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林，周克浩 |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及其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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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及其世界意义

作者简介

高晓林，辽宁大连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构建研究”（21JZD01）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新中国史、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等。出版《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决策》《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研究》等学术著作多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周克浩，江苏连云港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有关现代化思想基本观点：明确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带来问题，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现代化统一模式，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要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其思想演进历程：内涵演进方面，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单一到全面不断深化；模式建构方面，明确“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也要合理借鉴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路径实施方面，明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固本立基、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的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级加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有三项重要贡献：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现代化增添全新理论形态；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现代化路径探索提供成功发展范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各类文明资源，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世界意义

发端于欧美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曾长期被标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途。然而，“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政治传统、文化基因、基本国情和历史语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特点的现代化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和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故而，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渊源、思想演进、发展历程和世界贡献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有关现代化思想的基本观点

关于现代化，马克思没有单独论著，但其谈到了现代大工业、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关系等相关范畴，此外在阐释全球化、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发展等问题时，也涉及现代化的相关观点。其基本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带来问题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系。“地理大发现只是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帷幕，真正推动形成世界历史的则是工业革命。”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全球化的浪潮。马克思肯定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人类历史才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既是资本的形成发展史，又是世界历史的孕育生成史。”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和市场日益全球化，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日渐频繁、密切，世界逐渐变成了“地球村”。当然，在肯定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变革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带来了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安定、变动乃至动荡：“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统一模式

在马克思看来，各国民族因素和地理形态、环境气候的不同，以及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的差异，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层出不穷，导致各国现代化路径和方法有所差异，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统一模式，所谓“不可能产生‘全盘西化’的齐一性、均质化的世界文明图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殖民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发表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提出了与“西方社会”相区别的“亚洲社会”概念。马克思指出“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土地所有制、经济组织形态、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权力运行制度和机制、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意味着东方落后国家不具备西方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但未必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要走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论述了关于俄国现代化的问题，他指出俄国可能存在两种发展路径：一是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另外一条是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4页。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很明显，马克思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的运用是有其前提和条件的，并非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世模式。

（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要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现代化给世界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提升。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因此，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有必要借鉴西方现代化国家优长之处，同时又要立足基本国情，不能盲目嫁接和移植其理论和制度。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和弊端，他指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概而言之，世界市场和资本全球化形成的西方现代化有其“文明的一面”，但其立足的资本剥削和资本宰制世界的通约原则，带来了殖民扩张和资本掠夺——诚如恩格斯指出的：“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是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如此势必导致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现摩擦、冲突乃至战争。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注意吸收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马克思主张俄国要注意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批评了特卡乔夫所谓俄国公社的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此后，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俄国公社要获得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工业支持、技术管理思想等作为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经营管理思想和技术等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支持，仅凭农村公社本身并不能产生出生产力发达的共产主义。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教条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是明确后发国家只有在积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才能筑牢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思想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化的思想精髓，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模式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

（一）内涵演进：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单一到全面不断深化

一般而言，现代化有几个过程：技术的发展、农业的进步、科技创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从单一到全面不断深化。革命时期，党的文献出现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工业化等现代化概念和范畴。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突出了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对现代化内涵作出具体阐释。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化的内涵逐步明确。从1949年到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逐步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设想，进一步细化了现代化的内涵。其后，“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化国防”等概念被屡屡提及。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任务，对“现代化”意涵的诠释更加明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除了包括“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外，还提出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诠释了共产党自身建设和领导的科学化问题，延展了现代化内涵。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现代化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拓展了新发展阶段现代化的内涵。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意涵的认识，从最初的侧重工业、科技逐步过渡到“四个现代化”，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国理政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实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和转换。

（二）模式建构：“走自己的路”与对西方现代化的合理借鉴

马克思认为不存在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具体的发展道路要立足国情实际进行选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1979年，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随着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理论提升，明确其发展发展目标是小康社会。1982年9月，邓小平为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将“中国式的现代化”进一步提炼升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此后历次党的大会突出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明确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式的，而是立足中国实际，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关于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结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汲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开辟出的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证明，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当然，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和实际，主张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强调不能照搬照抄、盲目因袭。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同时他也特别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胡锦涛强调，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学习借鉴西方经验，但绝不能盲目照搬照套。

（三）路径实施：明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方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发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指出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承继马克思“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现代化建设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立足国情实际。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中一个突出因素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在这样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因此，设计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立足这个基本国情，才能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才能把现代化之路走好。二是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注重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将重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三是明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协调推进科学文化和工农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要求。四是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主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从“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到“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协调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始终强调坚持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不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五是明确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承同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方针，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秉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走出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历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推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成果之一，其历程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统一于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总体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全面推进，且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重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探索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鸦片战争以降，列强叩关，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命运，有志之士纷纷探索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自强求富之路，迸发出许多通往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当是之时，有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积极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技术，但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运动，然而戊戌变法仅仅维持百日即失败；有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但终因革命不彻底，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找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故而，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勇敢地投身于革命风浪中，担负起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政治上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注重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经济建设上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及手工业等，建立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设置贸易机构等。文化方面，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不断扩大党员队伍，持续健全各级党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铺开，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固本立基

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明确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成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一化三改”工作，推动了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正式将现代化的目标扩充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此后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时期，我国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此外，通过采取法治建设、产业改造、制度建设等社会革命措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制度保障。

（三）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展开

在科学研判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逐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注重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定位、战略步骤、实施举措等作出规划和部署。党的十二大作出“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明确20世纪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迅速提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不断彰显、成效日益显著，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基本形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提级加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的“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持续助力现代化建设。这个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了重大步伐，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质量系统提升，我国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4万亿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提级加速。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贡献

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发展的面貌和进程，为人类进步事业、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了中国贡献。

 （一）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现代化增添全新理论形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选项。中国人民在实践历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就其特点而言，一是“中国特色”，二是“社会主义”；就其理论本质来讲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构建是不同的。回顾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顺应时势的科学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却不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没有简单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思想，也没有盲目生搬硬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而是基于马列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和借鉴西方现代化思想，立足国情实际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紧密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全方位各领域的改革，及时总结创造的新鲜经验和成功举措，并广泛吸收人类各种文明成果，构建起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并特别就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改革的总体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方法路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战略性、指导性的重要思想，为丰富世界现代化发展理论体系作出了宝贵贡献。

（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现代化路径探索提供成功发展范式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开辟出另一条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使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并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为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成功范式和全新样本。与西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鲜明特点：一是变串联式发展为并联式发展。总体上看，现代化发展是一个串联过程，一般要先实现工业化再逐步过渡到社会城市化，再到农业现代化、文化理性化、生活信息化等。然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传统发展模式，采用并联式发展，推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齐头并进，从而用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二是变单维发展为全面发展。西式现代化，尤其是早期的现代化存在单向度发展、异化发展等问题。许多理论家深刻地揭露了其异化状态，如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形成了异化世界，把工人阶级降到非人的地位。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中，人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秉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持续增进人民福祉。三是变强权政治为和平发展。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伴随着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等行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践行和平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各类文明资源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现代化开启了人类的现代文明，然而其在扩张过程中，却一度采取“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论来书写文明逻辑，运用其工业文明的先发优势对仍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国家进行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新道路，并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全新图景。在探索和创立这个文明形态过程中，中国人民遵循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社会主义建设逻辑和现代化发展逻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三种文明资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秉承中华优秀文明理念。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在面对近代中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之际，无数的中华儿女秉承中华优秀传统，自新图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建立了新中国，并承继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二是创新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式激活了伟大的社会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三是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文明。中国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结合国情实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创造的现代化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的种种问题洞若观火，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引导社会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苦难”，致力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让现代化文明之光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更加完善。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政治学研究》专栏，第109—11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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