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凯 | 早期青年团开展“内部训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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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青年团开展“内部训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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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青年团内部训练的开展是提升团的组织力、实现为党输送党员功能的关键举措。文章从全国层面呈现1922—1926年青年团内部训练实施的主题主线；勾勒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对青年团内部训练的外在指导，团中央、团地执委与团支部之间互动的丰富图景；探讨日常性支部训练、专门的训练班的问题意识和影响因素。这些早期探索对从新时代党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亦有启发。

作者简介

贾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中共党史人物和早期党、团历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若干项。

摘要：“内部训练”是青年团开展组织建设、团员教育的重要举措。团的一大至二大之间，少数青年团的内部训练注意研学马克思主义“入门读物”。团的二大至三大期间，青年团的内部训练虽然强调“理论”和“工作方法”方面的教育，但实际上侧重共产主义和国民革命运动问题的自学、讲授、讨论与解答，“工作方法”方面的训练则显得无从下手，团地委主导、团中央指导或巡视的模式初步形成。自团的三大至北伐战争前，各地青年团普遍开展的内部训练有趋同之势，日常性训练分为“思想训练”“行动训练”和“互相批评”三个方面，讲授与讨论现实政治问题、提高实务能力、严格执行纪律、强化服务意识成为训练重点，组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训练班成为新趋势。这些训练举措为国民大革命的高涨提供了亟需的人力资源。

关键词：内部训练；青年团；思想训练；行动训练；互相批评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标志着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当时中国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党往往以团的名义开展活动。青年团为中共组织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至1925年9月全国团员发展到9000多名，向中共输送的超过23岁的团员则超过3000名。青年团力量的发展自然与革命形势的高涨有关，但实际上内部训练的实施才是提升团员“质”、团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关于内部训练问题，以往学术界有所涉及，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早期青年团开展内部训练的目标为何？训练的内容、材料、步骤和场域有何发展演变？不同区域团组织的侧重点有何异同？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和呈现还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运用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各类文件，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所收录的书信、工作计划、工作汇报、会议记录等文献资料，从团中央与地方团组织互动和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团组织比较的视角，揭示1922年至1926年青年团内部训练的丰富面相，希冀推进中国青运史研究。

一、团的一大至二大：“主义的教育”最重要最急迫

开展内部训练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日常活动。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十万、百万青年无产者的广泛的群众团体”的任务，要求“改变整个工作的方法、方向和组织形式”，“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向团员介绍党纲、党的策略和组织情况”。中国青年团的内部训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初步探索的，围绕“主义”开展训练成为建团之初的倾向。

（一）“内部训练”任务的提出与初步实施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议决案》强调革命实践和团组织对于训练青年的意义：“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简言之，内部训练是为了培养具有阶级觉悟的青年革命分子。同年10月25日刊出的《先驱》首次列“应注意的事项”，要求各地方执行委员会：一是每月召集大会，作为最重要的训练机会，大会不宜讨论琐碎事务，讲述、分析的重点是每月实际运动的经验和国内政治经济情形的变化；二是要了解每个团员的志愿、能力、长短处，团员每三个月填一次调查表、统计表，并呈送一份给团中央；三是将所有团员列一名册，每次集会按照名册点名；四是每次集会指定速记人员二名，二人接续记录，以免遗漏。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团中央都强调内部训练对于青年团的重要性，并对各地青年团提出了具体要求，重点是活动的“日常化”。

1922年5月团的一大召开后，各地青年团呈现出团员数量有所增长而组织建设不完善、日常活动不规范的迹象，这是各地团组织开展内部训练的现实因素。例如，保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艰难起步：“本无所谓训练，后渐次训练，严守密秘，服从中央命令，及其他个人应有之道德。”之后，渐趋进步。9月10日，保定团负责人王仲强作《本团应具的两种大精神》演说，议决研究学理、演说——训练、时局问题、报告四项。10月1日，王仲强再作演说《无产阶级的道德》，王其彭作《联络京汉铁路总工会保定分会》报告。10月8日，演说者为安志成，题目是《从资本的再生产行程上考察劳动者的地位》。10月15日，该组织要求团员至少要看《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共产党的计划》，并讨论能否参加理发工会一事。11月19日下午，决定团员至少要买《先驱》1份、《向导》1份。12月3日，该组织召开“第一次讨论问题”，其内容主要围绕《共产党宣言》、辨析各类国际组织，这基本属于共产主义常识范围。尽管相关会议记录未说明这几次会议是地方团大会还是执行委员会会议，但根据该地团组织23—26人、每次到会19—22人的情况来看，应当是全体会议。这些会议以理论演说、本团事务讨论为主，演说内容主要是理论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入门读物”，重点显然是加强“主义”的教育。对于“主义”知之甚少是当时团员的普遍情况，如团衡州地委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汇报说：“此地S.Y.的人都是富于德幕克剌西的思想……现在渠们好像由第三阶级的思想——平民政治思想——变移到第四阶级的革命思想了。”总之，青年团的内部训练在河北、湖南起步，注重通过研究、演说和讨论理论、时局问题使团员了解“主义”。

（二）青年共产国际与团中央关于内部训练问题的讨论

1922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青年团的成绩，认为其“居然能在广泛的中国青年中开展急进的革命工作……从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广大组织”。不过信中着重剖析了中国青年团的组织薄弱、纪律不振、“学院主义”等问题，指出“学院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团员脱离实际地研究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组织薄弱、纪律不振是因为团的工作脱离团员的实际生活；要求团员必须努力为团体工作，并且不能参加“非共产主义”团体；强调工作重点应转向工农群众。1923年1月6日，团中央发出第35号通告，强调本团不建立在青年无产阶级基础上便不会形成坚固的团体，因为学生没有经济地位、富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为此，一方面要训练本团同志，使其革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心理和感情；另一方面要采用种种办法，到群众中吸纳青年工人。即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团员开展训练，使其“无产阶级化”；发展新团员的重点是“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工人。

关于团组织发展与内部训练的关系问题，团中央领导人还开展了公开讨论。1923年7月出版的《先驱》刊载了施存统、邓中夏的通信，他们认为“组织未完全独立”是影响团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同志们认为入团是入党的门槛、团是党的预备学校，这会造成团员“出工不出力”现象——能入党便感荣耀，不能入党就失望。施存统指出青年团组织涣散的症结是“训练不好”——缺乏责任心、自由行动和不守纪律。至于如何“训练同志”，施存统指出：“或由开大会方式来训练，或用个人谈话方式来训练，或用指配工作方式来训练，均可应时应地来应用。惟态度不妨和平点，以使同志彻底了解为主。而在普通同志方面，则千万不要自视太高，看不起地方执行委员，以为学问或能力不如己，不配训练或指导我。”而关于内部训练的内容，他认为“主义的教育为最重要”，“我们这些主义智识浅薄的同志应该要向主义智识较高明的同志虚心领教”。针对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团员“只晓得在研究室里研究马克思”的看法，施存统回应说从各地团员调查表可知大多数团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团员同志即便不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至少应当了解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以及青年团的方略。各地方团应当尽快恢复、整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可以先开展较长时间的演讲活动，进而能够自己研究、相互讨论、相互辩论，最终能根据主义来分析、批评及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显然，施存统认为中国青年团的问题是训练不够，训练可以通过“开大会”、个人谈话或给同志分配工作等方式开展；“学院主义”倾向不存在于中国青年团，事实上多数团员完全不懂“主义”，训练的重点应当是“主义”的教育。

总之，团的一大之后，内部训练问题成为青年团建设的焦点问题之一。训练不够普遍被视为青年团组织发展薄弱的症结，这其实是团组织日常活动没有开展的体现，甚至远在欧洲的旅欧团组织也建议团中央：“青年团的内部教育工作，其在训练，严格纪律，强制服务，实有着意施行之必要。”根据团中央领导人的讨论和河北、湖南团组织的实际情况来看，围绕“主义”开展训练和教育成为各地不约而同的倾向，这可以视为早期团组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承继。

二、团的二大至三大：在理论和工作方法上作系统的教育

1923年8月，团的二大贯彻中共三大决议精神，强调“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 防止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须组织特别讲演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作有系统之教育”，体现出兼顾“主义”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理论与方法的意图。共产国际也要求“必须通过在我们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大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工作，用阶级斗争精神教育他们，这样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组织”，“不进行系统的强有力的教育和训练本团团员的工作，就无法避免团员思想一般化和团组织瓦解的危险”。显然，开展内部训练是强化团员的政治认同和强固组织的关键，而理论和工作方法训练是实际的侧重点。

（一）关于“主义”、现实政治问题和“工作方法”训练的具体实施

阅读、讲演与讨论小册子和机关刊物上与“主义”、现实政治问题相关的内容，是各地团组织开展“理论上”训练的重要事项。1923年11月保定团的第一次地方大会召开，大会规定团员的必读书目有《社会主义讨论集》《共产党的计划》《共产党宣言》，定期刊物《中国青年》《青年工人》《向导》《前锋》，不定期刊物《团刊》；选读书目有《唯物史观解说》《劳农俄国研究》和《新青年》季刊。阅读报刊的侧重点是国内——政治（教育、军事附）、经济、外交、社会调查，国外——按照大的问题划分，如苏联建设等。之后团员的进步很快，每天至少有两人报告活动情形或寻求问题解释，还有通告解说时局及应采取的态度。天津团组织1923年夏因团员陆续离津而趋近解体，至1924年3月才恢复和重建。该地团组织要求的必读报刊与保定类似，不过将《社会主义讨论集》《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列为初步必读书籍，并计划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来训练团员。其日常会议的讲演内容涉及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两方面。而安源团组织的内部训练更为贴近团员实际，如讨论的问题涉及少年国际日的意义、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本团青年化问题、江浙战争、工厂支部的活动。从各地训练材料和议题不难看出，尽管关于“主义”的教育仍然被重视，但是现实问题愈发被关注，如恽代英强调：“与其从理论的书籍下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下手”，“最好是从历史与时事的知识入手”。

关于“主义”和现实政治问题的训练方式，大致可以分为讲解、自学、询问—解答三种方式，并采用口头、文字两种类型。据1924年6月团天津地委的报告，该地团员的训练由各支部负责，每次开支部会议时团员要分述意见、读书心得，一般包括理论功底较强的同志讲演、团员自学两项活动，并计划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专门训练团员；团天津地委还委派代表到各支部讲解问题，许多支部组织了读书会，并将研究心得在支部讲演。不过，由于负责人身兼数职、理论水平不够、事务忙碌，以及工厂距离远、人财两难等原因，出现有计划、决议但未实行的情况。团济南地委的教务会制定一种《自修表》，“凡研究上工作上的疑问，皆可填上，宣传部负解答之责。问题之细小者随时解答，巨大者解答以后，斟酌情形，编成文字印发全体学生”；计划每周召开全体讨论会一次，研究材料提前一周确定。团青岛地委将训练分为口头、文字两种，其中“口头”是由团员填自修表，有疑问事项时，支部书记予以解答，重要问题则由地方大会解答；“支部开会时教务会派人参加，得任意指定一能读日报之团员，作此周内国外国内重要时事有系统的报告”。随机指定团员作报告的做法，势必督促团员加强自学。具体而言：一是宣传部指定一篇或数篇重要文章，要求各同志述其大意，每周召开大会再开展批评；二是每个支部开会时，地委会派一人参加，任意指定一名团员作一周国内外时事的报告。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之后，安源团组织吸纳了大批工人入团，但其内部训练也面临诸多挑战。团安源地委总结1924年6月至8月的工作时指出：支部会议是开展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但是感觉无人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党、团合组的教育宣传委员会也因党、团教育方针、方法的不同而陷于瘫痪，决定单独组织一个委员会收集资料、研究教育宣传方法。之后3个月内召开了9次会议，每次都是地委决定讨论议题，各委员收集材料、研究方法，开会前印刷纲要，然后各委员轮流出席各支部报告。从上述各地团组织的训练方式来看，各地面对的困难及其应对举措不尽相同，不过基本形成团员自学、集体讨论，以及团支部书记、地委负责人、宣传部或地方大会解答与讲授相结合的统一方式。

与上述丰富多样的“理论”训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团组织“工作方法”训练开展得颇为艰难。如保定团组织将工作归纳为“研究”和“实行”两方面，其中“实行”主要涉及：对工人刊印“浅明小册子”，对农民多与其“说话”，对妇女则侧重“解放”，对学生则要求全体团员参加各类学生团体等。但是一年之后该地仍然存在重研究、轻实行的现象，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团中央多给予指导。天津、济南二地团组织的“工作方法”训练则更为具体，如涉及S.Y.同志须知、革命者的模范、团的工作职能等，团务工作常识愈发成为训练重心，而安源团组织在这方面的探索更为深入。他们讨论的问题涉及怎样做一个团的同志、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介绍同志，多次讨论“萍乡概况”“青年工人痛苦之由来”“怎样才能解除青年工人的痛苦”“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等题目。该地团务已算得上出色，不过其自我评价并不高：同志的能力尚极薄弱，多不能独当一面向外宣传；地委对于同志个别训练，尚欠努力。总之，仅依靠团地委层面开展训练确有现实困难，多地团组织希望团中央给予指导的愿望也并非推责之策。

（二）团中央对各地团组织内部训练的指导与介入

团中央对于各地团组织内部训练的指导，既有方法、技术方面的指导，又有帮助其整顿改组、执行纪律之直接行动。如原本十分幼稚的青州团组织因巡视员尹宽的指导一度有所起色。尹宽1924年10月在青州巡视期间报告了青年团的工作方针，解答了当地团员的疑问；之后参加该地团员全体大会时，先由当地同志提问，尹宽再解答苏俄最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苏俄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国共产党状况等问题。尹宽的指导颇为具体，如：指示“团体对内对外一些必须的手续和方法，每次支部会除讨论对外活动的方法外，应将我们所应研究的划出范围来，先期准备，轮流报告，作系统的研究”，“结果使一般同学很生感动”；要求他们开展理论、政策的讨论与团员的相互批评。11月，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林育南同样为安源团组织提出新的“教育纲领”，内容包括：无产阶级教育之意义、安工校教育之实际问题、时事研究与宣传、主义研究。由此观之，训练基础优劣与是否需要团中央的指导并无直接关联。

训练不佳是团组织建设不强固的反映，“治本”之策是整顿、改组乃至重建组织。1923年12月召开的团湖南区一大指出了衡阳团负责人不努力和水口山团负责人不善于处理同志关系、不懂主义等问题，要求各支部按照团的二大决议案进行整顿。对内方面，重视支部会议，开会时“须利用事实解释政策并注重团体修养”，注重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执行委员会提出问题，团员参加讨论；团员之间如有冲突或意见不一致，“宜根据事理切实讲明，务期达到相明了为止，不可轻易应用消极制裁”。几个月后，各地团务情况较有成绩：同志对于主义的认识有所进步，大多数能够参加会议，但多数工人难以理解党、团关系以及国共合作问题。1924年10月29日，林育南向团中央汇报湖南团组织的整顿情况，强调团员应当了解支部组织的重要性，注意同志的教育训练问题；应当录用“诚实而有革命精神者”，出身于知识阶级者需完全了解主义并决心为无产阶级奋斗才可吸收，对于工农可待其加入后再进行教育训练。广东团组织的改选由阮啸仙指导。1923年5月，阮啸仙向施存统汇报团粤区改选情况时，提到该地团组织“从前种种阻碍，精神涣散，现象很是不好，非从根本上整顿不可”。值得称道的是，阮啸仙1924年4月将内部训练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纪律训练，因为中国人没有团体生活的素养，尤其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团员容易忽视团体纪律；二是政策训练，政策的重要性甚于主义，因为这涉及实行的方法和结果；三是工作训练，“进团就要做工”，以前只有机关人员行动的现象已逐渐消除。这可以算作当时青年团探索内部训练问题的成果和经验。

总之，团的二大召开之后，各地团组织的内部训练普遍开展起来，训练内容主要是“理论”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前者一般通过讲解、自学、询问—解答三种类型和口头、文字两种方式开展，后者偶有无处着手的窘境，来自团中央的巡视或指导可以暂时消解这一组织发展的掣肘。如果内部训练不佳的症结是组织涣散，来自团中央的举措往往是该区团组织的整顿或改组。

三、团的三大之后：日常性支部训练与专门的训练班同施

尽管部分团的领导人强调“内部训练工作是唯一重要的工作”，但不少团组织涣散的现象令人担忧。1925年1月召开的团的三大力图解决组织发展的困境，并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团员缺少教育与训练是团组织难以发展、纪律不严、不能深入群众的重要原因，“我们的教育非资产阶级的空玄研究，专从书本上取得，乃是特别于行动方面训练团员，使团员能从日常奋斗中求得理论，并能将理论应用到实际行动上面”，并提出“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四大口号。4月，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三项原则：一是团体群众化；二是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担任群众领导者；三是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之后，已经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各地团的内部训练趋于规范、统一，日常性训练往往被概括为“思想训练”“行动训练”和“互相批评”三个方面，并通过专门的训练班来分类别、分层次训练团员。

（一）以提高认识水平为目标开展“思想训练”

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反对“学院主义”，不过1925年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团的信中强调：“对于列宁主义的宣传，你们应当极力的努力”，注意“与日常奋斗以及劳动群众社会经济状况相间接”。团的三大之后“思想训练”不仅单列，训练的程序、纪律和材料、议题也全面调整。

指定阅读材料、撰写读书报告、测试学习效果与指定团员解释问题，成为各地团组织思想训练“强制化”的基本路径。如团青岛地委1925年1月要求学生同志都要看《中国青年》和《向导》，工人同志能识字者阅读《平友》。此后，团青岛地委进一步要求：各支部开会时，任指一同志报告一周间重要时事；由地委会出题目，指定《中国青年》《向导》的若干篇文章为参考，使同志略写一篇文章，测试学习效果；团员每周都要将读书报告交给支部书记，再由支部书记交地委会宣传部加以批评。任意指定一人作报告或写文章测试效果，以及要求团员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颇有强制色彩。4月，团广东地委组织部要求各支部开会时，根据同志理论水平的高低，由参加者提出问题来讨论或解释；至于团刊、团的决议案，要求同志每次开会时讨论或解释。至于现实政治问题，团广东地委组织部要求每次支部会议时要向团员解释，在个人谈话中与之讨论，同时应将团刊上的时事评论向同志解释、宣传。测试方式是“强迫各同志于每次支部或小组会议时提出讨论，或由书记提出某一条决议案中之某一段，指定同志解释，以资试验同志是否有阅决议案”。文化程度较高的团员必须阅读《新青年》，而工人团员必须订《劳动青年》《青年农工》。不难发现，指定同志撰写文章、阐释团的决议案势必督促普通团员加强自学，对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的团员指定不同的刊物将有助于思想训练与团员生活的“相间接”。

除党刊、团刊以及团的三大相关决议案之外，《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通俗性读物日益成为各地团组织普遍要求阅读的训练材料。1925年9月17日，团济南地委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希望由团中央担保从上海书店购买《新社会观》，而等《共产主义ABC》出版后再阅读该书。至12月，关于《新社会观》的研究与讨论终于开展起来，团济南地委制定了《新社会观提纲》，供各支部参考。《新社会观》之后成为该地团员开展研究的主要书籍。从全国来看，《新社会观》在各地使用的频率颇高，团吉安地委强调研究完《新社会观》便等于相当了解“本校主义”。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团上海地委所属学生支部经过9次讨论，最终完成《新社会观》的学习，其中每次学习都是团地委拟定统一的提纲，再发给各支部。围绕《共产主义ABC》的讨论与之相比稍有不同，如团长沙地委宣传部计划：按照书的章目次序提出问题纲要，提前印发给各同志作准备，或者给出提纲答案，再印发给各书记，使其独立作出结论。各支部的自主性体现在允许团员根据知识水平选取三种教材中的一种开展讨论；每次支部会由出席人作政治报告后，各同志再互相讨论。总之，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命运、阶级斗争与政党的《新社会观》等简明通俗性读物日益成为全国性的思想训练材料，团地委的指导不再是直接派人参加支部活动，而是提供各类书面“提纲”。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训练的议题必须兼顾“主义”问题和现实政治现象。团的三大召开后不久，团湖南区委兼长沙地委向团中央提议：从速设法多翻译一些关于主义的名著；办一团的学校，招收可造就的同志，专授主义、政策、策略；各地应办一共产主义的图书馆，备置关于主义的一切书报；各地有同志能看外国文书报者至少须订阅《国际通讯》一份。对于本地团员的具体要求有：多读关于主义的书籍，多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概况；读党、团的出版物，了解团务和党、团的纲领、组织、章程等；组织研究会，由同志和非同志共同组织。每周由执委书记拟定的执委会报告提纲包括政治报告、临时报告事项两部分；对于新入团同志，由地执委每周召集谈话一次，主要是解释党、团的组织及其关系，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不难看出，现实政治问题和团务实践在训练议题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上述训练程序、纪律、材料和议题的调整并非无的放矢。据1925年12月统计，团湖南区领导的南县特支团员不阅读《向导》《中国青年》的占比是30%、30%，团株洲特支相应占比则是80%、70%，显然两地情况远谈不上理想。调整举措也未能立竿见影，团支部书记照本宣科式的做法难辞其咎。1926年6月10日，团广东区委向团中央反映：“支部书记对同志训练，太过死板，如开会时，即把上级机关的通告或教育训练材料，照文读下加以解释。这样很难引起同志的兴趣……每次开会都得五小时以上，其实同志心里真是耐烦的不得了……下次会议，或托故不出席了。”恽代英强调语言选择的重要性，“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当然，自主编印训练材料也是一种选择，如团济南地委、团粤区、团广州地委编印过《工人讲习班纲要》《青年工人戒赌歌》《怎样去介绍同志》《支部或小组的训练工作》等小册子，由此缓解团员对于主义了解匮乏、活动盲目的不利境况。当然，不论是采用生活化叙事，还是自主编印材料，不是所有的团组织都有能力做到的。

（二）以提升工作能力为目标进行“行动训练”

所谓“行动训练”旨在提升团员对外宣传、发展团员、服务组织的意识和能力，以及保证团员的言行与团体一致，“本校的组织是集体化的，无论任何工作都应有一致进行，才能取得胜利”。

当时各地团组织的“行动训练”，要么不被重视，要么问题重重。1925年11月初，团济南地委已经改组，但部分支部存在会议发言少、组织发展缓慢、不注意现实问题和“谈话”随便、不肯“谈话”等现象。其中进步小的同志主要是对政治没兴趣，表现为不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半年之后团济南地委提到：寒假期间学生同志大多回家，其他支部残缺不全；外部政治环境压迫太厉害；负责人忙于国民党工作，无法兼顾宣传部的工作。主观方面，缺乏团体的训练、组织观念淡薄是主要原因。1925年8月28日，团唐山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说：该地同志有活动能力的同学约占全数30%，但缺少训练员；团员个人行动现象严重。保定团认为：团员还难以担负团体的实际工作；有活动能力的同志占多数，但多偏重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地委或干事会议对于同志的工作分配不佳；因为未受到团体训练，团员常有个人行动问题。基层团支部行动训练不佳，有时还与团地委无法提供指导有关。1925年6月，团福州农民支部成立。该支部成立后连续4周向团福州支部寄去开会报告、入团志愿书，然而20多天内没有收到回信。这类问题往往需要团中央派人指导或进行改组、整顿才能解决。

各地团组织采取的应对办法不尽相同。团济南地委提出的整改措施有：加紧训练新同志，支部会讨论政治问题，支部书记提高应对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注意使每位同志都发言，支部联席会要讨论实际问题，支部会围绕实际问题训练同志，支部会谈话不宜过长、应简单扼要。保定团从调查着手：调查各团员的研究程度和工作能力作为分配工作的根据，须严格、适当、普遍性地分配工作，使各个团员都能负一定责任工作。团长沙地委提出了“行动纪律化”口号，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团员要自觉遵守纪律。团顺德地委提出的思路较为全面：个人谈话；使同志与地委发生非常密切关系；注意训练中坚分子，时常召集支部书记小组组长及中坚分子开会训练；各支部开一批评会议；给同志分配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多召集临时大会。团厦门特支提出颇为详细的思路，训练内容涉及“本校组织原则及组织概略”“入校后应注意的事项”“秘密工作常识”“怎样介绍同学”“怎样批评同学”“同学间的关系”“批评同学的标准”“怎样做一个好同学”“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发展本校组织”“怎样做学生运动”“少年先锋及国际两条歌”。这些训练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能实行和推广，势必提升广大团员的行动能力，然而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大量优秀的“训练员”。

（三）以“生活集体化”为目标组织互相批评

互相批评是提升团员的思想水平、行动能力的重要途径。当时部分团员对于共产主义团体生活方式不适应，有些团组织的互相批评活动流于形式主义，或在会议中敷衍了事。不少团员不理解互相批评的意义，毕竟很多人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习惯纪律和过组织生活，开展互相批评消除的就是这类倾向。作为内部训练重要组成的自我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端的。

五卅之后，互相批评在各地团组织中普遍开展起来。1925年8月18日，团上海地委总结近期互相批评开展情况，认为近两个月每周大多开展了批评，每月举行一次总批评会，最初同志不明了互相批评的意义，后来均能站在团组织角度开展严厉的互相批评。不过仍有同志因平时不注意彼此的优缺点而无所批评，或者感情用事，明知某同志的优缺点但不加以指出。8月28日，团唐山地委向团中央汇报说：该地团员互相批评工作开展较好，每月至少开展1次批评，在团支部小组中也举行；互相批评刚开展时容易产生冲突，之后慢慢变好，能帮助团员同志改正错误。保定团组织的互相批评是在每次会议中开展，没有完全按照月份举行；大部分团员因为被批评而有所进步，但也普遍发生闹意见、动感情等弊端。1926年5月，团长沙地委宣传部的报告强调互相批评的目标之一是“生活集体化”，要求地执委详细阐释为什么必须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反对个人主义的意义。但是实际开展时有些团组织的互相批评局限于说话风格、工作作风、研究精神等问题，甚至可能沦为个性批评，这会影响团体成员关系、组织稳固。如团福州地委仅成立1个月，书记林铮等人便因为意见分歧而辞职，组织几乎解体。

互相批评的现实指向是严格执行团的纪律、促使团员积极参加组织工作。1925年12月13日，团汕头地委在月度工作报告中详述了相互批评情况：多同志不能虚心接受团体训练、努力学习、信仰团体；对工作不虚心，待人态度不诚恳；多数同志仍未能积极参加团体工作，且有怠工之倾向；多数同志常表现出自由主义和浪漫色彩；同志间未充分谅解，且常有不忠实的表现；多数同志尚未有热烈的革命情绪。之后，团汕头地委提出了相应改进办法：要诚恳地接受团体的训练，虚心学习，积极参加团体工作；铲除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浪漫色彩的毛病，因为浪漫和自由都会破坏团体的一致；严厉执行章程纪律，必须依期开会，支部或小组会议，按期纳费；要极力鼓起同志的革命情绪等。显然，诸多问题的落脚点是同志应该多为团体工作。1926年4月5日，团吉安地委提到本团团员“思想过左行为忠实，能受指挥，但少数人不能绝对守秘密，不接受批评”。不久之后，该地委又详细总结：“思想幼稚而且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学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发生许多错误……要免除这种缺点，只有在各种会议时进行批评，使各同学在这互相批评中，得纠正过去的许多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也就是说，思想幼稚、行动能力不足可以通过互相批评改进。总体来看，各地团员并非不能适应互相批评这种日常活动，只不过需要一个适应和习惯的过程。

部分团地委还会召集全体团员大会规模的互相批评会，被批评对象涉及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这被视为提高团组织、团员能力的重要形式。譬如1925年12月团济南地委召开大会，目的是征求同志对于改组后地委工作的批评和意见。在团地委作完工作汇报之后，团员开始对地委及其负责同志开展批评。对团地委的批评意见有11条，对负责人的批评则涉及是否尽责、思想是否系统、指挥能力是否欠缺、对团体是否忠实、与团员交往的态度、谈话能力好坏、工作经验多少等。全体团员基本肯定负责同志“工作努力”，但认为他们没有“十分”尽到责任，工作态度多少有问题。尽管这些资料不够系统、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未知，但大致可以看出互相批评如果围绕“能力”问题，而不是性格、感情，便有助于团组织和团员的发展。

（四）以集中性训练班分层次、分类别开展训练

团的三大之后，团组织的内部训练侧重分类训练不同团员，这主要通过各类训练班实施。这与团组织力量的增长有关，1926年7月全国团员发展至10 072人，其中广东区最多，江浙区域次之。组织力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以往训练方式的限度凸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广东等地组织了各类训练班。

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团上海地委分别对新团员、部委书记和支部负责人开展训练。对于新同志，团地委制定了谈话大纲分给各支部，由支部书记或干事会与之进行第一次谈话，然后再指定同志与之谈话。团上海地委还组织短期训练班两班，其中工人支部负责同志31人为一班，学生支部46人为一班；计划在上海大学支部开一班，授课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术与策略”“中国职工运动”“青年工人运动”“组织问题”“上海职工运动政策”“反动思想的批评”“学生运动”“革命与武装暴动”。尽管采取了分类型、针对性训练，但实际效果不如预期。1926年4月1日，团上海地委所作半年工作报告认为：工人支部训练班无成绩；各支部指导员不负责；各支部训练班不得法。至7月，学生支部偏于书本式研究、工人支部偏于高谈国家大事等倾向已改正，团区委有专门训练部委工作人才和学生运动领袖各一班，强调灌输实际工作方法。不过，下级干部人才训练较少，各支部书记、组长、干事联席会没有好的精神，干事会开得少。7月30日，上海团组织在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时汇报说：“区委前办一训练［班］，不见有效，因太高深。最近又开一训练班，听讲者感觉有兴趣。再本星期开学生训练班。各部委训练班成效不见好。”到1926年底，上海团员对于革命知识的求知欲大增，不过团上海地委批评学生团员存在“学院派研究的错误倾向”，而这其实是不事生产的学生团员无法避免的问题。据此可以推断，各类训练班改变了以往训练班定位不准、听者缺乏兴趣的问题，至于如何提升效果还需要继续摸索。

从五卅到北伐前夕，广东团组织的训练班开始由宣传部主导转向组织部、教育训练委员会共同负责。1925年8月，团广州地委决定组织专门的教育训练委员会，负责主持教育训练；开办团校，为期3个月，指定比较明白和负重要责任的团员40人为第一批；团地委组织部切实负责施行直接训练。训练方法为：组织部和教育训练委员会拟定、印刷“训练提纲”，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对支部书记进行训练，支部书记再带回“训练提纲”，在支部会议上采取逐条讨论、逐次发言再形成结论，而支部会议召开时地委将派人予以指导。内容涉及“什么是共产主义”“C.P.与C.Y.的关系”“内部组织与纪律问题”“参加民族革命问题”。不同层次的训练对象主要指中坚分子、支部书记和新加入的同志，采用授课、谈话两种形式。12月，团广州地委采用特别训练班、个别训练两种方式开展训练。其中特别训练班分为甲、乙两班，甲班为支部书记、干事、小组组长、负重要责任同志参加，期限一周，每晚7至9时上课。个别训练工作完全由支部书记负责，若支部书记不能参加，则由地委负责人找来谈话。1926年3月，团粤区委在前期基础上提出三个阶段的党、团联合训练计划——先区委负责同志，再支部书记，最后是一般团员。根据第二期训练班课程设置来看，训练内容既涉及共产主义常识，又介绍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既有理论宣传，又有实务操作；党、团相关内容各占一定比重。6月底，团粤区委决定加紧训练同志，特别是中坚分子，以巩固不断发展的团组织，为此制定了三个月训练计划。实际开展时，一般负责同志、担任演讲的同志因时间冲突而不能按时上课。上述分层次训练的思路是革命不断高涨之际，平衡团员发展的“量”与“质”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推动团的青年化、群众化。

总之，团的三大之后各地团组织的内部训练才算系统开展起来，其中日常性训练划分为思想训练、行动训练和互相批评三个方面，以期提升团员的认识水平、行动能力和纪律观念、服务意识，而上海、广东等地组织的集中性训练班则是基于团员素养差异性和训练要求层次性的现实考量。如果说互相批评是基于团组织的内部监督、督促考量，那么训练班无疑是一种外在提升机制。

四、结语

与中国共产党相似，青年团每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组织发展便几乎进入新阶段。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召开标志青年团的正式诞生。这时青年团的定位是党的预备学校，但实际上可谓“学生团”，没有深入群众，与成为有阶级觉悟的青年革命团体的要求有不小距离，这是青年团内部训练的现实考量。内部训练的最初开展是以研读马克思主义“入门读物”为主，且仅有唐山、保定、安源等少数团地委在探索。团的二大之后，青年团内部训练的思路是“理论”和“工作方法”兼顾，实际开展时仍然侧重共产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整顿和改组也被视为解决组织发展、训练不彰的有力举措。内部训练的阅读材料发生变化，早期的《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被中共编译的《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及其“提纲”所取代，党刊、团刊成为团员日常必读材料，训练方式包括讲解、自学、询问—解答三种类型和口头、文字两种载体。团的三大之后，内部训练的机制、内容在全国范围内渐趋统一，日常性训练包括“思想训练”“行动训练”和“互相批评”三项内容，集中性训练则通过组织训练班来分类别、分层次开展。现实政治问题的讲授与讨论、工作方法的指导、纪律的严格执行、日常团务问题成为内部训练的重点；行动能力的训练，仍然处于无从着手的窘境；互相批评旨在提高团员的认识水平和行动能力，消除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增强团员为组织服务的意识。青年团内部训练的机制及其演变如图1所示，训练内容、训练材料、训练步骤和训练场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总之，1922—1926年青年团内部训练的内容经历了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入门”到“理论”“工作方法”兼顾，再到思想认识、行动能力、纪律观念、服务意识的演变，其训练机制也历经团地委自主开展到团地执委指导、团支部实施，进而日常性训练与集中性训练相结合的调整。当训练开展不够理想时，其纠正机制经历了从团中央领导人讨论到团中央派人现场指导或组织整顿，再到日常性互相批评与集中性训练相结合的演变。随着团组织发展壮大和不同职业、出身、认识水平团员的加入，文字教育与口头训练、日常性教育与集中性训练、团干培训与新团员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确立，并成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广泛运用的思路，及至新时代党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亦能发现其潜在的影响和承继。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65—76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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