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河，王青 |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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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作者简介

朱清河，河南叶县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伟长学者（二级），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新外观研究宣传教育基地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党管媒体实践与经验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曾出版专著6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厦门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各类学术期刊上论文140余篇（含CSSCI期刊论文70余篇）；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共11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各类人文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5次。

王青，河南杞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政治家办报”；概念史；话语体系；概念演化；去政治化

仅就中国新闻发展史说，“政治家办报”的履践、型构与重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国特色新闻话语实践的重要内容。发展到今天，“政治家办报”的话语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如“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政治家办媒体”“政治家办社”“政治家办网”等提法层出不穷。然而，话语的变化只不过是其变化中的外在表现，它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变化，更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德国概念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社会的变迁必然会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同时概念的含义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并非一成不变，概念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处于历史过程中的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并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成为反映这个社会精神观念的基本概念。它既是这个社会进程的显示器，又成为社会进程的推进器。概念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强调的是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重要概念的形成、运用、变化及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影响等。

“政治家办报”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核心概念之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鲜明烙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工作基本问题的认知、思想和观念，并在此后很长的岁月中成为指导和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针。

本文从概念史研究的角度，聚焦于“政治家办报”这一关键性概念，探寻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不同历史时空中是如何形成、流动、变化和延续的：首先通过对文献的爬梳剔抉和分析判断，梳理出“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化脉络；与此同时，试图从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关系的层面来审视该演化过程，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演化逻辑。这对于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拓展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来说，不啻为一种学术自省、自觉与自强之举。

一、概念形成：通过区分拒斥他者确立主流地位

考究“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内涵，有必要从“政治家”办报的一般意义上考察其理念生成的实践历史渊源。“政治家办报”理念的生成与中国近代政党报刊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近代政党报刊的萌芽起源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传统士人倡行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前后，“康梁”们试图以中国旧有的“耳目喉舌”之理念来解现代报刊这一“新知”，但随着办报的“结群”之效越发显现，由办报聚集而成的共同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团体，“办报办会遂成一体”，政党报刊纷纷涌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主持创办了同盟会的中央机关报《民报》，此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公开承认报纸所具有的党派性，对政党报刊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实践和发展。彼时，“虽然孙中山并没有提出‘政治家办报’的理论，但在现实中，革命派不自觉地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可见，“办报”与“政治家”已经完成勾连，“政治家办报”的实践性行动已经得以开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办报理念的一支重要源流是此前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和实践成果，另一支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办报思想。据学者考证，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在华“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情况和苏俄对华政策，以及共产国际状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并帮助筹备建党工作，且十分重视并积极从事“报刊的新闻宣传工作”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其中第一条便是“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创办《向导》《热血日报》《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等报刊，以及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的新闻实践，其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不断发展完善，为“政治家办报”话语及概念的孕育和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从原典话语提出的具体语境来看，“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是由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正式提出来的，源于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或论述。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要求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执行情况，希望通过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然而在整风“鸣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反击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时，由于整风运动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在此大背景下，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在整风“鸣放”中的表现不是很满意。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对《人民日报》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他们对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以后的发展等都没有进行宣传；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6月7日，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和吴冷西进行谈话，提出“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强调“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找胡乔木和吴冷西谈话，重提4月10日的谈话，归纳出四点改进意见：“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的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的工作，要团结好他们”。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对吴冷西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发展，工作中出现不少缺点和错误。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党中央多次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做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报纸宣传也要根据形势转变，并于1959年6月2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这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他明确提出：“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概括出，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核心内涵有六：（1）办报，写新闻、文章和社论都要联系当前政治，从政治上总揽全局；（2）要对中央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进行具体的布置，并积极贯彻执行；（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的工作，要团结好他们；（5）要敢于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6）要多谋善断，能够看准、抓住和抓紧形势，快速根据形势进行转变。

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提出时期，也是“政治家办报”研究的肇始时期，同时期的一些新闻学者结合当时的新闻实践和政治形势对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进行了解读。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对相互对立的概念进行辨析。如莫烦和艾岗对比了“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的区别，主张以政治家的态度来办报，“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当个政治家”。任丰平则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的党报工作者是兼具“政治家办报”思想和“书生办报”思想的，但有程度上的差别，应该将这两种不同的办报思想的区别稍微展开一点来谈，通过分析“书生办报”的弱点以达到变“书生办报”为“政治家办报”的目的。石泉和集干分析了同政治家办报思想相对立的两种思想——“书生办报”和“专家办报”，以及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若干条件，认为：书生办报的一种情况是由脱离实际引起的，另一种情况是把办报问题归结为文字问题、表现技巧和编排技巧问题；专家办报则表现在主张无条件地听从各行各业专家的意见，倾向于把自己首先培养成某行某业的专家，而忽视政治学习和政治修养，甚至认为技术就是政治，把技术放在政治之上。1959年8月，河北省委在给《河北日报》的指示中，明确要求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不得不说，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政治家办报”这一话语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与福柯话语理论中的外在控制原则（主要表现为“排除原则”）十分吻合，即通过将“政治家办报”与“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区别开来，确认“政治家办报”之“真”和“书生办报”和“死人办报”之“不真”，并通过贬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的错误做法，以突出“政治家办报”的真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将“书生办报”思想排除出规则之外，进而又在政治逻辑的主导下，借助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谬误的规避，使学者们不断地对“政治家办报”进行重复、评论、释义等，最终达到逐渐确立和不断巩固其主流地位以及推动其不断革新的目的。

同时，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也说明一个概念在历史的过程中始终处在与其他概念的竞争博弈之中。而“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从中胜出，并被广为接受，其背后的支持性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它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提出、阐释和提倡的；其次，它为中国的体制性力量所支持，尤其是中国“党管媒体”的新闻体制；另外，它还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如新闻从业者、教育科研人员等。

 20世纪60—70年代，学术界对于“政治家办报”的研究寥寥无几，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相关的研究文献、领导人的论述以及党报上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政治家办报”这一话语的痕迹。究其原因，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形势使得我国新闻业遭受严重打击，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也难以为继。从少数几篇与“政治家办报”相关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政治家办报”的概念侧重于强调“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技术服务于政治”“抓方向性问题”等含义，如：福建日报总编室提出，“抓方向性的典型报道，也是进一步实现政治家办报、提高编辑记者的政治水平和报纸的业务水平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云南日报总编室提出，在生产建设报道上要经常考虑是政治家还是单纯的技术专家，要坚持政治挂帅；等等。

二、概念重提：政治领袖多次重释形成研究热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对于新闻宣传工作，虽然“邓小平较少直接论述新闻媒体，更没有提及‘政治家办报’”，但他提出了“以大局为重”“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拿事实来说话”“坚持党性原则”“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等观点。这些思想被一些学者加入“政治家办报”的内涵之中，如：穆青在谈到“政治家办报”时强调，“新闻工作者要为大局着想，从宏观上考虑问题，……标准是从最高利益着想，凡是符合最高利益的就要报道”；殷宗器认为，当办报的政治家“要懂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勇于改革创新和敢于行使舆论监督使命的气魄；敢于实事求是地处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新闻与政治、政治与业务（技术）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影响着他们对“政治家办报”的理解。如林枫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何新闻不能脱离政治，新闻何以不等于政治以及如何处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为“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政治家办报（广播、电视）”理解为办报的人要有政治家的头脑或某些重要素质，进而对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政治素质进行了探讨和拓展。由上述可见，这一时期“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发展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二是从宏观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三是对其进行与时俱进式的解读。

1989年四五月间的政治风波中，有人散布“人民性高于党性”“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学应与政治学分开”等谬论，这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家办报”的再认识和再思考。11月下旬，中宣部举办新闻工作研讨班，对新闻媒体在这次风波中的失误进行反思，总结其经验教训，当时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新闻战线的领导人员必须善于从全局和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形势的变化，掌握好宣传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政治家办报’”。这是时隔二十多年后，党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人对“政治家办报”思想的重新提出。

此后，关于“政治家办报”的研究得到更进一步发展，“政治家办报”话语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学者们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对毛泽东谈话文本的历史解读上，试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把握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原初含义。如在研读了毛泽东1959年6月同吴冷西谈话的内容之后，童兵认为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包括两层意思：“一，一个时期的新闻宣传，要有一个中心，一个方向，即‘一下子抓住问题’，不能‘没有要点，言不及义’。二，对于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事件，要多谋且善断，具备独立思考比较分析的思想方法。”另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内涵进行了“与时俱进式”的阐发。如侯德山在分析毛泽东两次谈话的基础上，给“政治家办报”下了一个定义，即“所谓政治家办报，就是要站在政治的高度，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阶段性任务，从当前和长远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的最大利益考虑问题，决定宣传的任务，策略和具体内容；报纸的编采人员不仅要深通新闻业务，掌握新闻规律，还要有很高的政治家素养”。这些阐释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初始含义范围。

关于“政治家办报”，真正形成研究热潮的时间点是1996年，这一年的研究文献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本人以“政治家办报”在中国知网（CNKI）中文总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得出如下发表年度趋势图（见图1）。

这一年，“政治家办报”之所以成为学术热点话题，可以说与江泽民的多次强调不无关系。1996年1月2日，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指出：“最近，中央多次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毫无疑问，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同样要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必然要求。”接着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即“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认为 “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等。1月24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再次提到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认为“不光是办报纸，办通讯社、办广播、办电视、办刊物、办出版社，都要有政治家素质”。从中可见，江泽民的阐释其实已经与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有一定区别，他是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大环境之下提出论述的，并将其与“讲政治”的思想理论相融合，拓展了“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内涵。

1996年2月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集首都新闻单位举办座谈会，吴冷西、范敬宜、梁衡、同向荣等人专门就“政治家办报”发表了各自的理解。综其内容，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拓展了“政治家办报”的内涵：（1）申明江泽民“要讲政治”“要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2）指出江泽民这一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即批判了现实中出现的不讲政治、忽视政治的错误倾向；（3）提出政治家办报并不是只针对机关报，非机关报也要讲政治，以及提出“政治家办台”、经济宣传也要讲政治等主张；（4）加入了“舆论引导意识”“群众路线”“讲求宣传艺术”“人才队伍建设”等要素。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家办报”的影响，使得“政治家办报”的内涵呈现出泛化趋势。

同年9月26日，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进一步强调：“报社的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这里，他着重强调的是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即“政治家的高度”，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的“新闻宣传要讲大局，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的继承发展，同时也与毛泽东所强调的“多谋善断”有一定弥合之处。

事实上，党的领导人在这个时间点对“政治家办报”重新加以强调和重视，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现实针对性。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我国各项事业尤其是新闻事业还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及不良倾向，并凸显出来。在这个时候，重新对“政治家办报”思想进行强调和阐发，实质上就是强调要处理好新形势下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在首届新闻界座谈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就列举了几种忽视或轻视政治的不良倾向并加以批判。还有学者对当时出现的“企业家办报”“用企业家办报来补充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所说的报专指党委机关报”等几种说法进行了批驳。这些说法和倾向其实是当时的经济改革和新闻改革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种直观反映，从这方面来说，重提并强调“政治家办报”和“讲政治”具有一定的示警意义。

有学者也看到了这一变化，将江泽民所言的“政治家办报”与毛泽东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芮必峰认为，与毛泽东的论述相比，江泽民的“政治家办报”发生了以下四点变化：（1）其“合法性”不再来自于领导人的“最高指示”，而缘于它阐明了政治与新闻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体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规律；（2）不再是对党报“重断轻谋”的要求，而是上升到“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普遍要求”；（3）不再是社论、言论等“非新闻”生产领域，而是贯穿于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4）不再仅仅按照政治长官的意志办报，而泛化为一种政治责任、政治意识、社会责任以及操作要求等。周豪认为，江泽民的“政治家办报”在组成要素上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政治家”的主体由“记者头子”变为“每个报社的同志”；（2）“做政治家”的要求由“多谋善断”变为“讲政治”“有大局意识、全局意识”；（3）“办报”的功能定位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变为“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总之，“经过重新阐释的‘政治家办报’开始变得伸缩自如、充满张力，在‘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而不是诋毁破坏’这条底线的基础上，对不同媒体提出不同要求”。

三、概念拓新：政治主导、学术伴随进行时代解读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也曾三次提到“政治家办报”，并根据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变化，为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提出要“积极落实政治家办报、政治家管宣传、政治家管文化的要求”“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以及“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等新思想新观点，这就为“政治家办报”概念的进一步泛化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动力。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对“政治家办报”的学术研究热度虽有所下降，但在研究质量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学者们认识到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有其特定的时代环境，其主张并不能与当下的新闻工作丝丝入扣地对接成功”，因而，开始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政治家办报”。他们对“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其时代性的解读和实践上的探索，二是注重探寻其历史源流和历史语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进一步的拓新。

在时代解读上，有学者结合时事政治和时代需求，将胡锦涛的新闻思想和对“政治家办报”的认识融入“政治家办报”的内涵之中，如徐利认为，“政治家办报是实现‘三贴近’的有效途径”，应正确坚持政治家办报，实现“三贴近”。郑保卫将“讲政治、讲党性，提高政治素养，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处理问题，突出宣传重点把握政治方向，增强全局观念，加强宏观意识，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等作为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基本要求。朱清河和张荣华从理论化的高度，结合中外对“政治家”的理解，以更加前沿和更具有普适性的视角，将“政治家办报”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归结为四个方面：（1）“新闻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大局意识”；（2）新闻工作者要有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执着与胆识；（3）新闻工作要全面反映客观现实不要片面报道，“要曝‘负’不可‘颠覆’”；（4）“新闻工作者也要有世界眼光与全球竞争意识”。这就把“政治家办报”的内涵进一步泛化，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所言的“政治家办报”已有很大不同。

不过，这种概念泛化的现象，引起了某些新闻史学者的诟病，认为不应该望文生义或“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内涵归纳为包罗万象”，而应该回归历史的现场，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原初要义。因而，一些学者重新回归到“政治家办报”的提出年代，更加深入地对其进行史料考证和渊源探寻。在历史探源上，他们主要采用两种研究理路，一种是回到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场景来解读毛泽东本人的主要意思，如芮必峰的《“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解读》等。另一种是进一步追溯“政治家办报”实践的历史源头，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家办报”有两支历史源流，一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形式意义上的“办报的政治家”，一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政治家办报”的实践设想。另有学者进行了补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也应是“政治家办报”的一支重要源流。还有一些学者纵向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演变脉络，如周豪的《“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常与变》等。

进入新时代，关于“政治家办报”的研究进一步增多，到2016年又达到一个小高峰。从发表文章的内容和发表的时间点来看，这一新的研究高潮与习近平2016年的“2·19”讲话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早在2015年12月，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时就提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可见，这里的“政治家办报”被纳入“党管媒体”的原则之下，强调的是党对媒体的绝对领导。在2016年的“2·19”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阐释了其“党管媒体、党媒姓党”的理论，并提出了“八个讲导向”，尤其是在对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要求部分提出：“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里，他将“政治家办报”表述为“政治家办报意识”，这不仅仅是话语上的一种创新，而且在其内涵和外延上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和创新。2016年和2018年，习近平分别在给新华社建社85周年的贺信和给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中都提到了“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社”。总之，习近平的“政治家办报”思想应是“党管媒体、党媒姓党”理论的一部分，是新闻舆论工作者素养的一个重要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纳入“政治家办报意识”的内涵之中，提出了检验是否做到“政治家办报”的五个重要依据，并将“政治家办”的客体扩展到报社、期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形式和新闻报道形式之中。这就赋予了“政治家办报”概念更多、更为细致、更与时俱进的内涵。

这一时期，在学术取向上依然延续着前一时期的两条学术进路，并在这两个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如沈正赋进一步开发出一个历史源流，认为早在唐开元年间，政府主办的官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可称之为“政治家办报”的肇始。他梳理了“政治家办报”的思想脉络，并概括出历届领导人对“政治家办报”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核心要义。同时，他认为“政治家办报”作为一个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办报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利用自己或所在团体创办的报刊，积极干预或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府政治决策，引导大众舆论走向，推动社会变革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急先锋的作用”；狭义专指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所提出的特定含义。然而，从目前对“政治家办报”的普遍理解来看，单就其中所言“办报人”和“报刊”这一点，这种所谓的广义上的概念仍具有“狭义”之嫌，因为这并不能涵盖“政治家办社”“政治家办台”“政治家办网”等话语的含义。肖燕雄和林雅心通过发掘韦伯和毛泽东这两位一西一中的理论巨人都使用过的“群众政治家”概念，从更宏观和长远的层面对“政治家办报”的真正内涵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政治上的审慎观念和群众工作原则，政治家办报的正确内涵是：一方面，新闻工作要讲政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政治家办报的基础；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用政治家的思维和眼光从事新闻实践活动，这是政治家办报的核心要义。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研究发现，“守好舆论这个阵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过好互联网这一关”“用好创新这个引擎”“讲述好中国故事”这五个方面体现出坚持“政治家办报”的鲜明时代要求。他谈道：“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是不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不是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是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长期形成的规矩，是不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具有政治定力”，是坚持“政治家办报”的五个评判标准。

另外，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关于“政治家办报”的研究，大多数仍然是新闻学者对政治领袖的“政治家办报”思想进行学术解读的结果，即根据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讲话，结合现实实践和经验，作出或理论、或实践上的进一步解读和探讨。因而，政治领袖对“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理解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演化趋向。

四、总结与思考

1.概念的演化逻辑

从以上“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化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一种概念或理论要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必然要与时代接轨，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在“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化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社会上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这些“新”是以往的概念或理论解释不通的，这就需要对旧有的概念进行不断革新。而“概念含义的变迁或新概念，来自新的生活状况、新的人与环境、社会与时代的关系：新时代的新人需要新的语言”，总之，“概念的语义嬗变缘于变化了的历史和时代经验”，时代的发展始终是一个概念演化与发展的原动力。

另外，概念运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对概念的解读、运用和加工，成为概念演化的主要驱动力。在“政治家办报”概念演化的过程中，政治领袖一般起着主导作用，其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化方向和主要内容；而新闻机构和学术共同体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尤其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和创新手段对政治领袖提出的思想观点进行实践和理论上的正面回应，从而实现对“政治家办报”的概念化与重新概念化。“政治家办报”概念演进和革新的方式包括：区分和拒斥其竞争性概念，通过多重阐释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与时俱进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上为其生存和延续提供支撑，等等。从“政治家办报”概念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提出、形成、淡化、共识、泛化与重释的曲折过程，其中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沾染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政治力量是推动“政治家办报”概念演进的决定性力量。

2.新闻学政治化的问题

“新闻学政治化命题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三重关系逻辑，即：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媒体及新闻人与政治的关系、新闻学与政治的关系。”“政治家办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从其演化过程中可窥见出新闻学与政治之关联；作为一种办报理念，从其内涵的演化中可窥探出新闻媒体及新闻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而，“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化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管窥新闻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窗口，其中折射出的是新闻与政治、新闻媒体及新闻人与政治、新闻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可否认，新闻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化过程中，新闻与政治之间总是如影随行。迈克尔·舒德森就曾指出：“政治机构和媒体机构深深地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彼此，在公共生活的宏观生态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并不弱于政治结构对新闻的支配作用。”关于我国新闻（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1989年5月，习近平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对其作了比较辩证的分析，他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上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证明了我国的新闻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地对新近事实和信息的传播活动，更是一种政治活动，“它以真正的政治家为主体，以政治审慎为核心内涵，体现了政治德性和方法论，兼容了群众性原则，融入并指导着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正如吴廷俊等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生存在政治家为它划定的疆域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政治家办报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家报人如何运用媒介充当喉舌、进行舆论宣传的历史。”在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政治逻辑贯穿始终，且占据主导地位，是影响其概念演化特点、变化方向、变化内容以及学术研究取向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3.新闻学的再政治化问题

有学者根据新闻与政治之间的疏密张弛程度，来观照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史，认为其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即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高度政治化，到80年代的“去政治化”，再到90年代以来的“再政治化”。从“政治家办报”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样可以看出这一变化的趋向，即总体上呈现出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演进路径。最近几年，部分新闻学人关注到这种新闻学与政治化之间的逻辑演化问题，呼吁当下新闻学应“把‘政治’带回来”。如上所见，“政治家办报”概念经历了如下发展过程：从毛泽东时期强调的“多谋善断、从政治上统揽全局”等内涵，到邓小平时期强调的“有大局意识、以社会效益为重”，江泽民时期强调的“讲政治、提高政治素养、讲舆论导向”，再到胡锦涛时期强调“‘三贴近’、按新闻规律办事”，最后到习近平新时代强调“党媒姓党、党管媒体”等内涵。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其存在着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趋势。所谓“去政治化”，“并非真的不讲政治，去政治化本身就是政治”，而所谓“再政治化”也并非“要回到‘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而是要正视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以建构一种新的政治。尤其是当今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关切和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与舆论环境的巨变，新闻学要实现自身的“再政治化”，可谓任重道远。这需要我们在新媒介与新闻生态环境下，重新审视并妥善处理新闻与政治、新闻媒体及政治组织、新闻从业者与政治领袖以及新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当务之急得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

简而概之，若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价值脉象看，“政治家办报”无疑不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最成功的范例之一，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对它的研究理所当然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必经之路与必要一环。因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仅要从宏观和中观上着力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更要从微观与具象上找出诸如像“政治家办报”“全党办报”“党管媒体”等中国特色新闻理念存在的学理张力和实践问题，并从这些问题出发，进一步澄思寂虑其可拓展的话语重构空间和可探究的实践路径。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新闻传播学研究》专栏，第131—14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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