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 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更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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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更新预测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的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作者简介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组成员：林致远、龚敏、王燕武、吴华坤、陈贵富和余长林。林致远，男，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女，云南个旧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燕武，男，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宏观中心副教授；吴华坤，男，福建厦门人，中国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工作人员，经济学博士；陈贵富，男，辽宁本溪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余长林，男，河南信阳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自2006年秋季开始，CQMM课题组每年两次通过举办预测发布会暨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的形式发布宏观经济预测报告。CQMM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产生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摘要：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内，显示出中国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基于2021年二季度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1年三、四季度以及2022年四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更新。结果表明：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8.50%，较春季预测下调0.10个百分点；2022年，GDP预计增长5.51%。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2021年PPI预计将上涨7.01%，涨幅较春季预测大幅上调5.23个百分点；猪肉价格的大幅回落抑制了CPI的涨幅，2021年CPI可能上涨0.86%，涨幅较春季预测下调0.08个百分点。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反弹乏力，减缓了消费支出的增长，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可能达到12.89%。模拟结果表明，提高居民收入增速，特别是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增速会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效应。因此，为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下一阶段不仅需要加快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更重要的是需要优化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

关键词：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经济预测；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格局

2021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 同比增长12.7%，两年年均复合增速5.3%，经济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内，显示出中国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展望下半年，出口韧性不确定，地产政策趋严，经济增长动能预计将放缓，促消费、拉基建在下半年经济增速中的支撑作用或将进一步凸显。首先，从供给侧看，预计工业生产大概率延续放缓态势。一是受海外供需缺口弥合影响，出口增速大概率边际放缓，对工业生产形成拖累；二是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中下游利润形成挤压，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积极性，对工业生产带来负面冲击；三是环保趋严叠加企业与碳排放相关的成本或上升，不利于企业生产加快；四是下半年工业增加值基数效应提升，也将制约生产增速的提高。其次，从三大需求看，由于就业放缓和低收入群体继续增收困难，预计下半年消费快速反弹仍面临较大阻力。投资方面，预计将呈现制造业投资温和修复、基建投资小幅发力、房地产投资高位趋降的格局。对外贸易方面，受高基数影响，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大概率会有所回落；进口方面，总体看中国内需状况仍然较好，但未来涨价因素或对进口支撑趋于弱化，预计下半年进口增速会随基数效应波动，总体趋稳。最后，宏观政策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率先进入修复通道，货币政策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向正常化回归。不过，为了应对下半年出口及房地产增速下行的趋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预计有进一步边际向宽的趋势。从整体的财政支出节奏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节奏来看，预计下半年财政支出的节奏将有所加快，有利于推动基建投资温和回升。但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影响，专项债项目管控较严，财政本身的支持力度不算大，基建投资难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形。

通过研判2021年下半年以及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的国内外风险，课题组于2021年9月更新了2021年三、四季度以及2022年四个季度的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值。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模拟分析了提高居民收入增速，特别是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增速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并提出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一、2021—2022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再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21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苗覆盖面加大，经济逐步恢复，市场对经济前景趋向乐观，但各国复苏态势较不均衡。发达经济体以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与超宽松货币政策稳定经济，较快步入复苏进程。美国2021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2.18%，为1951年以来最高值，欧元区二季度也取得14.32%的历史最高同比增速。然而，疫情走势的不确定、主要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复苏的不牢固以及各国经济复苏差距的拉大等，将持续左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美国可望实现7.0%的增长，欧元区则为4.6%；2022年，两者分别增长4.9%和4.3%。

基于2021年三季度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结合疫情进程判断，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7.24%和5.01%，欧元区经济增速为5.29%和3.50%，较IMF 7月预测小幅向上调整，并设定相应的季度增速。

2.主要汇率水平及货币供应量增速

美国和欧盟持续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经济的复苏，但也触发了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快速上涨，导致美元持续贬值。2021年1月，1欧元兑美元汇率为1.2217美元；7月，下降至1.1855美元的水平。课题组对美元指数进行平均组合预测，以此为基础设定未来汇率走向。预计2021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将维持1欧元兑在1.19美元。

另一方面，2021年1月至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双向波动、走势趋强”的态势，中间价在1美元兑6.574—6.357元的区间变化。7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460元，比年初升值约1.2%。鉴于两国经济基本面走势的差异以及宏观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差异，预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方面将继续下行，2021年底，预计1美元兑人民币6.44元。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2021年以来，人民银行强调“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灵活精准开展流动性调节，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8.6%，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基于下一阶段央行仍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作为基本取向，课题组预计货币政策将继续追求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维持信贷投放同比增量稳定、同比增速放缓的步调，季度增速逐步放缓而至趋稳，三、四季度M2同比增速将保持在8.2%和8.0%的水平。同时，进一步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的效应将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因此，课题组预计下半年企业融资利率将稳中趋降。

(二)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速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表明：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8.50%，较春季预测下调0.10个百分点；2022年，经济回归常态，GDP增速预计为5.51%。与春季预测相比，虽然海外供应链受损导致相关外需转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弥补效应”延续性强于预期，但内需修复进程显著弱于预期，从而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为5.07%，较春季预测下调了0.29个百分点；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受基数效应和出口产品弥补效应消退的影响，将可能回落至4.04%的低点。2022年，内需修复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出口产品弥补效应的消退，令整体经济增速呈现企稳回升趋势（见图1）。

预测结果表明，202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强劲地支持了经济增长的复苏。但是，下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加大了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风险。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内需（消费和投资）修复进程缓慢，抑制经济增长的复苏。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冲击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却可能是长期的。因此，“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刻不容缓。

2.投资增速预测

2021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翘尾效应影响下呈现明显的“反弹—回落”态势。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投资已基本回归疫情前增长轨迹。去年二季度来，国有投资先于非国有投资反弹，为疫情期间稳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今年三季度，由于同比增长基数较高、宏观经济企稳、地方债后置发行等，国有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相比之下，非国有投资自去年三季度起在出口产品弥补效应助推下开启修复进程，因出口弥补效应延续性强于预期，后续增长预计将强于国有投资。

模型预测：2021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9.35%，增速比春季预测下调0.23个百分点；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5.64%。其中，202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预计将增长6.97%，非国有投资将增长10.87%；2022年，两者增速将分别下降至1.02 %和8.48%。

3.消费需求增长预测

2021年以来，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客观限制、海外输入病例偶发本地扩散、居民收入的约束等均对消费需求修复产生负面影响。模型预测，2021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10.93%，并在2022年继续增长5.68%。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可能达到12.89%，较春季预测下调3.22个百分点；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回落至7.77%的水平。

今年除一季度消费需求修复较快以外，后续消费修复均弱于预期，未能实现渐进式的修复。一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增长34.38%，高于模型28.32%的春季预测值，但二季度增长13.92%，低于模型16.47%的春季预测值，从月度同比增速来看更呈现弱化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疫情期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修复进程慢于预期。预计这一弱化趋势将于四季度企稳，此后逐步回归长期增长路径。

预测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增长难以快速反弹是抑制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宏观政策需要从中长期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缩小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才能确保居民实际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带动居民消费的持续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并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4.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1)主要价格指标增速预测

2021年上半年，猪肉价格在春节期间反弹后开始较快回落，构成CPI下行动力。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需求快于供给修复，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对产业链上游形成一定通胀压力，推动PPI快速上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CPI特别是非食品CPI上行动力。

一方面，模型预测：2021年CPI可能上涨0.86%，较春季预测下调0.08个百分点；2022年，基数效应可能令CPI增速回落至0.38%。季度变化上看，四季度食品CPI仍有一定下行空间，可能收缩0.75%；非食品CPI则将在上游价格带动下阶段性突破2%的增速。另一方面，模型预测：2021年，PPI预计将增长7.01%，较春季预测大幅上调5.23个百分点；2022年，PPI增速预计回落至4.58%。

预测结果表明，尽管2021年CPI涨幅将维持在0.86%的低位水平，但PPI涨幅超过CPI的态势值得关注。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中下游制造业特别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企业利润形成挤压，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抑制企业生产、投资和雇佣的积极性，对工业生产带来负面冲击。

 (2)进出口增长预测

2021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对海外市场生产供给的破坏，极大地支持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模型预测：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增速可达25.72%，较春季预测大幅上调11.28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可望增长30.88%，较春季预测大幅上调15.00个百分点。短期内，出口弥补效应仍将主导中国的外贸增长，但这一效应随海外产业链供应能力的修复而消退，结合基数效应，或将带动出口增速技术性转负。2022年货物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和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预计将分别收缩9.60%和8.67%。

总的来看，出口弥补过程持续得越久，海外市场对中国供应能力的信心也就越强化，部分临时性需求可望“固化”而留在中国，减少出口弥补效应后续消退的幅度。长期来看，外贸前景则仍是更多受到中美竞合关系发展的影响。

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2021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百年新目标。从经济实践层面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显著提高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但人均GDP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难以体现全体国民的富裕状况。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跨过了1万美元的大关，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只有不到人均GDP一半的水平。从变化趋势上看，在2000—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较快时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出现较快下降，由2002年的最高比值0.477一路减少到2011年的0.401。随后，经济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开始稳步回升。到2020年，提高到0.447，基本回到2005年的水平。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提升，其根本因素是经济减速带来的人均GDP增速下降，而非经由分配关系调整改善之后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真正赶超人均GDP增长引起的。换言之，是经济进入新常态较低增速阶段的被动式提升，而并非长期可持续的主动式调整。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保持同步或基本同步，人民生活才能在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也相应达到高收入国家居民的水平。因此，如何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下一个阶段决策部门及中国社会各界人士需要迫切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难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要求。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部署。有鉴于此，课题组将基于CQMM模型模拟分析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这里，我们将集中分析两个层面的效应：一是在保持国民收入总量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来增加居民整体的可支配收入，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二是在前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即进一步调整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情景假设

为进行模拟分析，我们首先在基准的CQMM模型中构建五个不同收入组别的居民收入模块，以便分析居民整体以及居民内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其次，细分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财政收入，即以政府财政支出来表征政府公共部门的支出，并将政府部门支出区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其中，生产性财政支出将主要作用于国有和私营两大分类投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则进一步区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以科教文卫等支出为主体的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并分别对应政府行政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这样，五个组别居民收入的增长将以财政收入的下降为前提，整体上国民收入保持不变（见图2）。

最后，观察人均GDP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见图3)。2014—2016年，人均GDP增速均要小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相差的幅度约为1.8个百分点；2017年、2018年，人均GDP增速再次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直到2019年之后，才重新低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以此为基础，假设模拟期间即2017—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年均高出人均GDP增速1.8个百分点，使模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模拟期间持续高于人均GDP增速(图3中的虚线序列)，从而其与人均GDP增速的差距保持喇叭口式的扩张趋势。到2019年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增速差距将达到9.2个百分点。从水平值看，在2017—2019年的模拟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将分别增加848.8元、1751.9元以及1979.8元；为此需对应减少的财政收入分别约为6840.2亿元、14 448.6亿元以及16 667.7亿元。

1.情景1设定

综合上述讨论，情景1的政策模拟假定可描述如下：

情景1：等量提高各组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保持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不变，以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进而提升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从不同收入组别的居民看，2013年之后，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组别全部调整为包含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以及高收入等5个组别的居民收入群体，各自占据的权重均为20%。在情景1中，我们假定各组别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得以提高，这样整体的经济效应将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效应，即政府收入下降、居民收入提升。逻辑上，这一结构调整一方面将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促进消费需求提升，引致投资需求增长，进而加快经济增长；但它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财政收入，引发政府投资性支出下降，降低政府公共消费，抑制投资需求，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其最终的宏观经济效应，还要取决于二者在模型中的综合作用结果。

2.情景2设定

在情景1的基础上，课题组将进一步讨论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与等量提升各组别居民收入的效应差别。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将与情景1中各组别等量增加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集中转移到中等收入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提高其增速水平。受此影响，2017—2019年，中等收入户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将不再是大幅低于高收入户居民，而是保持2014—2015年的态势——超过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增速，并且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见图4）。这就改变了自2016年以来因高收入户居民收入增长更快导致的不同组别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降反升的非均衡局面。

情景2：将情景1中各组别居民等量增加的收入集中转移到中等收入户居民，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政策模拟分析

1.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首先，两种模拟情景下，GDP的增速变化较基准值出现分化。其中，2017—2019年，情景1的GDP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0.2、0.0和0.1个百分点，相差不大，基本持平；情景2的GDP增速则是在2017年较基准值下降0.2个百分点，2018—2019年则分别提高0.5和0.4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不大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减收，直接压缩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减少，进而压低了投资，促使经济增长减速。不过，相对财政支出的作用，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的激励效应要更大，同时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要大于投资。因此，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要大于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带动经济增速小幅提升。

其次，对比两种情景，情景2的经济增速在初期要慢于情景1，但在远期则要快于情景1。2017—2019年，情景2下的GDP增速分别为6.7%、7.2%和6.4%，分别要高出情景1下的GDP增速-0.4、0.5和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与等量增加各组别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集中力量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尽管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较小，但在中长期反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相对其他收入阶层，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具备更强的边际消费倾向，在短期受消费惯性制约之后，该群体的更快收入增长将产生更大的消费效应。

2.消费增长率的变化

第一，两种模拟情景下，可比价居民消费的增速变化均出现大幅提升。模拟期内，2017—2019年，情景1下的居民消费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4.1、3.5和0.7个百分点；而情景2下的居民消费增速则分别较基准值提高3.1、4.8和1.8个百分点。可见，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大幅提升，意味着当前导致中国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居民收入增速较慢。因此，要改变国内需求不足的现状，扩大内需，进而实现“以国内市场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战略目标，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应当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与等量增加各组别居民收入的情景1相比，集中资源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的情景2，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效果要更大，持续时间也要更长。这表明，在增加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居民收入内部差异，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增速将会产生更大的消费增长效应。在资源受到约束的前提下，要提升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应当要注意轻重缓急，择其重点而为之，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看，受居民消费增速大幅加快的影响，两种情景下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均要明显高于基准模拟下的最终消费占比，并且情景2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要高于情景1。2017—2019年，情景2下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分别为54.9%、56.7%和56.9%，分别高出同时期情景1下的最终消费占比0.3、0.5和0.6个百分点，高出基准模拟情景下的最终消费占比1.0、2.0和2.4个百分点。因此，综合来看，在国民收入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增加将抵消掉财政收入减收造成的负面效应。提高居民收入将更有助于提升消费之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改善和优化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更加健康持续稳定、更高质量地增长。

第三，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看，模拟期间内，情景2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10.8%、5.1%和10.2%，分别比情景1下的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高-0.3、0.1和0.4个百分点，较基准模拟情景下的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高0.7、1.9和2.2个百分点。可见，一方面，两种情景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要快于基准模拟值，显示出更快的消费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相对于情景1，情景2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初期要更低，但中长期则会超过，呈现出较强的持久效应，更加符合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增长目标要求。这实际上是与可比价的居民消费增长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再次证实了前述关于居民消费结论的稳健性。

综上，模型模拟的结果揭示，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使其增速持续快于人均GDP增加，在当前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将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热情，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其根本还是应该放在千方百计地提高居民收入上，而非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消费环境的改善，或是希冀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消费来挤入居民消费。进一步来看，集中资源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的作用将优于“撒胡椒面”式的等量增加各组别居民收入水平。这意味，不仅是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会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也会有助于加快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速。因此，除了宏观层面的收入格局调整之外，决策部门还应当将精力用于改善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组别之间的收入调整。

三、政策建议

基于2021年二季度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本文对2021年三、四季度以及2022年四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更新。结果表明：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8.50%，比上年提高6.20个百分点，比IMF 7月份的预测值高0.40个百分点。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2021年PPI预计将上涨7.01%；猪肉价格的大幅回落将抑制CPI的涨幅，2021年CPI可能上涨0.86%。全年PPI的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依然有限，但需重点关注PPI涨幅超过CPI涨幅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政策重点应放在减缓上游PPI上涨对中下游非国有、特别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的压力上。

202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强劲地支持了经济增长的复苏。但是，下半年疫情的持续冲击加大了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风险。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内需（消费和投资）修复进程缓慢，正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复苏进程。模型预测，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可能为12.89%，较课题组春季预测下调3.22个百分点；2022年，该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至7.77%的水平。近年来，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反弹乏力，是制约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宏观政策需要从中长期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缩小收入差距，才能确保居民实际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带动居民消费的持续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并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课题组基于CQMM模型模拟分析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同时财政减收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完全可以保障在居民收入增速加快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略有加快。这一方面意味着，现阶段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投资，从而使得经居民收入提高引致的居民消费增长能够弥补因财政减收造成的政府公共投资下降冲击；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是抑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增速将较明显地提高居民消费。因此，应加快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更重要的是要优化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这将是解决当前我国内需不足问题进而形成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根本措施之一。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专栏，第28—36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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