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刚，范建超，郑圆圆 |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不足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不足
推荐语
相比于其他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增长比较缓慢，侧面反映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公益性支出。同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快速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本文从公司金融角度出发，发现政府债务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多资源被投入非公共品产业，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更低。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应避免仅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公益性投资支出。
作者简介
周颖刚，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首批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主编，部分成果发表在Management Science、《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福建省第13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泛欧交易所金融市场最优论文奖等重要奖项。
范建超，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人员。
郑圆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人员。
摘要：近年来，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中，但相比于其他支出增长速度更缓慢，政府存在更加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公益性支出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出各地政府先前对公共医疗卫生不够重视。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具有显著负效应，高隐性债务规模地区更不重视医疗卫生支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更多资源被投入非公共品产业的地区，债务规模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负效应将进一步增强。而先前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较低的地区在此次疫情中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感染人数更高。今后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避免仅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公益性投资支出。
关键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一、引言
近年来，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一直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中，但相比于其他支出增长速度更缓慢，政府存在更加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公益性支出的现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在党中央有效领导下，各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在全球抗疫过程中作出表率，并为各国防疫抗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此次疫情同样深刻暴露出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抗疫初期各项医疗设施准备不足，包括医疗物资和医疗设备都存在紧缺现象。李明等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出各地先前不够重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地方财政中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不足等问题。
2009年，发债融资平台有息债务规模达到6.5万亿元，而到2018年，这一数字变为38.37万亿元，此类债务属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另外，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目的，主动举债导致债务水平上升，而债务规模上升对当地公共品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债务规模上升挤出公益性支出的情况在公司金融中普遍存在，相关文献显示高债务水平公司更加关注能够带来短期绩效的投资，而忽视不能立马产生经济效益的长远投资以及公益性支出。而地方政府与公司具有诸多相似性，公司金融的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解释政府经济行为。对地方政府而言，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而言属于公益性支出，虽对城市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但其短期经济效益不足，地方政府对此类支出不够重视，造成各城市公共卫生支出不足。而关注短期绩效的政府将更多资源用于能够快速带来经济绩效的产业。
为讨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本文参考以往文献，从城市融资平台角度入手，构建政府隐性债务代理变量。研究表明债务规模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水平具有显著负效应。同时，结合以往文献中所提及的地方政府另一重要收入来源土地财政，将债务规模与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重要财力补充，当土地市场遭受政策冲击时，将对政府债务以及公共卫生支出产生什么影响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为此，本文参考张莉等选用限购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进行识别，当限购政策实施后，土地财政相关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可能更依赖债务融资筹集资金，将对当地债务规模产生正向冲击。实证结果表明，当限购政策实施后，当地债务规模显著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规模显著降低。而这一结果有助于从因果层面理解政府债务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负效应。
除此之外，在以往文献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城市融资平台投资信息，结合投资端，加深对债务挤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理解。与以往文献从财政角度考虑不同，笔者从公司金融角度出发，结合城市融资平台的投资端和融资端进行研究，分析高债务规模挤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原因，发现高债务规模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而忽视公益性支出，与公司金融中有关文献相吻合。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从公司金融角度出发，研究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与公司金融中相关理论具有诸多相似性，将公司金融中相关研究运用至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讨论，为后续研究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提供新的思路。其次，结合投资端和融资端分析债务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地方融资平台投资端进行机制分析，发现其作为影响机制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未来对地方融资平台研究时还需注意其投资端带来的影响。最后，收集地方融资平台股权投资信息。以往对融资平台实证研究大多讨论其融资或债务问题，鲜有根据其投资开展讨论。本文收集整理地方融资平台股权投资信息有助于从城市融资平台资金使用角度分析城市融资平台。
二、文献综述和提出假说
十九大以来，中央不断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该项议题中关键内容。各地受到相关财政预算约束，需要财政收入以外其他资金满足城市运营和发展，地方政府因此选择通过债务融资获取相应资金。同时，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原因，地方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发展经济，造成近些年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快速上升。程宇丹和龚六堂认为，正是由于政绩激励，地方政府为突破预算约束，主动选择举债筹集资金。而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同样显著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Oi曾提出地方政府公司（Local State Corporatism）概念，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公司具有一定相似性。Maskin等和Xu也都曾提出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特征和属性。公司金融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政府行为，其在资本结构选择中具有一定相似性。一方面，在公司金融中，较强绩效需求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债务水平更高。另一方面，债务水平上升将对公司决策产生显著影响，高债务水平公司更关注当期绩效，投资更集中在能够快速带来经济效益的部门或产业，而短期内无法带来经济绩效的投资则不受重视。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属于公益性支出，地方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近些年不断强调地方政府回归医疗公共责任，但整体支出仍是不足。顾昕认为，中国财政支出偏经济建设，不够重视公共支出，相比于其他公共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低，且增长速度较慢。从以往文献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容易忽视公共支出。而黄书猛指出，地方政府公司化运营是公共品短缺的主要原因，虽然1998年起，中央便不断倡导地方财政要向公共财政转型而非建设型财政，但是一直无法推行，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教育等财政支出无法带来短期绩效。程宇丹和龚六堂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央政府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都将挤出公共支出水平。
谭洪波研究发现，由于政绩需求，政府主动将更多经济资源投入能够快速带来经济绩效的工业，其中包括将更多土地资源分配到工业用地。杨海生等指出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倾斜至能够快速产生经济绩效的部门或产业。而前文提到，公司金融中相关研究已经表明高债务规模公司将更多资源投入能够快速带来短期回报的相关产业。因此，本文认为，对能够快速带来经济绩效的非公共品产业投入是政府债务影响医疗卫生这类公益性支出的重要机制。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政府债务水平越高的地区，越不重视医疗卫生支出，随着将更多资源投入非公共品产业，这一现象越显著。
前文可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地方突破预算约束的重要手段。当地方财力受到冲击显著下降时，为满足地方发展资金需要，需通过其他渠道筹集更多资金。但预算内一般收入弹性较小，每年收入固定，本身资金规模在短时间内难以快速增加，政府仍需通过预算外资金缓解财政压力。当地方财力显著下降，地方政府是否更多依靠债务融资筹集资金以及该经济行为带来的影响同样值得思考。
本文以土地财政作为研究切入点，讨论地方财力变化以及带来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土地财政作为地方主要预算外收入来源，是地方财力重要保障。郑思齐等指出,土地出让收入能够缓解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刘元春和陈金至认为，土地财政缓解了地方政府高速发展中的资金信用不足等问题，并推动地方工业与经济发展。当土地市场受到外生冲击，相关收入减少，地方财力将受到显著影响。本文推测,当政府收入减少，需要通过举债方式筹集更多资金，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上升，造成对医疗卫生支出负效应更明显。因此，本提出假说2：
假说2：当土地市场收入下降，地方政府更依赖债务融资，导致债务规模上升，进而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负效应更显著。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一）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由当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财政支出计算得出。同时，更注重城市经济发展的政府，可能将更多资源用于能够快速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投资。本文构建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变量，即各城市医疗卫生支出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分别生成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对数值和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对数值。参考干春晖等相应解释，如果解释变量对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解释变量导致医疗卫生支出增长速度慢于财政支出或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为讨论债务是否对其他公共品支出产生挤出现象，本文同样加入科教支出占比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科教支出占比变量为当地科学教育支出/财政支出计算得出。同样对上述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则参考Huang等的研究，选用当地融资平台有息债务余额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代理变量。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监测工作方案》《财政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和《政府隐性债务认定细则》等文件认为融资平台债务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来源。钟辉勇和陆铭认为，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特殊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最终将演变成地方政府债务。对于政府隐性债务变量，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构建：首先，参考张晓晶等构建债务率变量，即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当地GDP；其次，从债务偿还角度构建政府债务水平变量，即融资平台债务余额/（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为获取地方融资平台有息债务余额数据，本文首先参考曹光宇等的研究对平台名单进行处理,并根据该名单在WIND搜集有息债务余额数据，随后将剩余没有债务余额信息的融资平台匹配至企查查和天眼查，收集其财务信息中有息债务余额数据。由于债务变量较多0值，故不进行取对数处理。
根据融资平台公司年报可以发现，其通过股权投资将资金注入不同产业。如果政府债务规模高的地区更加关注经济政绩，本文推测该地区将更多资金用于能够快速产生经济绩效的产业。为此，本文收集样本期间内各地融资平台所有股权投资相关信息，包括投资时间、投资金额以及所投资公司相关工商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融资平台子公司（包括下辖产业基金）投资意愿可能受母公司指导，同样收集融资平台控股50%以上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信息。以上数据来自企查查和天眼查。在此基础上，本文整理出地方融资平台对非公共品产业的投资规模，构建变量非公共品产业投资规模。如果该变量数值越高，说明地方融资平台将更多资金用于能够带来短期效益的产业。同样搜集其投资的公司数量，构建变量非公共品产业所投公司数。由于存在少量0值，故对投资变量进行加1取对数处理。
参考以往文献，本文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反映当地经济状况的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率）、反映当地财政情况的财政收入水平（财政收入/GDP）、反映当地金融化程度的当地信贷规模（当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反映房地产开发投资水平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房地产开发投资/GDP）以及反映当地医疗水平的人均医生数和人均医院数等控制变量。由于以往文献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当地财政支出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加入官员变量，控制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影响，包括书记市长年龄以及任职第几年。对上述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本文总样本包括2009—2018年全国244个城市，数据主要来源包括WIND、CSMAR、CEIC、《中国城市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表1为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样本数为2246。去除没有数据或数据缺失严重的地区，政府隐性债务变量剩余2336个和2095个样本点。
（二）计量模型
为验证假说1，本文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Healthit在不同设定中分别表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和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变量；Debt_levelit-1在不同设定中分别表示债务率和债务水平变量，考虑到债务对当地产生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故采用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X为控制变量，city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yeart为时间固定效应，ε1it表示残差。本文主要关注回归系数α2。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符合前文假说1，说明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越高的地区，越不重视医疗卫生支出。为检验影响机制，设置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Healthit与前文一致，为医疗卫生支出变量；Debt_levelit-1为滞后一期债务变量；Investmentit-1为滞后一期融资平台在非公共品产业投资变量，在不同设定中分别表示非公共品产业投资规模和非公共品产业所投公司数；Debt_levelit-1×Investmentit-1为债务变量和非公共品产业投资变量的交乘项。根据假说1，β2应显著为负。
为验证假说2，参考张莉等的研究，以限购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其指出当限购政策实施后，土地市场遇冷，土地出让收入显著减少。同时与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关税收收入减少，地方财力受到冲击。将实施限购政策的城市设为实验组，其他地区为控制组。关于政策发生时间，考虑到政策产生影响需要时滞，故设定政策实施后的下一期作为基期。式（3）对相关变量进行事件分析，考察限购政策实施前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动态影响，判断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Yit在不同设定中分别表示债务变量和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
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则本文根据前文设立如下式（4）：
其中Yit在不同设定中分别表示债务变量和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Policyit为限购政策虚拟变量，如果该城市实施限购政策，则该变量从基期开始，在政策实施期间取1，否则为0。
四、实证结果
（一）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回归分析
表2为式（1）回归结果。同时考虑到债务规模受过去政府行为影响而与当期政府联系可能较弱。本文将核心变量替换为债务率和债务水平差分值进行回归讨论。表2回归（1）—（4）为债务变量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回归结果；回归（5）—（8）为债务变量对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回归结果。回归（1）（2）中，债务变量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反映当地政府债务规模对当地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具有显著负效应，债务规模越高当地越不重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回归（3）（4）中，债务率和债务水平差分值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当地债务规模增长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具有显著负效应。回归（5）—（8）中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债务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反映债务规模更高或债务规模上升的地区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医疗卫生支出。表2回归结果验证债务规模更高的地区更加不重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提到政府债务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政绩激励和财政约束。本文据此进行异质性检验，判断不同水平政绩激励和财政约束是否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地区长久以来形成重视公共品投入的氛围可能同样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各地区对公共品重视程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首先，本文讨论官员政绩激励异质性是否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参考吴敏和周黎安的研究，根据市委书记年龄将样本分为超过55岁和未超过55岁。接着，根据样本期间内财政自给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平均值分为高低两组。同样根据样本期间内公共品支出比重（（科教支出+医疗卫生支出）/财政支出）分为高低两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政绩激励、财政自给率以及公共品重视程度地区，债务规模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负效应依然显著。
同样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对数值进行分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改变。这说明在不同地区，政府债务规模越高，当地医疗卫生支出相比于基础设施投资更不受重视。为确保回归结果稳健性，本文选用曹婧等研究中关于城投债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从回归结果显示，将债务数据替换后，债务规模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以及医疗卫生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之比仍具有显著负效应。
除此之外，本文同样使用工具变量识别因果关系，具体参考Laeven和Levine的研究选用同一省份下除样本城市外其他地区债务变量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Checherita-westphal和Rother曾用类似的方法构建欧洲各国政府债务水平工具变量。在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回归结果未发生改变。
（三）限购政策冲击影响
我们根据式（3）进行事件分析。结果显示，限购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债务规模和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不存在显著差异。限购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债务规模相比于控制组显著上升，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相比于控制组显著下降。这一结果说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实验组控制组以及政策冲击研究设定可靠。
表3为式（4）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限购政策实施后，对当地债务规模具有显著正效应，对当地医疗卫生支出占有显著负效应。加入政策冲击变量和债务变量交乘项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反映限购政策实施后通过影响当地债务规模，对当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产生显著负效应。表3结果验证假说2。
实施限购政策的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为避免这类问题对DID回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通过PSM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实验组进行匹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PSM-DID验证表3回归结果。回归显示PSM最近邻匹配后，限购政策通过债务规模影响当地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的现象仍存在，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比，回归结果同样未发生改变。以上回归结果有助于从因果层面理解债务和医疗卫生支出之间的关系。当债务规模遭受正向冲击时，将进一步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产生显著负效应。
五、进一步讨论
（一）债务规模影响医疗卫生支出机制分析
本文对式（2）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回归（1）（2）中融资平台投资变量为融资平台对非公共品产业投资规模；回归（3）（4）中融资平台投资变量为融资平台在非公共品产业所投公司数。表4回归（1）—（4）中债务变量同非公共产品投资变量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将更多投资用于非公共品产业的地区，政府债务规模上升将进一步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产生显著负效应，这一结论验证假说1。
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关注政绩而忽视公共品投入的现象不单单局限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可能同样存在于科教支出。为此，本文参考表4，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科教支出占比，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回归（1）—（4）中债务变量同非公共产出投资变量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在相同债务规模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非公共品产业，对科教支出方面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政府债务、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疫情防控
李明等认为，此次疫情防治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先前各地不够重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地方财政中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不足等问题，指出今后地方财政支出应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吕冰洋和李钊归纳了政府财政职能在此次疫情冲击下的应对方向，认为政府应该主动调整财政策略应对类似冲击。其实早在非典时期就曾暴露出公共卫生支出不足的弊端，但是一直得不到足够重视。孙琳和高司民通过比对各国埃博拉防控情况与公共卫生支出情况，发现更加注重公共卫生支出的地区，在应对传染病时表现得更好。不仅如此，如果一个地方在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够重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将导致地区医疗基础更薄弱。由此可知，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关系地区疫情防控。
为讨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以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本文设立式（5）：
covi为新冠防控变量，包括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其中新冠肺炎感染率为各地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当地常住人口数量，具体截至2020年3月20号全国首次本土零新增，对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Healthi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样本期间内均值；Debt_leveli为政府隐性债务变量样本期间内均值；Debt_leveli×Healthi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均值变量和债务均值变量的交乘项；X为控制变量，同样为样本期间内平均值。根据预期，系数应显著为负。
表6为式（5）回归结果，同时考虑到武汉市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方，与武汉市的距离和人口迁徙都可能对该城市新冠感染率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分别加入各城市到武汉市的空间距离以及2019年和2020年该城市同武汉市之间人口迁徙指数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回归时分别去除武汉市和湖北省各城市。表6回归（1）—（4）为新冠感染率回归结果；回归（5）—（8）为新冠感染人数回归结果。
从回归（1）（3）（4）可知，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对新冠肺炎感染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更重视医疗卫生投入的地区，新冠肺炎感染率更低。而债务变量同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变量交乘项对新冠肺炎感染率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7）（8）中，对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显著改变，交乘项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6回归结果说明政府隐性债务水平通过影响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对当地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感染人数具有显著正效应。
六、结论
本文通过2009—2018年全国244个城市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对当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具有显著负效应。而对债务规模的正向冲击将进一步增加债务规模对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对非公共品产业投资规模提高，对高债务规模政府不重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起到助推作用。除此之外，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同样关系着地方面对疫情这一重大突发情况的防疫表现。为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首先，吸取此次疫情防控暴露的公共医疗卫生前期准备不足的教训。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公共医疗卫生准备工作对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重要性。今后各级政府应持续加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充分做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准备工作。
其次，充分认识医疗卫生支出这类公益性支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不够重视公共福利建设是因为其带来的短期收益较少，同时未能充分纳入政绩考核。因此，未来上级政府在对下级政府进行考核时，应注重公共福利建设等方面考核，主动引导和加强地方政府在公共品方面的投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短期绩效而忽视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
最后，应该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其资金投向监管。在政绩考核影响下，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突破预算约束，追求政绩的重要工具之一。各级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融资监管，避免债务水平过高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还需要注意地方融资平台资金投向，避免过多资源流向非公共品产业。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经济与管理研究·宏观经济》专栏，第18—2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欢迎关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