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无未，张品格 |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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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作者简介

李无未，厦门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古籍所所长，《厦大中文学报》主编，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汉语言负责人。曾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2008—2018)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连续获得2次滚动性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现主持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著作《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获第15届“王力语言学奖” 二等奖。《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奖（2017）、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奖（2020）、福建省社科奖一等奖（2019）、首届唐作藩音韵学奖（2021）。《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获福建省社科奖一等奖（2021）。

张品格，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关键词：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汉文典

一、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构成

（一）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加之新式国文教育的推广，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文学史”登上历史舞台，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为嚆矢。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十年(1900—1910)为中国文学史“发轫期”。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无论是在体例模式、结构抑或内容方面，都有别于当时西洋、日本流行的文学史著述。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黄人《中国文学史》（1907）、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1909）为代表。举凡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学等非文学史内容几乎都包含其中，与其说是文学史，更像是融合了中国固有之学的学术史。这类文学史著作还有一个显著的身份，便是近代新式国文课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因此，与后期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的“新”文学史研究著述相比，最早以“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兼及学堂科目、著述体例与知识系统，在体例模式及内容构成方面有一定区别。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出自林传甲（1877—1922）的《中国文学史》（1904）。这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国文课程授课讲义。该书共十六篇，内容包括小学、文法、词章、经学、诸子文体及历代文章流别，其中关于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的论述占了很大篇幅，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史内容之一。1907年，黄人（1866—1913）为东吴大学由美国人于1900年创办的教会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在学术上主张中西融通。国文课编撰国文教材《中国文学史》，较之林传甲书，其视野更加开阔。作者不仅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文艺理论，还将前人鄙薄的神话、小说、戏曲、杂文等通俗文学纳入文学史体系之中，但仍然包含文字、韵学等小学、经学内容。

这一时期，作为海宁中学堂国文课讲义的来裕恂（1873—1962）《中国文学史稿》（1909）也取“学术史”模式，但小学的内容明显减少。这并不是来裕恂不重视，而是将小学内容转移到同为国文教材的《汉文典》（1906）中。这部《汉文典》是来裕恂于1904年赴日留学后，参照日本文典引进西方最新“语法”内容撰写的一部集文字、文法、文章、文学于一体之作。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学史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抄录了《汉文典》。《汉文典》侧重于对文义、文法、修辞内容的论述，关于文章流别、文体的讨论较为薄弱，《史稿》则刚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两者是在同一学术思路下的内容互补，同为中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关于林传甲、黄人、来裕恂等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与内容构成，学界已经进行了详细探讨。同样作为国文教科书，与早期中国文学史体例模式、结构与内容安排极为相似的还有刘师培（1884—1919）的《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中国文学教科书》计划编写十册。在内容安排上“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

这种以“小学”为根基，包括经学、史学、文章学在内的“学术史”框架在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相当普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建设者倡导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这种将小学、经学等传统学术体系纳入文学史框架的情况才开始改变。直到1927年郑振铎《文学大纲》问世，才淘汰了传统小学、经学等非文学史内容，文学史框架结构基本确立。

（二）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成因

近年来，对于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的成因，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首先，直接成因是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随着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以及新式国文教育的展开，以国文课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既要满足教改的“致用”目的，又要契合恢复“人伦道德”精神旨归，最终达到课程教育以中国固有之学为主，兼及西学，实现“中体西用”。其次，根本内因在于对传统学术体系的认同与强调。近代教改下形成的“七科之学”中，“文学”一科包含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是由传统“四部之学”衍生而来的。尽管课程设置是仿照西方、日本学制设定的，但“文学”一科并未改变中国固有的学术构成。我们对西学的借鉴大多是制度层面，并未深及内里。再次，编撰者自身的学术背景、知识体系构成及文学史观也有一定影响，来裕恂、刘师培、黄人具有良好的传统学术功底，而后广泛接触西学，能够对中西学术优劣作出合理判断与取舍。最后，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文学史本身就是“舶来品”。彼时西方、日本的文学史以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为主导，但这种治史思路、文学史模式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明显差异，因此不能照搬照抄。然而处于晚清中西学术交流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式国文教育教科书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又不可能走传统目录学的老路，因此必然要接受外来知识与经验。关于“外来资源”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影响，学界亦有讨论。陈广宏详细梳理了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日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收与改造，以太田善男为“中介”，对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吸纳。朱首献分析了晚清以来西方以进化论、实证主义为理念的科学主义对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精神内核、话语模式及价值维度的深刻影响，并指出由于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史不相适应，在早期中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过度迷信与依赖，产生了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温庆新针对外来资源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论述了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远藤隆吉《中国哲学史》、坂本健一《日本风俗史》、日本《汉文典》、赫德《辨学启蒙》、赫胥黎《天演论》等西学著作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以及日本《汉文典》与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的关系等，使我们对早期《中国文学史》对西方、日本外来经验的借鉴与吸收有了一定认识。

早期中国文学史诞生于晚清中西交流的特殊背景下，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彼时西方、日本的文学观念、文艺理论无疑对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思维模式、评判标准等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应明确的是，早期中国文学史仍以传统学术为主导的“另类”模式，是近代学术变迁大势之下，新旧学术体系相权衡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特色的结果。这种集中西知识为一体的文学史，对外来资源的借鉴具有明显的比较视野。以往的研究多关注西方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思想、同质作品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影响等，相对忽略早期中国文学史诞生的时势背景、编撰目的以及模式的多方来源。

早期中国文学史以新式国文课堂教科书身份存在。晚清新学制的设定、新式国文课程的安排基本参照邻国日本，因此新式国文教科书的编撰也不免受其影响。其中同为“汉文教科书”的日本“汉文典”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学界忽视。“汉文典”仿照西方语法著作模式，也包含了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学在内。以往学界多关注日本“汉文典”与清末汉语文法研究的关系及其汉语史意义。深入发掘，便会发现“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密切关系。基于此，本文旨在说明日本“汉文典”体例模式、内容构成及其实践路径如何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影响，进而分析“汉文典”被接受的原因，这对厘清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多方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日本“汉文典”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

（一）日本“汉文典”体例模式与内容构成

日本自江户时代便开始通过兰学了解西方学术体系，明治时代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广泛接受西学。幕末、明治时期传入日本的西语教科书及语法著作，多以“文典”为名，如《英吉利文典》《德意志文典》《法文典》《ビネヲ英文典》等。明治十年（1877），大槻文彦解《中国文典》、金谷昭训点《大清文典》、冈三庆著《汉文典》问世，这是日本学者最早以“文典”命名汉语语法著作。其中，冈三庆《汉文典》虽参照西洋语法，但仍旧延续了江户以来汉语文言研究传统，详细分析了文言虚字用法。在《汉文典》基础上，冈三庆于明治二十年（1887）出版《冈氏之中国文典》，该书以日根尾《英文典》体系为参照，在日本首次建立了汉语文言语法体系。随后，日本出现研究汉语文言的热潮，这类著作基本以“汉文典”命名。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泰西语法系“汉文典”。这类“汉文典”参照西洋语法结构，以“品词”理论为主线，包括词法和句法两部分，属于纯粹的语法研究著作。以冈三庆《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为肇始，包括新乐金橘《中学汉文典》（1900）、《高等汉文典》（1909）、上田稔《汉文典》（1901)、广池千九郎《汉文典》（1905）。这其中广池千九郎《汉文典》极具代表性，其《汉文典》既有词论和句论，又包括对汉语性质、汉语特征、汉文典内涵的思考，并具有比较意识。这表明日本的文言研究已经脱离江户时期以来的虚字训诂研究，开始进入近代语法研究阶段。

第二种模式：传统小学与语法结合系“汉文典”。这类“汉文典”“以资读者钻研古文”为目的，语法多被视为研习古文作文的工具。如猪狩幸之助《汉文典》（1898）、六盟馆编辑所《汉文典表解》（1905）、中等教育学会《汉文典·表解细注》（1912）。这类模式的代表作是猪狩幸之助《汉文典》，该书借鉴了西方语法与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传统小学与汉语文言语法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其“序论”部分为传统文字、四声、字音、音读内容；“附录”部分是传统音韵学内容，主要介绍了日本《韵镜》的研究情况，并详细列出三十六字母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两百零六韵、十六摄、《韵镜》四十三转等，还包括日本音韵研究史及意大利外交官Volpicelli所撰《古韵考》内容。正文部分分为品词篇、单文篇、复文篇、多义文字篇、同义文字篇，以语法知识为主。

第三种模式：字法、句法、篇法、章法综合系“汉文典”。以儿岛献吉郎《汉文典》（1902）、《续汉文典》（1903）为代表，包括八木龟三郎《汉文典表解》（1907）、普通讲习会《汉文典表说》（1909）、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1911）。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分“文字典”和“文辞典”两篇：“文字典”是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文辞典”着重分析十品词、诸词的关系及其位置种类。《续汉文典》分“文章典”“修辞典”两篇：“文章典”论述了文章集字成句、集句成章的规则以及我国古典文章辨体之议论；“修辞典”以我国传统修辞“文品”讨论为主。儿岛献吉郎以古典学术体系为主，融合最新“语法”知识，采用文字、文法、文学三位一体模式，这种综合模式对日本及中国“汉文典”中国国文教科书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于“汉文典”的理解，与将西洋文典理解为纯粹的语法著作不同。特别是以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为代表的综合系“汉文典”，内容远超出西洋文典范围。其关于“文法”内涵的认知明显溢出西洋“Grammar”概念，此处的“文法”强调的是我国古代“言有序、言有物、言有章”的作文之法，以文章写作为最终旨归。

（二）日本“汉文典”对早期中国国文教科书编撰的影响

“汉文典”在日本流行之后，也为当时留日的中国留学生所关注，并被迅速引介到中国。此时正值晚清教育改良之际，学校体系及课程设置参照日本学制，分为“普通”与“专门”之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其中关于语言文字课程的“中国文学”科兼有读写能力培养及基础知识教育双重功能。属于“普通”教育的初等小学堂设“中国文字”科，主讲动字、静字、虚字、实字区别，虚字实字联缀之法以及积字成句之法。高等小学堂“中国文学”科多采古文选本以习古文、作文之法。至中学“中国文学”科“入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首讲文义、文法、作文，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中学堂与初级师范学堂学生学力相等，故师范学堂“中国文学”课程与之大致相同。

“普通”国文教育之后，按照《章程》，大学堂“中国文学门”为“专门”之学。主课设有：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等。其中，“研究文学之要义”明确规定教学内容：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群经文体；东文文法；文学与人事世道、国家、地理、世界考古、外交、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课程内容涵盖了传统小学、修辞、文法、文体变迁、文章“义法”、文学与诸学科关系等多个方面，与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内容有一定重合之处，属于国文教育之“高阶”。

随着教改的实施，从基础国文教育到专门“中国文学”科，都将“文法”设为必修课。此处的“文法”不仅包括来自西洋的词类、句法结构等新知的Grammar，还有“‘备于古人之书’，以‘平易雅驯’‘清真雅正’为标准，以古文‘义法’为旨归的作文之法”。这与日本“汉文典”关于“文法”内涵的理解一致。开展“文法”教学的当务之急是编撰教科书，此时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虽已问世，但一直被教育界诟病“文规未备，不合教科”而备受冷落。而由邻国日本引介而来的“汉文典”在此时颇受关注，对清末文法教学乃至国文教科书编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汉文典”最初以译著形式进入清末学界。1902年，王克昌翻译猪狩幸之助《汉文典》，以《教科适用汉文典》为名由杭州东文学堂刊行。1905年，丁永铸翻译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以《国文典》为名由上海科学书局出版。1906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刊《中国文典》，此本包括“正文”与“参证”两部分。正文取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十品辞”，融合《马氏文通》例证，利用“汉文典”框架对《马氏文通》进行重组，以弥补《马氏文通》于文法教学之多重弊端。同时，我国学者也以日本“汉文典”为蓝本，编撰了一系列文典，如来裕恂《汉文典》（1906）、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戴克敦《国文典》（1912）、俞明谦《国文典讲义》（1918）。这类取法日本的“国文典”也折射出晚清学人对于“文典”的认识和文法课程的设计。这其中，除日本“汉文典”译著及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取西洋文典纯语法著作模式外，来裕恂《汉文典》（1906）、戴克敦《国文典》（1912）、俞明谦《国文典讲义》（1918）则在词法、句法教学基础上加入传统文章学内容。如戴克敦《国文典·修词篇》第二章“篇章”论述“篇章之分类”，按照体裁和性质（理胜、气胜、情胜、才胜、辞胜）两方面划分文章种类；第三章“章法”从起、承、转、合四个方面论述文章作法。而学习日本综合系模式“汉文典”最为彻底的来裕恂《汉文典》自不待言。其实章士钊早年在日本实践女校任教时，便以桐城派古文学家姚鼐《古文辞类纂》为课本讲授国文。《中等国文典》原定名《初等国文典》，是章氏的课程讲义，仅有词法内容，但章氏认为“文典不外乎词性论，文章论两部”，想必章氏有意在“词法”教学之后讲授文章写作内容。1907年，黄人在《中国文学史》“文典”一节中评价国内文典如《马氏文通》（马建忠作）、《文字发凡》（龙志泽作，一曰《中学文法教科书》）、《汉文典》（商务印书局本）、《英文汉诂》（严复作）、《文学释例》（章绛作）。1908年，广池千九郎来华考察，与时任学部左侍郎的严修就“中国文典”等问题进行交流。严修赠予广池三部中国文典，即马建忠《马氏文通》、来裕恂《汉文典》、龙志泽《文字发凡》。这些著作涵盖了语法、修辞，文章、文学诸多内容，可见在清末学人眼中，“文典”的内涵不局限于语法教科书，这种认识与日本学者，特别是儿岛献吉郎基本一致。

我国学人译注、编撰的文典著作主要用于中小学堂及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文法课程，改变了以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章教学局面，为原本混沌的文章写作找到可以传授的法则。自此，日本“汉文典”与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的沟通正式连接，清末学人也在对日本“汉文典”的接受、吸收、批判过程中不断汲取养分，将西方最新语法知识融入传统词章之学中，完成文字—文法—文章—文学模式的统一，最终推动新式国文教育的展开，并实现文学视阈下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近代转型。

三、早期“中国文学史”对日本“汉文典”的接受与吸收

（一）早期“中国文学史”对日本“汉文典”之吸收

1.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之内容构成

按照《章程》规定，大学堂“中国文学”科仍以小学、修辞、文章、文学等传统旧学为主，同时也强调文法。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内容安排完全根据“中国文学门”课程设置。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中国文学门”课程设置。参看温庆新：《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来裕恂的《汉文典》与《中国文学史稿》整体贯彻了《章程》基本要求。作为国文教育的“高阶”，与中学堂文法教科书编撰深受日本“汉文典”影响情况相侔，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汉文典”的影响。首先在内容方面，文学史多处取法“汉文典”，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例，详见表1: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所援引日本“汉文典”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以文法、修辞、文章学内容为主。所援引的正是当时已在清末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续汉文典》。来裕恂《汉文典》在内容方面也多处取自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续汉文典》，此处不赘述。来氏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这种古典倾向实际也是受儿岛献吉郎影响。

但应该明确的是，清末学人在借鉴西方、日本文典编撰国文教科书的同时亦有自己的评价与思考。来裕恂在《汉文典》序言部分就谈到了东西文典优劣之处：“如涅氏《英文典》、大槻氏《广日本文典》之精美详备者也。而或以《马氏文通》当之。夫马氏之书，固为杰作，但文规未备，不合教科；或又以日本文学家所著之《汉文典》当之，然猪狩氏之《汉文典》、大槻文彦之《中国文典》、冈三庆之《汉文典》、儿岛献吉郎之《汉文典》，此皆以日文之品词强一汉文，是未明中国文字之性质。”黄人指出，文典“其体例最明备者，如《马氏文通》《文字发凡》《汉文典》《英文汉诂》《文学释例》，皆能贯通中西，上下古今，而仍不适于普及者，则以陈义太高，措词太雅。已有学识者读之，诚足以破拘墟之见，得反隅之益；若以供束发受书学子之用，终苦奥衍。盖其条目虽详明，而佐证仍深隐也”。可见，晚清学人对“汉文典”的借鉴是立足于本国国文教育的实际情况，其目的在于利用“语法”对传统学术体系加以改造，以普及国文。

2.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之体例模式

除内容之外，日本“汉文典”体例结构与模式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也有一定影响。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前三篇为传统小学内容，分别是文字、音韵、训诂篇，儿岛氏《汉文典》第一部分“文字典”也是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内容。不过《中国文学史》前三篇的侧重点为“小学学术史”的演进，而《汉文典·文字典》侧重于字形、字音、字义等具体知识的讲解。《中国文学史》第五篇为文法修辞内容、第六篇为章法篇法内容，对应《汉文典·文辞典》《续汉文典·修辞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部分。《中国文学史》第七篇至十六篇关于文体划分对应《续汉文典·文章典》第六章“体裁上之分类·篇章”部分。刘师培明确指出《中国文学教科书》“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之结构安排，而这一体例结构与儿岛《汉文典》《续汉文典》文字典—文辞典—文章典—修辞典结构一致。日本“汉文典”由文字而文法，而文章，而文学（文体变迁）的思路已深深嵌入早期中国文学史中。

虽然“汉文典”综合模式成熟于日本，但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国内署名为“仁和倚剑生”的学者所编《教育指针》“编书方法”一节中便有明确的“汉文典”编撰设想：“尚有最要者，即编‘汉文典’是也。中国文理甚富，而文法则甚无定例。”“汉文典”内容应包含：“（一）讲文字造作之原。今世地球文字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英法德连字，一类为日本交字，第三类便是中国积字。盖中国造字之原起于六书……汉字须讲明六书，字法分名字、语字、词字三类。（二）究明语词用法，东文讲明词性，属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国文典亦如之，大致分为字法句法两种。（三）文典宜讲明文章结构之体裁。可见在作者看来，“汉文典”应包含三个层次：文字、文法、文章。我国学者真正将这一设想贯彻执行的是来裕恂。来裕恂《汉文典》首先将“地球文字分为三类，英、法、德、俄字皆切音，文取联系；日本取汉字，造和文；中国文字肇端于形，致用以义，字字独立，以轻重缓急长短之语表意”。论述字品：“东文讲明词性，属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国文典亦如是，大致分字法、句法两种。”文章典：“中国自上古至三代，语言文字不甚相离，故能以词见法。”来裕恂遵循的正是“仁和倚剑生”提出的“汉文典”体例模式。“仁和倚剑生”在“汉文典”编法之后还指出“取材于诸史文苑传、《文心雕龙》及诸家诗文集，可以创立一文学小史稿本，依文学史定例，再编文典”。在他看来，文学史是针对“汉文典”内容的延伸，来裕恂稍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稿》正是基于此。

“仁和倚剑生”提出的“汉文典”模式与日本综合系“汉文典”模式一致，这种模式究竟来源于何处？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其实早在明治十年，冈三庆作《汉文典》时便萌生了编写《冈氏之中国文典》的想法，并设想过范围更为广泛的“汉文典”，包括字学、韵学、辞学、文学四个方面，但限于时间和精力，当时他只能在辞学方面有所作为。这种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国语学者大槻文彦的代表作《广日本文典》（1897）。该著作被认为是折合了日本“传统国语学派”和“西洋文典模仿学派”的登顶之作，对日本国语乃至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儿岛献吉郎在其《汉文典》“例言”中明确指出自己的写作动机起于《广日本文典》。来裕恂亦称赞《广日本文典》为“精美详备者”。《广日本文典》率先采用了“文字篇”“单语篇”“文章篇”三位一体模式，这也是“仁和倚剑生”提及的“东文文典”分部模式。这一模式随后被日本学者及清末学者用于汉语文法研究与教学中，只不过《广日本文典》和日本部分“汉文典”中“文章典”强调的是句法结构，而其他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则根据汉文、国文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变为系字成句、系句成篇的文章作法。以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续汉文典》为代表的日本“汉文典”正迎合了我国教育界关于“汉文典”编撰的诉求，因此被晚清学界广泛借鉴用以编撰国文教科书，对此前纷繁复杂的传统学术体系进行了简约化、实用化改造。

（二）日本“汉文典”影响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之原因

在晚清中西交流的背景下，文学史编撰引入“外来资源”是传统学术的主动革新，与其他外来资源在清末中国接受程度不同的是，早期中国文学史对日本“汉文典”的接受与吸收具有普适性，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继承与发展

日本“汉文典”在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过程中能够被广泛接受，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汉文典”模式根植于日本汉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具有同质性。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整个江户时代尤以汉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很多学者汉学功底极深。进入明治时代，西方知识体系给日本社会造成强烈冲击，致使日本本土的学术研究与思维模式发生变化，西学开始成为主流。这种情况下，基于对汉学的保护，许多学者积极投身到汉学研究中来，并引进西方学术体系，对传统汉学进行改良。

日本著名国语学家大槻文彦有着深厚的汉学背景。1875年，大槻文彦奉命编撰日本大型词典《言海》，其中涉及的和、汉、洋书籍超过八百余部，大槻氏充分掌握了三国文法特征，这为《广日本文典》综合系文典模式的建立鉴定了基础。随后将这种综合模式用于汉文研究的儿岛献吉郎，出身汉学世家，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后担任京城帝国大学汉文科主任教授。儿岛献吉郎以中国文学史研究而闻名，先后著有《中国文学史纲》《中国文学史（古代篇）》《中国文学考》《中国文学杂考》《中国文学概论》等著作，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颇深。他在撰写《汉文典》《续汉文典》前已经读过涅氏《英文典》、大槻氏《广日本文典》、马建忠《马氏文通》、猪狩氏《汉文典》，对中西日“文典”模式及内容有了深入了解。儿岛献吉郎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基础，引入西方最近“语法”知识，简化以往复杂的汉文教学。

明治时期，西学的大量涌入致使日本的汉学研究受到强烈冲击，这与晚清社会受西学影响，出现一味追求西学、否定中学的热潮相似。面对这种情况，出于保护“旧学”，继承与发展传统学术的共同目的，中日两国学者需要利用西学改良旧学，因此他们关于“汉文典”内容构成及体例模式的选择达到时空一致的默契。这种模式正是基于近代学术变革以及保存旧学、普及国文需求的一种必然选择。

2.基于“开启民智”的教育致用目的

“汉文典”在日本形成编撰热潮，与日本长期以来重视“汉文”教育有很大关系。当时日本正规学校教育“汉文”课堂中，“汉文法”是一门先行的基础必修课。中等教育已经将“汉文法”纳入正规师范教育体制中。因此，其客观上刺激了汉学复兴与“汉文典”编撰。“汉文典”借鉴外来资源，为传统汉文写作找到可以教授的法则，使得传统文章学得以在近代学术变革中找到突破口，具有开启民智、普及汉文之作用。

“开启民智、普及国文”也正是晚清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晚清学人积极呼吁重视“文法”的重要性，并参照“文典”体例模式编撰教科书。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1904）“序”中称：“或课余合诸君子之力，撰《中国文典》，为练习文法之用，亦教员之义务，师范必需之课本也……更欲编辑《中国初等小学文典》《中国高等小学文典》《中国中等大文典》《中国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课本。”黄人不但肯定“文典”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更强调了“文典”对于教育普及、政令授受之作用。他称：“文典一称文谱，或即谓之文法，所以示组织文字之规则者也。其用与伦理学相表里；而尤为国语学之进阶。今日世界诸国，凡有文学者，莫不有文典，非特为文学之用也。一切形上形下之学，皆赖以传达。国家而无文典，则教育上之授受、政治上之教令，皆不能普及，故文典者，使国民得普及知识之要素也。”在黄人看来，中国的文学研究虽历史悠久、内容广博，但并非真正的文学研究，主要原因则是无“章则”。他认为文学“不通”主要是“凡此皆无文典之故”。他同时反思了东西文典“贯通中西，上下古今”之长处，“陈义太高，措词太雅”之弊端，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时引入“文典”概念，将文学研究与“文典”模式相结合，条分缕析，为传统文学史编撰找出了新的路径模式。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师培，他认为：“中国无文典，此中文之一大缺点也。今欲教育普及，当以编文典为第一义。予尝谓文典与法典并重。无法典之国，必为无政治之国；无文典之国，即为无教育之国。中国并此二者而无之，此其所以上无政、下无学也。如以编文典为别例，则日本之初，亦曷尝有文典哉？是在随时变通耳。”来裕恂对日本“汉文典”认识比较深入，并受其启发“爰不揣梼昧，以泰东西各国文典之体，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疆而正之，缕而晰之，示国民以程途，使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无不读书之人。由此以保存国粹，倘亦古人之所不予弃也”。日本取法西洋，通过注入最新“语法”知识以弥补传统汉文教育无“法”可依的缺陷，使传统文章写作得以有法可循，进而普及汉文教育，这与新式国文教育追求“致用”的教育目的一拍即合。

3.基于国学基本知识学习的实用性考量

作为东亚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国家，日本最早完成现代转型。当时晚清社会处于急剧动荡时期，晚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决定学习邻国日本的经验，但在教育方针上始终坚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颁布于1898年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明确提出：“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然而随着西方新思想、新名词的大量涌入，民族文化及传统学术受到强烈冲击，颇有“厌家鸡爱野鹜”之风气。一些有志之士及“教改”推动者已经认识到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邻国日本早有兰学研究传统，对西学并不陌生，在协调西学知识体系与传统旧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且“日本学校虽皆习西文，而实以其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所授功课皆译成本国文者，其各类品类各物皆订有本国名目，并不假径西文。且现其出洋之人，皆学业有成之人，否亦必学有根柢之人。故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日本善于运用西学协调、发展本国传统旧学，因此成为晚清社会学习的楷模。

早期中国文学史并非研究性著作，而是新型国文教育教科用书。作为教科书，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内容的实用性和学生的接受度，这就决定了文学史编撰不可能采用纯学术史编撰模式。当时的文学史编撰苦于没有适合国文教育实际的参考材料，西方的文艺理论与我国传统学术体系存在着极大的不相容性。因此，借鉴邻国日本的国文教科书“汉文典”，无疑是最经济实用的选择。况且日本本身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又有治理西学的经验，其“汉文典”以传统学术为主导，兼及西学，无疑为晚清新型国文教育展开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

四、余论

“文学史”这一舶来品，在中国，其诞生是伴随着学科建立，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兼有技能训练与知识普及之用途，既要兼顾舶来的西方文艺理论与观念，又要将中国传统学术融入到新学框架下，以实现中西、新旧、古今学术的沟通。作为近代学术体系变迁的重要标志，早期中国文学史有着明显的“外来资源”痕迹，接受了西方史学特别是文学史、哲学史等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初步的中西学术融合态势。但从根本上来说，西学知识的引入是为传统“文学”学术体系改良服务的，在这种内驱力作用下，对日本“汉文典”体例模式及内容进行吸收与改良，借助外动力使得从“文法”到“文学”的进阶得以顺利展开，为中国文学史编撰与新型国文教育展开找到了合理出口，进而达到“开启民智”的教育目的。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语言学研究》专栏，第162—17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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