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敬 | “三论”新视野下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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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新视野下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

作者简介

杨仁敬，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小说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海明威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摘要：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艰难时期，当时美国遭遇危机，社会混乱，文学面临枯竭，作家们奋起自救。他们借用“热寂说”“熵定律”和“混沌论”三种理论，以戏仿、杂糅、拼贴和黑色幽默的手法，构建奇特的混沌社会的图像，描绘了从总统到囚犯的各种“反英雄”，揭示少数族裔对身份构建的诉求，展示了孤独、死亡和反抗的存在主义基调。它展现了美国是个混沌无序的世界。因此，它跟20世纪50年代垮掉派诗歌和小说、60年代荒诞戏剧一起，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热寂说；熵定律；混沌论

1961年，约瑟夫·海勒以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揭开了美国后现代派文学的序幕。从那时至今，60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涌现了以托马斯·品钦、E.L.多克托罗、唐·德里罗、诺纳德·苏可尼克和威廉·伏尔曼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后现代派作家与大量文学作品，而且形成了涉及生态环境、伦理观念、后人道主义和后世界主义的国际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地影响深远。如何深入了解、把握和研究这种现象，成了学术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兴起，出自作为时代语境的混沌社会的图像，也基于冷漠的存在主义的基调。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有重大区别。今天，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中美之间的博弈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严重挑战。经过了60年的演绎，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转折点。因此，重新回味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原貌，再次把握当时混沌社会的图像，审视它的存在主义基调，特别是作家们运用的“三论”（热寂说、熵定律和混沌论），对于了解美国的过去和现在，探索美国文学的走向和我们的研究策略是不无益处的。

一、在文学危机的混沌中异军突起

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都离不开时代语境。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后，二战后美国重建时期的社会民主遭到了扼杀、一个美国旗帜下不同民族的团结与和睦被撕裂，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反文化运动等，造成了美国内外交困，民众不满，“国际竞争逼降了利润，战后的繁荣消失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他的兄弟罗伯特、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黑人知名人士马尔科姆·X相继被暗杀。厌倦、苦闷、徬徨和不安的情绪笼罩了美国年轻一代，民情激愤，从而为后现代派文学的崛起提供了深刻而宏大的时代语境。

面对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急剧动荡的社会情势、混沌无序的大众生活，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们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生活、来自心灵的危机扑面而来，无法回避。1962年，小说家索尔·贝娄著文指出：美国文学出现了危机，因为人文精神和道德责任感丧失了，作家沉迷于嘲笑自我。他们认为传统的叙事模式已经用尽了。虽然多种媒体大量炒作，但它的魅力已大不如前，所以长篇小说只能重建或解构，别无他法。1967年，作家约翰·巴思发表《枯竭的文学》一文，明确指出：美国当代作家正面临着文学的枯竭，小说的模式已经用光了，作家不得不重新评估叙述的连贯性，众所周知的结构和老生常谈的结局。作家苏可尼克认为小说已死亡。1969年，巴塞尔姆在《纽约客》杂志公开声明：拼贴原则是20世纪一切艺术手段的中心原则，只有碎片才是唯一可信的小说形式。面对逐渐失去读者的巨大危机，美国文学批评界认为，作家们应该走出困境，大胆创新，这也为后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对此，美国作家们想方设法打破旧框框，推出一批新小说——早期被称为黑色幽默小说。继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后，是品钦《V》（1963）、霍克斯《第二层皮》（1964）、巴塞尔姆《白雪公主》（1967）、梅勒《夜间行军》（1968）、小冯内格特《五号屠场》（1969）等，20世纪70年代涌现了莫里森《最蓝的眼睛》（1970）、多克托罗《但以理书》（1971）、里德《芒博琼博》（1972）、品钦《万有引力之虹》（1973）、加迪斯《小大亨》（1976）、库弗《公众的怒火》（1977）、德里罗《走狗》（1978）、梅勒《刽子手之歌》（1979）、罗思《鬼作家》（1979）和斯泰伦《苏菲的选择》（1979）等，其中不少长篇小说被誉为元小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又有汤亭亭《女勇士》（1980）、罗思《解放了的朱克曼》（1981）、多克托罗的三部曲《鱼鹰湖》（1980）、《世界博览会》（1985）和《比利·巴思格特》（1989）、贝娄《院长的十二月》（1982）、梅勒《古国之夜》（1983）、德里罗《白色噪音》（1985），库弗《吉拉德宴会》（1986）、谭恩美《喜福会》（1989）和汤亭亭《引路人孙行者》（1989）等陆续登场，进一步丰富了后现代派的小说创作。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两位得主威廉?伏尔曼《欧洲中心》（2005）和理查德·鲍威尔斯《回声制造者》（2006）为标志，新崛起的青年作家被称为“X一代作家群”。他们一方面关注新科技的问题，开启了后品钦时代，另一方面巧妙地将交响乐和摇滚乐的旋律引入信息小说，以吸引和慰藉处在混沌状态下的美国读者。

围绕后现代派小说的研究与批评，学界曾展开热烈的讨论，重点争论三个问题：1.如何界定后现代派小说？2.后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派小说二者是像父与子的延续关系还是断裂关系？3.后现代派小说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与大众文化有什么关系？美国的杰姆逊、伊哈布·哈桑和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论断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第一，弗列德里克·杰姆逊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房》（1972）、《政治无意识》（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等著作。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的反映。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推动了文学艺术家的商业化、文学作品的商品化，使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边界消失，大众文化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第二，与杰姆逊的科学性的论断不同，作为后现代派小说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和文化论文集》（1987）中指出：20世纪西方文艺的发展经历了先锋模式、现代模式和后现代模式，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两者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呈现一种“多元对话”的特点。后现代派小说具有运用零散性、不确定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解构现存秩序和既定模式，也具有以反讽、狂欢、混杂、互文和内在性的方式重构一个小说世界。第三，英国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幻想》（1996）中概括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当代文化的一种模式，其特点在于无深度、无中心、无根基、自我反应、玩游戏，是一种派生的、折中的、多元的艺术。后现代主义抹去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抹去了艺术与生活经历的界限，因而带有两面性的内涵。伊格尔顿这个概括受到英美学界的点赞和支持，特别受到青年读者和大学生们的青睐。

从1961年至今，时代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也出现了新变化。今天，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电视、电脑和网络的大发展和大普及随处可见。传统的文字世界不断被影视取代，传统的阅读也为影视、电脑和网络所超越。多克托罗、梅勒和霍克斯等作家转向易于改编成影视的小说创作，受到读者们的欢迎，也引起其他作家的重视和效仿。不仅如此，后现代派小说的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品钦将现代物理学、高等数学、导弹工程学和性心理学引入小说，促进了小说中文理工的融合，增加了自然科学的成分，丰富了文学的传统和人文学科的多样性。到了21世纪初，鲍威尔斯又把电脑、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写进小说，使小说与时俱进，扩大了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范围。这成了新世纪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一大特色。随着美国后工业社会矛盾的加深，有些作家对社会的观察更深刻了，因而在他们的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成分增加了。尽管形式上仍然夸张、戏仿和杂糅，但内容上更贴近现实生活，不那么“不确定”了。这也许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特色。

时代在前进，文学在发展。后现代主义之后，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们将何去何从？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有的学者预言，这些作家们会分化，各走各的路：有的深入生活，回归现实主义，成为新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固守先锋派的衣钵，强调自我意识，走向超现实主义；有的继续走老套路，致力于写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和寓言，成为后后现代主义作家；也有人可能包容生态、电子和网络等方面的优点，写出独特而新颖的另类小说。作家们怎么选择？人们正拭目以待。

二、用“三论”来揭示美国社会的怪相

既然美国后现代派的文学创作始于混乱、断裂、颠覆和暴力的时代语境，作家如何面对呢？这成为后现代派作家们的一个核心主题。与过去的理性主义或革命理论不同，经历了二战洗礼后的美国作家和学者开始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出和运用“热寂说”“熵定律”“混沌论”三种理论（“三论”）：

首先是“热寂说”。与亨利·亚当斯一样，小说家托马斯·品钦尝试借助“热寂说”来剖析美国后工业社会。在长篇小说《V》里，品钦将有生命的人和无生命的机器人混合起来，构筑一个荒诞的世界，揭示任何东西皆会把能量消耗到其他物质，最后耗尽能量，走向死亡。美国社会也会这样走向混乱、衰竭，最终走向死亡。在《V》的续编——《万有引力之虹》中，品钦以二次大战为背景，描写美国驻伦敦情报军官泰洛恩·斯洛思罗普去欧洲寻找代号为00000的德国V-2导弹秘密的故事。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从无序的材料中找到有序”的混沌世界。所谓“万有引力之虹”，就是导弹发射后所形成的弧形抛物线，品钦将它视为死亡的象征，也是现代西方世界的象征。

其次是“熵定律”。1966年，品钦发表短篇小说《拍卖第49批》，第一次将“熵定律”引入小说，而后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加迪斯、德里罗、罗思、苏可尼克等一批作家所接受，成为揭示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变态的重要依据。所谓“熵定律”，亦称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宇宙万物从一定的结构和价值开始向混乱、衰亡的方向发展的理论。1868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德修斯首先提出“熵”的概念，1909年，美国作家和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借助“熵定律”来分析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绎，认为它制约着美国社会的一切。作为学物理学出身的小说家，品钦将“熵定律”视为解读美国后工业社会、寻求未来出路的一大契机。

其三是“混沌论”。1975年，美国开始出现“混沌论”。1987年，埃德加·格里克发表了《混沌：形成一门新科学》一书，指出混沌具有“熵定律”的倾向。“混沌”（Chaos）一语来自希腊语词根KHA，意为to yawn （裂陷、乏味），to gape （目瞪口呆）。《牛津英语词典》将它解释为“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空虚感，一种愚笨的裂开大口的陷窟”。因此，“混沌”代表着一种腐朽的势力，不仅是文明过程的一种敌对力量，也是人类创新的根本障碍，预示着一切会走向黑暗，走向死亡。

显然，“热寂说”构筑起美国社会的荒诞，“熵定律”制约着美国社会的一切，“混沌论”象征着一种黑暗死亡的腐朽势力，三者实质上是一样的，矛头直指美国的社会乱象，断言美国现存社会将从混乱走向衰亡，这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后现代派小说家们借助这三种理论，也许是为了预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揭示后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阐明人类面对的怪相与困境，梳理出整个时代的全景与未来。科学主义成为一种诠释与解读美国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成为小说家构建艺术世界和创新小说形式的重要借鉴。

总体而言，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们的小说世界里，不仅存在着逝去不久的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怪事和丑事，也存在着眼前政界的官僚腐败、商界的尔虞我诈、学界的吹牛造假、文化界的低俗衰败等不少问题，展现出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有序和无序之间的更迭持续的根本关系。

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冷战思维成为作家们关注的一大问题。以罗伯特·库弗《公众的怒火》为例，利用宗教性的世界末日的隐喻，库弗将美国后现代社会引入“善恶大决战”（Amagoddom）的大狂欢，描述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犹太科学家卢森堡夫妇的事件。这样悲壮的大事件竟然演绎为一场广场的集体狂欢，使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的一切颠倒错乱。就在刽子手走上刑台，想拉下电闸执行卢森堡夫妇死刑时，广场上突然停电，一片漆黑，到处是可怕的混沌，人们鬼哭狼嚎，惊呼：“这是世界的末日！”这一时刻的“混沌倒不如说是一个隐喻”。小说借助混沌笼罩一切，展现了美国社会从有序变成无序，进而走向极端衰败的民族心态的故事。不仅如此，正如小说描写的：在这黑夜里，恐惧似乎物质化了。它像一团翻卷滚动的雾，虽然看不见，但湿乎乎的，让人觉得有形，并不比白天时的命运模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对红色中国的恐惧、对阴谋小集团的恐惧、对同性恋的恐惧、对日本人的恐惧、对匈牙利人的恐惧、对土著部落的恐惧、对存在主义的恐惧、对癌症的恐惧、对妓女和受折磨的真理的恐惧！这一场由笑变哭的大混乱、大混沌，充分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大众的恐惧。

作为二战后政治话语的延续，核忧虑成为后现代派小说家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让整个世界一下子处在世界大战的边缘。即便是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也有新问题出现：美国留下一大堆的核废料，环境污染严重，平民死伤无数，铸成社会一大灾难。唐·德里罗的小说《地狱》（1997）以此为主题展开，小说从一场小球——棒球赛写到大球——原子弹爆炸，构筑讽喻式的比较图景，勾勒出美苏两国冷战时期地下核试验的历史。德里罗指出：核废料和资本主义大众媒体产生的废料，构成了20世纪的美国文化废料，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两者造成社会的混沌和民众的不安。尽管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核军备竞赛不仅留下不少掩埋核废料的地下世界，也留下一片片民不聊生的荒原，构筑起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沌图景。

与这样的政治话语几乎同步，商业化浪潮下的投机诈骗，也成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如加迪斯的小说《小大亨》，主人公小大亨不过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学生。他从一次参观证券交易所的体验，了解到骗局是美国大公司的赚钱窍门，就利用小学走廊的一部投币电话成立一个跨国公司，模仿成年人的声音与各种人通电话，大搞投机买卖、买空卖空，竟然成为美国企业界的寡头。这部小说抨击了美国大公司贪得无厌、狡猾欺诈的本质，展现了美国社会的秩序和混乱，是一部描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混沌”史诗。

不可否认，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沌，与民众的信仰危机是分不开的。基督教的《圣经·新约》里的《启示录》曾告诫人们：上帝对于虔诚的人将给予最后的礼物。地球上出现完美的社会时，一切陈旧的、腐败的污物将被抛进地狱，永远消失。但是，1890年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人们的精神依托垮了，西方社会陷入令人绝望的混沌。宗教失去了光彩。面对西方文明在混沌中不断衰落，不少后现代派作家开始借用《圣经》故事，质疑宗教的权威。以小说家海勒《天知道》（1984）为代表，海勒将宗教题材下的英明勇敢的所罗门王写成愚蠢的施罗德，进而通过大卫对于所罗门的忠告，揭露《圣经》的内在矛盾，以此来消解和颠覆西方世界的传统的宗教权威，揭示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混沌的困境。

“热寂说”“熵定律”和“混沌论”的探究，与冷战思维、核忧虑、商业化诈骗、宗教信仰的丧失等四大问题，二者之间仿佛构成了后现代派文学的两大样态：一方面，如何解读或诠释“混沌”的事实；另一方面，如何探究一种后现代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状态下，后现代派文学思潮不断地扩散，不断被演绎。以诺曼·梅勒的《夜间行军》为代表，大混沌语境下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相互交织，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本质。正如“当代世界是个惊人的乱局（the appalling mess）”这一论断所示，混沌俨然成为美国后现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不仅涵盖了全国，更是波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国内外各个方面，令人无法回避。“三论”对于美国重大社会问题批判力度大，揭露深刻，抨击猛烈尖锐，既不含糊，又不留情，但对于未来则难以把握，仍有存在主义的基调。

三、在“三论”中游荡的反英雄人物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喜好采用戏仿、杂糅和互文的手法来虚构故事、人物和情节，尤其是从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世界名著中攫取重新诠释的例证，体现“三论”的效果。

小说家巴思的文学创作是个有效例证。他早期的小说《迷失在开心馆里》（1968），展现自身与英国作家乔伊斯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画像》的互文性，及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之间的艺术关联。巴思的代表作《烟草商》（1960）通过主人公“桂冠诗人”艾本尼·库克的历险和灾难，反映了马里兰的历史变迁。小说《茨默拉》（1972）则改写了希腊神话和阿拉伯民间故事，重构古代神话的艺术魅力，以此影射美国后工业社会的扭曲和蜕变。

另一位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对德国著名作家格林兄弟的童话《白雪公主》进行重构。它保留了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故事的基本情节，但是将背景置换为美国的芝加哥。小说中，白雪公主依旧犹如童话中一般美丽，但是她厌倦了替七个矮人打理家务。七个矮人每天到芝加哥一家中国食品厂打工。一位美国青年保罗爱上白雪公主，但是引起保罗的爱慕者简的嫉妒。简想用毒酒害死白雪公主，不料保罗误喝毒酒当场猝死。白雪公主闻讯后赶到保罗坟前，撒了一把花瓣后升天离去。小说借用这个童话故事嘲讽美国社会到处充斥着自私、无聊和失望的情绪，充满了“反童话”的氛围。小说叙述不断地被中断，夹杂着作者对语言的“自我讨论”，呈现了一段漫长的社会问题问卷，尤其是拷问读者 “你喜欢战争吗”，以此激励民众反对侵越战争。到了小说的结尾，则是一连串的黑体字的句子，个个字母皆是大写，又没有标点符号：

白雪公主的屁股失败白雪公主再度贞

节白雪公主崇拜白雪公主升天主人公出

发去寻找一个新的信条嗨嗬

这些杂乱无序的话像个文字游戏，却留给读者无限的反思：困境中的民众到哪里寻找新的出路？

无论如何选择戏仿、杂糅和互文的叙述手法，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仍然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勾勒。这样的人物生活在现实或幻想中，一方面作为现实的呈现而带有隐喻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则带有不确定性的内涵。但这些小说主人公往往被称为“反英雄”，他们常常身世来历不明，甚至没有姓名，人物成了故事的陪衬，性格消失，形象淡化，成了难以捉摸的影子或代码，以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英雄。后现代派小说家们创作的反英雄，从平民到总统，自军界到教育界，遍布社会各个层面，即在一个混沌的无序中悄悄地显露现实的人物。

首先，与海军上尉斯奇帕（霍克斯《第二层皮》）、陆军情报官斯洛思罗普（品钦《万有引力之虹》）、列兵普列威特（琼斯《从这里到永恒》）、特工哈罗特（梅勒《哈罗特的鬼魂》和战俘毕利·皮尔格里姆（冯尼格特《五号屠场》）等一批仿佛真实实则虚构的人物不同，库弗的小说《公众的怒火》将前总统尼克松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真实地描述尼克松自青少年时代到入主白宫的简历，然后虚构穿插尼克松学狗爬，在纽约时报广场脱裤子演讲，意在批判和嘲讽美国政府迫害青年科学家罗森堡夫妇的事件。德里罗《天秤星座》则把刺杀前总统肯尼迪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将小说背景置于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尽管这部小说遭到前总统里根和副总统老布什的痛骂，却得到不少作家和艺术家的声援，最后里根和布什只好沉默。暗杀是一场暴力行为，造成了社会的混沌，但是美国总统的非法干预则更进一步加剧了混沌。

其次，正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后现代派小说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文本的不确定性往往造成人物的不确定性。小说家品钦的成名作《V》始终围绕着女主人公赫伯特·斯坦索尔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展开。作为一名神秘的女侦探和无政府主义者，赫伯特·斯坦索尔轮换变成美女维纳斯（Venus）、处女（Virgin）和真空（Void），抱着目的游荡全世界去追寻“V”。那么，“V”究竟是什么？是人，还是东西？它就在不知名的状态下贯串在人物的意识和怪诞的情节中。到了小说的结尾，斯坦索尔还没找到“V”，生命就在这样的找寻中日趋混乱无序、衰竭乏力，“有生命的人与无生命的机器人组成一个荒诞的世界”，逐步走向“熵定律”的死亡结局。

再次，教育界的人物有亨伯特教授（纳博科夫《洛丽塔》）、金保特教授（纳博科夫《微暗的火》）、杰克教授（德里罗《白色噪音》）、小学生小大亨（加迪斯《小大亨》）、比利·巴思格特（多克托罗《比利·巴思格特》）和大学生惠特曼·阿新（汤亭亭《引路人孙行者》）等。他们游荡在混沌的社会里，表现了种种不同的怪相或见证了令人困惑的丑事。此外，有的作家也写十恶不赦的死刑犯吉尔摩（梅勒《刽子手之歌》）和趁火打劫的黑帮头目苏尔兹（多克托罗《比利·巴思格特》）。这些害群之马，精于制造社会混乱，趁乱之际劫财害命，危害百姓。他们往往在混沌中发迹，也在混沌中灭亡，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最后，作者走进小说，成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一起活动，变成文本的一部分。小说家菲力普·罗思在小说《欺骗》中，描写自身出现在英国伦敦街头，与几个女人热烈讨论爱情问题。在其另一部长篇小说《夏洛克在行动》里，甚至出现了两个菲力普·罗思。究其目的，正如作者所言，是探讨现代人的双重性格。一部分作家尽管没有亲自进入小说文本，却直接向读者阐明某个人物就是自己的化身和传声筒。如小说家冯尼格特在小说《时震》（1997）中直言，“特劳特（主人公）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里，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就这样，后现代派小说家们利用奇特而反常的手法，再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生活环境的荒唐可悲和危机混乱，展现了作家自身的无奈与困境。

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身份认同和身份构建是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在少数族裔作家的文学作品里。美国犹太小说家诺纳德·苏可尼克在小说《成功》和《出去》中提示随意更改身份，直至无身份状态，即身份完全消解的现象，这样频繁地改变身份，不停地变换人物的个性，称为“身份流”和“名字流”。他进而指出，正是少数族裔的身份问题造成“多重身份”和“身份消解”，正是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造成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宠儿》（1987）、《爵士乐》（1992）和《天堂》（1997）提出：通过重访历史，构建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但是莫里森未曾料到自身设想的，犹如天堂般的黑人小城鲁比镇，最后竟然沦为暴力横行和种族歧视的场所，天堂的美好理想终于在冷酷的混沌中破灭。

元小说文本是个复杂的系统，展示了混沌的特质。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采用戏仿、杂糅和互文的叙述手法，勾勒了各种各样的反英雄人物形象，让他们在“三论”中游荡，尽管存在着夸张、幽默、怪诞的不同性格，但是他们依旧不乏人类的本性，不乏身份认同的本质诉求。

四、以“三论”关注民众的生存

“作为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存在主义从古希腊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中日益发生。二次大战后，狭义的存在主义形成一股热潮，冲击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启导人们探讨在冷战的西方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和态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这一段文字所叙述的，存在主义基调成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思想特征，它也反映了“三论”的威力和不足。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们并不完全延续欧洲哲学构建的存在主义，而是进一步结合自身的文化语境对其加以阐释与发扬。正如美国学者基林格将存在主义文学归纳为最简单的三要素，即个人、基本选择和生活方式，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主义带有更直接、更深刻的内涵。依照基林格的阐释，存在主义的基本意图是建立个人的分离的身份，即努力将人恢复到他自己，使他生活在自己眼里。因此，他们对其他人缺乏真正的感情。他们感到自己仅是一群人中的一部分，自己孤独地存在。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他们为了存在而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往往是痛苦的。他们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感到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命运充满了变故，到处是暗堡和深渊，威胁着他们真正的存在。因此，他们感到生活没有意义，人生犹如一场无法解释的梦。人生活在没有目标的虚无中。虚无笼罩着世界，令人窒息。

孤独，是后现代派小说家们诠释的第一个图景。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的纳博科夫到当今的德里罗，后现代派小说大多以反映人物的孤独和虚无为根本对象。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借用金保特之口，提到希德第62行诗中的“经常”一词，指出：“在1959年的整个春季，我经常，几乎是每夜，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孤独是撒旦的娱乐场。我简直描绘不出我孤独与苦恼的深渊。”人的孤独往往是人生的基本情况。作为一名诗人，希德虚构自己写完诗后中弹而死，又虚构自己为自己的诗加注，最后完全“消失”。到了当下的德里罗，以《白色噪音》为例，主人公杰克教授从事历史研究一直平庸无奇，所以异想天开地想将历史系改为希特勒研究系，以此扩大名声，引起学术界的注目。为了掩盖自己的孤独感和不懂德文的空虚感，杰克在学院里天天戴着一副蛤蟆镜，穿着一件中世纪式的短袖束腰黑袍，举手投足俨然像个大学者。每天杰克下班，妻子芭比特总问他两人是谁先死，还是同时死。后来芭比特参加某医生抗病试验，却被医生诱奸。杰克闻讯大怒，便把那医生开枪打伤了……一粒小小的子弹打出了社会的混沌和平民的遭遇。

死亡，是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另一个存在主义特色。面对冷酷无情的世界，个人往往难以反抗，即使反抗了，暴力后常遭遇失败，甚至死亡。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描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美国空军军官迫害轰炸机飞行员，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圈套”。主人公约索连多次装病装疯反抗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驾机逃往中立国瑞典，在军内外的混沌中捡了一条命。

反抗，则成为后现代派小说存在主义基调的第三个内涵。不可否认，西方后现代社会混沌充满不少的诱惑和陷阱，年轻人尽管一时容易迷失方向走错路，但是当他们从实践中醒悟时，就会急忙逃避，勇于反抗，往往遭遇极大的阻力，或被击败，或被毁灭。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描写法国教授亨伯特与女孩洛丽塔的畸形恋爱故事。亨伯特为了追求洛丽塔假意娶了她的寡母，洛丽塔为了生存而跟亨伯特鬼混。后来，洛丽塔上了大学，与戏剧老师奎尔蒂私奔，却遭到无情的抛弃。亨伯特愤恨不已，追到奎尔蒂家开枪杀了他，再去警察局自首，不久病死狱中。最后，洛丽塔厌倦了那种生活，嫁给一位失聪青年，却不幸难产，生下一个女婴后死了。就这样，三个人物游荡于杂乱无序的社会，最后殊途同归，走向死亡，成了混沌社会的牺牲品，使“三论”得到了证实。

像现实主义作家马克· 吐温一样，美国后现代派作家极为关心人的命运，极为关注平民百姓的存在。面对后现代社会的混沌和不安的困境，他们大胆地运用“三论”，以拼贴的方法揭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一种悲观的存在主义基调展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沌。尽管他们提示了不少的孤独、死亡与反抗，但是这个基调始终不曾改变，也展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与迷惘。尽管如此，不能不指出，他们大胆地运用戏仿、糅杂、互文的手法，改变或打破了旧框框，创造出不少新奇的叙事策略，而且通过幻想的破碎，解构了混沌的现实，重构了元小说的艺术世界。

五、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社会危机混沌中崛起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可以说是现代性最后一次丧失信誉，也预示着先锋派的再现，文化的商品化、新政治势力的出现、社会经典意识的崩溃，这一点无疑也是西方现代政治衰败的必然结局。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如今成了一种文化，虽然热潮已过去，到了当下依旧保持着影响力的一种思潮。它不仅催生不少享誉全球的作家和作品，也推动着美国文学走出枯竭的困境，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们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危机与不安，创作了不少新奇的文学作品，最直接地展示了一个根本事实：美国后现代社会是个混沌无序的世界，他们运用“三论”无情地批评美国的社会罪恶，指出它导致人们的异化，信仰丧失、道德沉沦、人性扭曲、精神痛苦。世人面对社会的丑恶，“美国梦”的破灭，不得不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辛辣嘲讽的口吻、荒诞不经的表现手法、大众文化的基本元素来展现后现代社会的真实面目，因此它跟20世纪50年代垮掉派小说和诗歌、60年代荒诞派戏剧一起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可是，尽管美国后现代派小说面对混沌的社会现实采取了辛辣嘲讽和猛烈抨击的态度，却难以摆脱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难以找到如何解脱这样的困境与不安的有效方法。诚如伊格尔顿所言，后现代主义属于一个过渡的时代。它的唯心主义犹如一个不堪寂寞的幽灵，既不会自己醒来，也不会老实地死去。如果它设法消失不存在，无疑地后现代主义也随之逝去。如今，我们重提60年前崛起的这场文学运动，审视当下全球化将走向何处、未来世界将变得如何复杂这一仿佛轮回的混沌社会图景，或许我们在感受他们悲观式的存在主义基调的同时，也可以尝试把握这个思潮的现实意义与重生价值，找到西方现代性所无法解决的一条新途径。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专栏，第146—154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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