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 论民国时期男女同泳与分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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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男女同泳与分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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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男女同泳与分泳问题，曾经引发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异，舆论界也为之分化对立，最终是实践层面的选择导致了争论趋同于合泳。男女同泳与分泳之争，是解读近代中国男女交往关系的一大标本，是对男性缺位的性别史研究的纠偏。 

作者简介

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中原文化领军人才、河南省重点学科中国史学科学术带头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科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河南省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持完成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省哲社项目；发表CSSCI论文12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0篇论文；出版专著10余部；获奖有省级一、二等科研奖。

摘要：我国游泳运动中推行男女分泳，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而且集中于广东和北平，之外还有上海、武汉和天津等地。这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舆论界对于男女分泳、合泳问题，围绕风化及进步与落后等方面，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这与民国社会的分化有关。男女分泳政策的弊端主要体现为导致场地紧张、经营困难及带给游泳群体不便等，实践层面的客观现实对1937年后男女同泳取分泳而代之，至为关键。舆论折冲与实践选择，是影响新观念落地的两大要素。

关键词：游泳；民国时期；男女关系

近现代中国男女交往的观念有别于传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学术界对此有一定关注，相关研究涉及男女同校、影院男女分座、人体模特、男女跳舞等专题。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研究内容需要延伸，如男女同行（同乘、同骑、同车、同游）、同寓（同居、同宿、同室、同院）以及同食（同筵、同席）、同浴、同泳、非影院的同座等；二是研究视野需要拓展，毕竟男女交往的变化不仅仅具有观念史上的意义，还与中央、地方关系等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国为视域，以学术界研究的缺失——男女同泳与分泳之争为视点，致力于梳理其演变脉络，兼及透视政府角色及社会分化，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地方政府与20世纪30年代男女分泳的实施

从20世纪初开始在我国出现的男女分泳现象，在1930年以前较少存在，直至30年代方始达到一定规模。其间，男女分泳始终都是地方行为，而非全国政令的统一规范。作为关键角色，地方政府的趋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可从男女分泳的主要发生地——广东和北平看出。

（一）广东

广东地区推行男女分泳政策，地方政府中政治研究委员会首先倡导。该政策起始于1934年6月，11日《朝报》报导了“粤禁男女同泳”。该文道，“本报十日香港专电”，“政委张之英以男女共同游泳有伤风化，向政务会提议取缔，限各游泳场划分男女池，不准混乱，决下次会议提讨论”。张之英是广东海军舰队司令，他与“中区绥靖委员范德星”“联名具文呈请政治研究委员会，对男女同游事，予以明令禁止”，呈文列出了四条理由：第一，“两性同场游泳，漫无限制，何啻为浪漫者多开一方便之门，其弊一”；第二，“肌肤接触，耳目粘濡，人多中材，大抵见欲斯动，虽至未发其事，亦必将害于心，败俗伤风，伊于无底，其弊二”；第三，“青年血气未定，乍受色相之诱，神经刺激既多，体力戕贼日甚，岂惟有伤风化，抑且危及健康，与游泳强身之宗旨，适得其反，其弊三”；第四，“更以自好者裹足不前避之若浼，故虽日言倡导，受益仍未周，陋习未除，大效莫睹，其弊四”。文中补充道，“如以女性体质纤弱，无男性在旁扶助不敢自行练习，即以习之不得法为借口，则场中可多聘精于游泳之女性任保护之责”。13日下午3时，政研会“召开常务会议，详加讨论，佥以事属确实，为维护运动真谛，破除恶劣引诱，整饬风化计，不将案件交付审查，即席一致赞同照原案通过，此后各公共游泳场所，均须划分男游泳与女游泳场，并在两场间，施以隔离，使不可逾，亦不可望，如游泳池界限过广，伸出河心，难以设限时，须高竖木桩，标明男女分界，不得混乱字样，至有私家游泳场如无闲杂人参加，可不受此限制云”。值得注意的是，该提案获得“政研会全体通过”。同月，《广东省会警务纪要》称，6月“准政治研究会函禁止男女同场游泳”。

男女分泳的推行起始于1934年6月23日，广州市政府还“派员在场纠正”。《新生周刊》曾刊登有游泳池被竹栅栏分隔为男女泳池的照片，栅栏高出水面约1米左右。《良友》杂志载文称，“分泳后之男子游泳池，池旁布告板上张贴四字文告，词曰：‘男女分泳，各须遵守，奉政府令，严厉执行，如敢混乱，饬警拘究’”，“女子游泳池台上，亦悬有‘男女游泳，请分界线，恪守文明，切勿混乱’之布告木牌”，“儿童游泳池，亦是男女分界”，且分别附有照片。《大陆画报》亦称，“广州自当局禁止男女同池游泳后男女小孩亦须分池各不相混”。《时事旬报》刊登多张照片，有告示牌和竹栏等，告示内容同上，附文道：“广州厉行男女分界，游泳场中禁止男女同泳，中设竹栏，以免混乱。”广州之外，1935年汕头市民也“呈请实行男女分泳，游泳场须建设木栅，隔别男女以维风化”。

从1934年6月开始，男女分泳政策持续推行。到1936年6月，广东政府还明确重申政策，《时报》6月18日载：“公安局重申禁男女同泳令，拟派风纪警察常驻泳场。”之后男女分泳政策渐趋废弛。

正是政治研究委员会的倡议，广东地方政府相关机构、官员的跟进，直接助推广东男女分泳在全国引人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北平

北平地区的男女分泳，乃地方政府的一手推动所致。

北平推行男女分泳，与广东的影响有关。1934年6月18日《益世报》载：“某体育家昨对记者谈，北平市公共游泳池，只中南海一处，且系官商合资创办，对平市体育提倡，未见其有何功效，推原其因有二，（一）为定价过昂，一般普通学生，无练习能力，（二）因男女同池，女子颇感不便，最近广东省府禁止男女同池，不但只维持风化而已，本人现正起草建议书向府建议两点，（一）减低票价，（二）禁止男女同池云。”广东的男女分泳政策，在推行之初就迅速影响了北平。

男女分泳政策在北平的真正落地是在1935年。5月21日《世界日报》称：“平市府近对整顿风化一事，颇为积极，如奇装异服，公寓中男女杂居等，已分别严予取缔。中南海公共游泳池业于十八日开幕，市府认为男女同池游泳，有关风化，有予以限制之必要，遂令派该府秘书长陈宝书与该池负责人，商洽限制办法。”该池经理杨润芝“表示，如市府对此事必欲实行取缔，则游泳池方面，决将全池划分为两部，南部供男性游泳，北部供女性游泳，但跳板等设备，限于经费，不能分别装置，只可供男女两部合用”。次日又称：21日陈宝书说，“中南海游泳池开幕之次日，本人曾以整理中南海公园委员会委员长资格，前往视察，并调查该池对日前府令，饬其改善，及注意风化各点，是否均已遵办。结果，该池本年设备，如池底均已加饰白漆，并有黑直线十道，以示深浅及宽度，大体尚称满意。当根据本会前所奉市府整饬风化之令，并市长主张，商以男女分期或分时间游泳办法，该池经理杨润芝表示困难，并云可将池内东西二部，用浮标按照池底黑白线宽窄分隔，以示限制云云。余乃嘱杨即酌拟办法，至究以何项办法，于整饬风化为合，俟呈由整理中南海公园委员会核定后，再行呈府核示。故此事刻正在商议中，尚未决定具体办法云云”。男女分泳政策正式启动，只是限于设施条件，实行得并不彻底。

北平推行男女分泳政策，在1936年得到了全面落实。该年7月23日《世界日报》说：“平市连日天气酷热，故中南海游泳池连日前往游泳之青年男女甚众，较前几增数倍，惟人既众多，秩序未免稍形紊乱，闻当局为维持该池秩序起见，拟令将该池分为两部，实行使男女隔别游泳，而秩序得以维持云。”北平市政府拟明令男女分泳。

1936年7月25日《立报》报导了中南海游泳池因男女同泳险遭查封。“北平中南海游泳池，近以气候酷热，参加游泳者甚多，每日不下数百人。日前有人向宋哲元告密，说：游泳池中多青年男女，时常有妨害风化的情事发生，请予严厉取缔，宋哲元据报后，当即派刘哲于本月二十日到游泳池去作实地视察，刘遵命办理后，向宋报告说，似应禁止，宋当即饬令市府转社会局派员前往查封。该局于廿二日晨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游泳池经理杨润芝……也参加，会议结果，都认为封闭泳池不十分妥善，还是将泳池分为两部，使男女隔离，自可维持风化了。当经决定由社会局具呈市府转请冀察政会准令该池改良，俾爱好游泳者不致向隅。”社会局的训令内容如下：“案奉市政府本年七月二十四甲字第二六三九号训令内开，查游泳池之设，原为提倡体育，增进人民健康，但卫生固应讲求，风化亦宜兼顾，近来各国游泳设备多采男女分浴制，吾国号称礼教国家，岂可混合沐浴，以伤风化，除分令中南海公园委员会外，合行令仰该局，转饬公共游泳池遵照，即将以前男女同浴之弊，自行改善，以维风化，而重礼教，是为至要，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池遵照，克日自行改善，限自八月一日开始实行，并将遵办情形，具报候查为要。”中南海游泳池接到社会局的训令之后，“以时间过促，一切分泳手续及设备，尚未筹备妥当，特呈请社会局暂缓实行”，时间为一月，“未获允准”，8月1日“社会局已强制执行，并表示态度坚决”。8月3日，“社会局为执行政令起见”，“特派员率同守卫警察多名携带布告，赴该池强制禁止男女同泳”。8月4日，中南海游泳池“根据整理中南海公园委员会通告条款，遵照实行男女分泳，并于该池门前，竖立公告牌，载明分泳办法四项，俾使往游者明了一切，计每周一，三，五，三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为女性入池游泳时日，其余则均为男性入池游泳时日”，“孩童性别，与成年人同，惟参观者不限时日性别”。办法颁布后，“惟一部男子泳客，于上午女子游泳时间强行下水，该池方面，亦未严厉制止，致仍有合泳情形”，为此，8月15日社会局“派警赴该池门口，制止男子泳客入内游泳，同时并派员与中南海管理委员会接洽，请协助进行制止，并责成该池主人杨润芝，如再有合泳情形，即由杨负全责云”。从8月15日开始，“社会局及中南海事务所”，“逐日派警察一名，前往监视云”。男女分泳政策推行的力度在加强，并真正付诸实施。

1937年，北平的男女分泳政策仍在继续推行。中南海游泳池拟于5月16日开幕，“北平市政府，以该地男女分浴，业自去年起始实行，本年仍应遵照办理，以重风化”，因此于14日“特训令社会局转饬该池主人杨润芝，切实遵照办理”。社会局令文要求：“案奉市政府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乙字第一三二三号训令内开，‘案查公共游泳池规定日期分浴一案，前于二十五年经本府令饬遵行有案，兹届初夏，该池行将开幕，仍应遵照旧案，限定日期时间，令男女分浴，以重风化，除分令整理中海公园临时委员会外，合行令仰该局转饬公共游泳池遵照，切实执行为要’，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池切实遵照办理，仍将遵办情形具报备查为要，此令。”中南海游泳池“接到社会局指令”后，“决定每星期一，二，五，三日上午为女性游泳时间，其余均为男子游泳”。只是落实得并不到位，不久北平的男女分泳政策便趋于废弛。

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及其他官员的推动，导致中南海游泳池等地在1935—1937年间实施了男女分泳。

（三）其他地区

广东、北平之外，上海、武汉和天津等地方政府也有推进男女分泳的行为。

在上海，1929年交通大学曾发生男女同泳的辩论。1930年《联益之友美术旬刊》报导称，上海虹口游泳池“报告当局，以男女同泳之有关风化也，出令禁止之。新例，妇女游于午前，男子泳于午后，使之参商，庶不致再有类此之事发生”。上海地方政府阻止了男女同泳。

在武汉，1934年7月23日湖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汉口市分会举行第十五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男女同泳问题，“据私立复善小学支会呈，以本市男女同池游泳，暨行人道上男女携手同行，互相谑笑，均不合新生活规约，应请转函汉口市政府令饬中山公园及公安局分别取缔，可否请讨论”。当经讨论决议：“函市政府教育厅会订男女同池游泳，及行人道上携手同行规则，以资遵守。”对于该会的函请，汉口市政府予以照准，并指出“游泳本属良好运动，但男女同池，互相笑谑，固有碍风化，且易使青年发生不良影响，值兹新生活运动，须从速取缔”。10月19日，汉口市政府另函中山公园董事会，函曰：“案查前准湖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汉口市分会函，为男女同池游泳，互相笑谑，不合新生活规约，请会同湖北省教育厅，订定男女同池游泳规则，以资遵守等由，当经函请教育厅派员会商，佥以男女同池游泳，实易发生不良影响，应予限制，惟分别建筑游泳池，财力实有未逮，拟暂分别男女游泳时间，以免混杂而期兼顾，毋庸另订取缔规则，并会衔函复在案，除武昌东湖，男女游泳时间由教育厅规定外，相应函达贵会查照，请将中山公园游泳池男女游泳时间，各分别规定，并列表悬挂池旁，俾资遵守，仍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云。”武汉市的男女分泳，与新生活运动有关。

在天津，1936年8月11日《大公报（天津）》载文介绍了天津市第一公园游泳池开幕的情况。“津市第一公园游泳池，兴工已及四月，市府当局以暑期将尽，不宜延拖，特令提前报竣。经连日昼夜赶修，决先将必要工程结束，明日下午三时，举行落成开幕礼。”至于“该池各种管理规章，及游泳须知，均已呈奉市府核准。又市府为维持池内秩序，及风化计，决令男女分泳，将照北平游泳池所规定者云”。13日《申报》也报导了天津市第一公园游泳池“以后按平规例，男女分泳”。天津市的男女分泳，也是政府核准，且与北平的影响有关。

上述之外，南京、重庆等地亦有男女分泳现象。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男女分泳，主要以广东和北平为代表，上海、武汉和天津等地亦有发生，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与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分泳、合泳舆论的针锋相对与分裂的社会

如果说男女分泳政策的出台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指导思想分裂的话，舆论界的男女分泳与合泳之争则显现出了当时社会的分化、对立甚而是撕裂。20世纪30年代有关男女分泳与合泳问题，舆论界势同水火，在同一个问题上竟然针锋相对。

（一）赞同分泳的舆论支撑

舆论界对男女分泳政策十分关注，如《玲珑》杂志在1934年还发出征文，针对“粤禁止男女同泳同行等事件”，“读者对于粤禁令有何高见，欢迎投寄本刊发表，如有粤省读者将禁令实施情形及青年界之反响，作通讯惠赐本刊，更为乐用。不过来稿务求迅速，以免失去时间性”。20世纪30年代的相关舆论中，存在有支持男女分泳的声音，这影响到了男女分泳政策的推行。

舆论认同分泳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合泳有伤风化。1933年7月28日《世界日报》报导称：“平市游泳池开幕后，因一切设备不良，市民颇多烦言。嗣淹毙游客李遂滋案发生后，社会间益多反感。某记者昨唔市商会常委赵燕臣，据谈：平市游泳池面积狭隘，男女半裸相逐，漫无秩序，实属有伤风化，较诸舞女伴舞，败坏礼教尤甚。决将建议当局，请援照取缔舞女前例，严加取缔，以维固有道德。即为提倡体育计，最低限度，亦必令其游泳池划为两部，男女分别游泳，俾挽颓风云。”在赵燕臣看来，男女同泳有伤风化、败坏礼教，要维护固有道德就应男女分泳。

1934年《春秋》杂志载文将男女同泳与男女同行问题联系起来讨论，认为其有违新生活运动的规约。“湖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汉口市分会，日前会议议决：男女不得同池游泳，亦不得携手同行于道。本来，在男女授受还不可亲之礼教之邦——中国，怎可以任一般年轻哥儿和少女子，捉对儿在水里嬉游？何况同池游泳，大家全都坦裼裸裎，风化上更有些不成体统。就说那同行的男女罢：有时手挽着手，有时肩并着肩，甚至笑谑声喧，几十步外可闻；不说其形难看，就说礼义廉耻四个字，他们又何尝顾到？这种‘不合乎新生活规约’的举动，宜其要取缔，而且要禁止。该会维持风化，加以注意，良有以也。”不过文章的主旨还是透过新生活规约而落脚到了风化：“取缔男女同池游泳，及男女同行一事，或有引为非议者，实则，挽人心，正风化，固不可厚非也。且广州当局，已先我而行。据广州讯：近有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向政府提议禁止男女挽臂携行。观其条陈，宜天下为人表率者，均有此心也。”风化是社会舆论反对男女同泳的主要顾虑之所在。

比之有伤风化更为直白的表述是认为男女同泳不雅。如1936年7月8日《大中时报》说：“本来游泳虽然也是运动之一，但是在男女合泳时，完全脱得赤裸裸的，的确有些不雅观，何况又同到水池中去游，更是有些不堪设想，所以吾认为游泳，尤其是吾们女人，绝对不该限制，但也绝不该男女合泳，合泳实系一件不雅的事，吾们更不是反对合泳，实则深究起来，除去淫风如炽的上海外，其他地方为什么仍在实行着分泳呢？其中的道理一想便可知了。”

舆论中还有认为男女同泳伤天害理，且极尽讽刺之能事，并为禁令拍手叫好。如1936年《中南报》载文说：“人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法律无论多么森严，相信绝不能够平白地会制裁了你本身的自由。”“是人改造了社会，社会改变了人心，青年男女借着（恋爱自由）的名义，有时竟会做出（有伤风化）的事来，无怪乎官厅的令下非常！”该文接着以讽刺的口吻对第一公园的同泳男女进行了讥评：“听说公园游泳池开幕了，这原是一般摩登士女皆大欢喜的事，情侣伴游，那更能叫你感到（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乐趣。”“讵知天公惯会不作美于人间，游泳池才开幕，社会局便一声令下（禁止男女同池），真不亚给善游泳的情侣们一个晴天霹雳，把他们的（性）头给消失了个乌有。其实，你们却不知（鸳鸯不能对舞）事小，若要遇上精通水技的花蝴蝶，那便如何是好？”同年《中南报》也以打油诗的形式讽刺男女同泳，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对男女同泳的否定。

风化之外，反对合泳舆论还强调其有害健康。如1934年《民间周报》载文称：“泳衣之风既盛，就难免有流弊发生，譬如男女混集在一起，肌肤之所接触，耳目之所粘濡，人非木石，岂能磨而不磷？类多中材，大抵见欲思动，在青年男女血气未定之时，本来是借游泳以强健身体的，而乍受色相之诱，不无肉欲之挑，终于神魂游离，自寻烦恼，向之所以强健身体者，反足为戕身体之媒介，这实在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从体育的视角反对同泳。

上述之外，还有强调禁止男女合泳政策要贯彻到底。如1936年《大中时报》载文首先对“据报载中南海已禁止男女合泳”消息，认为是“于今日两性混杂，浪漫成风之际，而忽有此一举，诚空谷之足音也”。然后指出，“独是中国之事，向来是虎头蛇尾，取缔奇装异服，各报所载，已屡见而不一见，而现在短袖露肩，小裤裸腿，身穿半截衣之魔女妖娘，招摇过市者，仍是纷纷不绝，此种青天白日下之大怪物，人见之而注视，我见之而作呕矣！”因此，“愿当局对于禁止合泳一事，始终贯彻到底，勿再如取缔奇装异服之有始无终也”。明确要求善始善终。

舆论界存在的赞同分泳的趋向，影响到了分泳政策的实施。

（二）认同男女同泳的观念而非男女分泳

从观念视角入手，认为男女分泳意味着落后，而同泳则是进步的体现，持这一观点的舆论广泛存在，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首先是认为男女分泳的观念落伍。

有论者认为男女分泳是旧礼教的束缚所致。1929年《中国学生（上海1929）》载文针对上海交大男女分泳与同泳之争认为：“本来，一种旧观念的打破，决非一两篇文章，三五句口号所能奏效的。普通的人士不必谈，就拿站在时代的最前线的大学生，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以后的民国十八年，在堂堂大学府中，还有脸去干这一种丑事，无怪中国人要永远做落伍者了。”“至于这事件中的女主角呢，根本就不配在大学堂里念书。旧礼教旧道德的应被打倒，在目前的社会中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而这事的重任，就在读书人的肩上。这些女主角，不但自己不能拚弃旧礼教的束缚，反把自以为毛断的女学者，束在旧礼教的重缚中，看了男人要怕羞，穿了游泳衣便当自己像裸着体的一样，世界上最坏的东西，莫如是半新半旧。这些女主角，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口中也许会喊着‘打倒旧礼教’的，自己却莫名其妙的在被自己打倒着。这件事的最大罪人，便是这些半新旧的女主角，也就是旧礼教的魔鬼，也就是一个怕羞心而已。”“终之，这次该校的男女学生同泳事件，就是一幅旧礼教还没有在新女子脑中灭亡的表现，也是中国大学校实行男女同学以后的怪现象。”旧礼教的观念导致了女生的怕羞心，进而产生男女分泳是“丑事”的观念。

还有论者更为具体，认为男女分泳乃是“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反映。1936年《朝报》载文针对北平男女分泳事件评论道：“在这个年头，尤其是夏天，游泳已经被人们认为是‘时代化’的运动，可是，我们北平市的当局，好像在游泳池里也要划分出这‘男女授受不亲’的线界来！多么大煞风景哟。”“新闻纸上的报导，他们在八月一日起，强制执行男女分泳。这消息，谁听到都有点气愤的，前些时候，什么‘男女分校’啦！现在又有这‘男女分泳’了，大有前后映辉的样子！”“奇怪得很，北平市的当局就是这样地表显市政的成绩吗？呵！这样热天，秦市长在忙里偷闲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又多此一举哩！”表示愤怒，不能接受。

阻碍男女同泳的，则被称为“封建势力”。1934年，《武汉日报》载文称，“复善小学呈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禁止男女同泳”，奉行的是“圣人之道”。“禁止男女同泳，当然是‘男女有别’那种学说的引伸，也就是‘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的实行，那么，这个圣人，当然得派定孔老二做代表了。”禁止男女同泳是“开倒车，要拉着人民回到封建社会里去”，“是狗屁”。1938年《新蜀报》亦载文道：“重庆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游泳池：这独一无二的游泳池是不准男女同游的。为了提倡新文化，打破封建的恶势力，自从有游泳池以来，便有热心文化的人作着男女同游的诸种运动；几年来这运动已经可以作成一部‘运动史’了，然而那封建势力是依然如太行山般地不能摇动。可叹息的就在这一点，可报告的也在这一点。”“前年这运动是文章上的成分占多数。去年便实际化了不少。有一位行营的不大不小的官，继我之后而成为中坚人物。他曾经联名向各机关请过愿。（有案可察的）但他们的呈文，公式，致各报馆的公开信，竟然未得到丝毫的反应。那封建势力还是和太行山般一样地牢固，谁也不能摇动他一点。”以太行山般顽固的封建势力相称，这是对男女分泳主张的彻底否定。

类似的看法还有很多。如1936年《新蜀报》载文道：“男女同浴之不成问题，记得若干年前在广东曾经甚嚣尘上的论辩过，不料在今天的四川却仍然成为问题地被人提出来讨论。这令人和周予同对于‘间歇热病’似的读经问题兴起的感慨一样，只觉得中华民国进步得过于迟缓，一切无聊的问题一定要重复地表演着，而引起一些些的伤感而已。”对男女同泳的讨论被认为是落后、无聊。同年《申报》载文曰：“广州是革命发源地，近来则也是复古的大本营，什么‘拉摩登’念古书，男女分泳等等花样经，几乎全是从那边出发的，即使是给人抢了先，始创有人了罢，也不敢为后，过不了多久，便即起而响应了，这响应是衷心的，所以到没有什么地域之见，（现在是统一了，当然例外）有时候并且还卖力得比发起者更甚。”对推行男女分泳等复古活动的广州进行了批评。

其次是认为男女同泳的观念进步。

有认为男女同泳体现了社会的开通、进步。1928 年《中国摄影学会画报》刊登照片，介绍“南翔吴氏农场游泳池男女共游”，并认为这“是亦社会开通之一端也”。1937年《大中时报》载文称：“男女本无大差别，所不同之点，只身体上之方寸间耳。因方寸间的不同，而引起古今人的无限纠纷。古人制衣裳兴礼教，虽非尽为掩藏与区别此不同之点，大概是防范此点者多，今人之诋旧礼教为万恶而争自由，亦因两性之间过于隔阂，限于拘束，而不得常相接触。但礼教不过虚名，谓之万恶未免过刻，而实际使男女不能一目了然，无所顾忌者，厥惟衣裳，尤其下身之裤，更为莫大障碍，故近日男女之解放，极力谋灭此而后朝食，渐渐由扎腿而敞腿，由长裤而短裤而裤衩。然犹有旗袍长衫之掩映，致令美在其中，不得秋阳以曝之也，运动场之体育出焉，不得江汉以濯之也，而游泳池之比赛出焉，尚虑其同性之相拒，不若异性之相亲也，于是合赛与合泳兴焉。此正所谓时代进化，物质文明也，乌可禁之。”认为男女同泳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有论者认为男女同泳不伤风化。1934年《新民报（南京）》针对广州禁止男女同泳评论道：“假定不是新闻记者向广州的先生们开玩笑，那末，我们不懂男女同泳与有伤风化，何以能连在一起。大概是因为穿上游泳衣未免太肉感了吧！一定这位主张禁止男女同泳的先生，从来没有亲自同女人游泳过，而且常常以看肉感电影的态度去看游泳。因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那里知道万目睽睽之下男女同时游泳，绝没有容许有伤风化行为存在之可能呢？如果，这个也要禁止的话，最好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第一因为女子不能够深闺独处，不如将大马路改为双条，一条专走男人，一条专走女人，那末，一切的一切更有益风化了！”这是从提倡者的角度做的分析，乃缺乏经历所致。1936年《新蜀报》载文则从游泳者的角度分析道：“我们也不必小题大做地搬出男女平等那一套话来，只消问：为什么男女不能同浴呢？游泳的人事前既经过身体的检查，当然无形中已经有了限制，而且游泳皆收入很多，不是有钱人洗不起的，而在现代的中国有钱人才能受教育，那么来游泳的人，可说差不多全是受过教育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居然有人要怀疑他们会有什么‘有伤风化’的举动，而自以为未雨绸缪地与以男女同浴的禁止，这不是太侮辱人了么？”无论是提倡者本身的问题，还是游泳群体的素质基础支撑，都说明男女同泳对风化无伤。

还有将男女同泳与男女平权相联系。《新蜀报》1936年载文道：“重庆市提倡了好久的男女平权，为什么进行得这样慢呀？不但政治，经济……没有得到平权，就连一个游泳池为甚么也得不到平权呀？”“男女是人嘛！女子也是人嘛！青年会为什么不准男女同泳呢？哈哈！莫不是女人的大腿特别尊重么？又莫非误解——新生活的‘礼义廉耻’么？”“其实青年会的人未免太顾及宽了，你看马路上走的长袜短裙，黄包车上的高抬两腿……尤其在下午太阳斜射的时候，女人的大腿又何尝尊重啊！”“青年会的人！快不要这样的顽固吧！”男女分泳就是男女没有平权。

男女分泳的观念落伍，男女同泳的观念进步，这一派的舆论主张立场鲜明，影响巨大，并日渐为大众所接受。

由上可见，在分泳与合泳问题上，民国时期的舆论界趋于对立，形成了截然反差的两极，一方认为有伤风化，另一方则认为是社会进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因西方因素的凌空介入，仿若两艘巨轮间的正面碰撞，整个社会被撕裂了。在今天看来，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固然有外敌入侵的因素，同时也与我国自身社会的崩裂、处于社会重构时期有关。学界只是关注新观念的产生，却忽视了舆论乃至社会的分化。

三、同泳战胜分泳与实践胜于雄辩

舆论界有关分泳与同泳的纷争，最终得以尘埃落定，很重要的是实践层面的作用。男女分泳政策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重重阻力，这一客观、冷酷的现实直接导致男女同泳取代男女分泳。

（一）男女分泳政策的弊端

论及男女分泳政策的弊端，首先立竿见影地在于场地。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我国游泳运动逐渐推广的重要阶段，游泳池的建设需求十分急迫。如当时“国内最高学府”燕京大学由于游泳池建设滞后，该校学生“三百余人联名致函”，“由郑乃涛等发起，向该校当局要求于最近期内赶速建造”，“从速拨款，用最经济之方法，以洋灰式白小瓷砖，于最近期内动工兴筑，务求切合实际，不必虚求华美”；“如学校以经费支拙，不便拨款，另行建筑，则请贵系（——体育学系）与女部酌商，将已成八九之池，从速完成，以供男女同学共享。我校素以开通著，且平日男女同学间之感情，亦极融洽，想必能与一臂之助也”。于此可知当时我国游泳场地之紧张。而实行男女分泳政策之后，游泳场地不足就成了制约游泳运动发展的瓶颈，这极大地增加了游泳发展的难度。

受制于场地建设的经费与时间因素，而又要实施男女分泳政策，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对游泳池进行人为切割，将现有的游泳池中间竖立隔断，一分为二，这样做的结果是省时、省事，且立竿见影，不过使用起来则十分不便。如1935年《北平晚报》载文针对中南海游泳池一分为二的方法评论道：“本来中南海的那个池子，就不大。要把它分成两部，南北分，当然不成。固为南边深，北边浅。南北一分，男女之中，必有一部新学的人，不能游泳。若是东西分，照现在该池经理所说的办法，池内隔以软绳，男部占三分之二，女部占三分之一的分法，那女部将成为一条沟，不能再叫游泳池。对新学只能横泳浅处的人，也是无用了。”“再说真正整顿风化，隔上软绳，有什么用？何况软绳一定有空隙，万一有人不慎，将脚绊在绳上，因而致命，岂不冤枉？”因此，“想就这池子设法，那决无可以一切满意的结果”。同年《电声（上海）》也载文道，中南海游泳池“已届开放之期，市府方面，日前以男女同泳，风化有关，拟议男女隔别游泳法，杨氏不得已欲在池中用绳网隔开，但池本已狭小，今复分割，池小人众，无回旋余地，只得大家沉个冷水汤池而已”。正是男女分泳导致游泳场地被肢解，人为制造使用障碍。

其次，男女分泳政策压抑了本就欠发展的女子游泳运动，使得游泳池门庭冷落，参与者特别是女性游泳者大为减少。相关报道非常之多，具体如下：

1930年的上海，《联益之友美术旬刊》报导称：“今年之游泳潮，汹涌澎湃，有足使人惊骇者，而虹口游泳池，更有人满之患，而以星期日为尤甚。”而实行了男女分泳之后，“来客顿稀，加之近日乍凉，游泳者更寥若晨星，一泓清水，未免辜负矣”。

1934年的广州，推行男女分泳政策后，游泳池一片萧条。《摄影画报》称：“广州自禁止男女同泳后，游泳池生意顿形寂寞。”《朝报》报导称：“自从广东政治研究会会员张之英，提倡男女分泳之议通过执行以后，据闻广州方面之各泳场风光，已顿呈大减矣！”《时事旬报》刊登了广州游泳池的照片，附文道：“男女分泳后空无其人之女子游泳池。”该年出版的《女明星日记》一书载：“荔枝湾是一个有名的胜景，但并不如我们理想中那么幽雅美丽。可是游泳的地方设备倒很好，那便是珠江的江水构成的。我们换好泳衣入水，那池中早隔起了一个木栅，上面贴着官厅的皇皇告示，禁止男女同泳，我们就在女界的池中游着，隔栅的男人很多，可是女的却只有七八个人。”1936年《大公报（上海）》载文提到，1934年男女分泳政策实行后，“那年的游泳场老板便哭了一个十天八日，生意清淡，门堪罗雀了。因为谁愿意化了钱去丧失，甚至出卖了自己的自由。虽然天还热，水却没有人去泳了，这太不值得”。广州的游泳池受男女分泳政策的影响很大。

1936年北平中南海游泳池实行男女分泳政策后的情况，8月7日《华北日报》报导称：“中南海游泳池自奉平市府令，实行男女分时游泳后，已于本月三日开始，每周一三五上午为女子游泳时间，其余为男子游泳时间。施行以来，所有长期票及家庭团体票，均感男女分池不便，前往退票者殊多。观众及游泳者亦锐减，损失颇巨。现有多数游泳者纷纷致函该池，请速谋补救办法。该池昨已布告，由八月八日起改每日上午女子游泳，下午男子游泳云。”之所以增加女子游泳时间，《大公报（上海）》称是因为“有人警告该池，谓‘现当男女平等，大选且然，何况泳游？顾在时间上，何以女子仅许可在每周一三五上午游泳，而可贵之星期六星期日，与夫星期二四日全日，星期一三五之下午独为男子所占？天下不平之事孰逾于此，岂非重男轻女！’该池既奉官家命令，接此警告，遂自八月八日起，改为每日上午为女子游泳时间，下午为男子游泳时间”。新的分时政策推出之后冷落的局面仍未改观，《华北日报》对此提及：“中南海游泳池自八日实行男子下午女子上午分泳后，游泳者及观众仍日渐减少，据该池负责人谈，本池自实行男女分泳后，团体及私人退票者日必数起，损失不可数计，为维持本池营业计，决于日内再筹谋补救办法云云。”男女分泳政策直接导致游泳池人数的直线下降。

1937年中南海游泳池的冷落状况依旧，5月26日《益世报（北京）》报导称：“平市中南海游泳池，自揭幕以来，因连日气候较凉，且当局施行男女分泳，故每日游泳寥寥，该池每日损失，为数甚巨云。”6月19日《京报（北京）》亦载：“中南海游泳池，每届夏季，往游泳者，极为踊跃，自去岁社会局颁布男女分泳命令以后，人数无形减少，本年仍照前例，男女分泳，故开幕月余，游泳者仍不见如何加多，昨日上午为女子组游泳时间，往游者不过八九人，较之未实行分泳前拥挤情形，不禁令人有今昔之感云。”舆论将游泳池的冷落归咎于男女分泳政策。

最后，就游泳者自身而言，男女分泳政策本身存在一刀切的弊端。1935年《电声（上海）》载文指出：“游客多为青年爱侣，若隔别而泳，不得共游，殊属恨事。”1936年《新蜀报》载文称：“要是两夫妻，两父女，两母子，两兄妹，两姊弟……必须一起游泳才好指导学习，而碍于禁令，只好一个喜气洋洋地在池中大显身手，一个在参观席没精打彩地丧气垂头，（我不知道参观席上是否许女宾去看男游泳者的半裸模特儿）甚至只好筹集旅赀到北温泉或南温泉去游泳，‘社会文化’不用说了，这其实于收入上未免不合算的。”未能顾及家人亲情，易于触发民众对男女分泳政策的不满情绪。

男女分泳政策所导致的场地紧张、经营困难及带给游泳群体的不便等弊端，促使该政策渐趋废弛。

（二）男女同泳的实施

男女分泳政策的自身弊端，加以舆论界的反对之声渐趋高涨，以及社会的不断开化，孕育并导致男女同泳取分泳而代。

在广州，早在1934年实施男女分泳政策之初，就没有全面地贯彻落实。如1934年出版的《女明星日记》载，一些女明星到荔枝湾游泳池游泳，“那些空军将官游了一回，都招手叫我们游过去，我们不肯，他们竟都游到女界这边来了。我忙指着那禁止男女同泳的告示给他们看，他们都笑不可仰，一点不以为意”。1936年7月13日，署名“紫英”者撰文提到广州的分泳情况，文章称：“曾经有过一个时候，那是前年了吧？广东的当局，大大的发过一回复古的兴趣，于是，便有禁止男女同泳的明令，游泳场上都用一根长竹竿浮在水面划分男女的界线，连没上十岁的小孩子也要因性别而分隔着，不过只‘饬属严加注意’了不久，大约是当局那种‘兴趣’淡薄了吧？很多青年男女，就不‘一体知照’的‘违’起来。据说：今年是连那根浮在水面的长竹，也撤消了。”男女分泳的政令在落实层面上明显出了问题，这一现象不仅仅游泳运动所独有，且有历史延承。比如早在1917年《时报》就称：“男女同浴实属有伤风化，延吉省垣警厅已曾严令禁止，本埠警署虽亦出有禁令，迄未实行干涉，现在各澡堂中，依然男女同浴……”男女同浴尚且如此，更无论男女同泳了。

不仅仅有令不行，还有更甚者。1937年，惠龄撰文《南国春深》说，广州“毗邻着要人和洋人的公寓”“全市最好的”东山游泳场，3月25日开放，“人是多得像蚂蚁一般。当局照例提倡‘男女分泳’，以整饬‘风化’”，“东山的泳池已由一个而孕多出一个，‘男初级池’‘女初级池’，中间隔以木板，使‘双方不能互视’。两泳场中间，复立一牌：‘男女分清界限，毋得混乱！社会局示’。当然这是单对未经精练的泳者所枷的铁锁。天下间只有出尽法宝都跳不出初级池的人才会‘奉局所示’；高级泳池里的泳者，自有他们肚里的‘局示’。（高级池无固定之范围，更无木板栏杆所绕转。）他们可以男女追逐，可以拥着并游，可以沉到水里去接吻。水面警察是担任另外一种职责的，那边浮来一具被谋杀的死尸，警察可以十分‘尽责’地把它牵到局里去报案；但一对男女在水里捉迷藏呢，就毋宁先充实了自己的眼福。‘哈哈哈……’警察们前仰后倒地笑着，‘丢那吗！他抓住了她的大腿啊！’——天下有一种人是常以别人之乐为乐的”。“有些‘水迷’也很肯用他的脑，他想，水上虽分男池女池，岸上不见得也有男路女路，我们不曾看见局里有‘游泳男女，不准吃食’的告示。水里虽有木板，在岸上也生效力？而且禁的是‘同泳’，在陆上我俩并不泳，警察要干涉，我有天大的理由。水迷多是学生，学生是智识阶级，连应付这点小事都没办法，这才不是高材生！所以东山泳场外，塞满了裸着体的男女泳者！”警察的玩忽职守，游泳学生钻政策的空子，都让男女分泳政策成了具文。

在北平，在1935年推行男女分泳政策之初，政府与民众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处于犹疑阶段。如《玲珑》杂志就提及：“平市开办中南海游泳池，当此风化问题严重情形下，曾一度传闻取缔男女同泳。兹悉平当局以游泳池系体育性质之场所，且时有外宾参加，认为与风化无关，并不取缔男女同泳云。”再就是“有多数市民致函当局，申述理由，谓除广州地因特别情形分泳外，世界各处，无此先例，坚请取消前议，闻市府已不再坚持，男女已许同泳一池矣”。这是男女分泳与合泳的折冲时期。

1936年，北平仍时有男女合泳的现象存在。8月13日《大公报（上海）》提到，尽管中南海游泳池下午是男子游泳时间，但是“我在一个下午去看，还有几个黄头发碧眼的姑娘在那里游泳！”1935年《玲珑》杂志曾提到因“外宾参加”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活动故而“不取缔男女同泳”。后《论语》杂志还载文说：“战前宋明轩（哲元）在平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某君为北平市长，思想古老，某年通令平市游泳池实行男女分泳制，市民以为此举乃开倒车之行为加以反对，市长一律批驳不予考虑，实行甫本月，忽自动下令取消前项男女分泳之命令，原因为：‘……前往游泳之外国人士颇多，苟实行男女分泳制度，传诸外邦，将于平市名誉有所妨碍。’”外国人乃推行男女分泳政策的一大制约因素。

1937年，各地继续出现不执行男女分泳政策的现象。7月10日《新蜀报》载，青年会“游泳池定十五日起，取消团体游泳办法，票价亦同时减为每次会员两角，非会员三角，不分午前午后，每星期二之女子游泳期，在午后改为男子，但午前往游之女子，自愿游泳至午后，亦可与男子同游，如此，数年来男女同泳之禁例，可望逐渐改除云。”8月7日《世界日报》称：“中南海游泳池，自本年开幕后，社会当局曾严令禁止男女合泳，该池遂规定，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为女子游泳时间，下午一时至八时为男子游泳时间，一般运动家，以界限区分，颇为不便，故开幕后，前往游泳及参观人士，寥若晨星，该池当局以第四届公开游泳比赛不日举行，为男女游泳者便利起见，已于上月二十九日起，实行男女合泳，此禁一开，每日前往游泳士媛甚多，打破昔日沉静空气，该池实行男女合泳后，游泳券仍售洋四角，参观券一角，并未增价。”青年会游泳池和中南海游泳池均未执行男女分泳政策，自主改行男女合泳政策。1938年《晨报》曾提及中南海游泳池“于男女合泳事，本季或将不加以限制云”。男女分泳政策无形中不了了之。

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男女分泳现象在全国范围对比看并不凸显。正如1936年《大中时报》载文称：“关于男女游泳问题，在上海、广东、南京，三个地方中，曾发生了一次纷扰的起始，就是为了男女合泳及分泳的问题的关系，攻击的一部分人有之，拥护的一部分人有之，结果广东等地依然在实行着分泳，而上海地方却偏偏实行了合泳。”

合泳取代分泳，这在20世纪30年代末乃至40年代更为明显。1940年《奋报》载文称上海大陆游泳池的广告词是“鸳鸯戏水，男女同池，旖旎情调，热烈兴奋”。1946年《上海特写》载文介绍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张园游泳池的男女同泳情况，文章说：“那时的上海，因为畸形的环境，畸形的现象，许多男女们一方面备受敌伪精神荼毒的痛苦，一方面只有尽情地去找觅发泄苦闷的场所了，天又那么的热，心又那样的烦，于是张园游泳池畔坐的，躺的，横的，站的，都挤满了男男女女的一试游泳技术的青年们了。他和她有说有笑地穿着挺美丽的浴装走上跳台，一个跃身的倾间，他俩都在水花的池里载沉载浮地像无数条水蛇一样地游着，悠哉游哉地像一对戏水鸳鸯地泼着水花了。”1946年《说话》杂志报导了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泳状况：“游泳之池，男女杂浴，解衣旁礴，各式跳水，相引为嬉，触体无罚，目眙不禁，前有瘦燕，后有肥环，淳于髡再生，其窃乐此。上海几座游泳池，是哥儿姐儿们消暑的清净仙界，抗战胜利后第一度特别热的夏令”，虹口游泳池“备极车水马龙之盛”。“人无分男女老幼，少爷，小姐”，“带异性朋友去游泳，这是上海人鱼最为胜任愉快的任务。游泳池里六尺以上深水的一头，不谙水性的人自然不大敢去，而水浅的去处，那有不少游得很好的乌鱼大汉，一般人堆里挤得非常有劲，这些都是志愿的义务教师们”。男女同泳已经十分普遍了。

广州、北平、上海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男女同泳同样全面铺开。如广西，1935年《申报》报导：“广西全省妇女，泰半有相当职业，其治事能力，殆完全与男子相等，或且过之。各机关学校，咸有女职员……中小学均男女同校，游泳池男女同泳，当局极度开放，初无若何不良事端发现，其在农村方面，男女更绝端平等。”1944年，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学员游泳办法规定，“入水练习，均应着运动衣裤，如男女学员同池练习，尤须注重游泳道德”等，在此就不赘言了。

总之，男女分泳政策推行的弱化过程，就是男女同泳取而代之的过程。舆论层面的口舌之争，在实践层面上得以冰消，正所谓实践胜于雄辩。

结语

本文梳理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男女分泳，包括舆论界围绕男女分泳、合泳问题的针锋相对，以及30年代末到40年代男女同泳在全国全面铺开的实践层面选择。从中可以看出，男女分泳之所以出笼，地方政府起到关键作用。男女分泳流行地集中在广东、北平等局部地区，流行时间主要是1934年至1937年。男女合泳取代分泳，与实践层面所显现出的分泳弊端有关。1937年后，合泳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分泳逐渐消失。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跳出民国时期的分泳与合泳之争，站在新观念认知的高度重新审视，当可发现，包括分泳与合泳之争等诸如此类的涉及男女关系的问题，作为有别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或差异性是重要特征，更是常态，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趋向影响巨大。此外，就认知规律而言，对新生事物从认知到认同，进而形成惯性和自然，一般受制于舆论、实践（现实）两大要素，由于社会层面的利益诉求不同，舆论往往处于对立而非一致的状态，这就使得解决之道多依靠实践层面的取舍。分泳作为传统男女观念遇到新兴的游泳运动后的应急反应，其活跃区域并非铁板一块，活跃期只有短短数年后就走向合泳，这为我们解析新观念落地提供了合宜的重要标本。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史学研究》专栏，第160—17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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