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国，赵阔 |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四新”建设的知识逻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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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

“四新”建设的知识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

李立国，山东滨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史。研究成果曾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全国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社奖及明远教育奖等。

赵阔，吉林四平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随着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日益紧密结合，新背景下的“四新”建设业已成为探索不同学科间的接触点、培育学科增长点、完善甚至重构知识体系的实践过程。不同学科或问题领域存在不同的知识属性和知识特征，必须把握住不同学科交叉演进的阶段性，即根据知识整合与知识生产所处的阶段，分类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强调应用性和场景性、融入新技术、牵系人类命运走向、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为使命，是“四新”建设的共同特征。如何构建面向开放知识的新型制度体系是“四新”建设之路上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关键词：交叉学科; 跨学科性; 知识整合; 知识创新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简称“四新”建设）肇始于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四新”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2019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进一步指出，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紧扣国家发展需求，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着力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专业，改造提升传统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近年来，我国高校深入推进“四新”建设，专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专业得到改善提升的同时，也涌现出一些新兴专业和特色优势专业。

随着我国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以知识生产与创新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四新”建设正逐步突破本科教育的边界，成为“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特别是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2022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建设高校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优化学科布局，整合传统学科资源，强化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学科基础；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升级，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积极回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布局交叉学科专业，培育学科增长点。由此足见，新背景下的“四新”建设业已成为探索不同学科间的接触点、培育学科增长点、完善甚至重构知识体系的实践过程。无论是高质量人才培养还是前沿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知识、问题与情境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只有将“四新”建设放置于知识传播、知识生产、知识创新与知识应用转化过程的全景视野中，方能深入剖析“四新”建设的内在特征与实践路向。

一、在知识整合中渐进：“四新”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学科交叉作为不同学科间的知识整合过程，是知识系统自发演化的产物，也是知识生产的内生性要求。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当旧有学科制度与体系无法解决当前困惑或难以提供新的思考时，各学科研究者需要主动走出传统学科的边界和问题域，与其他学科领地产生交互作用。在人类知识生产与创新过程中，知识的互动与整合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知识交互的程度，研究活动可分为多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与超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等类型。多学科研究的知识整合程度最低，超学科研究的知识整合程度最高。多学科研究指不同学科从各自学科视角对同一问题分别进行独立研究，以实现问题的多角度分析，研究过程中不发生学科的交叉。跨学科研究强调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与知识整合。跨学科研究虽然跨越了学科界限，但其研究范围依然限定在科学领域内部。而超学科研究则从学科内部的交叉走向科学与社会的联合，超越了学术共同体的范畴，涉及更多外部利益相关者，代表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学科交叉形式，研究的复杂性也更强。

学科演进逻辑与知识整合逻辑决定了“四新”建设处于从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向超学科研究过渡的阶段。然而，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学科交叉是不同学科在交叉融合中共同探索同一问题，强调学科间的协同性，各学科依然是相对独立的。而交叉学科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学科，业已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是学科交叉研究过程中的结果和产物。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是传统学科、旧有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边界的破立过程，是学科制度的动态调整，是新问题和新理论引领范式变革的前奏，是新学科成长的过程，是人类知识体系的解构与重构。不同学科或问题领域存在不同的知识属性和知识特征，因此必须把握住不同学科交叉演进的阶段性，即根据知识整合与知识生产所处的阶段，分类推进交叉学科建设。这种知识属性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决定了“四新”建设的侧重点与多样性。表1分别从知识整合程度、核心目标、中心问题、具体功能与形式、知识生产模式、合作方式、利益涉及范围、国际变局中的战略定位与价值导向等维度，呈现了“四新”建设的知识特征与阶段性重点。

（一）新工科：政产学研广泛融合的超学科扩散

新工科业已发展成为依照广泛的超学科逻辑、政产学研融合的交叉学科。首先，政府发挥引领作用。2019年教育部推动实施“十百万”计划，即加快构建大数据、智能制造等10个新兴领域专业课程体系，建设100门新课程，培训1万名新工科专业教师。其次，企业发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作用。高校、政府、企业等多元组织以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为平台，加速人才培育对接市场与社会需求，将培养环节与职业发展紧密衔接。2018年浙江大学牵头、10余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了“一带一路”工程教育国际联盟。2019年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在深圳成立，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50多所高校加入该联盟，以促进新工科教育理论研究的跨区域交流。最后，科学家发挥牵头作用和合作育人作用。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院士在2019年创办了清华学堂人工智能班（智班）。智班与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下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学院、自动化系、电子工程系，以及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院等院系保持合作，充分组织和整合跨学科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博士生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跨一级学科（或交叉领域）培养博士生时，应从相关学科中聘请副导师协助指导，并由学位分委员会审批。”该院建设了网络空间中的安全技术、算法经济学、信息物理学、计算生物学热门课题以及高等计算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的精品课程，将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和前沿问题打通融合。

（二）新医科：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跨界交叉

相较新工科，新医科更多表现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交流与整合，也更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交叉融合。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医科主要围绕生物、化学学科，新医科越来越需要来自数学、物理、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支持。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附属医院入选新医学院校，共同推进了新医科的建设。另一方面，新医科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树立“大健康”理念，深化医教协同，优化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医学专业结构，促进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深度融合。2019年12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浙江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安徽医科大学联合倡议成立了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通过学分互认、课程共享、中西并重，打破“门户”之间，推动医学教育资源的共享。该联盟旨在将临床研究、人才培养、教师发展等方面整合起来，通过完善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和区域医联体模式，深化区域医疗卫生合作；实现医学教育资源与信息的实时分享、远程互动和深度融合；探索推进中西医并重发展路径建设，把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理论及人文精神相融合，培养中医药事业的传承者和创新人，探索中医药研究规律等。

（三）新农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协同合作

新农科与新医科一样，具体的作用形式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交叉，其知识交互方式亦偏重通过自然科学内部的学科交叉，吸收整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新农科侧重面向保障人类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解决现代农业与涉农领域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和瓶颈问题。例如，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重点发展农业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建设集基础理论、产业应用、战略政策为一体的高端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新农村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核心技术、骨干人才和政策咨询支撑。该学院现下设分子农学系、食物与应用经济系、智慧农业系、食物安全与健康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试验班的本科生培养包括生物工程类、生物技术类、植物科学类与动物科学类四大类，各类学生的培养方案中既规定了主干学科，又明确了相关学科。生物工程类的主干学科为生物工程，相关学科为生物学、化学工程、发酵工程；生物技术类的主干学科为生物学，相关学科为农学、林学、园艺学、生态学、化学；植物科学类的主干学科为生物学，相关学科为农学、林学、园艺学、生态学；动物科学类的主干学科为畜牧学、兽医学，相关学科为生物学、遗传学、动物科学。

（四）新文科：问题导向的多学科探索与跨时跨域比较

新文科的知识交叉融合形式与上述三类学科相比最为不同。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协同探索是新文科建设最为典型的方式之一。以中国人民大学新文科建设中的“合作模式”为例，“合作模式”不以解决单一学科关注的问题或应用单一学科的技术为导向，而是鼓励多个学科基于解决问题的逻辑建立起联系。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区域国别研究诱导的整体性知识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依靠多个学科参与，共同聚焦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相互配合、彼此融合，从而激发出任何一个单一学科均无法形成的知识谱系。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校都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围绕中国这一区域地理学与政治学概念，在当代中国背景下，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学科研究熔于一炉。此外，北京大学等高校专门设有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人口研究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等极具综合性和交叉性的教学科研单位，这种组织制度设计非常符合整体性的知识探索，将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聚合在同一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中协同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整合与创新往往是在比较研究中实现的，既包括历史纵贯比较，又包括地域横跨比较。考古学作为兼具跨时与跨域比较研究的代表，正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增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认为，考古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学科交叉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认为，应该用跨学科知识解读遍布中华大地的“无字之书”，在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进程中加强学科交叉研究。由此可见，围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多学科与跨学科阐释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二、在共同情境下互动：“四新”建设的整体性

联系除了知识系统内部的自发演化，知识生产面临的外部情境也会影响学科交叉进程。当今人类面临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日趋多元，加速了知识的交叉融合。首先，人类社会复杂性、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强，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实践问题。例如，全球化使人类的知识生产活动具有更加广泛的协同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跨国跨区域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在极具挑战性的合作实践中，催生了对医学伦理问题的更多反思和研究，这不仅意味着人文医学、医院管理等新兴学科将具有更加丰富的实践应用情境，而且意味着这些交叉形式将日益走向成熟，成长为更具创新性与生命力的知识划分门类。其次，区域间产业竞争及教育投资的攀升，刺激了不同经济体之间对科技创新特别是新兴交叉前沿领域的追逐与占领。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越来越多非学术职业的知识人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到知识增长与转化的实践中。另一方面，知识商业化、社会参与问责引致对知识应用与转化的利益驱动与评估压力，促进知识快速进入实践场域。最后，技术的加速更新正在催生新的研究形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量数据资源得以开放共享，为跨越学科边界的共同研究提供可能。分布式计算的信息基础设施也促使居于不同区域和学校的研究者可以形成合力。新兴技术的出现为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及问题场域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和延展空间。“四新”建设正是在上述复杂多变的共同情境中不断发生着互动与交融。

（一）“四新”建设的共性特征与情境联系

第一，“四新”建设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场景性。强实践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思路的协同性以及研究主体的群体性是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作为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的过程性产物，“四新”建设不可避免地以实践应用为导向、以处理复杂情境为目标。从“四新”建设涉及的学科大类角度来看，在诸多学科门类中，基础理科和人文学科并非“四新”建设的主体，工学、农学、医学与社会科学等应用学科是“四新”建设的主要交叉因素，可见应用性强与场景具体是“四新”建设的首要特征。由表2可知，与三大产业紧密结合是这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共同特点。新工科涉及了工业生产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设备设施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当前关键的现实问题；新农科和新医科分别涉及对农业生产领域和医疗服务行业中新问题的解决；而新文科则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通过交叉学科研究为三大产业服务。

第二，“四新”建设强调融入新技术，特别是将新兴信息科学技术整合到不同学科知识系统和问题情境中。新工科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注重新技术开发、迭代与交叉，既包括传统学科经过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后的新型工科专业，又包括为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创新人才所设立的新生工科专业和新兴工科专业。新医科则通过将传统医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形成了包括精准医学、转化医学与智能医学在内的诸多新专业。新农科强调运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现有涉农专业，涉及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信息科学、神经和认知科学等内容。新文科也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进行着同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学科重组与文理交叉。新技术不但被整合进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中，强化了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叉融合，而且为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与设计学类等应用软学科所青睐，成为上述学科搭建信息平台、分析数据资料的重要手段，以提升对人类社会领域数据的搜集、处理与分析能力。

 第三，“四新”建设紧紧围绕人的本位，牵系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无论是新医学涉及的“大健康”问题，还是新农科、新工科聚焦的生产技术应用问题，抑或是新文科关注的公共治理问题，都关乎个体生存境遇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改进。当信息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生产与生活方式，未来的人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技术环境中保持人类自身的反思性和能动性，“人”会否在技术构筑的诸多“人造物”中走向意义的消亡，所有问题都事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唯有来自全球各地、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探索，聚焦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与健康事业的交叉学科，才能使研究者形成合力，为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知识贡献。

第四，“四新”建设肩负提升我国学术话语权的战略使命。当前，新工科聚焦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材料与信息存储管理技术，新医科关注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其所代表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新农科聚焦的智慧农业与绿色产业发展，乃至新文科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区域学和文化传播研究，均与当前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这些交叉学科所关注的问题既包括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也包括新时期我国国际交流合作与争取发展主动权等相关问题。随着我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不断崛起，提升国际学术地位、建立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科技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而科技话语权建基于对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的创新性突破与前沿技术领域的关键性引领之上。只有对人类文明进程贡献具有开拓意义与独特气质的原创性知识和中国智慧，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树立起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旗帜。

（二）“四新”建设的互动关系与功能定位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与新文科四者之间本身就具有广泛的、交互的跨学科联系，它们是紧密联系的、相互促进的，而非割裂的、各自为营的。“四新”建设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这决定了它们各自的问题域之间一定会有广泛交集。新医科与新农科面向“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均涉及人类生存质量保障与提升问题。新农科与新文科均面向经济主战场，在绿色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文化旅游业等领域难分彼此。新工科中的“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资源环境与循环经济”与新农科中的“能源经济与管理”“农业经济学”息息相关，新农科中的“城乡建设工程与管理”与新文科中的“城乡发展与规划”“可持续发展管理”紧密相连。例如，江苏大学打造了新工科和新农科相互融合的学科专业“新结构”，构建了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现代农业机械设计”为中心，强化“农机农艺融合”“农业装备智能化”两个支撑点。

此外，“四新”建设在整个知识传播、生产、创新与应用转化过程中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和优势。新工科更加偏重技术外化或推广应用，是一种发散式、输出式的学科交叉模式。新农科、新医科与新文科均为新工科具体应用的作用范围，也都为新工科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新情境与新场域。新文科更强调一种回归知识整体性的努力。表1和表2展示了“四新”建设中蕴含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的特点与功能。从手段和方式上，新工科更加强调科学家牵头作用，是以创新实验室、交叉研究中心为核心的集体探索，因此，在组织结构与形式上，也突出表现为虚体与实体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而新农科、新医科与新文科，其组织形式中虽不乏一些研究中心、研究院，但主要表现为以研究者个体跨学科流动与探索为核心的虚体性组织联系。

事实上，“四新”建设早已在问题导向和应用导向的倡议与情境下紧密联合在一起。如2006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以北京大学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为基础，现已建成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定量生物学中心、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研究中心、睡眠医学研究中心等10余个研究机构，涵盖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工学等学科的众多交叉研究领域，体现了学科前沿性与学科交叉性相结合、实体与虚体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建设特点。经教育部批准，该院先后自主设立了“数据科学”“纳米科技”和“整合生命科学”三个全新的交叉二级学科，堪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混合体。应当说，“四新”建设更多是激发包括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第三部门等机构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即在各学校、各院系的优势学科基础上，促进学科内部、不同学科之间、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广泛合作与协同创新。

三、面向开放知识的体系重构：“四新”建设的实践路径

超学科的知识整合逻辑日益将学科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以外的人们整合进来，为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搭建起知识流动与碰撞的桥梁。为此，从组织形式到认知方式，从学科建设到学科治理，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围绕知识的社会系统需要不断重塑自身的结构与边界。高等教育体系的功能与角色转型、学术共同体的目标与定位变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主动性与创造力激发都将成为新时代开放知识体系发展的关键议程。身处其中的“四新”建设意味着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应用与知识评价方式的整体性转变。如何构建面向开放知识的新型制度体系是“四新”建设之路上不容忽视的“大问题”（big question/big issue）。

（一）从跨越多部门的组织边界到拓展学习者自身的认知边界

在组织层面，大学与科研机构需要动态调整各部门的组织边界，这不仅包含大学内部教学部门、科研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调整，还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同政府、市场乃至社会等外部组织机构的边界调整。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通过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联系起来，力图破除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沟通壁垒。大学在保持组织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应积极引导更多学习者参与到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活动中来，将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第三部门等不同组织性质的单位的创新者聚合起来，加速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应用转化。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通过在27个系的基础上成立32个研究中心，打破研究人员与组织归属之间的线性联系，如作为研究中心之一的语言数据联盟（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就是一个由大学、图书馆、企业和政府研究实验室组成的开放式联盟。

然而，组织边界只是影响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外部因素，相较组织学意义上的边界调整与整合，如何突破知识人自身的认知局限和思维束缚更加重要。一般而言，理论创新者首先是具有开放包容的视野和胸襟、能够广泛吸收借鉴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者。研究者自身不给自己设限，具有时刻打破思维定式和思维惯性的勇气，具有努力超越既定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的雄心，唯有如此，才可能有机会在涉及到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上有所贡献。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援引黑格尔的观点：“造成困难的从来就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区分开来。”学科本质上作为一种类型学，是人类分类思维的外化体现，但事物本身是完整的、复杂的、系统的、非线性的。每个学科包括交叉学科本身，都只是探求真理道路上的一个工具和手段，不构成对丰富现实的绝对解释力和对知识本身的绝对占有。随着人类知识日益走向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没有任何学科可以对某一问题具有绝对的专业权威。

（二）从学科结构型培养模式到围绕创新素养的弹性涵育模式

开放知识体系要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首先是教育教学功能与专业培养目标的转变。“四新”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包容性和弹性，在强调自主决策和学习的同时，对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和引导，更加突出学生的学术修养、创新意愿与潜能以及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这要求着力提升学生的知识架构能力、批判思维能力、身心健康水平、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为实现上述培养目标，需要同步调整课程设置结构与内容，逐步提高通识类课程在课程总要求中的比重，改变通识类和学科类的课程占比。还要实行个性化、分段式培养模式，帮助学生找到兴趣与优势，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个性化需求选择模块化课程，鼓励学生自由选修不同学院和专业的课程。

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应从以下方面着力：第一，以培养跨学科思维为重点任务。认知是跨学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层面，认知限制与边界也是跨学科研究中更深层次的关键障碍。帮助学生在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道路中不断突破认知局限，广泛吸收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课程、不同主体与情境的信息为我所用，是实现“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本质路径。第二，涵养好奇之心与相对松弛的心态。无论对于学习者还是创新者，强烈的求知欲望是最为重要的素质。只有保持相对自由的知识探索氛围，使学习者可以有更多自主的空间和时间沿着自身兴趣探索，才更容易超越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看到现象背后更本质的部分，发现或提出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独特洞见。第三，引导“大问题”意识的思考习惯。“大问题”意识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研究视野与现实关怀，还决定了学习者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自身的创造潜能。这种“大问题”意识的形成，不是脱离学科知识的积累，而恰恰需要在对学科元问题的不断追问中得以确立起来。这意味着学习者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学科专业知识，还要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跨学科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提问的自觉。第四，形塑面向伟大志业的使命感。伟大事物（great things）是“求知者永远聚集其周围的主体——不是研究这些主体的学科，也不是关于它们的课本或解释它们的理论，而是这些视为主体的事物本身”。追求伟大事物与伟大志业是科学家精神的关键要素之一。使命感、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修养是牵引包括高校师生在内的研究者不断求索、不断为国家科技创新事业服务的内在动力。

（三）从单中心的学科管理制度到多中心的动态知识治理系统

知识生产的转型必将引致学术治理模式的变革，学术治理将从学科中心模式走向知识中心的复杂网络化治理模式。大学将保持半开放的组织边界，学界与社会的互动将日益紧密，人员流动也将愈加频繁。其一，完善“四新”建设中交叉学科的建制方式，渐进式推进交叉学科建设。由于不同学科、不同问题领域的学科交叉程度不同，有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已经到了交叉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阶段，有的尚处于基本的多学科研究阶段，不应“一刀切”式地急于创建交叉学科。必须坚持“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建立交叉学科的调整退出机制。对于尚未成熟的学科，不宜过早固化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否则反而不利于深度的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将知识面向的服务对象、组织管理者与实践者纳入培养目标与考评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促进多元利益相关者加强学习联系，共同参与设置全面透明的评价目标及标准，更加全面综合客观地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设立与改进提供监督与建议。

其二，完善与“四新”建设配套的资源分配方式。政府对资源的宏观调控应以引导院校和研究人员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区域发展战略和国际学术前沿为目的，必须兼顾面向基础与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面向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集成创新，以及面向多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应构建多元化的人才聘任和流动机制，促进不同区域和机构的研究者、利益相关者实现跨时空的学习借鉴，使人力、物力与信息资源在充分流动中创造更大价值。此外，必须认识到，一旦将交叉学科设置与资源投入与倾斜政策绑定，设立交叉学科可能演变成为一种高校博取资源的竞争性手段，诱发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的浅层交叉，偏离交叉学科设置的初衷。如何区分真正意义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是改进资源配置制度设计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其三，发展服务于“四新”建设的评价方式。谁是同行？谁来评？这是交叉学科教师、学生与研究者普遍面临的困境。与交叉学科倡议并行的，是学科内部的专门化与精细化。专业化与细分程度的增强使同行群体规模日趋狭窄，而超学科的知识整合逻辑又使原初的学术同行概念面临消解的挑战。跨越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将同时遭遇来自主流学科的排斥与来自细分专业的质疑。交叉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也面临来自传统学科专业视角的歧视和误解。对于如何衡量和评估一项研究的专业性，纯粹的学术团体和专业权威必须让位于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内的内外部评价系统，学术研究成果需要被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评判和理解，学术贡献也将包含学科专业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多个维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与载体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论文发表与技术专利等学术学科为主的知识传播形态，而需要充分结合多媒体、融媒体环境，特别是将实践转化、技术应用以及资政成效等考虑在内。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四新学科”建设研究》专栏，第107—116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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