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延辉，赖东鹏 | 市场化、社会阶层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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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社会阶层与中国民众的
教养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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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观念对青少年发展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1—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和优势阶层地位对中国民众的民主型教养观念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市场化的推进也可能使高阶层群体的民主型教养观念概率逐渐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教育政策和指导家庭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为推进教养观念的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简介
徐延辉，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二级教授，厦门大学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先后主持三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个重点项目和一个重大项目；在《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等网站转载，成果多次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赖东鹏，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教养观念不仅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还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01—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探讨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市场化情境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省份层次的市场化水平和以高教育为代表的优势阶层地位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高阶层群体专断型教养观念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民主型和权威型教养观念的概率逐渐下降。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是现代化力量、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互形构的结果，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综合特征，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向。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化；社会阶层；教养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父母的教养观念深刻影响其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在子女的社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已成为社会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教养观念是父母对如何培养子女的理想品质、选择合适的教养方式等问题所秉持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如何培养子女的理想品质”是教养观念的核心，对子女应该具备何种“品质”所秉持的观念决定了家长对教养方式和养育环境的选择。鉴于“品质”在教养观念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教养观念也被界定为家长对培养子女应该具备何种“品质”所持有的愿景或标准。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成为阶级或阶层再生产的一种微观过程机制，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父母在教养行为和理念等方面存在系统化的区别，中产阶层更注重子女的自我导向和独立自主的价值观，而劳工阶层更强调顺从的品质培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体生活在社会情境之中，嵌入于结构环境中的个体，无论是较为稳固的价值认同，还是易于流变的态度观念，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在社会情境及其变动的影响。然而，鲜有研究探讨教养观念阶层差异的情境性。
市场转型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教养观念的形成与演变也深受影响。一方面，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使以自我导向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深入人心。现代化理论认为，家长应当重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等品质，鼓励孩子产生自己的想法，这可能会对其智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过度重视勤奋的教养观念可能会限制儿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不仅对其自身发展不利，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劳动力市场竞争以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人们对以成就导向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偏好逐渐加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能使个体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价值回报，是弥补财产、政策、歧视等客观因素带来的不平等的有力措施。因此，家长应该注重培养子女勤奋好学和追求卓越的品质，这些品质有助于孩子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成就。
鉴于现代化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各有不同解释力，本文拟从社会情境分析路径出发，综合上述理论，探讨2001—2018年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对不同阶层民众教养观念的影响。本文的目标是将教养观念的阶层研究放在更为宏观的分析框架中，试图在学理上进一步辨析和检验现代化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争议及其适用性，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特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教养观念的类型划分
教养观念具有多种划分方式，其中学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是“二分法”和“三分法”。“二分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林德夫妇在《中镇》中首次提出了“服从”和“自主”两种类型。“服从”即指父母强调儿童必须服从成年人的权威，“自主”则表现为鼓励儿童独立思考，培养儿童自主决定、自力更生的品质。随后，杜瓦尔将规训子女、使其严格服从纪律的教养观念划分为“传统型”，将注重子女自我发展的教养观念划分为“发展型”。在杜瓦尔的基础上，米勒和斯旺森提出了“企业家型”和“官僚技术型”两类教养观念：前者强调不循规蹈矩，勇于创新，重视儿童的自我控制和对社会环境的掌控，不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后者则强调对外界的依赖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重视对既有权威的服从和无私奉献，具备这些品质才能更好融入社会的既有秩序。美国学者科恩从社会学角度关注教育问题，首次将社会阶层引入研究视野，提出不同阶层的民众教养观念存在差异，其中劳工阶层强调子女要“遵从权威”，而中产阶层较为重视孩子的“自主导向”。科恩对教养观念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心理学家鲍姆林德提出“三分法”即“专断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三种理想类型，对教养观念的划分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专断型”要求孩子绝对服从父母，并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在培养子女的品质层面，“专断型”突出表现为将“服从”看成一种美德，试图用一系列行为准则塑造、控制和评估孩子的行为举止；当孩子信念与家长发生冲突，家长喜欢用惩罚性和强迫性手段限制孩子的自我意志。“民主型”是“专断型”的对立面。秉持民主理念的父母会鼓励孩子尽可能自我调节，规范自己的行动，以非惩罚性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欲望和行为，注重子女“想象力”和“主动性”等品质的培养。“权威型”是二者的折中。“权威型”父母会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对孩子的行为和选择施加干预，以塑造孩子的“勤奋”品质为代表。但与“专断型”不同，“权威型”并非采用命令和约束，而是以理性和问题导向的方式引导孩子，既对孩子的表现加以肯定，也为孩子的未来设立行为标准，是一种“理性”和“权力”的综合体。
（二）教养观念的阶层分化
从教育社会学角度来看，家庭教养是阶级或阶层再生产的一种微观过程机制，不同阶层在教养方式、行为和观念等层面存在较大差别。例如，不同阶层由于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不同，在子女教养方面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也不相同。中产阶层从事工作的复杂性和工作要求的多样性使其将工作中形成的自我引导人格传递给孩子，有助于培养儿童独立自主的价值观。与之相对，工人阶层的父母因从事重复单一的工作，会形成服从外在权威的人格，因此工人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形成服从性品质。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来看，家庭教养也是一种惯习和区隔，不同家庭的教养方式既区别于其他阶层，又可以作为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实现阶层再生产。比如拉鲁的研究区分了“协作培养”和“自然成长”的阶层教养方式差异。中产阶级更多采取的是协作培养模式，这种教养方式更注重儿童的智力和社交能力，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采取理性沟通的方法，强调对孩子自主性品质的培养。工人阶级则属于自然成长模式，较少参与亲子活动和家校互动，把大部分的教养责任托付给学校；在少有的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家长习惯于采用命令型口吻，更强调孩子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服从性。
关于教养观念阶层差异的既有研究大多根植于西方社会，其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尽管国内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家庭的教养方式存在阶层差异，然而相关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一类研究认为，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并不存在阶层差异，这是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家长的养育观均倾向于服从性。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教养观念存在阶层差异，比如与农民工相比，中产阶级更可能采取协作式培养模式。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1.1：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存在阶层差异，低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高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民主型或权威型教养观念。
假说1.2：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并不存在阶层差异，各阶层群体均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
（三）市场化与教养观念变迁
尽管已有研究对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进行了一定探索，但本质上都属于微观视角的解释，教养观念还可能受到宏观层面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自市场转型以来，现代化、工业化和教育扩张等重大历史社会变迁被压缩到同一历史阶段中，所引发的社会共识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人们的行为举止和价值偏好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教养观念作为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其变迁会受到社会转型及价值观变迁的影响，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现代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两种视角。
现代化理论又被称为现代性理论或现代化变迁理论，该理论关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变迁对人们教养观念的影响。以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水平为依据，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也被称为“前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进步缓慢，文化上强调顺从前辈和权威，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子女的服从性。现代社会也被称为“工业化社会”，即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加速转变，子女的存活和维持生计等低层次需求已不再是首要问题，父母更可能关注子女独立性品质的培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制约个体行为的框架和社会结构逐步松动，个体从社会属性中回归自己，从结构性束缚中获得相对解放。与传统社会对集体权威的接纳和顺从相比，现代社会更重视个体主义，强调理性、自由、独立和包容。在教养观念层面，现代化理论认为家长的教养观念将依照从“专断型”到“权威型”再到“民主型”的方向变迁。传统的教养观念以严格主义为导向，主张儿童行为必须符合父母的意愿。现代的教养观念则主张民主和平等，鼓励儿童的自我实现，更注重以儿童为自我中心，忽视他者中心。随着社会进步和价值理念的更新，以“专断型”和“权威型”为代表的密集型教养观念日渐式微，“民主型”教养观念日益流行。
人力资本理论则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探讨了教育回报率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对个体教养观念的影响。该理论将“资本投资回报”引入教养行为分析，认为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投资收益率等信息，及时调整管理策略，进而获得长期的价值回报。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发展，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工资相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群体大幅溢价，社会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在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父母可能会倾向于密集型教养观念，即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子女的生活，不断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实现收益最大化。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西方相比既有一定的趋同性，又有明显的独特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转型受到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多种逻辑在同一阶段作用于生活实践之中，呈现出“压缩的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线发展过程，而是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虽然“现代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但其分析路径仍然属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变迁较为复杂，表现在教养观念层面，并非一定是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线性关系，可能是此消彼长或二者共存的复杂综合形态。
从现代化理论出发，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民众的价值体系也进一步向现代化发展，集中表现在文化中的个体主义意识逐渐增强，集体主义价值观日渐式微，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逐渐被“个人与国家”的社会结构所取代，家长制逐渐消失，个人也渐渐挣脱了家庭的束缚，以社会组织成员的个体化身份成为新的社会基本单元。反映在教养观念层面，中国父母开始重视儿童的天性，追求现代教育理念和实践，完善人格品质的培养成为新的关注点。
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力资本对收入或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教育的回报率随之上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知识存量，可能产生人力资本投资的知识收入效应，受过教育和培训而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回报。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导致社会各主体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反映在教养观念层面，父母可能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开始重视教育的社会选择和社会流动功能，督促子女勤奋学习。因为只有加强干预，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才能保证子女未来教育收益的最大化。基于此，市场化也可能促使密集型教养观念更为流行。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2.1：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更可能倾向于民主型教养观念（现代化理论）。
假说2.2：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人力资本理论）。
（四）市场化、社会阶层与教养观念变迁
从社会情境出发，任何个体都是嵌入于制度环境的，都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外在情境及其变动的影响，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可能呈现出不同特征。从不同理论出发，已有研究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不同阶层的教养观念进行了研究，但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从现代化理论出发，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越高，接受信息渠道越多元化，越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意味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具有高学历的优势阶层更可能接受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相适应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家庭教养方面更可能形成民主和平等的亲子关系，倾向于民主型教养观念。与之相对，弱势阶层接触外来文化较少，更可能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庭本位的传统伦理。儒家文化强调个人隶属于家庭或家族，个人与家族长辈之间、个人与国家君王之间都是领导与从属、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在教养观念层面，表现为尊重权威的倾向性。据此推断，在市场化进程中，弱势阶层更可能秉持“专断型”的教养观念，强调子女的服从品质。
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市场化提升了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相对于弱势阶层，优势阶层更可能采取以专断型和权威型为代表的密集型教养。这是由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教育扩张，使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在市场机制渗透教育领域的背景下，教育竞争演变为一场将家庭裹挟其中的“军备竞赛”。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指出，社会优势阶层更可能利用其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等资源为子代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机会，在更高水平的教育机会获得上更有优势，因而更可能秉持密集型教养观念，督促子女通过教育获得成功。相比之下，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体是否继续接受教育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等因素。弱势阶层因为缺乏支付较高教育成本的能力，更可能选择让子女自然成长，其密集教养的倾向可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被削弱。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弱势阶层在高度市场化进程中仍然可能秉持密集型教养观念，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在高水平的教育竞争中缩小了。尽管资源有限，弱势阶层依然将教育视为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途径，家长会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子女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3.1：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高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民主型教养观念，低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现代化—扩大论）。
假说3.2：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高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低阶层群体阶层更可能倾向于民主型教养观念（人力资本—扩大论）。
假说3.3：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各阶层都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人力资本—缩小论）。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国样本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始于1981年，每4—6年开展一次；目前在中国开展并公布了六波调查数据，调查时点分别为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由于1990年和1995年省份信息存在缺失，本研究只选取了第三波（2001年）到第六波（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对象为18岁及以上的成年群体。通过数据操作化后，有效样本量共计6988人。其中，第三波（2001年）900人，第四波（2007年）1431人，第五波（2013年）1795人，第六波（2018年）2862人。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教养观念，在WVS问卷中的题项为：“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学习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受访者需要从“想象力”“勤奋”“自主性”等11种品质中选择5项。我们参照德普克等人的研究，根据“服从”“勤奋”“自主性”和“想象力”四项品质的选择情况，将教养观念划分为“专断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三种类型，具体划分流程如图1所示。
首先，要求子女“服从”是“专断型”教养观念独有特征，因此我们将“服从”作为5项最重要品质之一的受访者都归类为持有“专断型”教养观念。其次，将剩余的选择“勤奋”的受访者归类为秉持“权威型”教养观念，因为督促孩子追求卓越是这一教养观念的重要特征。最后，将既不是“专断型”也不是“权威型”，并且选择了“自主性”或“想象力”的受访者归类为秉持“民主型”教养观念，因为高度的自主性和注重孩子的想象力是民主型教养观念的重要特征。其余是没有选择作为我们分类基准的4种品质中任何一种类型的受访者，由于这类受访者人数较少，参照德普克等人的做法，我们也在分析中将其剔除。
2.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含省级市场化水平和社会阶层。所谓市场化，是指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过程，它涵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构建的“市场化指数”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文选用其数据库中的2001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的“市场化指数”作为省级市场化水平指标。市场化指数为连续变量，得分越高，代表该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
已有研究多采用收入、教育和职业对个体的社会阶层进行测量，由于WVS数据中部分年份不包含职业变量，本文通过收入和教育来反映个体的阶层地位。收入变量为分类变量，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其中主观收入阶层1—3视为低收入，主观收入阶层4—7视为中等收入、主观收入阶层8—10视为高收入。相应地，教育变量分为低教育、中等教育和高教育三类。
3.控制变量
基于既有研究，教养观念会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将其纳入模型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描述见表1。
（三）分析模型
分析模型的选择由因变量特征决定。由于三类教养观念均为二分变量，不符合多元线性回归所要求的连续、正态分布的假设，使用传统的线性回归会产生统计偏差。因此，我们主要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根据前述的变量设置，本研究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pi表示中国民众秉持三类教养观念（专断型、民主型或权威型）的概率，Xi为本文关注的自变量，分别为个体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个体的家庭收入水平和个体的教育程度，Ci代表所有控制变量，μi为方程的残差项。
分层线性模型（HLM）是考察省份市场化水平对教养观念影响的理想模型，但使用之前需要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简称ICC系数）进行判定，通常的选用经验是ICC系数大于等于0.059时需要运用HLM进行建模。我们通过初步检验发现，专断型、民主型和权威型的ICC系数分别为0.009、0.020和0.009，这意味着省份层次测量单位之间的相对差异并不明显，依旧可采用单层次的回归分析进行建模。
四、研究结果
（一）教养观念的描述性分析
统计不同类别教养观念的频数可知，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以权威型为主，民主型和专断型教养观念比例较低，三种类型比例分别为74.28%、16.13%和9.59%，说明“勤奋”依旧是我国民众最希望子女具备的品质。图2展示了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情况。可以发现，专断型和权威型随市场化水平上升呈现一定的波动下降趋势，民主型则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
表2展示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教养观念变迁情况。分阶层群体的比较显示，2001—2018年，专断型的下降和民主型的上升是较为普遍的，而权威型始终保持着较高比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低收入群体的专断型比例相对更高，而在2018年，转变为高收入群体的专断型比例相对更高。民主型比例也由2001年的高收入群体相对更高，转变为2018年的低收入群体相对更高。相对于低教育群体，高教育群体在2001—2018年间始终呈现民主型比例较高、专断型比例较低的特征。但可以发现，在2018年，高教育群体与低教育群体之间的专断型比例的差距（7.66%-1.99%=5.67%）相对于2001年（25.28%-7.94%=17.34%）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这说明，尽管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推进，专断型比例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民主型比率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但原本“民主”的高阶层群体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变得更为“专断”了。
（二）市场化和社会阶层对教养观念的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探寻市场化和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3、5纳入了个体层面的社会阶层变量，模型2、4、6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省份层面的市场化变量，分别考察社会阶层和市场化水平对教养观念的影响。
由表3估计结果可知，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教养观念未呈现显著差异，但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教养观念呈现一定的差异。与低教育群体相比，中等教育和高教育群体秉持专断型教养观念的概率相对更低。高教育比低教育群体更可能秉持民主型教养观念，中等教育比低教育群体更可能秉持权威型教养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说1.1，即教养观念存在阶层差异，低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高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民主型或权威型教养观念。
省份层面的市场化水平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居住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省份的中国民众更不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市场化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意味着居住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省份的中国民众更倾向于民主型教养观念。市场化水平对权威型教养观念未呈现显著影响。这一发现验证了假说2.1中的现代化理论，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更可能倾向于现代的民主型教养观念，传统的专断型教养观念被进一步弱化。
根据“人在情境中”理论，个体的价值观念可能会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不同阶层的教养观念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变迁趋势。为检验市场化对不同阶层群体教养观念的调节效应，我们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省份层面的市场化变量和个体层面的社会阶层变量的交互项，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表4模型7可知，市场化指数与高收入群体的交互项显著为正，意味着市场化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的省份，高收入群体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通过模型8可知，市场化指数与中等教育群体的交互项显著为正，意味着市场化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中等教育群体对专断型教养观念的倾向可能有所提升。通过模型10可知，市场化指数与中等教育群体和高教育群体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意味着市场化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中等教育群体和高教育群体对民主型教养观念的倾向可能有所下降。通过模型12也可以发现，市场化指数与中等教育群体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也意味着市场化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中等教育群体对权威型教养观念的倾向可能有所下降。
我们根据中位数将省级市场化指数分为高低两组，进行边际效应检验，以进一步展示省级市场化对不同收入和教育群体教养观念的调节效应，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a）可知，低市场化省份的高收入群体专断型的概率大于低收入群体，而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高市场化省份进一步扩大。从图3（b）可知，低市场化省份的高教育群体专断型的概率小于低教育群体，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高市场化省份有所减小。从图3（c）可知，低市场化省份的高教育群体民主型的概率大于低教育群体，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高市场化省份有所下降。从图3（d）可知，低市场省份的高教育权威型的概率大于低教育群体，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高市场化省份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高收入群体（相较于低收入群体）对专断型的倾向在高市场化地区得到了加强。高教育群体（相较于低教育群体）对民主型和权威型的倾向在高市场化地区被抑制，对专断型的倾向在高市场化地区有所提升。这一发现部分验证了假说3.1，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低阶层相比，高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专断型教养观念，而不是民主型或权威型教养观念。
五、结论和讨论
（一）结论
基于2001—2018年四期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宏观层面省级市场化水平和微观层面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教养观念变迁的影响，有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我们发现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以“权威型”为主，“民主型”次之，“专断型”占比最少。其中，“权威型”教养观念的占比已超过七成，“勤奋”是中国家长最希望子女具备的品质。中国民众对子女“想象力”和“自主性”的重视逐年上升，“民主型”教养观念的占比已近两成，逐渐超过了希望子女“服从”的“专断型”教养观念。
第二，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呈现出一定的阶层差异，相对于低阶层群体，以高教育群体为代表的优势阶层更倾向于民主型或权威型教养观念，更不是专断型教养观念。
第三，省份层面的市场化水平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居住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中国民众更倾向于民主型教养观念，而不是专断型教养观念。
第四，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高阶层群体专断型教养观念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民主型和权威型教养观念的概率呈下降趋势。
（二）讨论
本文采用跨年度的历时性数据，探讨了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在不同市场化背景下的情境性特征，间接凸显了2001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为理解社会转型对中国居民教养观念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从经典的阶层分析视角出发，本文首先验证了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存在阶层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研究从客观层面拓展至主观层面。我们发现，以高教育为代表的高阶层群体，更可能倾向于民主型或权威型教养观念，而非专断型教养观念。已有研究也指出，在阶层变量对家庭教养的影响中，教育等文化资源产生的效应远大于职业和收入等经济资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学历群体更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可能接受源于西方的现代教养理论，注重对子女自我导向品质的培养。
本文探讨了省份层面的市场化对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可能影响，试图辨析与检验现代化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争议和适用性。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省级市场化水平对中国民众的民主型教养观念具有正向影响，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具有负向影响。这一发现验证了现代化理论，即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民众的价值体系也进一步向现代化发展，表现在文化中的个体主义意识逐渐增强，在教养观念层面更强调理性、独立和自我实现，更重视培育子女独立自主的精神品质。同时，市场转型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升了创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创新精神逐渐上升到国家意志和大政方针层面，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创新的宣传与鼓励也使中国民众逐步将想象力、自主性等品质内化于教养观念之中。与之相对，在低市场化地区，教养观念集中则表现为现代化理论中“前工业化社会”时期的特点，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崇个人与长辈之间的服从关系，为“专断型”教养观念的盛行提供了丰厚土壤。
通过省级层次和个体层次的交互作用分析，本文在验证了市场化的调节效应的同时，也进一步厘清了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阶层适用性。研究揭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低阶层相比，高阶层群体专断型教养观念的倾向呈上升趋势，民主型和权威型的倾向呈下降趋势。进而言之，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表现出一定的情境分割性。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高考的恢复和高等教育的扩张，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逐渐提升，教育系统的竞争加剧，教育的社会选择和社会流动功能日益凸显，中国家长试图通过督促子女勤奋学习，使其在未来获得更大成功。这是专断型教养观念占比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劳动力市场及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中国家长的焦虑。作为社会焦虑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教育焦虑不仅源自教育竞争秩序不良、优质资源稀缺、校外辅导畸形发展、新闻媒体的焦虑制造等宏观因素，还与父母过高的教育期望、虚荣攀比心理等微观因素密切相关。在市场化进程中，高阶层群体凭借更丰富的各种资本，帮助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或升学机会方面取得优势地位，因而更可能督促子女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再生产。而弱势阶层因为缺乏支付较高教育成本的能力，通过对教育收益率和教育成本的理性评估，更可能选择放任型的教养模式，让子女自然成长。
与已有研究从儒家传统文化角度解释中国家长的教养观念不同，本文更倾向于使用“压缩的现代性”分析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现实图景。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是现代化力量、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互形构的结果，在市场转型中，现代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均呈现出一定的解释力，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向，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综合特征。
本研究可能提供的政策启发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我国民众教养观念呈现一定的阶层差异，这种差异在市场化进程中呈现扩大趋势。如何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制定合理的政策以缓解教育的不平等，成为当下教育管理者以及相关决策机构的重大课题之一。其次，尽管现代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但随着教育竞争的不断加剧，我们发现中国民众密集教养的倾向重新呈上升趋势。教养观念不仅关乎个体的成就与幸福，更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与发展。教育投入过度不仅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给家长带来各种焦虑和负担，还可能造成社会整体的效益不断下降。政府和社会要引导家长进行合理的教育投入，为青少年发展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将教育目标从提高学业成绩转变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综合型人才。
尽管本文在中国民众教养观念变迁方面得出了一定结论，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文仅用鲍姆林德的三分法来衡量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特征，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人研究对话，但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丰富和多样化的量表，对中国居民教养观念进行测量。第二，由于现有数据缺失较多，本文无法通过纳入职业变量对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进行分析，未来可将更全面的衡量职业地位指标纳入分析中。第三，本研究采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虽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其在个体层面并不是追踪调查数据，无法合成面板数据进行因果分析。本研究仅将其合成一个混合截面数据，对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进行探索性分析。未来可以使用追踪调查数据进一步探索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其情境性的因果关系。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专栏，第121—134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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