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听证会遇上不靠谱的同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翻译？

在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的听证会开始之前，孙杨看上去胸有成竹，信心满满。

然而，孙杨不幸遇上了非常不靠谱的同传译员，不断出现错译、漏译的情况，导致他听不懂外方在说些什么。

参加听证会的各方都表示翻译质量太差，听证会无法正常进行，被迫将同传改成交传。

几年前，我曾经陪同代表团访问过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代表团和仲裁院负责人会谈时担任交传，对仲裁院的情况有所了解。

仲裁院作为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仲裁工作涉及各国运动员和各种运动，除了会听到多种口音，还会涉及很多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为仲裁院做翻译是很不容易的。除了要有专业的翻译能力，还要做大量的准备，了解和仲裁、体育相关的背景情况。

顺便说一下，媒体报道都将CAS译成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但正式译文是国际体育仲裁院。

在听了几分钟孙杨听证会的同传后，可以明显发现同传译员没有做过精心准备，将200多次药检，错译成抽了200毫升血。

这样的错误对听证会的顺利进行造成了极大影响。显然，如果译员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了解背景情况的话，即使没有听清发言人的每一句话，也不会犯这种错误。

不管是听外语还是母语，我们的耳朵是无法听清每一句话的。没有听清的内容，是靠背景知识去弥补的。

有一种现象叫做鸡尾酒会效应，即在嘈杂的酒会中，你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但是，哪怕是很远的人提到了你的名字，你也会很清楚地听见。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名字是最熟悉不过的了。

如果同传译员事先做了准备，熟悉孙杨听证会的背景情况，那么在听到200这个数字时，应该就能想到指的是200次药检，而不是200毫升。

在听证会中，孙杨在描述药检当天的情况时，语言是比较简单的口语，没有提到专业术语，语速也不快。

这对于合格的同传来说，翻译起来是很简单的。然而，现场同传的英文翻译听上去很不流畅，而且几乎每句话都有很多语法错误，对于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要听懂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的判断是，现场做同传的译员，可能根本没有学过同传，不然不可能连这么简单的一段话都翻不好。她的英语可能日常交流没问题，或许也能做简单的交传，但是同传肯定是不能胜任的。

以前在同传厢时，碰到过有人跑过来说，自己英语很好，也可以做同传。出于礼貌，我只能呵呵。自以为英语好，不等于英语真的好。就算英语真的好，和能做同传还是两码事。就像会骑马不等于能参加马术比赛，会游泳不等于能花样游泳。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用方言来同传电视里的普通话。

做同传时，要一边听，一边翻译，精力是分散的，需要科学地分配精力。英语好的人，自己说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做同传，就做不到合理分配精力，导致说出来的话语无伦次。

在听证会上，虽然更换了几次翻译，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的猜测是，大家觉得翻译水平不行，于是换上了其他会中英双语的人去试试，然而这并没有用。

媒体在报道同传时，往往喜欢用语出惊人的标题党，强调同传的时薪，以此来博人眼球。这吸引了很多会说一些英语的人想要做同传，其中大部分人的英语其实并不好，也没有接受过正规、专业的培训。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像义和团一样，大无畏地走向了同传会场。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合格的同传。其中，有不少是创作型同传。这种创作型同传，不管发言人讲什么，讲得快还是慢，他们都能滔滔不绝，毫不停顿地讲下去。

英语不好，听不懂原文的人，往往会被创作型同传给唬住，觉得怎么这么厉害，讲得这么溜！

但是，专业的同传一听就会发现，这些创作型同传的译文，和演讲人的原文往往关系不大。实力不够靠演技。听不懂的地方，他们就靠自己现场发挥，用创作来弥补。

大部分的听众，可能没有发现同传的问题，或者比较仁慈，很少会去投诉同传的质量。这也给了低质量同传滥竽充数的空间。

但是，孙杨的听证会可不是一般的你好我好，风平浪静的会议，而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逻辑严密的辩论！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碰到难的会议，才知道谁是真同传，谁是假同传。

做同传时，最难翻的不是大段演讲，而是问答互动。在翻译演讲时，创作型同传可以靠演技，弥补没有听懂的内容。但是，在翻译对话互动时，尤其像听证会这样尖锐的互动时，再厉害的创作型同传，也很难天衣无缝地左右互搏，一人分饰两角，而又不被发现。真假同传，从互动就能看出来。

听证会上不靠谱的同传，让孙杨有理说不清。不知道在孙杨之前，又有多少人被不靠谱的翻译坑害过！

再优秀的演讲人，如果碰上不靠谱的翻译，也无法让听众听懂自己的讲话。我们需要选择高水平的翻译，他们的价格肯定会更高，但这样的消费升级绝对是值得的。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翻译的质量是瓶颈。翻译市场，也需要一次供给侧改革，淘汰低端产能，扩大高质量供给。只有这样，孙杨听证会的灾难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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