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概念与韩日关系的龃龉及共鸣

日本和韩国都作为东北亚国家为何经常会产生龃龉呢？这是因为，由于两国在外交空间中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优先顺序不同而造成的。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gency：JICA）理事长北冈伸一（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表示，“战后日本外交一直致力于管理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悬案问题。然而，今后将不再需要追求线上的外交，而是追求面上的外交方式”。另外，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指出，“战后日本没有实现和解的地方只有平壤。另一方面，日本虽然与周边的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之间实现了和解，但仍然留下了历史认识问题”。

与此相比，韩国经常将朝鲜半岛政策和其他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没有限定于朝鲜半岛，也包括东北亚国家和国际社会，促进有助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合作，从而努力实现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这样，日韩两国的对外政策认知，规定了自己的外交空间，给东北亚合作带来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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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阵营国家转变为后期发达国家

朝鲜战争后，韩国一方面跟朝鲜对峙，另一方面美韩同盟体制下，加入西方阵营扩大了外交空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最贫困的国家转变为新兴工业经济体（Newly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Es），后来成为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rganiz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议员。

战后日本以1951年的“旧金山和条”为契机，在日美同盟体制下，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扩大了外交空间。之后，经过战后复兴，1975年成为发达国家首脑会议（G5）的成员。后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韩两国都作为后期发达国家，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地位。这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苏冷战体系以及加工工业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前提下获得的国际地位。然而，虽然在冷战体制下，日本早已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也意识到南北关系，在国际机构和联合国外交等方面，曾经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过接触，但冷战结束后才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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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终结和独自的对外政策的摸索

随着冷战结束，给日本和韩国带来了对外关系上的根本变化。首尔奥运会给韩国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尤其是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北方外交”对朝韩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9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积极展开了“欧亚外交”，试图主导东亚地区合作进程。

90年代是在“东北亚”地域的形成中，各国外交上和功能上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代。1993年，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1994年朝美两国达成了日内瓦框架协议。1995年和1996年发生了台海危机。从整体来讲，东北亚局势始终不稳定，合作也没有具体进展定。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国内财政赤字在不断增加。1992年欧盟成立，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地区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推动了地区合作。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促进了东亚各国的觉悟。之后，东盟以金融危机为开端，加强了地区一体化进程，逐步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中心。

2000年，“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虽然没有实现，美国、世界银行、中国、日本等国的协调下，但终于形成了“清迈倡议”（CMI）。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10+3）开始联手应对财政、金融等方面诸多问题，2004年扩大到东亚峰会（EAS），美国、印度、澳洲、俄罗斯、新西兰也加入了其中。

在这一地区认同意识形成过程中，东北亚地区国家也开始推进环境等方面的合作。1992年环日本海环境合作会议（Northeast Asia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NEAC）、1993年联合国东北亚环境合作计划（the Northeast AsianSubregional Programme of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NEASPEC）、1994年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NOWPAP）等多种地区合作机制开始出现和探索。1999年日中韩三国环境部长级会议在在北京成立，2003年在北京举行TEMM＋2 Dust & Sand Storm特别会议，蒙古国和朝鲜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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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视日美同盟的日本和以中等强国为目标的韩国

日本政治学者须藤季夫认为，“对外政策行动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获取国家利益而实行的有目的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有两张脸，一个是为了追求国际目标的国内战略，另一个是为了追求国内目标的国际战略”。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开始重新崛起，并提出了“中国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8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到了2010年，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俄两国发表了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联合声明。对此，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加茂具树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开始强烈表明‘大国’意识”。

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上发表了美国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新方针——重返亚太政策，之后进而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保留“世界警察”的作用，对朝鲜也采取了“战略忍耐”政策。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印度太平洋战略”，更加明显有意牵制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提出“中美G2时代”的到来，甚至还提出“G-Zero world”。

日本从80年代开始重视亚太地区，并将与美国的战略进行协助。在这时期，日本也提出“摆脱战后体制”，开始牵制中国。2006年，时任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成为第一届安倍内阁的外交方针。“自由与繁荣之弧”是以普遍价值（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律支配、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外交，从北欧出发，经由波罗的海各国、中东欧、中亚及高加索、中东、印度以及东南亚，最后向东北亚地区试图展开。

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际NPO团体ProjectSyndicate的演讲里提出，为保护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通道和法治，将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夏威夷）3个国家和日本连接成平行四边形，发表了“安全砖石构想”。之后在2016年，安倍在非洲开发会议上，为提升亚洲与非洲之间的“连接性”，促进整个地区的安定和繁荣，提出了“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2019年，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四国外长举行会谈，达成共识进一步加强日美澳印对话机制（QUAD）。

在韩国，2003年就任的韩国总统卢武铉，提出了“东北亚均衡者论”。2008年就任的李明博总统展开了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的口号。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再次给朝韩关系带来了阴影。2013年朴槿惠总统提出了“统一大成功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

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继承了卢武铉总统的对朝和解政策，努力缓和美朝的紧张局势。2018年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朝韩关系急速改善，4月在板门店举行了朝韩峰会，并发表了“板门店宣言”。随着朝韩关系改善，同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朝美峰会，并发表共同宣言，达成共识改善两国关系和和平解决半岛问题。但是2019年河内峰会失败以后，朝美关系和朝韩关系停滞不前，半岛局势仍然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韩国提倡的“半岛驾驶论”和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也遇到了重大阻碍。

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提出“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努力推进朝鲜、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在内的巨大经济圈。此外，2017年提出“新北方政策”，加强与欧亚各国的合作的同时，在“新南方政策”框架下，积极推动跟印度和ASAEN等经济合作。也就是说，韩国正以“全球中等强国”为目标，推进全方位经济合作和和平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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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中的日韩合作的挑战和机会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都面临了重大挑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打破了地理上的制约，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非面对面”正在变成现实。对此，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神保谦指出，“随着空间经济学、经济构想，结合于包含地理状况在内的地缘经济学概念，更加需要跟以往不同的地缘政治学概念”。

东京大学教授山影进指出，“地区是一个相对化的概念。在认识地区时，在某个空间结构中，同时认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某个范围所具有的整体性和该范围更宽的整体中的部分性。因此，地区是一种次系统，任何次系统在整体系统中都具有具体性”。

“东北亚”确实是一种次区域。而且，其名称也根据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来形成，被用作政治妥协的产物。这种政治妥协的产物，对过去的记忆、政府间关系、主权纠纷，都根据各国的国家利益的具体情况而被利用。因此，“东北亚”概念很难通过地理上的相邻、治理方式、领导人之间信赖等形成。更重要的是，就取决于东北亚各国以及各种各样行为主体的对外行为的方式。因此，围绕“东北亚”这一概念，需要经过对该地区地理空间概念的公论化而逐步得到认同，而且需要未来的顶层设计。

2021年，美国就诞生了拜登政府。韩国将进入下一届总统选举，日本面临如何举办东京奥运会和自民党总裁选举。朝鲜举行了劳动党八大，都值得关注今后动向。中国将迎来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尽管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克服新冠疫情是2021年的最大的课题之一。因此，今后安全和经贸等传统安全领域问题跟卫生、保健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需要将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地区合作会受到进一步的关注。

冷战时期，日韩两国作为西方阵营一员、后期发达国家以及都是美国盟国等，具有诸多共同点。冷战结束后，1995年“村山谈话”、1998年《日韩共同宣言》，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等，在历史认识等悬案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领土纠纷（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海洋名称（日本称日本海、韩国称东海）分歧等仍然困扰两国关系发展。最近几年，日本对韩国出口实施规制，韩国一度宣布废除“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韩国法院判决日本向殖民地时期强征劳工进行赔偿等，而且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两国之间的交流急速减少，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善。其实，防疫、气候变化、网络空间、自然灾害、福岛核电站污水处理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堆积如山。总之，日本和韩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开展了合作。因此，日韩两国需要深入关注围绕“东北亚”的概念的龃龉和共鸣，摆脱过去的历史负面遗产，共同携手新的挑战，应创造新的合作局面。

作者裴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