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燕鹏 | 跨越地缘、混合方言与认同边界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跨越地缘、混合方言与认同边界

——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

形塑途径

作者简介

宋燕鹏，河北永年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福建省“闽江学者”讲座教授，2012年11月-2014年1月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等。现主要研究方向为马来西亚华人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已出版《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等专著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侨联年度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等课题十余项，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批、第11批特别资助。

摘要：19世纪以来，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汀州的槟榔屿社群各自通过清朝原乡府州或县份的籍贯认同进行了社群的小地缘形塑。其中在府州地缘认同中，不同方言得以共处，再通过跨府州和跨省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深度联合，同时以清末原乡广东省和福建省汀州的行政区划作为社群认同的无形边界，以广东暨汀州公冢作为社群认同的有形边界，从而在距离原乡遥远的槟榔屿形塑了广东暨汀州社群（广东帮）。马来西亚各地区这种依赖中国原乡行政区划等级而形塑的地缘社群的组合模式不是整齐划一的，每个省级社群下面，都不是中规中矩地按照原乡府州行政区划来形塑的，而是跟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华人移民的内在发生机理而形塑的。

关键词：地缘；方言；公冢；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

近些年在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今天看到的每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形塑面貌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是在各地开埠一百多年、甚至是两百年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从大的方面讲，海外华人社群的形塑，往往看起来似乎并无明显的规律可循，因为每个地区华人的祖籍地大相径庭，由此就造成各地华人社群的形塑途径各不相同，具有相当明显的在地化特色。这就需要学者对所研究的区域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方能躲开“板块化”的研究模式。

槟城乔治市位于槟榔屿东北部，是马来西亚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华人社群比例最高的大城市。从1786年开埠以来，槟城逐渐形成了以福建社群和广东暨汀州社群为主的华人社会。尤其是19世纪时候福建（闽南）人居于强势地位下，来自广东省的大埔、嘉应、潮州、惠州、广府、肇庆、琼州等地缘社群与福建省的汀州社群联合起来，形塑了槟城乔治市广东暨汀州社群，此外槟岛西部的浮罗山背和邻州吉打也是如此形塑模式，这种“广东省＋福建省汀州”的“广东暨汀州”形塑模式与其他州属广东社群的形塑模式大为不同，构成了明显的“北马”特色。笔者在2013年12月第一次去槟城乔治市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这一独特现象，颇感其独特。这种形塑模式在19世纪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社群是如何认同成为一个整体？借承担“广东华侨史”的子项目“马来西亚广东华侨移民史”的契机，笔者于2017年8月、2018年4月和2019年3月先后对槟城乔治市广东暨汀州社群的会馆、义山进行了集中田野调查，对槟城乔治市这种形塑模式有了更为直接和明确的认识。

由于19世纪以来的槟城华人社会留下的史料较多，有关华人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大马各地华人历史研究中最出色的。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到，华人商业“基尔特”（gild）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地缘和业缘是重要的指标。其中对方言群为代表的地缘关系的研究，长期被人们所重视，尤其以麦留芳(Mak Lau Fong)的“方言群认同”为标志。“帮”的概念，新加坡陈育崧(Tan Yeok Seong)在1972年最早提出。以“方言群”和“帮”的范式来分析槟榔屿华人社会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如：新加坡的黄贤强(Wong Sin Kiong)着重对19世纪末清朝槟城客籍领事做了系列研究，以此展示了客家人势力在清末崛起的历史事实；马来西亚的张晓威（Chong Siou Wei）对19世纪槟榔屿方言群华人社会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认为槟榔屿华人社会的运作，是一个以五大姓为主导且操闽南语系的“闽南帮”，和另一个由广府、客家、潮州及海南四大方言所联合组成的“邦联”相抗衡及合作；张少宽(Teoh Shiaw Kuan)也对19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进行了分析；吴龙云（Goh Leng Hoon）着重对19世纪末的平章会馆成立前后以及槟城中华总商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他关注于广、福两帮的合作与博弈，没有对广帮内部的关系再做继续分析；中国台湾的高丽珍对槟城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也进行了阐述，但亦未能深入广、福两帮内部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还有学者专门对单独的方言群做专门研究，如：陈剑虹（Tan Kim Hong）、陈景熙分别研究了槟榔屿潮州人；中国台湾的张翰璧等对槟城海珠屿大伯公信仰及祭祀团体的客家五属的基本内涵、所呈现的人群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转变做了专门的人类学的研究。上述论著除了张晓威注意到客家内部的再联合以及广府人来源的复杂性，张少宽和吴龙云注意到福建帮对闽北客家和诏安客家的排挤，致使上述籍贯者并入广帮外，其他学者或是关注于广、福两帮的互动和博弈，或者关注单个方言社群的变迁，皆未从广东暨汀州社群这一层面就19世纪以来该社群的形塑途径做进一步的分析。

福建社群作为槟榔屿乔治市华人两大社群之一，笔者曾经对其形塑途径有所关注，注意到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途径和福建社群大异其趣。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跨越地缘、混合方言及认同边界三个方面探讨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途径，通过对田野资料的搜集和历史资料的分析，梳理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社群形塑途径，从中找出具有一般性的规律。

一、跨越地缘：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从府县小地缘到跨省大地缘的集聚

在19世纪中期，英殖民地官员胡翰（J.D.Vaughan）对槟榔屿华人的内部结构已经有所观察，他敏锐地把当地华人分为“澳门人”（Macao men）和“漳州人”（Chinchew）两大类。他将“澳门人”分为客人（Kehs or Keh-langs）和广府人（Ahyas）两大部分，包括新宁（Sin Neng）、香山（Hiong Shan）、增城（Chen Sang）、嘉应州（Ku Yin Chew）、从化（Chong-far）、永大馆（Win Tai Kwan），以及南海（Nam Hoi）、番禺（Poon Ngwi）、鹤山（Hok San）、顺德（Sen Tak）、新会（San Wi）、新安（San Oon）、开平（Howi Peng）等一些更小的地缘组织。事实上“澳门人”就是广东人，因为香港1841年才归英殖民统治，在19世纪上半叶尚未崛起，之前广东下南洋者皆从澳门出海。漳州人主要来自漳州府和邻近地区，分为“福建土著”（natives of Fukkien）以及福建省西北部的移民，主要以“姓”（Seh）为组成单位。从上述可以知道，虽然来自福建的移民主要是以姓氏宗族血缘为主要认同准则，胡翰却以方言来划分“澳门人”为客人和广府人，但在组织上仍以行政区划的地缘为主，说明当时来自广东的移民是以地缘为主要认同准则的。

提到19世纪岭南地区的客家，就必然会想到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广东社会及客家移民格局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大体上，移民方向是惠、潮、嘉三州府向广、肇两府移民，对资源的竞争导致了严重的冲突。移民海外的客家和广肇社群，是不是依然有如此大的冲突和不合作呢？我们在遥远的槟榔屿，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在19世纪上半叶的槟榔屿的客家人人数较少，加之在异域面对英殖民者的统治，以及福建帮的威胁，因此客家和广府人并无十分明显的矛盾，客家人和广府人、潮州人、海南人等，更为认同“广东人”的身份，而作为南来主流的来自原乡嘉应、大埔和惠州的客家人，大多并未参与岭南地区广肇两府的土客大械斗，故19世纪中期的槟城大暴动和中国岭南原乡的土客大暴动并无直接关系。

当时槟榔屿华人各自分属不同的私会党。正统的广府人“五邑公司”（南海、番禺、 顺德、东莞、香山）组织“五福堂”，支持增城客家人郑景贵为首的海山公司与广东帮内广府四邑人（新会、台山、恩平、开平）和惠州十邑人为主组成的义兴公司对抗。两者因为争夺锡矿在霹雳州拉律爆发持续十二年的战争，于1874年签订《邦咯条约》和解。槟榔屿福建帮的私会党以建德会（大伯公会）为首。1867年的槟城大暴动最终在建德会和义兴公司之间爆发。最后建德会大胜，迫使义兴公司南下吉隆坡。福建帮的胜利，使其在槟榔屿具有压倒性的社会和经济优势，闽南“五大姓”的风头一时无两。19世纪以来槟榔屿福建人长期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据麦留芳论证，福建帮在槟城的财力无能出其右者。他根据福建帮和广东帮等捐款的数额论证，槟榔屿广东人的经济实力较福建人低十三倍，和新加坡的广东人相较，他们面对更为强大的福建人压力。虽然广东暨汀州社群在1801年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广东暨汀州公冢，但是作为和福建帮相对应的广东帮，虽在广福宫有所体现，但人数较少。而人数少的社群在社群精英数量和资源提供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其势力无法兴盛。1881年平章会馆成立，槟榔屿的广东帮和福建帮各有7名理事，所赖即是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团结对外，显示了此时福建帮势力的下降和各地缘会馆联合起来的广东帮势力的上升。但是广东帮的理事对平章会馆事务不甚积极，因此广东帮实力不彰，两者互为循环，互为因果。总而言之，福建帮在槟榔屿的势力为广东帮所不及。这就是19世纪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所面临的基本情况。

（一）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基于原乡州府行政区划的地缘认同

清朝广东省有十府，即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有三直隶州，即连州、嘉应州、罗定州；总领散州七、厅二、县八十。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就是基于原乡州府行政区划为依据的集聚。如潮州会馆、惠州会馆、嘉应会馆、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肇庆府会馆、琼州会馆、汀州会馆，都是州府级的会馆。还有增龙（增城、龙门）会馆、从清（从化、清远）会馆、东安（东莞、新安）会馆、会宁（四会、广宁）会馆等各州府之下的联县会馆。也有香山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顺德会馆、三水会馆等县份会馆，尤其是联县或县份会馆持续到21世纪还继续出现。更为显著的是，还有永大（永定、大埔）会馆这样跨省的联县会馆。详见表1。

从表1可见，19世纪以来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籍的州府会馆，没有韶州、南雄、高州、廉州、雷州五个府的社群组织，连州和罗定州两个直隶州也没有。州府会馆多集中于沿海地区，韶州和南雄州因居于南岭内陆地区没有下南洋的传统，嘉应州和汀州虽然也处于内陆，却可以顺韩江南下到汕头出海。廉州和雷州也处于沿海地区，却在槟榔屿没有形成自己的社群组织，说明人数较少，南下较晚也没有形成到槟榔屿的历史传统。广州府的下属会馆数量最多，表明在19世纪广州府南来槟榔屿的人较多。

此外，从英殖民政府1891年按照方言统计的方言群人口也可以了解槟城的华人分布（见表2）。

表2中福建人(Hokkien)即操闽南话者，海峡侨生指Peranakan，即土生华人。总体来看，在1891年，槟榔屿广东人（Cantonese）即操粤语者占华人总数的23%，潮州人占12%，客家人占7%，海南人占3%，广东人占广东暨汀州社群人数的50%强，广东暨汀州其他的方言群的人数相形见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里的统计，客家人包含了汀州、嘉应、惠州、潮州大埔、广州增城为主的客家，虽然包含五个地缘来源，人数却不多，呼应了表1内嘉应和惠州两个州府没有下属县份会馆的事实；广东人包含了广州府和肇庆府操粤语者，也包括了惠州操粤语者。方言群被中国原乡籍贯认同所建立的地缘会馆所切割。同为客家人，但是嘉应客家和增城客家的客家方言是有差别的，南海、番禺和肇庆的粤语也有很明显差异，新会等四邑更是有独特的粤语方言。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方言群，是英国殖民者在进行人口统计时的口径，是方便人口统计而设定的统计方式，并不是当时华人认同的唯一或者基本准则，19世纪以来槟榔屿华人认同的最主要准则是中国原乡行政区划所带来的地缘认同，要高于所谓方言群认同。

（二）19世纪以来基于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形成的“五属”跨府州地缘认同

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是由嘉应、惠州、永定、大埔、增城五属共同管理的神庙祭祀组织，早期是以客家人管理为特征。客家人很早就已经下南洋到达槟榔屿。嘉应客家南来槟榔屿很早，嘉庆六年（1801）就已经申请到大伯公街门牌22号现址地契，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威尔斯太子岛长官李斯爵士所签押，发给仁和公司；日期是1801年11月2日；列号“P389”。道光十一年（1831）会馆在广东暨汀州义山建嘉应总坟一座。

道光二年（1822）六月初六，惠州属同人已组织惠州公司，当时有归善县（今惠州市惠阳区）李兴以墨西哥银325元购得砖瓦屋两间及地皮一段，无条件捐赠给惠州同乡充作会馆。会馆成立后，凡居住乡村僻地之同乡，因事至槟城者，均可以会馆为憩息之所；从中国南下的同乡也通过会馆为跳板，深入内陆开拓农业及矿业。1825年，海峡殖民地记录的文件已经记载了“惠州馆”有160名会员。

增城人南来很早，增城和龙门籍最早的联合组织是仁胜公司，始创于1801年（因为1801年嘉应会馆地契上已标明仁胜公司在其北侧），1825年，海峡殖民地记录的文件已经记载了“仁胜馆”有16名会员。增城和龙门两县本来就是增城县，东汉建安六年（201）由番禺县析置增城县。明弘治九年（1496）割增城县东北部的西林、平康、金牛三都及博罗县西北部的一小部分地方，设龙门县。因此两县原本就是一个县，在南洋很容易走到一起。虽然增城加入了五属，但其本身属于广州府，县内还有大量的广府人，因此也在广州府内积极活动，形成跨越方言和地缘的现象。

大埔人和永定人很早就已经南下槟榔屿，二者也很早就形成“永大馆”的社群组织。两地居民的族群认同何以一致，两地居民何以能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可能与历史上两地相似或共有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有关。

 早年的槟榔屿丹绒道光大伯公庙和大伯公街的分祠比较可能属于义兴公司，而义兴公司早年是不分籍贯的会党。到了同治年间，大伯公街的福德祠变成属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公庙。重修大伯公宫碑碑文陈述“兹海珠大伯公固粤汀都人士所籍为神”，343位捐献者当中，有广府、客家、潮州人甚至海南人的名字。董事成员不只有义兴（黄城柏、李春生），还包括海山公司的冯登贵、郑景贵、涂继昌和刘三和，可见大伯公庙已是跨党派和方言群性质的公共场所，只是掌握这间庙的领袖权的是增城客和永定客。或者说，这时期海山党掌握更大的权势。有趣的是，上述所谓超族群和党派，即使跨省有包含闽西的福建客家人，却排除了众多的福建闽南人，使得该庙成为仅是广东暨汀州籍的活动场域。但是随着客家人势力的崛起，尤其是清末张弼士为代表的大埔人在槟榔屿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崛起，这座庙宇的管理权越来越集中到客家人手里。考察两庙的匾联碑文，可发现客家人在1865年重修宫庙时已聚升为大伯公街福德祠的管理层，往后的1872年、1892年和1909年的重修，无论是在海珠屿或大伯公街，客家人更是成为主力。1909年，大伯公两庙第一次出现“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的联合团体名称，表示已形成五属掌握庙产的局面。可见，海珠屿大伯公庙本来是不分籍贯的神庙组织，而后因为管理层为客家人掌控，逐渐变成“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所掌握的祭祀组织，由这五属会馆派出信理员共管，是五属作为跨州府地缘的合作共同体的根据。如今大伯公庙的全称是“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其中的方言群组织的味道已经淡去。

（三）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跨省地缘认同 

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社群，是比较罕见的跨省的地缘组合。这种组合要“归功于”来自广东东北部的大埔人和福建西北汀州永定人的天然联系。广东省的大埔县居于岭南山脉东端，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居韩江中上游，东北与福建省漳州平和县、龙岩市永定区为邻，东南与潮州市饶平县接壤，西北与梅县为邻，处于梅州市的东北角。全县除了高陂部分村庄讲潮州话外，都操客家话。嘉靖五年（1526）分饶平县的清远、滦州二都设立大埔县，治所在茶阳，属潮州府。这种行政设置一直持续到清末。1958年大埔县才划归梅县地区管辖，正式与潮州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康熙年间，各山间盆地及周边山区开发已经基本饱和。“邑多山陵林麓，耕稼之地，十仅一二”，田地不足以维持生计，促使大埔人形成“走川生”的经商习俗。嘉庆时人说：“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赀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南下英属马来亚地区的大埔人，也多以经商为生存之本。

 汀州府位于闽西，管辖有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明溪）八县（操客家话）。就语言本身的特点来说，大埔客家话与汀江流域闽西南各县通用的客家话即汀州话属于同类，尤其与永定一带居民所说的客家话几乎没有区别。另一方面，以大埔话为母语的人们也与以汀州话为母语的人们一样，一直就有着鲜明的客家族群认同。大埔话与汀州话之间的同类性，既是汀江流域客家一体性的反映，也是汀江流域客家一体化的结果。在英属槟榔屿地区，南来的大埔人依据原乡的地缘认同，与汀州永定人早早就已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道光八年（1828）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府诏安县买义冢山地，功德碑名单显示各自按照中国的行政区划来捐款，有“汀州府题银八十一元，大埔县题银十五元”的记录，汀州府包括永定县。咸丰十年（1860）《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中出现了“永大馆捐银叁拾大元正”，此时汀州已经不见，有了“永大馆”，顾名思义，永定人和大埔人已经联合起来成立地缘组织，可知汀州主要是永定人，后来发展为“永大会馆”。

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属于韩江上游。其主流源于宁化县木马山，南流至大埔县三河堤，与梅江合流为韩江，全长二百余千米。汀江水系河流，大多河面狭窄，河水湍急，多险滩。但即便如此，历史上水路航运还是被人们广泛利用。在那些普通船只无法通行的河道上，当地居民也会制作特殊船只，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路交通，把山区土特产运到汀州城，再把食用油、盐巴、布匹运回山区。这样，汀江水系贯穿南北的主流和众多支流，与其他水系的水路和陆路相互连接，形成汀江流域的交通运输网络。更主要的是，汀江主流还在大埔县三河堤与梅江流域合流为韩江后继续南流而下，流经海阳县竹竿山后走出山区进入韩江平原，进而经潮州，在汕头入海。于是汀江水系把散落在群山的村落彼此连接起来，而且把山区和平原、海洋连接起来。20世纪20年代大埔人萧冠英写道：“夫汕头一埠……为潮梅各属及闽赣边县之门户，凡此等地方，外出南洋群岛及东南亚细亚之移民，与夫对外贸易，悉由此经过。”包括永定人的汀州人和嘉应、大埔人都是沿着汀江、韩江这条水道离开崇山峻岭，经由汕头港出海，一部分最后到达马来亚。

虽然这是福建汀州永定和广东大埔县、汀江流域和韩江流域的亲近关系，却造成了来自中国广东原乡的各个方言社群在槟榔屿、吉打和浮罗山背接纳了福建省的汀州社群，由此变成了跨越中国原乡省级行政区划的地缘认同，形塑了北马独特的“广东暨汀州”社群。

二、混合方言：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府州地缘内不同方言的共处

（一）槟榔屿潮州府的地缘认同意味着潮州话和客家话的共处

清代潮州府有九县，其中大埔县以绝大多数为客家人而有特立独行之感。大埔县在潮州府东北部的万山之中，与整个粤东山区一样，山多田少，“按天下诸县治多面南，独埔邑朝宗北向，天梯华表，气势峥嵘，波嶂茶山，烟云回互，三河水位四郡之要冲，九峻峰亦群盗之巢穴，山众而田畴转寡，地僻而要隘偏多”。在清代潮州九县中，大埔的地理环境最为恶劣，又地处粤东北和福建交界山区，偏僻难行，使这里在潮州九县中的地位最低。

在遥远的英属槟榔屿，潮州人南来较晚，最早的落脚点是属于槟榔屿岛对岸的威斯利省峇都交湾（Batu Kawan）。他们在那里种植甘蔗并发展制糖业，共同信仰是供奉玄天上帝的万世安庙。道光八年（1828）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府诏安县买义冢山地，功德碑名单有：“潮州府  题银二百卅四元。”咸丰十年（1860）《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中，“潮州公司捐银陆拾大元正”，潮州公司和永大馆并列，可见早期潮州人的认同里是不包含大埔人的。1864年，许栳和、黄遇冬等先贤在潮州公司的基础上创立了韩江家庙。有地缘组织为何还要创立家庙？已知的说法是“奉祀各邑列祖列宗，祭典岁凡再举，旨在‘思源报本’而‘承先启后’，借以‘敦睦乡情’而‘联络梓谊’，与中国一般家庙立场相同”，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家庙的祖先崇拜信仰，吸引和整合潮州地区的不同人群，涵盖当时潮州府下辖的九个县，即潮安、揭阳、普宁、澄海、潮阳、惠来、饶平、丰顺、大埔。正因此，如今韩江家庙的匾额有光绪十六年（1890）“九邑流芳”和“九美齐荣”，韩江家庙就名正言顺把操客家话的大埔人纳入潮州人内。光绪十九年（1893）“泽及溟海”匾额，即由大埔人邱晋昕手书，大埔众弟子送出。槟榔屿韩江家庙现存对联二：

其一曰：

作客萃南邦，存义存仁，咸守文公遗泽；

溯源到海国，相亲相睦，无非九属联情。

其二曰：

原九属合为一家，应知情联梓里，同心同德；

虽多人共乎中国，须慕义结桃园，相保相亲。

两幅对联都点明了韩江家庙所容纳的是潮州府包括大埔县在内的“九属”人士，而不是从操潮州话方言出发来限定成员。同时说明，在槟榔屿的大埔人虽然是客家人，但是对潮州府的认同也是比较强烈的。李秀萍曾以创立韩江学校来说明大埔人的认同，她说：“我们可以发现客籍社群的认同，不一定全然是以‘方言’作为唯一的认同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当时历史情境之下的帮群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两个社群的语言和文化虽有区别，但为了保持在广帮内部的社会地位，大埔社群采取了超越地缘意识的认同感以达到自我社群的利益。与此同时，却又保有自身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特色。”大埔人并不拘泥于方言群认同，而是和操潮州方言的潮州人联合起来，以取得自保。而与此相对的是，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纷纷成立“潮州八邑会馆”，公开将大埔人排除在外，或者虽然名为“潮州会馆”，事实上排除了大埔人。而大山脚韩江公会和怡保韩江公会，则是直接使用“韩江”为会所名称，以便容纳大埔人。当然，早期南来的潮州人中，丰顺、普宁等县份都是潮州话和客家话共存，因此槟城潮州会馆在大埔客家人之外，也容纳了其他各县的客家人，形成槟榔屿潮州社群内部潮州话和客家话共处的格局。

（二）槟榔屿五福书院广州府社群的地缘认同意味着粤语和客家话的共处

清代广州府下辖14县，其中大部分居民操粤语，但是增城与龙门两县则多操客家话，使得广州府的行政区划变成了混合方言的地缘认同。19世纪槟榔屿福建社群对广东暨汀州社群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广东暨汀州社群内部，广州府人也进行了自己的集聚。在槟城白云山的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有一块刻着“清乾隆六十年清显考字廷贤曾公之坟墓广东广州府香邑”的墓石，“香邑”就是“香山”，这是最早被发现的原籍广州府的墓碑，也是最早以县份为籍贯的墓碑，说明广州府籍华侨在槟榔屿开埠不久就已经到达此处谋生。

槟榔屿的五福书院成立于1819年，“槟城‘五福书院’之名称，沿自中国，在中国内地之通都大邑皆有‘五福书院’之建立，尤其是赴北京应试路经之都邑，书院是粤籍人士旅居该地者所建，大抵以该地粤人居多，乃建斯院以资联络，同时为同乡谋福利，举凡流落该地而无亲友照顾者，使有暂栖之所。昔年赴京应试之广东士子，多由陆路动程，途中常寄寓于乡郊区之寺刹，及至通都大邑则寄寓于同乡建立之‘五福书院’，使得暂居兼攻读场所，以俟试期，书院之称，迨由于此。其间有经济充裕者，则延聘乡间医士驻院，以利同乡兼济当地贫病，恒作赠医施药之举”。早年槟榔屿广州府县份社群实力比较弱，都假借五福书院举办活动。

 1860年，槟榔屿的广州府下属一些县份地缘组织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咸丰十年（1860）的《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列有广州府下辖县份地缘组织的名字，摘录如下：

宁阳馆捐银弍佰大元正/仁胜馆捐银叁拾大元正/从清馆捐银叁拾大元正/伍积贺捐银叁拾大元正/伍积齐捐银叁拾大元正/冈州馆捐银弍拾大元正/南海馆捐银弍拾大元正/顺德馆捐银弍拾大元正/香邑馆捐银壹拾五元正/番禺馆捐银壹拾大元正/东安馆捐银壹拾大元正/五福堂捐银壹拾大元正

宁阳馆就是新宁县（后来的台山县）的籍贯组织，实力强大，捐银弍佰，名列第二，仅次于义兴馆捐壹仟五佰壹拾陆元零三钱六分五厘。义兴馆就是义兴公司，虽说是由四县府（新宁县、新会县、惠州府、肇庆府）人组成，然而大权绝大部分操在新宁人手上。仁胜馆是增城龙门人的地缘组织，1801年就在嘉应会馆旁边建立了。从清馆是从化和清远县籍的联合组织，冈州是隋朝新会郡改名之后的旧称，治所在今新会县。所以冈州馆是新会人为主的地缘组织，包含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赤溪六邑。而伍积贺和伍积齐是新会人，也单独捐款。南海、顺德、香山（香邑）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地缘组织，东安馆是东莞和新安县籍的联合组织。上述县份地缘组织是县份联合还是单独成立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上述碑刻有“五福堂”，就是后来的“五福书院”，广州府人联合起来将之作为会所。广州府事实上有14县，但是“五福书院”自述自己只包括广州府12县，也就是排除了新宁县（宁阳县，后来的台山县）和新会县籍人。这两县在早期英属槟榔屿属于实力较强的两个县份社群。新宁县、新会县和惠州府、肇庆府联合起来组成义兴会，能够在1860年捐款名单上名列第一，而新宁县的宁阳馆捐款名列第二，新会人伍氏兄弟单独又捐款，这个后来被视为私会党的组织在当时风头无两。相比之下，广州府其他县，除了后来增城人郑景贵崛起带领五福书院外，并未涌现太多有实力的领袖。在当时12县有8个县或是单独或是联合，都成立自己的地缘组织。只有花县、三水还未成立会馆。新宁（台山）和新会人没有参加广州府会馆的情况，并没有一直持续，因为如今槟城新会会馆主席钟卓佃兼任广州府会馆理事。但是何时进入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槟榔屿惠州府社群的地缘认同意味着粤语、客家话和福佬话的共处

雍正十一年(1733)，惠州府最终形成下辖九县一州的格局，即“惠州十属”。“惠州十属”的划分一直持续到清朝覆灭。槟城惠州会馆供奉神主牌神龛两旁，高挂“惠博和平喜见龙河浮西须西旭日，紫连长久欣闻海陆庆丰年”。这对联涵盖了惠州十属，上联有五属，即：1.惠（阳）， 2.博（罗），3.和平，4.龙（川），5.河（源）；下联则有另外五属，那就是：6.紫（金），7.连（平)，8.海（丰），9.陆（丰），10.（新）丰。在惠州十属里，惠阳县操客家话；博罗大部分说客家话，但是其西部操粤语；和平县和龙川县操粤语；河源县和连平县操客家话；紫金县操客家话和粤语；新丰县操客家话；海丰以福佬话(河洛)为主，少量占米话和军话；陆丰沿海是以福佬话和军话为主，其山区则是客家话为主，1988年分立为陆河县。

马来西亚共有十九间惠州会馆及一间海陆会馆，但只有槟城和马六甲的惠州会馆保留神主牌的原貌。早在道光初年，惠州馆已在槟城成立。1825年史料显示当时在槟城有七个华人组织，惠州馆就是其中之一，惠州馆已成立了一年，人数约有160名。神主牌的供奉，比会馆的成立晚许多。槟城惠州会馆最早的牌位是“丁门洪氏太安人”，生于道光甲申年(1824)，卒于光绪丁未年(1907)，可惜没写籍贯。由于木主的卒年与会馆香炉的年份相同，所以这应该是惠州会馆内最早供奉的神主牌之一。

 槟榔屿惠州会馆现存314个神主牌，仅128个有籍贯，占40%，根据神主牌的资料（表3），在惠州人当中，槟榔屿的海陆丰人只有约15%。值得关注的是，如依照“惠州十属”的地理分布，神主牌木主的籍贯主要来自南方沿海，即惠阳、海丰和陆丰。在槟城，78%的惠州人来自这三个地区。详见表4。

槟城操福佬话的海陆丰人在槟城的大本营是美湖。美湖(Gertak Sanggul)原名尾湖，位于槟榔屿西南瑞，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华人聚落。在美湖二三千米外，有个美湖及隔邻小聚落水长专属的义山——美湖水长华人义山。2015年4月，陈爱梅博士带领学生在美湖水长华人义山进行全面性的调查，发现有碑记的墓碑共413个，其中339个可辨识其籍贯。属于“惠州十属”的墓碑有140个，占据总墓碑的38%。在“惠州十属”中，又以陆丰者居多，近乎41%。当中，属海陆丰的占了惠州的60.7%。换言之，在美湖水长华人义山，每四个可辨识的墓碑中，就有一个籍贯属于海陆丰。

美湖的历任村长中，也是海陆丰福佬人的比率最高。第一任村长“红狗”是龙岩人，第二任村长林振玉、第三任村长陈文辉、第四任村长陈庆振都是海陆丰人，陈文辉和陈庆振皆是陆丰上陈村长房的后裔。现任村长梁健倡的母亲，也是上陈村的长房之后。此外，在槟城乔治巿中心，也可见散居的海陆丰人。惠州会馆在1977年重建大厦的委员会的重要职位有：顾问：卢良山，陆丰，福佬人；主席：陈世烈，海丰，福佬人。卢良山是卢文仪之后，对槟城惠州会馆贡献良多。

不可否认的是，从惠州社群参与海珠屿大伯公庙的活动可以想见，19世纪早期惠州人主要以操客家话为主，但是随着“惠州十属”作为参与惠州会馆活动的地缘认同准则，槟榔屿惠州社群随即形成粤语、客家话、福佬话共处的局面。

三、认同边界：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认同准则

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内部又依照原乡籍贯的地缘和方言首先各自组合成次层级的社群，最后面对福建社群的强大压力之下，又依照原乡广东省级行政区划范围统合起来，加上了原属福建省管辖下的汀州社群，形塑了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形塑的途径是通过无形的观念与有形的边界来限定的。

（一）原乡籍贯观念是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认同的无形边界

社会学认为，中国人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种表现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籍贯为认同的出发点，依据不同的情境采取范围可伸缩的认同范围。籍贯意识是华人原乡观念延伸到海外的表现。累世居于某地,世代葬于某地，就形成祖居地（原乡）。而后子孙外迁，即使户籍不在此地，甚至没有在此地长期居住，也因为父祖的联系，对某地产生地域认同，也就是自认为某地人。由此延伸出来“乡土观念”与“同乡观念”。“乡土观念是支持同乡组织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孕育于乡土自然环境，根源于乡土社会关系，陶冶于乡土文化，渐成于乡土政治地域区域的历史传统，而被乡土以外的食物所激荡成功的一种内在反应。”祖居地意识作为籍贯意识的一部分，海外华人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明显。这种原乡籍贯观念不仅是一种祖居地意识，而且伴随着原乡的方言、饮食、节庆、礼俗等内容，成为一种复合的文化基因，成为华人内部辨别社群差异的主要因素。19世纪南来英属槟榔屿的华人也概莫能外。

19世纪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内部构成示意如图1所示。

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基本认同，是依照“县→府州→省”的基本认同路径。以槟榔屿大埔人社群为例，他们在槟榔屿采取的认同准则是非常复杂的。第一，依据县份籍贯准则形塑了大埔人社群；第二，他们依照地缘和方言与永定客家人结合成立永大会馆；第三，他们又依照潮州府的地缘认同加入槟榔屿潮州社群；第四，19世纪早期又依据方言认同和惠州、嘉应、增城、永定联合在海珠屿大伯公庙组成跨府州的“五属”跨地缘认同；第五，采取广东省级地缘认同，和广州府、肇庆府、琼州府等联合起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槟榔屿大埔人的认同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跨越了地缘，混合了方言。同时在大埔人内部也有同姓血缘组织的建立。可见英属槟榔屿大埔人社群认同的复杂和多面向。当然，大埔人也经常自称“广东人”，比如清末槟榔屿副领事张煜南（大埔人）在极乐寺的摩崖题刻上的落款，即“广东张煜南”。

再举槟榔屿增城人为例。增城人采取的是两个认同准则：一个是方言认同衍变的地缘认同。在19世纪增城人进入客家人居多的海珠屿大伯公庙，而后成为“五属”地缘认同之一。另一个是行政区划上的地缘认同，虽然增城加入了五属，但是因为增城在行政上隶属广州府，因此也在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内积极活动，并在19世纪末因霹雳华人甲必丹郑景贵的关系，发挥了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1898年重修五福书院，正总理就是郑景贵，他不仅捐出“书院地壹大段”，还捐“工金五千七百六拾大员”。自然，增城客家人不仅是增城人，也是“广州府人”，亦是“广东省人”，以此可见社群认同的层次和能接纳的范围。

广府人对客家人等其他方言群一直心存歧视，加之客家人在人数上也居于劣势，这是迫使五属在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抱团的主要原因。在槟榔屿的远离原乡的广东省内各方言群，虽然在原乡会面对各种族群的竞争和歧视，但是在“异域”面对福建人的竞争压力，以原乡广东和汀州的行政区划作为认同边界，成功地将“广东暨汀州人”的概念付诸实践，以原乡“广东暨汀州”籍贯作为能否葬入公冢的前提。“广东暨汀州”的认同在19世纪初就成功包含了广东省内广府、客家、潮州、海南等不同方言和文化。程美宝曾经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晚清民国时期“广东文化”观的形成，认为广东省内广、潮、客、福佬等民系在接触中，认同和分类的感觉也渐渐变得明显，“广东文化”最终在民国变成各大民系皆包含其中的文化。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说在中国广东省建构“广东文化观”的时候，移居南洋槟榔屿的广东帮早早就已经建构了“广东”的概念。

（二）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公冢是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有形边界

1786年槟榔屿开埠，英国人在早期虽然设立过华人甲必丹，但很快就废除了，并未有直接的华人管理机构。闽粤大量华人涌入，人口迅速增加，很快就有了义山的需求。能够葬入义山的前提标准是依据原乡籍贯。

19世纪槟榔屿福建人的社群边界，在前半期依赖于峇都兰章福建公冢（Batu Lanchang Cemetery）。1805年碑刻有云：“我闽省踵斯贸易，舟楫络绎不绝。营谋寄迹，固属穰穰；而羽化登仙，亦复不少。义冢前人虽已建立，第恐日久年湮，茔重鳞叠，剃山航海，谁招死后之魂？沐风栉雨，长抱生前之憾。触兔狐以动怀，徒有情伤物感；返柩骸而无术，难求地缩神方。用是爰集同人，捐囊随助。”这个公冢255名捐赠者中，175人姓名带“观”字。“闽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孙曰舍，呼有体面者曰官。（讹‘官’为‘观’，遂多以‘观’为名者）”加上姓“辜”“谢”“邱”等虽然名字没有带“观”，但也可基本判定原籍为漳州海澄，说明峇都兰章福建公冢的捐赠者闽南人占了绝大多数。1856年开辟浮罗池滑福建义冢（Pulau Tikus Cemetery）、1886年开辟峇都眼东福建公冢（Batu Gantong Cemetery），槟榔屿形成福建人社群的三大公冢的格局。福建公冢成功排挤了同属福建省的汀州和漳州诏安县的客家人，维护了闽南人为代表的福建帮的团结。

相对于福建人建立福建公冢，广东暨汀州社群也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公冢。1801年，广东暨汀州公冢就已经出现了，被排斥的福建省籍的汀州社群与广东社群在公冢问题上首先联合起来。现存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公冢的“广东义冢墓道志”，创建于嘉庆六年（1801），移录如下：

槟屿之西北隅有义冢焉。其地买受广阔，凡粤东之客，贸易斯埠，有不幸而物故者，埋葬于此。其墓曰义冢，乃前人创置。第其溪水环绕，路道崎岖，登临涉水，是以复筑墓道桥梁，以便祭扫行人。……阳则可以存乡亲睦娴任恤之谊，阴则可以安死者异地羁旅之魂，此一劳而永逸者也。我粤东东南距海，民之航海以为营生，层帆巨舰以捆载而归者，大率于洋货者居多。然而利之所在，众则共趋，一遇死亡，若不相识，尚何赖乎乡亲乎？……得一义冢以聚之，而生前则为腹心之朋，死后则为义祭之友，何异于生前之握手以盟心，眷眷乎桑梓之亲，怡怡乎客旅之爱，何殊故土之群居而族处茫茫长夜，郁郁佳城，或亦乐异地如故园矣。是则所以安羁旅之魂者此也。……

碑文中有一些关键句子可以进一步解析。“凡粤东之客，贸易斯埠，有不幸而物故者，埋葬于此”，此处“粤东”不是广东东部，而是广东的意思。因为旧时“粤西”指广西，“粤东”指广东。也就是凡是籍贯“粤东”的，不幸在此地病故者，可以埋葬此公冢。这就是公冢（义山）对社群边界进行形塑的表现。“阳则可以存乡亲睦娴任恤之谊，阴则可以安死者异地羁旅之魂”，“睦娴任恤”出自雍正《圣谕广训》：“古者五族为党，五州为乡，睦娴任恤之教由来尚矣。”指的是乡里和睦安宁，有诚信并给予别人帮助，即“守望相助”的意思。公冢的存在，就是对生活在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籍人，可以保持“守望相助”的情谊。而对死者，则可以使其寄居异乡之人的魂魄得以安宁。“得一义冢以聚之，而生前则为腹心之朋，死后则为义祭之友，何异于生前之握手以盟心，眷眷乎桑梓之亲，怡怡乎客旅之爱，何殊故土之群居而族处茫茫长夜，郁郁佳城，或亦乐异地如故园矣”，所指的就是公冢在生或死两方面所起到的维系“桑梓之亲”的作用。

道光八年（1828），广东暨汀州公冢扩充坟场，在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及诏安县人士以府、县及州的结盟方式捐献金钱。从题名可以发现1828年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内部构成。

广东省暨汀州府诏安县捐题买公司山地银两刻列于左

潮州府    题银二百卅四元/新宁县    题银二百一十四元五钱/香山县    题银一百零三元半/汀州府    题银八十一元/惠州府    题银七十七元一钱半/增城县    题银七十四元四钱半/新会县    题银七十四元六钱又三元/嘉应州    题银柒十六元七钱五/南海县    题银五十七元半/诏安县    题银四十四元半/顺德县    题银四十四元二钱半/从化县    题银四十元/清远县    题银四十元/番禹县    题银廿柒元二钱五/大埔县    题银十五元

潮州、惠州、汀州、嘉应四地是以州府地缘来捐献，大埔县虽然也属于潮州，但是在潮州府之外单独捐献。诏安县在行政上属于福建省漳州府，由于南来的大多是客家人，所以也被闽南人排斥而进入广东暨汀州公冢。其次广州府下属的新宁、香山、增城、新会、南海、顺德、从化、清远、番禺各县都单独行动，反映了此时南来广州府各县的人数众多。而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公冢就是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的前身。

公冢所限定的埋葬者身份准则是中国原乡籍贯，也就是说广东暨汀州同乡意识的无形边界，被延伸投射到有形的公冢。“透过方言群的共组坟山，彼此纵使不认识，无论是在‘现世’或‘来世’，都无所谓，只要有相同的语言基础，那就存在沟通的可能，人与人，只要具有沟通的能力，就有情感的慰藉；如果，面对一群不认识的人，没有共通沟通的语言，同样得面对永恒的孤寂。”很多在原乡不可能认识的人，在陌生的异域，通过无形的籍贯意识，将对原乡的纪念，付诸一个永恒保存的空间——公冢，从而形塑了社群的有形认同。并且，他们通过后代的清明祭祀，使得自己的根源，在祭祀香火中不断重复，使“从哪里来”的家族历史记忆得以延续。

四、结论

通过对19世纪英属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途径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社群形塑的无形与有形边界，也能看到内部次社群的形塑模式，从而对在19世纪以来槟榔屿华人人数占有半数的广东暨汀州社群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认识。

第一，来自闽粤两省的移民，谁能够占据优势社群，是由移民数量和经济实力所决定的。马六甲早期由来自闽南的福建移民居于优势地位，在人数上不一定多，但是经济实力却使得闽南人长期把持华人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的位置，达二百多年。在槟榔屿，则是来自海澄三都的五大姓为首的闽南人，在人数和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两地的广东社群长期在人数和经济上不占优势，直至19世纪末在客家人崛起的情况下，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社群方才取得和福建社群平起平坐的机会，平章会馆的十四位理事，分别由福、广两帮各占七位，模仿广福宫的制度，拟恢复广福宫的精神。

第二，在19世纪以来的马来半岛上，各地广东社群的组合基本上是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广东省行政区划为自己的认同准则。尤其是如今属于广西的钦州、北海和防城港，在当时属于广东省，这是需要注意的。而属于福建省的汀州，在方言认同上与广东省联系在一起，形成广东暨汀州社群，这在同属槟榔屿岛的浮罗山背，以及岛屿对岸的吉打州皆可见到，形成北马华人社群形塑的独特类别，非常惹人注意。这种跨省的组合模式，在新加坡的丰（顺）永（定）大（埔）认同也可以见到。这是认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形塑的地方性时，必须要注意到的。

第三，槟榔屿虽然有独特的广州府的认同，但是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并未在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的下属属会名单里。槟城客家公会也未在其中。马六甲广东会馆虽然是由广东省籍的小的地缘会馆组合而成，但却是广东省意识的崛起。这是籍贯认同超过方言群认同在马六甲的反映。早年参与三多庙的永定客家人，并未进入广东会馆，而马六甲客家公会也未在广东会馆的组织架构里。客家方言群被中国原乡行政区划分割在茶阳、嘉应、惠州等地缘会馆中，反映了后期的客家意识，并未能打破地域的观念。以行政区划为认同准则的广东省，要高于方言群的认同。

第四，这种依赖中国原乡行政区划等级而形成的不同的马来西亚的广东会馆和福建会馆，笔者称之为“层累的行政区划等级制”地缘社团。首先，广东省本身是省级行政区划，各个地缘会馆是按照低一级的行政区划建立的，比如惠州十邑，潮州八邑（本来是九邑，大埔县单独成立茶阳会馆），就是这种表现。其次，不同地方广东会馆出现的时间不同，有的是先有小的地缘会馆，最后再组成省级的广东会馆，比如马六甲和吉隆坡，有的是先有省级社群组织，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小的地缘会馆才纷纷建立，比如槟榔屿。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地会馆的组合，都是随着时间累积起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平面地来看，这是“层累”的意思。最后，有的地区早年根本就没有广东省级会馆，直接以原来清朝府州一级行政区划建立会馆和开展活动，比如新山。

其实，不仅是广东社群，大马各地区华人社群的组合模式不是整齐划一的，每个省级社群下面，都不是中规中矩的按照州府行政区划来形塑的，而是跟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华人移民的内在发生机理而形塑。这是我们考察大马华人移民史的时候必须要加以强调和重视的。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华侨华人研究》专栏，第143-15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相关文章：

欢迎关注“厦大哲社版学报”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