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进辉，刘海潮，巫奕龙 |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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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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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既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数字时代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现实中不少企业面临着“不会转型”“不能转型”“不敢转型”的多重数字化转型困境。本文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并且这种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作者简介

罗进辉，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入选财政部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学术类）、福建省级高层次A类人才、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厦门大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和福建省“雏鹰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近年来，在《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会计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撰写的有关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恢复和扩大国内消费等主题的决策咨询报告多次获得教育部和国务院办公厅采用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

刘海潮，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巫奕龙，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关键词：亲清政商关系；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政治关联

一、引言

顺应数字时代的召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政府加快布局数字中国建设，制定了多项指导产业升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纲领性文件和产业政策。例如，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为各地区各部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力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具体到微观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催生组织管理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和创造价值赋能。因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既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数字时代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然而，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数字技术的整合运用，其对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变革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实中，不少企业面临着“不会转型”“不能转型”“不敢转型”的困境。根据麦肯锡多年的调研数据统计，在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大多数企业陷入“转型找死、不转等死”的发展陷阱。面对如此严峻的转型考验，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广大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关心的重要话题。

综观现有文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企业内在驱动力和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企业发展所必经的变革阶段，其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组织运作模式与价值创造方式，要求企业打破原有管理逻辑，突破组织边界，通过营造数字化的公司文化、充分利用企业拥有的数据资源、调整企业的组织架构、构建数字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帮助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战略选择，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中，政商关系是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较为模糊，不少企业热衷于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这种非市场化的方式获取政府的资源支持，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阻碍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正在经历新旧政商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传统政商关系逐步被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本文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构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能否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以“亲”“清”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政商关系，以期通过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厘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与边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在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更是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本质上，亲清政商关系是政府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政商关系的“亲近”化，是指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作为，通过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靠前服务为企业精准纾困解难，提供及时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另一方面，政商关系的“清白”化，是指政府官员不能以权谋私，有效压缩权力设租空间，引导企业把资源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提高市场竞争力上。因此，本文认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提高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资源能力和市场动力，从而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鉴于此，本文对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为理解中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支持。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2081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地区的亲清政商关系水平越高，当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亲清政商关系对数字化水平的正向影响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既提高了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降低了企业的寻租成本，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数字注意力和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水平，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区分亲清政商关系两个不同维度后研究发现，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说明相较于政府为保持清白政商关系而与企业保持距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加需要政府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更为切实的资源支持和政策帮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弱化了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首先，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置性机理尚不清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当正式制度不完善时，企业倾向于通过非正式制度获得竞争优势，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整体的利益。本文从宏微观整合视角研究发现地区的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推动本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拓展了制度理论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应用。其次，本文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是当前的热点研究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也有一些文献开始探索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的创新活动、社会责任表现等微观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率先检验并发现了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积极影响，并将政治关联纳入研究框架中，拓展了已有理论对亲清政商关系和政治关联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为传统企业如何正确利用政商关系以更好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指导。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推动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践启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推动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变革，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

 （一）相关文献回顾

1.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

新兴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组织运作模式与价值创造方式。基于组织理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各种数字技术突破原有管理逻辑对市场机遇和环境变化进行识别，其打破了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实现企业的业务改进、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的颠覆性变革，有利于企业最大化地整合内部资源价值。因此，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微观企业主体遵循发展规律所必经的变革阶段，传统企业只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才能在这场变革中存活下来。

由于数字化转型是具有颠覆性创新特质的技术变革，企业需要打破传统工业化管理情境下的路径依赖，改变原有的企业管理思维逻辑，这样才能为企业带来数字化转型的真正效用。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其在工业化体系中积累的经验使其难以适应数字化体系，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打破旧体系和适应新体系的双重风险，需要传统企业通过管理适应性变革，提高在数字化体系中的适应能力。同时，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不断投入相应的资源，不断转变和调整组织结构和能力结构，并承担阶段性转型失败的风险。因此，不少企业面临着基础技术技能不足导致的“不会转型”，成本投入过高带来的“不能转型”和转型阵痛长期化引发的“不敢转型”的困境。如何指导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政学业三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来看，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是实施数字化战略的关键环节。任晓怡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指出，企业过度偏好金融资产配置会挤出用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抑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Verhoef等认为数字资产、整合能力、组织架构等要素的匹配是实现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基础。除了依靠企业自身驱动力完成数字化转型，政府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史宇鹏和王阳研究发现，当前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余典范等指出，政府对数字企业的补助能够通过产业间的传导作用为其他产业中的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王雪冬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稀缺资源的供给是相对固定的，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则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劣势，意味着在政治关联的“零和博弈”下无法实现区域内整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中国新旧政商关系的动态交替之际，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能否助力个体企业和整体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则未有研究涉及。

2.亲清政商关系的相关文献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倡导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期通过厘清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与边界，促进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新”是与传统政商关系的“旧”相对应。内生于正式制度不健全的时代背景，传统政商关系更多依赖于“人治”，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滋生出腐败、区域市场分割、产能过剩等问题。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则要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往既要“亲而有度”又要“清而有为”，在保证政商互动制度化的同时，合理规范非正式关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一项兼具全局性、复杂性、长期性的重大治理问题，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述。张国清等从权力和资本的角度说明，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既需要法律的保障和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政府与企业家双方主体的自觉。王帅认为政府应当在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合理作为，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何晓斌等提出亲清政府需要建立反腐败法律体系和监督执行机构，积极搭建政商沟通的制度化、公开化和工具化平台。

随着对亲清政商关系内涵的深入了解，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关注。现有研究认为，健康的政商关系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企业投资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赵晓阳和衣长军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保障，亲清政商关系能够纾解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助力民营经济整体绩效的提升。江炎骏和许德友指出，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从事具有长期导向的活动。在企业投资方面，有学者指出企业将资源投入到政治寻租活动，会造成企业投资结构的扭曲，新型政商关系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倾向和降低政治联系维系成本破除政治资源诅咒效应。此外，现有研究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

综上，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存在着差异。传统政商关系下企业倾向于通过构建政治联系、寻租等方式与政府保持沟通，形成了扭曲的政商关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通过梳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从理论层面探讨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逻辑，鲜有研究关注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缺乏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与传统政商关系结合探讨其对企业的综合影响的研究。同时，中国企业不同程度地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困境，如何推动微观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但是鲜有研究为如何推进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因此，基于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决定性影响，本文拟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潜在影响，从而弥补相关研究不足。

（二）研究假说提出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制度的调整和变革有利于社会资源分配和交换效率的提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新时代政商关系互动格局指明了发展方向。本文认为亲清政商关系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提高区域内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有效推动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首先，亲清政商关系营造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企业专注于培育市场核心竞争能力，增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具有“市场导向效应”。亲清政商关系的本质是通过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边界，让市场回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政商关系亲清化降低了企业寻租空间，引导企业摆脱对政治关联的依赖。亲清政商关系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寻租空间由于政商关系亲清化而被大幅压缩。企业无需将大量资源和精力倾注在维护政商关系上，而是将资源投入能够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数字化转型活动中。另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将极大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非效率干预，引导企业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生存和发展。以往政府“强干预、弱治理”的制度模式剥夺了很多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不再强制干预企业和市场运行，市场竞争规则由“找市长”向“找市场”转变，市场活力得以激发。因此，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避免政府和市场的失灵。在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更有动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业务经营和组织管理等环节的提质增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得以显现。

其次，亲清政商关系为企业平等地获得政府资源提供了机会，保障了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具有“资源供给效应”。微观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主体，控制着部分关键资源的分配。由于数字化转型前期需要大量持续性的资源投入，资源供给不足是大多数企业陷入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政府的资源支持和政策帮扶对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通过发挥“有为之手”的积极作用，使企业可以平等获得政府的资源支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展了持续高压的反腐倡廉运动。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在进行相关资源配置时会更加公平透明，为企业数字化水平建设提供了平等获取公共资源的机会。另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强调政府完成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型，要求政府的注意力聚焦于提升服务水平，及时回应企业的合理诉求。健康的政商关系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平台，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出台、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并通过政府补贴、专项贷款等政策有效帮助企业走出数字化转型困境，更好地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因此，在亲清政商关系下，企业更有能力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地区的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有助于营造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了本地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和能力，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1。

H1：同等条件下，地区亲清政商关系水平越高，本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

亲清政商关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可能因产权性质产生差异。中国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外部资源获取和内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外部资源获取方面，国有企业天然地拥有与政府紧密的联系和顺畅的沟通渠道，因此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资源补贴和政策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诉求也能够顺畅地传递给当地政府部门。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在传统政商关系中缺乏与政府有效的沟通机制，在资源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为了弥补在政商关系中的劣势，非国有企业会通过寻租等非市场化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挤出了原本应该投入到数字化转型中的资源。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资源投入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面临的政商关系亲清程度。亲清政商关系建设的核心举措之一就是强化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联系和精准服务，使得非国有企业的寻租红利消失。在内部资源配置方面，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导向性更强。亲清政商关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提供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有利于非国有企业凭借其对市场变化趋势的敏感性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

综上所述，伴随着政商关系亲清化建设，政企互动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市场化水平逐渐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政府的充分关注和满足，强化了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和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2。

H2：相比于国有企业，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2）剔除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公司样本；（3）剔除公司主营业务中包含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数据、数字、智能、云服务、云计算、云平台、信息等关键词的从事数字化产业的公司样本；（4）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观测值。最终，本文得到了12 081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

本文使用的管理层经营讨论与分析文本数据和地区经济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亲清政商关系指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系列报告，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1.企业数字化水平（DIGITAL）

借鉴罗进辉和巫奕龙的方法，本文采用“种子词+Word2Vec相似词扩充”的方法得到企业数字化关键词词集，并以公司年报披露的管理层经营讨论与分析文本中包含数字化关键词的句子数占其总句子数的比例衡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DIGITAL）。

2.亲清政商关系（ZS）

参考管考磊的做法，本文使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中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度量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的亲清政商关系（ZS）。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政商关系健康指数除以100以调整量纲，即政商关系健康指数ZS的取值将介于0—1之间，该变量取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的政商关系亲清程度越高。

3.产权性质（STATE）

假设H2中，本文的调节变量是公司的产权性质。借鉴以往文献的通用做法，本文构建了一个产权性质哑变量（STATE），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各级国资委或者政府机关时，STATE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相关文献，本文主要控制了上市年限（AGE）、公司规模（SIZE）、负债水平（LEV）、经营现金流量（FCF）、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两职兼任情况（DUAL）、独立董事比例（INDE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和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P）等公司财务、公司治理和地区经济特征变量。所有变量定义与度量详见表1。

（三）计量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式（1）和式（2）的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式（1）为检验假说H1，被解释变量DIGITAL表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解释变量ZS表示企业所在城市的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水平，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调节变量也是本文的控制变量）。为检验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式（2）加入了交互项ZS×STATE。为了缓解异方差问题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模型中各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进行了稳健标准误调整。本文在计量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便控制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的潜在影响。此外，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1）样本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变量（DIGITAL）的均值为3.805，标准差为4.121，说明样本中不同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存在较大的程度差异。（2）亲清政商关系（ZS）的均值为0.566，说明样本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水平的平均得分为56.6分，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00和0.124，说明不同城市之间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存在较大差距。（3）产权性质（STATE）的均值为0.342，说明样本中有34.2%的企业为国有企业。

（二）OLS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表3列示的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亲清政商关系变量（ZS）都得到了1%统计显著水平的正回归系数。而且，根据模型3的回归系数，可以计算得知亲清政商关系指数ZS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的数字化水平相对于样本均值将提高4.276%，说明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关系具有较高的经济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当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1。根据模型4的回归结果，亲清政商关系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ZS×STATE得到了1%统计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意味着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2。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测试。第一，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参考Lewbel和刘修岩等构建工具变量的做法，本文选取企业所在城市亲清政商关系平减均值的三次方和城市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组，以控制潜在的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第二，倾向得分匹配。本文根据亲清政商关系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按照卡尺0.05的近邻匹配原则进行1∶1配对和1∶2配对并回归，以控制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第三，控制地区效应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便有效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制度文化等因素的潜在影响。第四，计量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为缓解可能存在公司截面相关问题，参考李雪等的做法，本文对统计量的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第五，变量度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分别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标和对亲清政商关系变量进行分年度离差标准化处理作为亲清政商关系的代理变量，分别采用数字化关键词的词频占比、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与数字技术有关的词频总数的对数和以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软件资源、硬件资源和数字在建工程为解释变量回归拟合得到企业的期望数字化水平作为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对上述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第六，样本筛选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特殊性，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在非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并重新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

综上，经过工具变量法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地区效应、计量估计方法、变量度量方法选择和样本筛选的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显著成立，说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的检验分析

1.市场导向效应的作用机制

本文从市场竞争强度和寻租成本两个方面检验亲清政商关系的“市场导向效应”。一方面，在亲清政商关系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企业不得不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企业依靠与政府官员建立私人交情或向政府寻租的发展模式难以适应以市场竞争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削弱企业的寻租动机，节省了企业用于维护政商关系或寻租的资源。具体地，本文根据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份额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市场竞争强度的代理指标（HHI）；以招待费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企业寻租活动的代理指标（RENT）。根据这些变量指标，本文回归分析了市场竞争强度和企业寻租活动在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其中控制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结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1和模型3中，亲清政商关系变量（ZS）都得到了1%统计显著水平的负回归系数；在模型2和模型4中，当把市场竞争强度（HHI）和寻租成本（RENT）引入模型中，中介变量都得到了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以上这些结果意味着地区亲清的政商关系显著提升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动企业开展市场化竞争，具有“市场导向效应”。

2.资源供给效应的作用机制

本文从政府数字注意力和政府补助两个方面检验亲清政商关系的“资源供给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注意力反映了政府资源的流动和要素的再配置过程，政府数字注意力的聚焦有助于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资源约束问题。另一方面，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财政资源支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使得企业可以平等地拥有获得政府补贴的机会。具体地，参考李佳霖和董嘉昌的做法，本文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包含“大数据”“智能技术”“机器学习”等与数字技术相关关键词的句子数占比衡量地方政府的数字注意力水平（FOCUS）。参考余明桂等的做法，以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扣除税收优惠后的政府补助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企业获得政府资源支持的代理变量（SUBSIDY）。利用这些变量指标，本文回归分析了政府数字注意力和政府补助在亲清政商关系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其中控制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到，在模型1和模型3中，亲清政商关系变量（ZS）都得到了1%统计显著的正回归系数。在模型2和模型4中，地方政府的数字注意力水平（FOCUS）和政府补助（SUBSIDY）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些结果意味着政商关系的亲清化有利于提高政府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政府注意力和财政补贴更多地配置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领域，发挥了积极的“资源供给效应”。

（二）亲近指数与清白指数的影响差异分析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求政府从“亲近”和“清白”两个维度着手，不仅要求政府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有所不为，也要求政府在切实解决企业需求方面积极作为。那么，亲近政府和清白政府是否都能够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互间是否存在程度甚至性质上的差异？

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地区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经验影响关系。具体地，根据聂辉华等构建的“亲近”和“清白”政商关系子指数并分别除以100调整量纲，据此衡量地区政商关系的亲近程度和清白程度。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亲近政商关系（QJZS）得到了1%统计显著水平的正回归系数，而清白政商关系（QBZS）没有得到统计显著的回归系数，当把亲近健康指数和清白健康指数同时引入回归模型后相关结果仍然保持不变。这些结果说明，亲近政商关系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清白政商关系并不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可能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了高强度的反腐运动，已经普遍形成廉洁奉公的政治风气，导致在样本期间内清白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增量作用弱于亲近政商关系。这意味着在数字发展浪潮下，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来自政府的靠前服务和及时的政策帮扶以及大力的资源支持，能够真正满足传统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即政商关系的亲近化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三）新旧政商关系的交互影响分析

以往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作为一种传统的政商关系能够帮助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获得更多来自政府的扶持和帮助，而且王雪冬等据此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那么，一个值得检验的重要问题是：在促进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中，新旧政商关系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交互影响关系？

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亲清政商关系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交互影响关系。具体地，本文构建了政治关联哑变量（PC），若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则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模型1可知，当单独把政治关联变量（PC）引入回归模型时，得到了1%统计显著水平的正回归系数，即政治关联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模型2可知，当同时把政治关联变量和亲清政商关系变量放入回归模型时，新旧政商关系变量都得到了统计显著的正回归系数，意味着新旧政商关系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都具有显著的独立正向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新旧政商关系变量的交互项PC×ZS时，我们得到了5%统计显著水平的负回归系数，即亲清政商关系显著弱化了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程度。这意味着，虽然少部分非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政治关联提高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但无益于民营经济整体的数字化变革，甚至一些真正需要政府支持的企业因难以建立政治联系而陷入转型困境。而亲清政商关系通过构建非人格型的政商互动格局，推动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资源投入，从而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更有利于民营经济整体的数字化转型和长期健康发展。

六、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本文从数字化转型视角，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2 081个公司-年度样本数据，分析检验了亲清政商关系建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在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这种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一方面通过“市场导向效应”提高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和降低企业的寻租成本引导企业专注于培育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资源供给效应”提高政府数字注意力和补助水平为企业数字化提供资源支持。这些结果表明，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既发挥了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动作用，也发挥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作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更为有趣的是，本文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亲近政商关系而不是清白政商关系，意味着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政府的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且，本文发现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减弱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具有更广泛的“正本清源”的积极效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首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了及时且积极的经验证据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商关系也随之进入了新阶段，本文从数字化转型视角检验并发现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积极经济影响，表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国家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支撑，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其次，长期以来，囿于传统政商关系的影响，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倾向于通过寻租等非市场战略获得竞争优势，产生了严重的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问题，也导致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和错配。本文发现亲清政商关系不仅能够助力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还能够减弱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这意味着，全国各地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减弱企业对政治关联等传统政商关系的需求与投入，能够共同构建一个公平透明规范的营商环境，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后，当前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找死、不转等死”的困局，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清白化”助力了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强度反腐形成了风清气正的政商环境，中国企业当前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加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亟须建立一套“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政府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及时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栏，第36—4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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