关文化圈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等。海外学者奚密继承了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说，提出“中国”可以包含中国大陆、台湾乃至海外华人。可以说，华语文学的乡愁诗歌在不断拼凑生产“中国性”相关的记忆碎片的同时，也因文学的精神粘连性构建了关于“中国性”的国体与个体、异域与本土互成张力的主体想象。在新世纪的华语文学中，“中国性”不仅是乡愁形成的滥觞，是乡愁进入文本的路径，也是乡愁可能指向的终点，乡愁为海内外华语诗歌的跨域对话提供了可能。

如果从地域分布看，乡愁诗歌在华语文学的不同脉络都有呈现。尤其20世纪，“文人南来”“遗民东渡”的“花果飘零”式迁徙频现，乡愁诗歌也因此在东南亚华语诗坛、欧美华语诗坛、台湾华语诗坛展开了不同的“中国性”想象书写。例如，菲律宾云鹤的《野生植物》——“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便是代表。20世纪台湾地区的乡愁诗歌，可谓华语文学乡愁书写的大宗。日据时代张我军的爱情与乡愁交互缠绕的《乱都之恋》，充分展示了台湾诗歌萌生的乡愁力量，纪弦、洛夫、郑愁予、余光中、席慕蓉等将乡愁诗歌推到了新的美学高度，洛夫的《边界望乡》、席慕蓉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余光中的《乡愁》等都是世界华人共知的乡愁文学经典。新世纪以来，这些区域的华语乡愁诗歌渐显式微，不仅作品数量逐渐下降，而且内蕴的“中国性”含糊不清。一方面，华语文学内部原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面临新的挑战，文人的代际更迭使传统的“中国性”想象开始松动，新生的华侨华人不再将中国视为念兹在兹的故乡，生存所在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华侨华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学界不断有“去中心”“反离散”的论说指向中国这个宏大的政治、文化与历史空间，意在消除台湾地区和海外华语文学长期以来的“中华魅影”。基于如此语境，是否需要尝试以乡愁为话题开启海内外华语文学的对话呢？乡愁诗歌不单是传情达意的文学体裁，其可能会促成一股重返的力量，在当下渐已分散的海外华语文学界，提示作家以一种“魂兮归来”的姿态开启联通中华文脉的书写。笔者认为，以乡愁为话题联结海内外华语文学界时，中国大陆的乡愁诗歌能够发挥重启风尚推动对话的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大陆的乡愁诗歌已经开启了新世纪华语文学乡愁书写的新面向。曾几何时华语诗歌的乡愁书写蔚然成风，新马泰诗人由于世代迁徙形成了乡愁书写传统，欧美华语诗人身处西方语境书写的母体割裂感刻骨铭心，海峡两岸一水相隔台湾诗人的泣血思乡令人唏嘘不已。反观中国大陆的诗人既鲜见集体渡海跨国的迁徙，又缺乏故土归而不得的血泪际遇，他们的诗作难以触及远走异国他乡的深重乡愁，更多专注大陆不同地域的生存经历，诗歌笔锋游离于城与乡之间，多表现个体视野中“原乡”与“异乡”的分离。21世纪的到来，“记住乡愁”的社会思潮悄然成风，中国大陆诗坛“回归日常”“个人化”的诗潮几番涨起，诗歌乡愁“复数”多元的呈现，让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愁众生相画卷逐渐打开。这种颇具平凡众生日常烟火气息的乡愁书写，让中国大陆乡愁诗歌在新世纪华语诗歌的乡愁书写中独具特色，为逐渐式微的华语文学乡愁书写注入了活力，开启了华语诗歌乡愁书写的新面向。

其次，新世纪中国大陆诗人的行旅之作与华侨华人怀乡之诗呈现同工异曲的珠辉玉映。千禧年之后中国大陆经济不断发展，文化开放日益扩大，部分有海外旅居经历的大陆诗人写下了不少怀乡诗作。多多、张枣、茱萸等人在新世纪出版的诗集中不乏乡愁之作，如茱萸的《东京初雪》中写到：“若无咖啡与烟卷，又如何消受／这突来的异国新年、他乡初雪？”寥寥数字的两行诗，去国怀乡之感深切。从历时视角看，中国大陆诗人行旅异域他乡，以暂别心态立足远方回望祖国大陆，相较台湾地区和海外华语诗歌“归而不得”“落地生根”的乡愁表达，是截然不同的乡愁情感样式。从共时视角看，因为华侨华人的特殊生存境遇，台湾地区和海外华语诗歌对中国地理文化的乡愁暧昧重重，既有血脉所系的亲近感，又有扎根异域的无奈感，既有文化乡愁的牵连感，也有难以回乡的割裂感，诗人内心的矛盾转化为诗歌语言表达的张力。而中国大陆诗人虽经历了去国怀乡（如旅日的茱萸），但“国”与“乡”之间没有深刻的张裂，他们不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扰，过客式的心态令他们笔端对大陆的书写情深意切。可以说，中国大陆的乡愁诗歌相较台湾地区华语诗歌及海外华语诗歌，书写风格区别、寄情角度分殊、身份认同迥异，这是新世纪诗歌研究需要深入探索的论题。

最后，新世纪中国大陆诗歌不断召唤乡愁有助于在华语诗歌场域建立新的对话。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海内外华语文学的发展已然出现分野，中心的淡化、本土化的伸张，构筑了新世纪乡愁诗歌的驳杂多义。生息在“文化中国”母体的大陆诗人，他们对乡愁的频繁书写与召唤，绝不是所谓的“中心”再确立，而是通过新的乡愁作品充实华语乡愁诗歌的版图，也是依托华语文学的乡愁共情，抛出了海内外华语诗人对话的共同话题。海内外华语乡愁诗互为异质的“他者”，但双方的文化根脉相通，乡愁书写作为华语文学版图的不同版块的对话之题，具有互动联结彼此的意义。乡愁是华语文学场域内一种共识性的情感，可通过诗人诗作间的跨域对话，联结华语文学不同版块的乡愁情愫，形成海内外诗人间乡愁书写的相互照亮，进而理清彼此优劣，推动华语诗歌乡愁书写走向彼此成就。

总之，在新世纪诗歌驳杂的话语场中，“复数”视角的把握，能够分辨乡愁诗歌的多元呈现，认清乡愁诗歌如何在面向民间的再度寻根中担当时代重任，进而发现中国大陆的乡愁诗歌如何有助于推动海内外华语诗歌的跨域对话。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后疫情”的时代，“家园”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剧变，“乡”的出走与折返已成为人类深入思辨的话题，“乡愁”的重要性愈加彰显。基于如此语境，品味乡愁之美，深掘乡愁要义，前瞻乡愁远景，无疑可以启示我们思考文学守望人类家园的重要意义。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专栏，第65-73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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