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汪川琳 |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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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者简介

刘斌，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财政部会计名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会计学科），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Auditing: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等国内外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获包括一等奖在内的省部级奖励5项，出版专著和教科书十余部。

汪川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改变了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代理冲突更严重、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当地市场化进程更快的企业中更明显。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师选择；信号传递；代理成本

一、引言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把握数字化转型升级机遇，已上升至我国战略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在宏观政策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队伍中。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信息环境、颠覆了传统治理模式，也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质量审计师可以缓解代理问题，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作为上市公司的关键管理决策之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对其审计师选择产生影响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确立和发展，信息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日益凸显，注册会计师审计承担着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发现企业特征及制度环境是影响审计师选择的主要因素。从企业特征来看，公司规模、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政治关系等都会对企业的审计师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从制度环境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地区间法治水平以及经济状况都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水平也会影响审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能够有效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的审计师选择也可视为向投资者传递企业价值的一种信号，质量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区别于低质量的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企业的信息环境，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这势必影响企业的审计师选择行为。现有文献虽然广泛地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企业创新、企业分工、公司治理及股票市场的影响，但在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信息传递方面，仅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或审计质量的影响，尚未涉及更具信号作用的审计师选择。

审计服务通过鉴证企业财务报告，减少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起到治理作用。即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冲突越严重，企业的高质量审计需求越强烈。因此，当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突出时，往往会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数字化转型企业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实时收集、分析、处理业务数据，再加上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征能够改善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提高监督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审计的治理效应，审计师异质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将大为减弱，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可能对审计师的选择并没有显著偏好。然而，依据信号理论，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生产、管理、销售各环节与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促进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数字化，在改善信息环境、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优化公司治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向市场传递公司经营良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信号，数字化转型企业可能倾向于选择代表高质量审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此外，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数字技术更新过快与相关治理制度建设滞后、经营业务复杂等的冲突，也可能会导致新的代理问题，使得企业需要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来降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治理风险，从而赢得更多股东、债权人等资金供给者的支持。由于数字化在企业的不同应用情形可能形成不同的企业决策，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间的关系是否在不同情景下会有所不同。

本文的可能贡献如下：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主要从公司规模、产权性质、股权结构、政治关联、卖空机制等视角考察了审计师选择的主导因素。企业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有不同的审计需求。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信息环境，本文从转型过程中企业商业模式、治理方式的变革讨论了企业的审计需求，拓展了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第二，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已有文献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企业创新、企业分工等影响问题，在与审计相关的经济后果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审计定价方面，而缺乏对前端审计师选择的研究。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企业对高质量审计师的偏好。由于技术更迭过快、制度相对滞后、交易业务复杂等因素，当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的治理问题，本文为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与传统企业信息化相比，数字技术通过信息的高效流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企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流程、组织结构以及商业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如果企业有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实现企业生产、销售、管理一系列经营活动的在线化、数据化，实时收集、分析、处理所有业务数据、财务数据以及企业有关的大数据，并将其全部存储于数据空间，使得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体现为数据化、透明化和智能化。同时，在数字化运营过程中，信息化系统大量嵌入输入控制、处理控制和输出控制，企业生产、销售、库存等关键环节趋于独立化、节点化，通过数据传递建立的逻辑关系让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员工便于相互监督、制衡，有助于抑制源于内部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错误或舞弊行为。在此经营环境中，企业的每个工作场景和业务流程都可以通过数据技术进行追溯还原，便于管理层更加详细全面地了解企业状况，提高生产效率。管理层利用数字化优势快速获取高质量经营信息的同时，还有利于以较低成本对外输出有针对性的、可理解的有效信息，降低企业外部与公司客户、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获取更高的经营效益。同时，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打破了以往的时空限制，企业与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关系更加紧密。他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共享有价值的企业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在线投票、媒体舆论、社交平台等方式参与到治理网络中，强化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和动力。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高效治理显著提升了公司整体治理水平，有利于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

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公司治理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作为审计业务的需求方，数字化转型企业迫切需要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的积极信号。一方面，以四大为代表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提供高质量的保证，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减少编制者和资本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因为高质量审计师审计失败的机会成本更高，更有动机保护他们的声誉并降低可能的诉讼风险。因此，高质量审计可以向市场有效传递数字化转型企业“高素质”的信号。另一方面，由于被审计对象实施数字化转型，需要审计服务进行相应的升级换代。高质量审计师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业务经验等方面有着领先优势，可以较低成本应对被审计单位的数字化转型。此外，高质量审计师有着更严格的监督或质量控制系统。如果被审计单位数字化水平超过了审计师自身的信息化应对能力，高质量审计师积累了更多的资源，对于特殊技术或方法的测试更有能力借助专家的工作，以保证审计质量。因此，根据信号显示机制，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高质量审计服务将自己与其他企业区分开，向市场传递“高素质”的信号；而与小型事务所相比，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更能适应审计业务环境的变化，向数字化转型企业提供匹配的审计服务。

然而，数字化转型虽然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但数字化是一个持续的战略更新过程，此过程也可能加剧委托代理冲突。首先，数字技术的专业壁垒在快速更迭中可能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操纵空间。通常情况下，股东等投资者囿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技术能力、经验基础，难以快速响应和全面了解时刻变化的数字技术应用情况，不得不将更多的主导权让渡给企业管理者，使管理者可能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盈余操纵，增加委托代理成本。其次，新型商业模式可能加剧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商业模式通过采集和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搜索日志等数据，使原有同质的、单一的、标准的产品或服务逐渐呈现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业务交易的复杂程度随之增加，可能导致财务报表信息质量降低。再次，企业内外部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数字化变革的滞后性阻碍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外部制度来看，受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使，企业经营活动差异化程度提高，但原则型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营活动的异质性，导致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为其操纵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隐性屏障。从内部制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必然会引入新技术、新人员甚至新业务，而这也意味着新的风险点产生，需要企业及时更新和完善内部控制、风险管控等规章制度才能保证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随着众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应的内外部制度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可能难以及时匹配数字化技术的快速更迭，进而导致更多监督“盲点”的出现。

独立审计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冲突的有效治理机制。对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的治理风险，高质量审计师可以发挥其外部治理功能以替代公司内部治理的不足。因此，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有较强的动机选择质量高的审计师。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身是一个成本高、风险大的长期过程，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稳定、充足的金融资源将直接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因此，企业也希望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向市场有效传递财务报告信息质量高、公司运营良好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股东、债权人等资金供给者对数字化转型巨大风险的隐忧，达到降低融资成本和扩大融资规模，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保证的目标。综上所述，数字化改变了企业信息环境，这类企业在高度数字化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均需要向市场有效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有更强动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1：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然而，这一假设并非没有疑虑。当数字化转型企业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优势时，不仅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提高监督效率，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独立审计的治理效应。而作为审计业务的供给方，审计师面对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文本、音频和视频等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开展审计工作的首要步骤不再是直接查验纸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而是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式审计和大数据审计，可能由此取代传统的财务审计。审计师的职业判断、职业估计在审计过程中的作用可能大大降低，审计师成为数据审计和信息系统审计的规则制定者，其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将大为降低。在此情形下，转型企业对于审计师的选择可能没有明显偏好。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类公司；（2）剔除ST/PT等经营异常类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财务数据和治理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为减少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处进行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验证假设1，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被解释变量Auditor代表审计师选择，参考以往文献，国际“四大”常用作高质量审计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机会成本更高，有着更严格的监督或质量控制系统，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因此，本文在主回归中，将国际“四大”（Big4）作为高质量审计师的度量。若公司聘请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在稳健性检验中，将以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Auditor）来度量高质量审计师。

解释变量Digit代表数字化转型程度，借鉴高雨辰等的研究，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中与企业数字化相关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体地，将无形资产明细中包含“软件”“网络”“客户端”“管理系统”“智能平台”等关键词的明细项目界定为“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再对同一公司同年度多项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进行加总，计算得到其占本年度无形资产的比例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

参考杜兴强等的研究，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影响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公司成长性（Growth），流动比率（Curr）,存货比率（Inv），应收账款比率（Rec），董事会规模（Board）, 股权集中度（First），产权性质（State）。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Year/Industry）的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会计师事务所选择（Auditor）的均值为0.057，表明约有5.7%的样本选择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的均值（标准差）约为0.115（0.22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表明样本公司无形资产中数字化部分平均占到11.5%，且企业间数字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控制变量的分布值均在合理范围内，与已有文献基本保持一致。

（二）主检验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本文根据模型（1）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控制变量的依次加入，模型解释力度显著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第（1）—（3）列中，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作用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有效改善了企业信息环境、生产效率以及治理水平等。因此，企业会更加迫切希望通过高质量审计师向市场传递公司经营良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信号，假设H1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处理

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决策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进行了如下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避免数字化转型企业因一些可观测公司特征上的固有差异所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我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匹配样本重新进行回归。首先，根据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处理组与对照组。其次，以上文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半径为0.05的卡尺内近邻匹配法得到匹配样本，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偏差均在10%以内，且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大幅缩小，总体而言匹配效果较好，满足平衡性假设。利用匹配样本，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如表4第（1）列所示，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上文的结论基本一致。

（2）熵平衡匹配法（EBM）。由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高度依赖于第一阶段Logit模型的设定且可能造成一定的样本信息损失，为克服PSM的局限性，本文采用了熵平衡匹配法（EBM）做进一步检验。首先，根据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处理组与对照组，然后以上文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熵平衡匹配，最后按熵平衡匹配的赋权对模型（1）进行回归。在熵平衡匹配法处理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均值、方差和偏度较为相似，差异明显缩小，总体匹配效果良好。经过熵平衡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可以看到Digit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可靠。

（2）Heckman两阶段法。为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导致结论产生偏误，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在第一阶段以样本当年数字化程度的中位数定义企业数字化程度的虚拟变量（Digit_Dummy）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Probit回归。同时，模型采用企业所在省份的其他企业数字化程度均值（Region_Digit）作为数字化程度虚拟变量的排除性约束变量。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Digit的因素包括资产收益率、公司成长性、流动比率、应收账款比率、存货比率、董事会规模等。最终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将IMR作为偏差调整项放入原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

表5报告了 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第（1）列中，排除性约束变量Region_Digi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同年度、同地区其他上市公司的数字化程度会对本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决策产生正向影响，符合排除性约束变量的选择条件。第（2）列报告了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数字化程度（Digit）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控制样本自选择偏差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事务所变更。前文的研究结论可能会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会改变企业的信息环境，企业出于信号传递动机而产生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数字化知识经验，为管理者获取数字技术发展动态和数字化转型决策信息提供了便利，进而增强其实现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为了尽可能缓解这一反向因果关系对研究结论潜在的内生影响，本文参考陈良银等的做法，采用事务所变更作为因变量，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事务所变更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被解释变量Switch代表审计师变更情况。具体定义包括：（1）Switch1：若当年变更审计师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Switch2：若当年由“小所”变更到“大所”（“非四大”转“四大”），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3）Switch3：若当年由“大所”变更到“小所”（“四大”转“非四大”），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6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1）列中，审计师变更（Switch1）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变更审计师。进一步地，区分审计师变更方向后，第（2）列中，“小所”变“大所”（Switch2）的系数显著为正，而第（3）列中“大所”变“小所”（Switch3）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由“小所”转聘“大所”的可能性显著增加，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4）ITCV。在模型（1）中，虽然从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两方面控制了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但难以对所有的影响因素进行控制，因此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本文通过计算遗漏变量的影响阈值（ITCV）来判断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

表7报告了ITCV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度。ITCV统计量为0.0419，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审计师选择与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一旦达到0.205（0.0419 1/2），模型估计的显著性就会发生变化。由表7可以发现，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存货比率-0.0093，但仍小于0.0419。由此可以推断，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未影响原有基准回归结果，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三种稳健性检验：（1）替换关键变量。本文借鉴李百兴等的研究，使用是否聘请排名前十二大会计师事务所替换因变量审计师选择（Auditor）指标，重新进行检验。（2）改变样本区间。为避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本文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我们采用截至2019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3）聚类标准误调整。为减轻异方差影响，本文使用公司层面聚类标准误算法重新进行检验。采用上述稳健性检验方法得到的结果与本文主要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受限于篇幅，未列示表格）。

六、影响机制分析

（一）基于企业微观特质

1.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取决于数字技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应用情况。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加关注和重视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愿意为数字化转型投入更多的资源。高新技术企业所具有的人才、技术、经验等优势也为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更好的基础条件，更容易吸收和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并有效赋能到各个工作场景。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可能更高，更需要向投资人、债权人、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价值的积极信号，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为了检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借鉴庞瑞芝和刘东阁的研究，将样本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企业，当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时，变量Htech_Dummy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将交互项Digit×Htech_Dummy放入模型（1）对审计师选择（Auditor）进行回归，从表8第（1）列可以看出，交互项Digit×Htech_Dummy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了企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

2.代理冲突的影响

当企业代理冲突加重时，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随之增加。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股东和其他投资者为避免自身利益受损，更需要向市场传递转型的积极信号，并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代理冲突越严重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可能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方法，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衡量代理冲突，当企业高于年度中位数时，变量Ms_Dummy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将交互项Digit×Ms_Dummy放入模型（1）对审计师选择（Auditor）进行回归，从表8第（2）列可以看出，交互项Digit×Ms_Dummy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代理冲突增强了企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

（二）基于外部宏观环境

1.行业竞争环境的影响

企业的生存发展与外部行业竞争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投资者保护意识更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带来的信息增量和信号显示价值凸显；另一方面，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和生存压力越大，数字化转型企业更需要高质量审计师传递“高素质”信号，以获取转型所必要的金融资源。因此，行业竞争可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此，我们预期行业竞争会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正向关系。借鉴李维安和韩忠雪的研究，我们采用赫尔芬达指数（HHI）来衡量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赫尔芬达指数越高，表明垄断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低。将交互项Digit×HHI加入模型（1）进行回归。从表9的第（1）列可以发现，交互Digit×HH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数字化转型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2.地区市场环境的影响

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当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企业面临的政府干预较少、法律制度较完善，投资者对审计报告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对企业的审计师选择行为更为敏感，放大了高质量审计师的信息价值和信号效应。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企业为了避免投资者的逆向选择，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本文采用樊纲指数以及根据年增长率的推算值衡量企业所处市场环境（Market），数值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将交互项Digit×Market放入模型（1）对审计师选择（Auditor）进行回归，从表9第（2）列可以看出，交互项Digit×Marke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

七、结论与启示

在国家政策不断推进两化融合背景下，以企业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必然趋势。本文从数字转型企业的行为选择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我们还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代理冲突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影响；同时，当数字化转型企业处于行业竞争更激烈，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环境中时，其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1）对企业而言，应当加快构建适应性治理机制与当前数字化技术水平、发展速度保持高度匹配。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除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外，企业还应以数据与数字技术为核心，结合传统公司治理经验，将技术应用和数据使用等活动放在相应制度规则的监督下，着力改进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协同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效率。（2）对审计机构而言，应当顺应数字经济潮流，持续推进“做大做强”战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数字化转型，其对审计质量较好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愈发青睐。为更好地满足数字时代下资本市场需求，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平台提升组织规模和服务质量，以期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3）对监管部门而言，在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为数字化转型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一方面，加大培养具有大数据、信息化、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背景的复合型审计人才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出台相应的财税政策帮助事务所进行联合重组，通过强强联合、强弱联合等方式提高事务所规模和服务质量。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经济与管理研究：审计研究》专栏，第69—8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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