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占军，曹玉梅，王晓武 | 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维度及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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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维度及影响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邢占军，山东文登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主任。主要从事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评价与管理、社会调查与测量等研究。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代表作有《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国民幸福：执政理念与评价指标》等。

曹玉梅，山东招远人，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王晓武，山东昌邑人，济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摘要：志愿服务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效果。以志愿服务强省山东省志愿服务组织为对象，综合使用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评价指标与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由组织发展、公众倡导和治理功效三个维度组成。组织活力是影响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提升的直接因素，受到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为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性，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志愿服务组织应该积极构建纵向和横向社会资本。

关键词：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组织发展；公众倡导；治理功效；组织活力

志愿服务组织是依法成立的、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志愿服务作用发挥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备受瞩目，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的时代背景下，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呼吁在国家战略部署和政策导向中的热度倍增。提高治理效能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不可忽视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性研究。以往研究考察了志愿服务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积极作用，明确了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考察的必要性，在有效性的评价维度和测量方法上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然而，现有文献未能深入阐明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内涵，对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亦相对薄弱。为此，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首先，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如何评价？其次，社会治理参与过程中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发挥受到何种因素及机制的影响？最后，为提升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及对策建议？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增进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参与效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聚焦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将“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和能动性视角在组织有效性的目标导向下有效衔接，尝试填补两大视角之间的空白。第二，明确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内涵，以中国民间志愿服务组织为研究对象，厘清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及其影响机制，为中国情景研究带来启示。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启示可为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提升提供参考借鉴，有助于政府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志愿服务组织增进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回顾

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源于治理理论的解释逻辑，用来回应福利国家危机、全球化等现实挑战。治理理论强调弱化政治权力和多中心共治，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自早期的组织理论产生以来，组织有效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绩效指标可能足以评价一个公司的有效性，但不能评价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有效性。与组织绩效相比，非营利组织有效性的范围更广，集中于组织运作的效率、道德、社会责任和绩效。因此，考察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性，目的在于揭示其在实现发展壮大、解决社会问题、支持弱势群体或促进特定事业方面的实际贡献。梳理以往的研究，本文将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界定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境下，志愿服务组织目标达成的水平，包括自身发展、公众倡导及社会治理功效三个维度。

关于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维度及测量，国外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国内文献并不多见。Herman和Renz通过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的自我评价，从项目交付、公共关系、社区合作、与志愿者合作等9个不同维度测评组织有效性。LeRoux和Wright亦采用组织负责人的自我评价，从组织的专业性、服务对象满意度以及行业标准等维度来衡量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Eyp和Nurgl系统梳理了多项关于志愿组织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服务质量、活动（实现目标）、目标实现影响（任务成功）、筹资、对象满意度、社区协作等多个有效性评价维度。有学者指出自我评价的方式在客观性方面存在弱点，认为有效性测量应该包含反映现实情况的客观指标。

已有研究认为组织有效性是组织行为者与其环境之间反复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商结果。政府的制度支持、资源供给以及与企业等的网络搭建能够对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产生影响。此外，组织能力、发展性的组织文化等组织内部能动性特征已被证明能够影响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可见，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性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的多重影响。然而，诸多因素之间、影响因素与组织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考察。

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集中于西方背景下的国外志愿服务组织，针对中国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研究几近空白。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学术界有必要针对性地探讨中国情境下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性及其影响机制。

不同于西方的志愿服务部门，根据我国国情，志愿服务组织的起源与发展主要有三种典型类型，分别是自上而下发起并推广的青年志愿服务组织、自下而上发起自上而下推广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和自下而上发起并推广的民间草根志愿服务组织。与青年志愿服务组织和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相比，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少了“官方化”“义务化”和“形式化”，在组织特点上具有更为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针对中国的志愿服务组织，尤其是自主性较强的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展开有效性研究。

二、扎根理论研究与模型构建

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包含复杂的动态过程，首先需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构建相应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扎根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因素识别、过程解读、复杂情况和新生事物类研究。因此，本文首先通过扎根理论构建质性理论分析框架。

扎根理论研究采用立意抽样，突出样本的典型性、代表性。山东省注册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志愿服务大省，考虑调研样本的代表性和调研的可达性，本研究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进行调研。社会治理参与过程强调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自主性，因此本研究选取依法注册登记，在活动领域、地域和方式上自主性较强的民间志愿服务组织为研究对象。经过对组织信息和参与治理案例的多维比较，研究者最终确定山东省近几年学雷锋“全国最佳100个志愿服务组织”评选中上榜的泰山×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潍坊×义工公益服务中心、临沂市×救援队等三家组织为访谈对象，后在三家组织负责人推荐的基础上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分别与山东省内的15家民间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2020年9月—2020年11月，研究者通过实地走访与电话、微信相结合的方式与15家民间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以及3位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围绕原始数据逐级缩编，对其进行贴标签、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处理过程。在开放性编码阶段，研究者获得了包含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影响因素的299条原始语句和65条有效性评价指标原始语句。研究者进一步概括、抽象出“立法完善”“年检制度”等58个核心概念。为聚焦概念的指向性与代表性，研究者在58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归纳出“法律法规”“登记制度”等21个初始范畴。开放性编码示例见表1（以初始范畴“政府支持”为例）。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结果进一步聚类和抽象的过程，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区分出主范畴和其对应的副范畴，明确主副范畴之间的关系内涵。通过主轴编码，研究者归纳出“制度环境”“社会资本”“组织活力”“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4个主范畴以及“激励政策”“监察制度”在内的11个副范畴，主副范畴高度涵盖了文本资料归纳的概念和初始范畴（见表2）。

（三）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对主轴编码的结果进一步凝练与整合，形成了解释研究问题的故事线，发展出“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及其影响机制”的核心范畴，构建、修正和补充已有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最终提炼出研究的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是包含结构因素（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能动因素（组织活力）、组织有效性的整合性逻辑分析框架。扎根理论归纳的主副范畴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三、研究假设

（一）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组织有效性

结构化理论认为：规则和资源“内在于”行动者，驱使着行动者的社会行动。而依据动态能力理论，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是否能够有效则与其能力密不可分。因此，结合扎根理论构建的理论模型，本研究认为，包含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在内的结构性因素与组织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受其内部能动性限定。依据扎根理论归纳的主副范畴，本研究中影响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制度环境包含“激励政策”“监管制度”“文化认知”和“执行环境”四个维度。社会资本包含“纵向社会资本”“横向社会资本”两个维度。

（二）制度环境与组织活力

新制度理论认为，组织行为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制度环境对组织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在扎根编码的基础上将志愿服务组织能力解读为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资源背景下实现组织有效性的组织活力，兼具“生存”“成长”和“再生”三个维度。既有研究认为，形成鼓励发展的新型激励政策框架是中国社会组织突破发展、增进活力的必要条件。制度环境中的激励政策被证实对社会组织活力产生积极正向影响，政府部门增加在注册登记、税收、项目采购中的政策扶持力度，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组织活跃度，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所以，当制度环境释放较为明显的激励政策信号时，志愿服务组织活力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因此，提出假设H1：

H1a：激励政策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激励政策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激励政策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再生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针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是确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社会组织政府监督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升组织公信力。监察制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活力的释放与激发，监督制度越完善，社会组织的活力越强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2：

H2a：监察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监察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监察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再生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文化认知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对现行正式制度合乎义理的文化认知、风俗、观念可以淡化机会主义的风险。历经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最为完善与连续的文明实体，深刻影响国人的偏好和价值观念。文化因素，尤其是公益文化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影响深刻，影响着民众社会参与和捐赠的热情。文化通过价值观念作用于公众信任，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力释放至关重要。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3：

H3a：文化认知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文化认知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文化认知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再生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政策执行环境体现执行者的利益、目标和地方层级政府的自主性。不同层级政府面对的治理机制与控制权存在差异，致使其利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来建构差异化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缘于情景差异和利益不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倾向强烈，造成社会组织活力的差异性明显。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4：

H4a：执行环境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4b：执行环境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4c：执行环境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再生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社会资本与组织活力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组织社会网络中有价值的资源，代表纵向社会资本的组织纵向网络是一种“庇护-附庸”关系，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离不开国家力量。在“国家-社会”关系中，政府部门在权利和资源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主导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培育。与政府联系越密切，社会组织越容易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占据优势，增强组织的关键性资源获取能力，带来更为稳定的资源预期。所以，提出假设H5：

H5a：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生存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5b：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成长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5c：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再生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组织横向网络越密集，越能促进公民的合作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非营利组织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代替和补充政府部门，与企业有效联盟、资源对接，与公众积极互动，能够带来社会组织合作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以及问题处理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的有效提升。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6：

H6a：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生存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6b：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成长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6c：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再生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组织活力与组织有效性

必要的问责、竞争以及服务对象需求增加导致志愿服务组织需要更有效和高效地完成组织任务，组织能力建设与组织有效性密切相关。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是组织活力的基础维度，主要体现在资源获取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两方面。社会组织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是组织发展的关键前提。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能力、服务能力的积极开发能够全力促进组织发展和提升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推断，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可能影响组织的发展和治理效能。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7：

H7a：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对组织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H7b：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力对治理功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组织成长力是指组织通过资源整合、有效管理和扩张等方式实现组织扩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包含组织的管理运营能力和社会影响能力两个维度。组织的管理能力是非营利组织的核心能力之一，组织的有效性与此密切相关。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有助于提升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公信力，增强志愿服务成效的深度和广度。志愿者管理和对外交流影响力已被证明与组织的知名度和有效性密切相关。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8：

H8a：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力对组织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H8b：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力对治理功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组织的再生力主要体现在其灵活适应环境变迁，实现自身不断地学习、吸收、创新和完善的组织活力上。创新能力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软实力。以创新为特征的发展性组织文化可以帮助组织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并在跨界活动中更有效，如培养外部支持、获取资源、并刺激增长。胡杨成和Jaskyte的研究均验证了非营利组织创新对非营利组织绩效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所以，提出研究假设H9：

H9a：志愿服务组织的再生力对组织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H9b：志愿服务组织的再生力对治理功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样本与数据分析

（一）样本与测量

本研究综合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改编、开发了调研初始量表。初始量表共涉及4个变量，即在扎根理论主轴编码阶段归纳抽象出的4个主范畴，共11个变量维度，分别对应11个副范畴。其中变量制度环境中的“文化认知”维度和变量组织有效性中的“组织发展”和“治理功效”因无成熟量表可借鉴，研究者在扎根理论编码结果上运用归纳法编制量表；其余“激励政策”“监察制度”“执行环境”等8个变量维度在扎根理论编码结果基础上借鉴以往成熟量表予以改编。

研究首先以山东省民间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为对象进行预调查，在经过题项修订、剔除信度和效度不达标的项目后，确定调研正式量表（详见表3），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共计53个题项。

为消除非管理层身份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正式调研对样本身份进行了限定，仅包括志愿服务组织中层及以上管理者。问卷发放使用了目的性和范围性较强的电话访问方法，通过添加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微信、转发电子问卷的方式完成，有效地规避数据同源性的现象。最终，研究者与调研组在中国志愿服务网站上搜集了公布的山东各地市志愿服务组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审核剔除与研究不符的志愿服务组织后，进行电话访问的志愿服务组织共计676个，共回收调查问卷441份，问卷回收率为65.24%。剔除填写时间低于95%的问卷及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308份，问卷有效使用率为69.84%。调研样本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二）无回应偏差检验

根据Armstrong和Overton的建议，本研究对样本进行分组处理：以奇数和偶数序号为区分标准，将整体样本区分为两组样本，并对其进行无回应偏差检验；按照独立样本T检验两组样本的参与该志愿服务时间和正式志愿者数量两个客观题项。检验结果可见，两组样本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样本不存在回应偏差现象。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现象，本研究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检验。首先，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确认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本研究使用SPSS 24.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到的载荷量是38.871%，总解释方差为79.366%，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接下来，本研究采用CFA Marker技术，通过模型的比较，结果显示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但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现象不严重。

（四）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

收敛效度主要通过标准化负荷系数、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来评价。本研究首先通过SPSS24.0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构念的克伦巴赫α值在0.859—0.986之间，表明问卷设计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经过多次模型拟合和重构，剔除了没有负荷在指定因子的题项，剔除题项后模型拟合度指标变得更优，表明剔除题项的做法是对的。剔除的题项包括5、6、30、31、40和41题，共6个问项。

此外，本研究发现，正式调研中的问项46、47、48单独构成一个因子，而不是在“治理功效”因子之下。因此本研究单独构建了一个名为“公众倡导”的变量，这也是本次调研的新发现。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最终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包含了“公众倡导”的变量。

本研究通过AMOS 24.0软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最终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之前评估了模型拟合度，结果呈现较好的模型拟合度：χ²=884.858，df=832，χ²/df=1.064, p=0.099，GFI=0.896，AGFI=0.859，NFI=0.963，CFI=0.998，RMSEA=0.014。这表明样本可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每个变量的测量项目标准化负荷系数在0.713—0.987之间，在p＜0.001的显著水平下呈现出较高的聚合效度。组合信度在0.877—0.986之间，平均提取方差处于0.641—0.945之间，均超过各自的参考值，说明各变量的测度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五） 假设检验

1.原模型检验

本研究模型包含了6个自变量对3个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3个中介变量对3个因变量（增加了“公众倡导”）的影响路径。

假设验证之前评估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模型展示了较好的拟合度：χ²=972.064，df=859，χ²/df=1.132, p=0.004，GFI=0.887，AGFI=0.852，NFI=0.959，CFI=0.995，RMSEA=0.021。因此，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可以进行路径分析。

经过多次修正后，最终发现自变量“文化认知”对三个中介变量均无显著影响。至少从本研究的样本来说“文化认知”对“组织活力”没有显著影响，也不能提高“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由于本研究是一篇探索并验证社会治理参与中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文献，有必要重新构建一个更健全的修正模型。因此，本研究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不包含“文化认知”变量及其所有相关路径。为了保证研究内容的清晰性，本研究未对假设顺序作出调整，仅删除了假设H3a、H3b和H3c。

2.修正模型检验

本研究首先评估了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结果呈现了较好的模型拟合度：χ²=831.672，df=743，χ²/df=1.119, p=0.013，GFI=0.895，AGFI=0.860，NFI=0.963，CFI=0.996，RMSEA=0.020。

本研究还分别以组织生存力、组织成长力、组织再生力、组织发展、公众倡导和治理功效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其总解释方差。经过6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每个模型都具有较高的解释总方差，介于71.9%—88.6%之间。这表明样本数据极好地拟合了研究模型，而且还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非常好地解释了各自要观察的因变量。

总体来看，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研究假设中只有激励政策对组织生存能力（H1a）、执行环境对组织生存能力（H4a）和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再生力（H5c）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其余假设均在p<0.1的显著水平下有意义。

具体来看：激励政策对组织生存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071（p＞0.1），因此H1a被拒绝；激励政策对组织成长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107（p＜0.05），因此H1b被支持；激励政策对组织再生力的影响路径的系数是0.092（p＜0.1），因此H1c被支持。因此，激励政策对组织活力的假设被部分支持。此外，监察制度对组织生存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503（p＜0.001），因此H2a被支持，且其是所有自变量对组织活力影响路径中系数最大的路径。监察制度对组织成长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171（p＜0.001），因此H2b被支持；监察制度对组织再生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367（p＜0.001），因此H2c被支持。所以，监察制度对组织活力的三个研究假设均被支持。接下来，执行环境对组织生存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054（p＞0.1），因此，H4a被拒绝；执行环境对组织成长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114（p＜0.05），因此H4b被支持；执行环境对组织再生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133（p＜0.05），因此H4c被支持。所以执行环境对组织活力的三个研究假设被部分支持。

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生存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288（p＜0.001），因此H5a被支持；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成长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246（p＜0.001），因此H5b被支持；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再生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078（p＞0.1），因此H5c被拒绝。因此，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活力的三个研究假设被部分支持。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生存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026（p＜0.001），因此H6a被支持；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成长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420（p＜0.001），因此H6b被支持；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再生力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378（p＜0.001），因此H6c被支持。因此， 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活力的影响的三个研究假设全部被支持。

作为中介变量的组织活力对组织有效性的研究假设验证结果显示，组织生存力对组织发展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251（p＜0.001），因此H7a被支持；组织生存力对公众倡导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205（p＜0.01），因此被支持（新增）；组织生存力对组织治理功效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136（p＜0.1），因此H7b被支持。所以组织生存力对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三个研究假设全部被支持。组织成长力对组织发展影响路径的系数是0.366（p＜0.001），因此H8a被支持；组织成长力对组织的公众倡导影响路径系数是0.379（p＜0.001），因此被支持（新增）；组织成长力对组织的参与社会治理功效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381（p＜0.001），因此H8b被支持。所以组织成长力对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产生积极影响的三个研究假设均被支持。最后，组织再生力对组织发展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366（p＜0.001），因此H9a被支持；组织再生力对公众倡导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394（p＜0.001），因此被支持（新增）；组织再生力对组织治理功效的影响路径系数是0.427（p＜0.001），因此H9b被支持，且其是所有组织活力中对组织有效性影响力最强的路径。

综上，本研究针对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修正后的研究模型共包含针对中介变量的15个研究假设和针对因变量的9个研究假设，模型共包括24个研究假设。24个研究假设中共有21个研究假设被样本数据支持。不被数据支持的研究假设分别是：激励政策对组织生存力、执行环境对组织生存力、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再生力的研究假设。而组织活力对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的假设全部被支持。

五、结果讨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果讨论

本研究聚焦社会治理参与视域下的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在山东省16地市取样验证了扎根理论所得构念。研究发现如下：

1.志愿服务组织有效性可分为组织发展、公众倡导、治理功效三个维度。组织有效性受到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和组织活力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中组织活力直接影响组织有效性，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通过组织活力对组织有效性产生间接影响。

2.制度环境对组织活力的激发路径不尽相同。首先， 激励政策、执行环境对组织成长力、再生力的正向影响通过检验，监察制度对生存力、成长力、再生力的正向影响通过检验，与预设假设相符。其次，激励政策并未激发志愿服务组织在资源获取和服务提供方面的生存力，这不同于研究假设H1a。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或当地政府的激励政策存在不足，也有可能是“宏观鼓励、微观限制”。本研究中组织生存力包含了四个测量项目，分别是“外部资金或资源汲取能力”“资源整合与链接能力”“政府采购项目获取能力”和“服务或产品提供能力”。这样的研究结果说明目前关于志愿服务组织的激励政策可能在这些领域存在空缺。执行环境对组织的生存力的激发亦不产生影响，这与预期的假设H3a不相符。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与激励政策对组织生存的影响不显著相关联。即目前关于和志愿服务组织相关的权责、任务中缺乏对志愿服务组织生存能力的权责的内容，如提高它们资金或资源汲取能力、资源整合与链接能力、政府项目采购能力。对该结果的另一种解释是，目前与志愿服务组织相关部门的权责并不清晰、业务混杂也是导致执行环境对志愿服务组织生存力没有意义的可能原因。

3.社会资本对组织活力的影响机制亦有不同。纵向社会资本对组织生存力、成长力以及横向社会资本对组织活力各维度的影响均通过检验，与预设假设相符。而纵向社会资本未能对志愿服务组织再生力的激发产生影响，与预设的假设H4c不相符。尽管志愿常态化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志愿服务组织也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信任和认可，政社互动日渐频繁，但这些纵向社会资本的积累并未对组织学习、吸收和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志愿服务组织学习、创新能力的引领工作方面存在短板，需进一步完善。

4.志愿服务组织活力对组织有效性影响显著。组织生存力、成长力、再生力对组织发展、公众倡导、治理功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与预设的H6、H7、H8假设关系相符，与已有研究显示的组织能力是组织有效性决定性影响变量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二）对策建议

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和志愿服务组织双管齐下。中央政府要从顶层加大对志愿服务组织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导向，持续规范针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各项监察制度。基层政府要吃透顶层政策理念与内涵，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制定适合本地区的规划与方案，持续激发、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力。要加大对志愿服务组织在“资金或资源汲取能力”“资源整合与链接能力”“政府项目采购能力”和“服务或产品提供能力”等基础性生存力的激励力度，为志愿服务组织活力提升创造清朗、公平的政策环境。

有关政府部门要从培育和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志愿服务组织活力释放提供资源保障。要增加对“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理解与认知，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信任和认可；要通过政府采购、政府基金和税收减免等措施全面强化政府的资金支持，为志愿服务组织解决资金难题；要主动增进政社互动交流，提升志愿服务组织活动开展和项目运行的组织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此外，政府还应通过组织、赞助志愿服务组织行业峰会、公益领袖论坛等形式支持、协助、指导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的交流，推动志愿服务组织对外部新知识的快速识别、交流和使用，全力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组织再生力。

从志愿服务组织方面来看：一方面应当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获取和培育更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纵向、横向社会资本；另一方面要强化组织的资源获取和服务提供的基础生存能力，规范与扩大组织的运营管理能力和社会影响能力，提升组织学习吸收和创新的再生能力。通过组织活力的激发与释放，更有效地利用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全面提升志愿服务组织在社会治理参与过程中的组织有效性。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公共服务研究》专栏，第139—153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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