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剑波，王云卉 | 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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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合理性

作者简介

曹剑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度大学访问学者；福建省哲学学会会长，福建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与认知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知识论学会秘书长等；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重要刊物已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完成著作和译著18部。先后主持各类课题30余项，获省部、市校各项奖励30多项，国内知名的知识论和实验哲学研究专家。

王云卉，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实验哲学俨然有成一显学之势:研究的问题遍及哲学的每个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如此，有批评者质疑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的合理性。由于实验哲学主要通过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来研究哲学问题，因此回应这种质疑对捍卫实验哲学是十分重要的。对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合理性的质疑可具体化为四个问题：实验哲学收集的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可靠吗？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判断正确吗？哲学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优越吗？哲学家的反思判断可以代替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吗？只有回应这四种质疑，为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才能捍卫实验哲学的合理性。

关键词：实验哲学；哲学直觉；普通大众

2001年发表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一文，是实验哲学产生的里程碑。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实验哲学俨然有成一显学之势：学界不仅成立了众多研究实验哲学的机构和学术团体，而且出版了大量实验哲学的论著，用实验的方法研究哲学问题遍及哲学的每个二级学科。然而，人们对实验哲学的态度是“高度分化的”：狂热的支持者主张全面采用实验方法而抛弃传统思辨的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激进的反对者对实验方法深恶痛绝；理智的支持者倡导把实验的方法当作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种工具的方法；温和的反对者在总体上同情研究哲学时使用实验的方法，但主张研究哲学的主要方法仍然是思辨的方法。 

对实验哲学高度分化的态度，根源于对实验哲学的质疑。在《实验哲学方法的合理性论争》一文里，我们回应了对实验哲学的三个重要质疑(即“实验与哲学可以兼容吗”“问卷调查适合研究哲学问题吗”“实验方法会排斥分析方法吗”)，并为哲学实验的方法作了辩护。然而，还有“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是否合理”这个重要的质疑没有回应。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验哲学以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为主要对象。如果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的方法不合理，那么实验哲学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不合理、没有价值，实验哲学因而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对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合理性的质疑，可具体化为四个问题：实验哲学收集的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可靠吗？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判断正确吗？哲学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优越吗？哲学家的反思可以代替普通大众的直觉吗？本文将回应这四个问题。

一、实验哲学收集的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可靠吗？

如果实验哲学收集的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不可靠，那么建立在主要通过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来研究问题的实验哲学就没有存在的根基。卡皮尼恩（Antti Kauppinen）正是质疑实验哲学研究中收集的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可以足够坚实地确保实验哲学家的理论的。他认为：“来自这些似乎理解了这个问题的非哲学家的反应并没有得到支持，因为这些非哲学家对正在谈论的概念的理解可能有不足，他们不会努力地思考在特定环境中应用这个概念会不会有助于避免概念错误，会不会仓促地得出他们的结论，或者会不会被各种实用的因素影响……至今为止，所从事的此类研究都未能排除能力的缺陷、操作的错误，以及实用因素的潜在影响，因此哲学上诉诸概念的直觉既不能起支持的作用，也不能起质疑的作用。”

当卡皮尼恩说“实验哲学家对受试者的概念能力和叙述理解下结论有时太快了”时，他是正确的。然而，当他极度怀疑实验哲学家能否解决他提出的担忧时，他的观点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他认为，实验者所采用的方法没有考虑以下可能性：（1）测试受试者如何把握关键的概念；（2）为受试者提供足够的动力来展示一个高水准的表现；（3）测试研究材料中语用因素的影响。然而，许多实验哲学家已经测试了这些因素。例如，温伯格（Jonathan M.Weinberg）等人和斯温（Stacey Swain）等人用以下的小场景来测试受试者的概念能力：“戴夫喜欢玩掷硬币的游戏。他有时会有一种‘特殊感觉’：下一次将出现正面。当有这种‘特殊感觉’时，他一半时间是对的，一半时间是错的。在某次游戏前，戴夫有了那种‘特殊感觉’，这种感觉使他相信硬币将会正面朝上。他掷出了硬币，硬币的确正面朝上。戴夫真的知道硬币将正面朝上，还是他只是相信这一点？”

当问受试者“戴夫是否真的知道硬币正面朝上”时，基于受试者要么不理解这个问题，要么使用了替代的知识概念，温伯格和斯温等人从进一步的分析中排除了任何肯定回答的受试者。在社会心理学的调查中，理解力的检查有标准的程序，而且可以随时安排检查受试者的理解是否恰当。

关于语用的因素可能对受试者回答产生的影响，诺布（Joshua Knobe）和纳德霍夫尔（Thomas Nadelhoffer）已经做了实验，并排除了各种语用的影响。如果研究者怀疑实验哲学研究使用的某个小场景有某种语用的暗示，而且受试者可能受这种暗示的影响，而不只是对语义的内容作出了回应，那么修正的、毫无争议的没有语用暗示的小场景，可以用来检测这种怀疑。因此，由卡皮尼恩提出的困难只是实践操作层面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随着实验哲学的进一步完善可以得到改善。正如实验心理学不断完善独立成一门学科一样，更何况卡皮尼恩提出的困难在现实实验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因此，纵使实验哲学收集的普通大众的有些直觉反应不可靠，由于现有的实验技术已经可以把不可靠的直觉反应排除掉，因此借普通大众的有些直觉反应不可靠来质疑调查普通大众的直觉反应的价值，进而质疑实验哲学的价值，是站不住脚的。

二、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判断正确吗？

如果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判断不正确，那么建立在主要收集普通大众直觉的实验哲学就没有价值。实验哲学的批评者质疑实验哲学家把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作为主要证据支持或反驳一些哲学的观点，他们质疑作为受试者的普通大众理解了场景中运用的专业词汇，质疑普通大众的直觉是真实可靠的。他们把直觉分为两类：正确的直觉和错误的直觉。

首先，批评者认为正确的直觉是有清楚的和必然的意义的直觉，实验哲学研究的直觉则是错误的直觉。批评者认为，实验哲学的实验不是设计来引发正确的直觉，而是收集未经过滤的关于不同案例的自发判断。他们主张，真正需要的数据是关于正确的直觉（即有模态含义并伴随着清楚的必然意义的直觉）的数据。例如，当面对类似于“如果P，那么非非P”这样的原则时，人们所拥有的直觉就是正确的直觉，它们是普遍的。批评者认为，除非能证明正确的直觉具有文化或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性，证明正确的直觉不是普遍的，否则我们真正需要研究的直觉就是正确的直觉。

温伯格（Jonathan M. Weinberg）等人的观点是合理的，他们承认实验哲学研究的直觉并不是有清楚的必然意义和模态含义的直觉（即强直觉），但他们反对强直觉是普遍的，质疑把强直觉划分为正确的直觉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实验结果证明近30%的西方受试者没有大部分哲学家的那种强直觉。因为近30%的受试者主张，在标准的葛梯尔场景中，鲍博真的知道吉尔有一辆美国车。在东亚受试者中，超过50%的受试者拥有“鲍博真的知道”这种直觉；在印度次大陆的受试者中，这个数字则超过60%！对此，他们的解释是：有几年研究生训练的中上阶层西方人对葛梯尔案例的确都有强的、与模态相关的直觉。但是他们认为：“由于世界上大部分人明显没有这种直觉，因此，很难推出我们为什么应该认为，这些直觉告诉了我们关于实在的模态结构或认知规范，或者告诉了我们关于哲学感兴趣的其他东西。”

其次，批评者认为正确的直觉至少有少量的反思，实验哲学研究的直觉没有反思，因而不是正确的直觉。在他们看来，正确的直觉不是“直接的”直觉，“直接的”直觉可能甚至不会比纯粹的猜测要好。相反，正确的直觉是至少有最小反思的直觉，这种直觉来自少量关注、思考，尤其来自对要处理的案例细节以及其他理论承诺的反思。在这种有最小反思的直觉中，并没有发现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温伯格等人反对这种批评，他们的理由有：（1）在他们的实验中，在回答问题之前，许多受试者显然确实进行了最少的反思，证据就是许多调查表上受试者在作答后写出了简单的解释性评论。（2）实验哲学不只发现了认知直觉中的群体差异，更是解释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对认知因素的不同反应。如果东方受试者倾向于把一些涉及群体信念、实践和传统的因素考虑进来，而西方受试者并没有这种倾向，那么绝没有理由期待这些因素在清晰反思的条件下不会产生直觉的差异性。批评者认为直接的直觉与最小反思的直觉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温伯格等人的反驳缺乏说服力，因为实验哲学可以调查普通大众对哲学问题的直觉判断，也可以调查普通大众对哲学问题的反思判断。但温伯格等人与反对者一样，都对直觉的认识有错误。把直觉分为正确的直觉（又称反思的直觉、坚实的直觉或强的直觉）与错误的直觉（又称直接的直觉、表面的直觉或弱的直觉，指伴随着模糊的偶然意义的直觉）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因为直觉都是直接对抽象对象的非反思的、无意识的呈现，其神经生理基础是直觉系统，其运行的特点都是快速的、不费力的，其获得的特点是习得缓慢，且对情感敏感。我们认可纳多（Jennifer Nado）对“反思的直觉（reflective intuition）”这个概念的否定态度。在他看来：“直觉通常被认为是在缺乏内省的、有明显意识推理的情况下作出的直接判断。一旦应用有意识的反思，其结果似乎不再是直觉，而是由有意识的推理支持的普通信念。”德维特（Michael Devitt）也认为直觉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推理，是“经验的理论负载的中央处理器对现象作出的回应。与其他回应不同的是，这类几乎没有任何有意识推理的回应只在相当直接的和鲁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再次，有批评者认为，正确的直觉既不是直接的直觉，也不是最小反思的直觉，而是通过一段足够长时间的讨论和反思后得到的直觉（即奥斯丁式的直觉）。在他们看来，实验哲学并没有证明奥斯丁式的直觉有文化的多样性，或者虽然有明显的多样性，但当理智的人在一起反思和推理时，有充分的理由来假设他们最终将达到一致的意见。

虽然温伯格等人在认可有反思的直觉上是错误的，但他们完全否认奥斯丁式的直觉可能导致所有群体的意见一致则是可信的。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理由假设，在实验哲学家的实验已经证明的语境敏感性中，那些文化差异性会在反思和讨论之后消失。退一步说，纵使这些文化差异的确在进一步的反思后消失了，这种情况可能是由顺序效应产生的。换言之，奥斯丁式的直觉可能是部分地依赖于例子和论证引入的顺序而建立的。然而，由于不同的群体可能聚集在非常不同的、已证明不受改变影响的奥古斯丁式的直觉上，因此所有群体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哲学理论的多样性事实也证明所有群体达成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

除了因问卷设计不合理、语言歧义、语境暗示或受试者的心不在焉、没有理解或误解案例产生的直觉可能是不相关的之外，基于人口统计学因素、实用的因素以及诸如顺序效应、框架效应等所产生的直觉都是相关的、真实的，都可以成为哲学理论的初步证据。对此，将另文论述。

三、哲学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优越吗？

如果哲学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优越，那么实验哲学就应该调查哲学家的直觉而不是普通大众的直觉。果真如此，现有的实验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成问题的。有实验哲学的反对者认为，以调查大众哲学直觉为基础的实验哲学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实验哲学应该调查哲学家的直觉。在他们看来，像科学家的直觉与大众的直觉关系一样，哲学家的哲学直觉具有特权，比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更优越。

反对凭借大众直觉来研究哲学问题的批评者还主张：“整个学术界，我们信赖专家以开展研究。让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调查大众关于物理学或者生物学的直觉，将是荒谬的。在某种程度上，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是专家，并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推进这些领域。对哲学来说也是如此。就像物理学家不会考虑大众对物理学的看法一样，哲学家也不需要考虑大众对哲学的看法。”

主张哲学家的哲学直觉不受无关因素的影响，具有特权，比大众的哲学直觉更优越，这种观点就是专业知识辩护（expertise defense）。专业知识辩护认为，由于哲学家接受过相关的哲学训练，对哲学问题有过长久的思考，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知道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并有更精致的概念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因此，哲学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有价值，更值得关注。科恩布里斯（Hilary Kornblith）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与大众直觉相比，职业哲学家的直觉更适合于把握那些现象（即知识、确证、善、公正等——引者注），因为关于这些现象和它们的概念，哲学家已经思考了很久，思考也很努力，如果所有正在做的事情都是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与那些新手相比，哲学家更接近对这些现象的准确描述。”

反对凭借大众直觉来研究哲学问题的人还主张：“确实，我们所关注的常识概念的问题在于，只有哲学家能以普通大众不能达到的准确性和精密性来使用那些概念，即人们每天都使用的那些普通的常识概念。因为哲学家受过特殊训练，能够作出精细区分和严密思考；而且哲学家能用这些技巧来发现我们日常直觉的真实本质。结果是，与普通大众相比，哲学家有更坚实、更可靠的能力来获得关于各种案例的准确直觉。”

实验哲学的批评者认为，与普通大众不同，哲学家受过专业训练，能精确地思考与使用常识的概念，他们的直觉经过了深思熟虑，与其他直觉和理论一致，因此，是哲学家的直觉，而非普通大众的直觉具有认知优势。在他们看来，正如人们不会通过寻问普通大众关于夸克或复数的直觉来研究物理学或数学一样，人们也不应该通过寻问普通大众关于知识或道德责任的性质的直觉来研究知识论或伦理学。要回答像葛梯尔案例这样复杂的、专业的问题，必须受过一定的训练，而不能听从普通大众的直觉反应。与哲学家相比，普通大众没有能力使用“知道”这个概念。

科恩布里斯认为，专业知识包括某些理论和原理，它们有助于塑造专家的直觉。他说：“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直觉，或者只有大众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根据的直觉，就像科学中对相关背景理论完全无知的调查者所给出的观察一样，[在哲学中]是无用的。某些个体对相关的理论是如此的无知，以至于他们的信念集不包含任何可能影响观察的理论，在科学中，他们的观察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我们应该努力把握前理论的直觉这种建议……似乎给予那些无知者和新手的直觉的特权高于那些负责且有见识的调查者的直觉。笔者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看法在哲学中要比在科学中好一些。”

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看法，然而它面临几个难题：（1）经过哲学理论过滤的那些判断不能算作是哲学直觉；过滤的过程应该是无意识的，在内省上难以把握的。（2）理论可以起到澄清的作用，也可能起到干扰的作用。有理论根据的专家直觉并不一定能提高直觉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例如，一项涉及普通大众与哲学家和语言学专家指称问题的研究发现：专家与普通大众的指称直觉基本相似，而专家直觉会受到其研究领域的影响，其影响比非专家组与专家组的组间影响还大。专业领域为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专家受试者中，86%报告了克里普克式的直觉，而专业领域为话语分析、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受试者中，只有69%报告了克里普克式的直觉。这表明，专业知识对专家的哲学直觉的影响是不一致的。（3）有实验证明，哲学家的哲学直觉既不异于普通大众的直觉，也不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可靠、更优越。

下面的实验结果证明，哲学家的哲学直觉同样受性格、顺序效应、洁净度效应、框架效应等多种不追踪真理的因素影响。

1.性格对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的影响。有研究比较了精通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辩论的哲学家的直觉判断与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结果表明，外向的性格与兼容主义判断有紧密的联系，专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没有明显的差异，而热情(外向性格的一种)与否是一个合适的预测直觉判断的因素。外向的性格作为一个与直觉判断无关的因素，显著地影响专家受试者的判断，预知了兼容主义的判断偏见。

2.顺序效应对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受过训练的哲学家(拥有哲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和不是哲学家的学者(拥有哲学以外领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与非学者(没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直觉判断，都受顺序效应的影响。案例中涉及哲学文献中广泛讨论的双重效应、作为与不作为以及道德运气这三个与道德相关的问题。场景呈现给受试者的顺序是不同的。例如，有些受试者看了天桥案例后，再看电车案例，而另一些受试者则看相反的顺序。结果表明，场景呈现的顺序这种不相关的因素，对三组受试者的直觉判断都有显著的影响，哲学的专业知识不会提高直觉判断的质量。正如研究中所说：“我们的分析发现，没有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哲学的专门知识增强了道德判断的稳定性，使其不受顺序效应的影响。”

3.洁净度效应对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的影响。有研究表明，问卷的实际气味（特别是问卷是否有来苏尔气味）会影响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回答问卷的方式。案例是纯洁冒犯案例，受试者是本科生和哲学家，调查问卷有的喷洒了来苏尔，有的喷洒了蒸馏水，在使用前都晾干了。来苏尔问卷上残留的气味很难被察觉，在调查中没有一个受试者提及此事。实验结果发现，气味对本科生和哲学家的直觉判断都有显著影响。实验结果证明，问卷的清洁度同样会影响专家的直觉判断。

4.框架效应对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受案例是由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表述的影响。这种特殊类型的框架效应被称为“行动者-观察者偏见”，因为实验中的受试者要么被描述为案例中行动者，要么被描述为观察者。实验中的案例是杀1人救20人的南美抉择案例和杀1人救5人的电车案例，受试者为美国哲学协会太平洋分会的哲学家和罗格斯大学的大学生。实验结果表明，在南美抉择案例中，两组受试者都出现了显著的行动者-观察者偏见。在行动者条件下，19%的本科生和36%的哲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有义务去杀1人救20人；在观察者条件下，53%的本科生和9%的哲学家认为他人有义务去做。在电车案例中，两组受试者也都出现了显著的行动者-观察者偏见。在行动者条件下，65%的本科生和89%的哲学家认为这种行为是允许的；在观察者条件下，90%的本科生和64%的哲学家认可这种行为。在这2个实验中，尽管哲学家的直觉确实与普通大众的直觉在方向上有差异，然而这种不同并没有使行动者-观察者偏见的消失，因此不能把它作为哲学家的直觉更优越的理由。

哲学家对核心哲学问题的看法具有多样性。有研究调查了1972位哲学教师对30个核心哲学问题的看法，结果发现当代职业哲学家对核心哲学问题的直觉判断具有多样性。仅举5个问题，它们的结果是：（1）先验知识：有71.1％，没有18.4％，其他10.5％；（2）美的价值：客观的41.0％，主观的34.5％，其他24.5％；（3）外部世界：非怀疑主义实在论81.6％，怀疑主义4.8％，唯心主义4.3％，其他9.2％；（4）自由意志：兼容主义59.1％，自由主义13.7％，没有自由意志12.2％，其他14.9％；（5）政治学：平均主义34.8％，社群主义14.3％，自由意志论9.9％，其他41.0％。

专门知识辩护预设了哲学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不容易受到无关因素影响。然而，以上的研究表明，这种预测是错误的。哲学家的直觉与普通大众的直觉一样具有易变性、多样性，并不比普通大众的直觉优越、有价值和值得关注。当然，由于任何一项研究都可能是侥幸或例外，因此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离不开实验调查。

四、哲学家的反思可以代替普通大众的直觉吗？

如果哲学家的反思可以代替普通大众的直觉，那么就不必调查普通大众的直觉了，因此也就不需要有实验哲学了。实验哲学的批评者认为，虽然哲学家的哲学直觉并不比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更可靠、更有价值和更值得关注，但是哲学家的反思判断比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更准确，直觉判断可以用反思判断来取代。他们因此主张，借助普通大众的直觉来研究哲学问题，在方法论上不具有优越性，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方法，可以用反思的方法来代替。的确，如果反思判断（通过深思熟虑的理性思维所获得的判断）比直觉判断更能追踪真理，而且直觉判断都可以用反思判断来取代，那么就用不着调查普通大众或哲学家的直觉判断了，实验哲学也就无需存在了。

我们虽然认可建立在经验证据基础上的反思判断比直觉判断更能追踪真理，但反对直觉判断都可以用反思判断来取代。哲学家的反思不能代替对普通大众直觉调查的理由如下：

1.直觉证据不能由反思证据取代在哲学论证中，诉诸直觉作为证据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广泛的应用。哲学家常常借助自己对某个案例或例子的直觉得出结论，或者当争论进行不下去时，在“理屈词穷”时，会把自己立论的关键前提说成是直觉的。众所周知使用直觉作为证据的案例是汤姆逊的器官移植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医生可以通过牺牲一位有匹配器官的青年人，来挽救五位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当面对这个案例时，大多数人的直觉是医生不应该进行这种移植。这种直觉被当作这种行动是错误的证据，这个结论可以用来挑战行为功利主义。诉诸直觉是与诉诸经验、诉诸推理并行的论证方法，由于直觉证据的获得简单、直接、经济而且可获得最原初的证据，因此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2.哲学家的直觉被误认为有普遍性哲学家常常武断地认为自己的直觉为普通大众所共享，具有普遍性，并冠以大众之名。他们用自己的直觉代表普通大众的直觉的标志是作出了如下这类主张：“直觉地，大家认为……”；“很显然，……”；等等。这类表述通常被用来代言普通大众的直觉。使用这些句子的哲学家，想当然地认为，普通大众也共享有省略号内的那种直觉，而不会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那种直觉：“这类主张最突出的特点是诉诸‘我们’。诉诸个人的判断是很少见的。如果有人确实诉诸自己的判断，那么依据他的语境，其含义是，不仅自己的判断是这样的，而且他人的判断也是这样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著名关于正义本质的对话，苏格拉底就代表普通大众诉诸直觉证据。当塞弗勒斯认为正义就是说实话，偿还债务时，苏格拉底提到一个例外：“假如一个朋友在他神志清醒时把武器交托给我。在他神志不清时向我索要武器，我应该把武器还给他吗？没有人会说我应该或者我这样做将是正确的，就像他们不会说我应该总是对一个处于这种状况的人讲真话一样。”苏格拉底陈述了假想的场景，并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报告了自己的直觉，并自信地断言了哲学家们通常的假设，即每个遇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和他有同样的直觉。在后面的对话中，塞弗勒斯报告了同样的直觉，并同意这种直觉将被所有人分享。苏格拉底认为这种直觉证明，塞弗勒斯对正义的描述是错误的。

用哲学家的直觉代表普通大众的直觉是否恰当，哲学家的直觉是否仅仅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的一管之见？这需要对比哲学家的直觉来调查普通大众的直觉。这说明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重要性。实验哲学的研究证明，不能用哲学家的直觉代表普通大众的直觉，哲学家的直觉不具有普遍性、共享性。另外，由于以普通大众作为受试者比以哲学家作为受试者更易获得、更经济，因此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来调查哲学直觉更可行。

3.大众化哲学需要对普通大众的直觉进行调查有反对者可能认为，对快速思维方式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也许对未经深思熟虑的直觉反应感兴趣，然而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未经深思熟虑的直觉反应，而是深思熟虑的理性思维：“当人们的直觉回答不能与他们有意识地坚持的看法一致时，尤其是当这种矛盾明显时，人们有时不理会或拒绝他们的直觉回答。”

诺布和尼科尔斯的说法是合理的，他们认为，虽然学院派的专业化观点完全适用于一些哲学问题，但许多哲学问题的争论与日常直觉紧密相关。例如，关于自由意志、身份的同一性、知识和道德性问题，都是从日常直觉中产生的。如果不能符合日常直觉，那么它们就不是一个能够被真正理解的哲学问题。如果哲学家的“道德责任”概念与普通大众的“道德责任”概念不同，那么，这种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举例说，像“什么行为被当作‘有意的’？”“为了挽救五个人而杀死一个无辜者是被允许的吗？”这类哲学问题，是能通过研究普通大众给出的答案解决的。诺布和尼科尔斯断言：“无论我们研究什么，我们都应该接受大众……的直觉，以此作为一种方式来更深层地理解人类心灵是如何运作的。” “道德责任”这个概念是哲学家和普通大众共有的，而不是哲学家独有的。像“知识”“理由”这些概念，也应该是大众概念。事实上，如果哲学家争论的仅仅是它们虚构的概念，为什么普通大众要去关心它们呢？人们想知道的是，在他们通常所谈论的意义上，他们是否有关于他人的知识，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必须努力与大众的概念一致。

哲学学科分类繁多，有高度专业化的物理哲学、数学哲学、心智哲学、生物哲学等专业化哲学，有大量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等大众化哲学。对于专业化哲学，初学者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登堂入室，才能有自己中肯的看法；对于大众化哲学，外行凭自己的直觉就可提出自己合适的看法，因为关于善恶、责任、自由、正义、公平、幸福、美丑的观念，都是来源于普通大众且能应用于日常生活。只要哲学家作出关于日常概念或日常判断的主张，就要哲学家确保：虽然他们的看法很可能受到他们自己理论的影响，但这些看法必须是普通大众的看法，而不只是哲学家的看法。因此，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大众化哲学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其理论是否正确，要通过普通大众来验证。

4.实验哲学的重要发现离不开对普通大众的直觉的调查实验哲学诞生20年，产生了许多有趣而又重要的发现。这些发现的获得都离不开对普通大众的直觉的调查。例如，诺布对“副作用效应”的开创性发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实验哲学通过调查普通大众的直觉，在哲学的重要概念上可以导致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诺布的工作之前，有大量的哲学文献旨在分析“故意行为”这个概念。但是，为这一文献作出贡献的哲学家认为，故意行为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性概念，一个行为的结果是否故意完全取决于导致该行为的心理状态。诺布猜想，普通大众关于可预见的行为副作用的直觉也许会受到副作用的道德性的影响，尽管哲学家可能由于这一领域的哲学理论的影响而没有这些直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但诺布和其他许多人认为，这一发现反映了一种以前从未被怀疑的故意行为的普通概念的特征，而依赖自己直觉的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种特征。纳罕姆斯等人的发现是另一个重要例子。在关于自由意志的文献中，许多哲学家报告了强烈的不相容的直觉，认为自由意志不可能存在于决定论的宇宙中。然而，纳罕姆斯等人借对普通大众的直觉的调查已经证明，普通大众倾向于有兼容主义的直觉，认为自由意志可以存在于决定论的宇宙中。又如，作为三大归纳悖论之一的彩票悖论，思辨哲学家通常认为它是一个悖论，然而借用实验哲学的方法，可以证明彩票悖论并不是真正的悖论。

总之，直觉证据是建构哲学理论的重要证据，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哲学家的直觉与普通大众的直觉一样具有易变性、多样性，并不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优越；哲学家的直觉不具有普遍性、共享性，不能代表普通大众的直觉；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实验哲学已经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因此，主要通过调查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来研究哲学问题的实验哲学是有其合理性与存在价值的。“我们乐观地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实验哲学必将更有声势；从长远地看，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也将越来越普遍和寻常。”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实验哲学研究》专栏，第74-8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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