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为什么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会被轰炸？

文 / 欧洲金靴 

全文共计14286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

1999年1月8日，科索沃伊斯兰叛军秘密袭击南联盟人民军运输车队、绑架八名军人，震惊世界的南联盟军事交锋启幕；

1月15日，科索沃南部拉察克村由于发生警察被杀案件，南联盟警察部队随即入村搜查反叛疑犯，结果与早有埋伏的阿族武装发生交火；

16日深夜，同样早有准备的欧安组织观察团团长沃尔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向全世界宣布：“经亲自核实，昨天在拉察克村，南联盟军警杀害了45名阿族穆斯林”；

17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配合美国总统克林顿、纠集西欧各主要国家领导人纷纷谴责南联盟军“屠杀平民”，全球舆论声浪铺天盖地——注意，那是1999年，没有发达的互联网、没有铺天盖地的正能量自媒体可以像今天这样短时间即可揭露诸如叙利亚“白头盔”之流的真面目。在当时，全球媒体和世界人民都被安南和克林顿轻轻松松地带了节奏；

18日，南联盟、白俄罗斯、芬兰等国法医对45具尸体进行尸检和现场排查，确认45人为反叛武装人员，那么“屠杀平民”就不成立了。然而，沃尔克造的谣言早已满天飞，并且，他另一个身份是美军退役将领——这难道是巧合吗？

可是，美国的北约与安南的联合国，坚持要南联盟交出“杀人凶手”。

2月6日，南联盟代表与科索沃代表在巴黎南郊朗布依埃会面，由于南联盟立场岿然不动、坚决反对外军进驻科索沃，谈判宣告破裂；

3月15日，重启会谈，南联盟同意向阿族让步、让穆斯林地区自治。米洛舍维奇的让步，是阿族渴望已久的事情，但妄图驱蛇吞象的美国依然不同意阿族达成这个部分妥协的协议；

3月22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正式宣布：“外交努力失败，决定采取大规模空袭”；

3月24日开始，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安南默许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口号的情况下，北约空军公然轰炸南联盟，包括发电厂、幼儿园、博物馆、医院、连矿区城市阿莱克西纳茨也不放过；

5月8日凌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美军五枚导弹精确击中（其实是六枚，有一枚中途坠落），三人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大使馆建筑被整体摧毁。

其中一枚导弹极其精准地射入潘占林大使的官邸，所幸未能爆炸。

这说明了美军不仅极为熟悉我使馆的构造，且目的明确：就是要杀人灭口。

而美方的说辞是“误炸”……

长者后来忍着满腔怒气，在电话里对克林顿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美利坚，就此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也是世界新闻史上罕见的血腥屠杀：我国三名遇难者皆为记者：48岁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31岁的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其28岁的妻子朱颖——都是新闻工作者，按理说那个著名的NGO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不应该出来点根蜡烛吗？

没有，他们连个屁都没放。

记者无国界？分明是划清界限！

刚刚过去不久的5月8日，这是国家悲剧的二十二周年纪念日，也是遇难同胞的二十二周年哀悼日。

二十二年前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抗议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法西斯美帝国主义。

但是这震天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无声的隐怯。

今天许多国人或许聆听着《钢铁洪流进行曲》、观看着大阅兵上歼10飞跃天安门、欣赏着深蓝海域“下饺子”的伟岸场景，无法理解二十二年前美国人哪里来的胆量进犯我使领馆这等主权重地？

同样的，也无法理解二十二年前我们为什么在外交舞台竟然那样的毫无尊严？

一切都是历史使然，一切也需从历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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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时间拨回到1985年。

1985年春，那年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首次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

因此，“军费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法委面临的突出问题。

只是，在“军队要忍耐”的大棒下，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

从1985年开始，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当年度，整个军队才获得56亿美元拨款，当时我军430万人，三餐饭都保证不了，试问如何研发、更新装备呢？

那一年，台湾省伪军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

日本媒体当时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不禁唏嘘，日本军阀半个世纪前用来侮辱蒋记国府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重新投射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

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编篡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从1979年开始，国防预算开始下降，1984-1988这五年的下降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1988年，行政事业支出首次超出国防支出。

那时，我军军费主要得用于军职人员基本生活费，但实际情况非常寒酸，甚至中级军队干部4年才能发一双制式皮鞋。

著名的设计师宋文骢，一度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这让中国解放军简直在那时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话。

2004年，“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接受《现代舰船》采访时，曾愤述：“20多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见《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

2

说到黄旭华，不得不提不久前3月22日刚刚去世、享年96岁的与黄旭华同是我国核潜艇之父、核动力领域开拓者彭士禄老先生。

“核潜艇之父”这个名头，通常常识里，黄旭华为核“潜艇”之父，而彭士禄更贴近为“核”潜艇之父。

彭士禄是二机部核动力副主任、担任船用动力堆副总师，而黄旭华是一机部总体所总设计师，这两位“核大家”也是老乡。

彭士禄的父亲是著名的彭湃烈士，国共对峙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

当时，年幼的彭士禄是在老百姓的层层掩护下才活下来、甚至两次被捕两次被救，直到15岁那年历经艰险转道上了延安，不到五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因表现突出而免去预备期）。

建国后，他作为留苏人才，先后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直接进入原子能研究所。

也正是在他回国后的次年，被傲慢且开始谋求与美国共治天下、拒绝给中国提供核援助的赫鲁晓夫所激怒的毛主席，对全党全国的核专家团队喊出了那句著名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两年后，彭士禄正式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再四年后，核潜艇项目宣布启动。

仅仅五年时间，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黄旭华和彭士禄当时留下的口号是：“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

但进入八十年代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甚嚣尘上，担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的彭士禄曾果断反对，他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可是依旧架不住核潜艇工程的遇冷。

根据《现代舰船》2005年3月 《郑明回忆录：难忘的回忆与珍贵的启迪》记载：“在当时，要不要继续研制核潜艇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政治性问题。1988至1990年，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即将定型，在继续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上，也受到了‘大裁军和军队发展要忍耐’的影响。在90年代初期，中央强调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军队建设要忍耐的条件下，核潜艇生产线要不要保留，这本来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毫无疑问要保留，可是在我国却差一点被下马掉！”

一直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拨乱反正之前，毛主席逝世后的整整二十一年间，美国海军发展了约6代，法国海军发展了2代，英国海军发展了2代，连历经解体重组的俄罗斯海军都发展了3代。

至1997年时，我军军费开支已不及台湾省伪军。

回望之前一年即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我海军唯一上得了台面的舰艇只有一艘052型驱逐舰，其它都是老古董一般的051型驱逐舰。 

再到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我海军仍然只有2艘052型和1艘051B型，护卫舰只有5艘053H3型护卫舰，仅八枚HQ-7型防空导弹，且无备弹。

同时必须指出，直到今天，我军核潜艇的作战性能仍然落后于美俄两大强势海军的核潜艇。

苏联在七十年代巅峰期研制的M级攻击核潜艇，全面采用钛合金等高端材料，最大下潜深度高达1250米，而今我军的核潜艇在下潜深度层面仍然堪堪比过美俄核潜艇的一半（主要是材料的落差）。

这都是历史演进所致。

“下水”已晚，加速研发也只能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后文会述。

3

前文提到，“宋文骢卖面条”，很巧，就在3月22日即彭士禄先生逝世后的一天，3月23日，是歼10战机首飞二十三周年，也是有“歼10之父”称号的宋文骢，逝世五周年忌辰。

二十三年前的3月23日，在歼10成功首飞后，激动的宋老宣布把自己的生日也改成3月23日：“这架飞机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

宋文骢是在日本法西斯空军的轰鸣声中成长的。

8岁那年，日军发起昆明大轰炸，一天清晨昆明的防空警报再次响起，当敌机一顿狂轰滥炸、趾高气昂地离去后，年幼的宋文骢看到不远处一张破旧不堪的席子下面，盖着一位被炸弹炸死的老人，鲜血染红了半张席子。

8岁的他当时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也要去搞飞机，去炸那些日本鬼子！”

17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成为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也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份子。

21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被分配进空军第九师27团担任机械师。

1959年11月，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后，上级将第一设计室（东风107项目设计室）和第二设计室合并，宋文骢担任新组建设计室的总体组组长。

五年后，宋文骢力主的双发方案获得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超声速歼击机——歼8飞机研制成功的关键，这在当时大大震动了苏联高层。

60年代，宋文骢带领着团队组员首创了中国飞机设计第一个气动布局方案。

那时为了取得精确的气动数据，论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宋文骢参加了无数次风洞试验。他总是亲驻现场，边试验、边分析、边修改，风洞里的极端环境在他看来都是小儿科。

这些成果，事实上也为未来他参与研制歼10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7月，歼8飞机试飞成功，这也成为了我国文革时期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与宋文骢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0年6月，宋文骢被任命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次年，担任中国“六五”第一个重点项目歼-7C飞机的总设计师。

然而，就在八十年代的岁月里，我军战机的研发工作也受到了“军队要忍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严重影响。

那一时期，10号工程总投资仅40亿，落没落实不说，这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摊到611所所剩无几，还要用以对外合作(法国、以色列)，致歼10险些夭折。

宋文骢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的闹剧也就在国际军界流传开来，后来也有611所的同志说不是卖面条，而是卖鸭子……总之，是到了为生计而讨活的地步。

不止是宋老自己，15岁就靠上西北工业大学的天才少年杨伟，也一度因为待遇太差想要离开宋文骢团队，被宋老强留：“孩子，留下来，才能办大事……”

“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刀”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八十年代的缩影。

当时有军委的领导非常直白地说：“想搞歼10就是‘5分钱上长城‘，完全不切实际！”

1989年，军委曾组织了一次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宋文骢也受邀参加了代表团。

考察期间，苏-27SK给军事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效果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直接大量进口苏27这种新锐战机，别花功夫折腾新机型了，喊出了所谓“要打赢，靠27”的口号，甚至还调了一帮“酒蒙子”去和嗜酒如命的苏联人拼酒，以求酒桌上求购苏27。

但这些情况，统统遭到了宋老的抵触：“苏27的确性能优异，但是和歼10 相比性能各有所长，苏27替代不了歼10，两者应该相互配合。”

刘华清也赞同宋老：“苏27 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再困难，歼10也要搞下去！”

在两年前时，1987年的6月，为歼10提供部分技术与零部件的外国公司还曾“羞辱”过宋老，这让他对“造不如买”格外的警惕。

当时外国专家们在考察了中国歼10的研发进度后，曾对宋文骢坐地起价：“你们技术不行，你们方案不行，你们的工程师更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无论如何都搞不出来。”

讲白了，就是说咱中国人不行。

临走的时候还对宋老扔下一句：“你们肯定干不了的，不过你们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但那时候，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当时已57岁的宋老真的气坏了，捶着桌子对研制起落架的同事们说：“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你！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让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最后这个起落架，宋老的团队只花了不到30万的经费就造出来，是外国公司报价的1/20。

别说起落架，连先进的气动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以及CAD/CAE/CAM等，都被宋老的团队逐个击破，五星红旗印在上面印得理直气壮。

可以说，宋老凭着一口不服输的气，既没有给当时国家“军队要忍耐”的方针“拖后腿”，也在有效的范围内保住了我国第三代战斗机的进度。

4

通过核潜艇与歼10战机在八十年代的境遇，可以一窥九十年代“四大耻”——银河号事件、美航母插手台海、黄海对峙、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都是怎么来的。

暂不剖析这些事件本身，就再说说八十年代时，我军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面貌”：

① 旅顺基地，陆上后勤供应的蔬菜，连根带泥，洗也不洗；

② 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想在崇明岛建点，结果因为经费拮据被否决；

③ 舟山基地，有洞库泥沙回淤严重，不去修整，直接报废；潜艇支队官兵饮水问题无法解决；军民杂居，生活纠纷不断；

④ 广州基地，刘华清到上川岛时，按惯列全体应列队欢迎司令员视察，结果非但没有，且是东一群、西一群、不立正、不敬礼，吊儿郎当如老乡看大戏。刘华清当时并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是干部风气问题，归根结底是大环境问题；

⑤ 下川岛，部队吃菜成了大问题，一艇一灶，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买食品。春节时全支队也吃不上鱼，肉也罕见。刘华清在南海舰队会议上告诉后勤负责人：“你们的内心应当受到谴责”……由于不给拨经费，榆林港的航道里，该炸的礁不炸、该建的码头不建，舰艇拥挤，这谈何机动作战？

………

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海军的冰山一角，而是八十年代我军的冰山一角。

军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赐予了一种旁门左道式、以毒攻毒式的解决方法：允许经商。

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军队的纯洁性、纪律性几乎在某一时期被毁于一旦，“政治建军”的钢纪也一度被丢到角落中……

1985年4月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制定，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施行《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轰轰烈烈的军队经商拉开大幕。

5

军队经商之事，当时并非毫无阻力，比如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就极力反对。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张爱萍力陈军队经商之弊：“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dao，官dao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张爱萍还补充道：“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然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最终超过了反对的声音。

1985年，在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头下，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

随后，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南方工贸和北方实业。

在上级带动下，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

整个80年代的解放军，有印象的老一辈人都会有印象，那一时期的「军人」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还有没有一丁点曾经“毛主席的战士”的样子？

我随便小举几例：

① 某些部队公然把基地出租给影视公司拍戏，战士吊儿郎当的做群众演员客串、就为了几张钞票；

② 军中流传戏言“会打仗的不如会唱歌的、会摆沙盘的不如会拍马屁的、造核弹的不如卖茶蛋的”；

③ 沿海地区某作战部队，为押运大规模走私商品，直接动用重装兵器；

④ 沈阳工商曾设障阻挡军队走私汽车，结果被冲障；该事件闹到辽宁省政府后，省里的态度竟然相当明确：军队由中央军委管，军队无论干什么，地方政府都不要管！

⑤ 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⑥ 黑社会沉渣泛起，“我派出所有人”成为黑恶势力口头禅。八九十年代开过饭店酒吧的老板都有记忆，要么雇保安、要么每月给当地黑老大交保护费，否则生意没法做……

在1993年7月的军委常务会上，就有人陈述：“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军民鱼水情」，这可是用毛主席、朱老总那一代人手把手带着我军士兵用鲜血铸就的光荣传统，却在六十年后的军队经商中大潮中沾染了污浊。

这就是军队经商带来的直观影响。

至于深层影响，九十年代四大耻+2001年的王伟撞机，已然给出答案。

6

王伟撞机牺牲的那一年，我们加入了世贸、进入了世界杯，还拿到了2008奥运会举办权。

但是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全球化”幻境里，王伟的殒命被淹没了。

悍然发动入侵行径、故意偏向冲撞我机的美国及美国军方，事实上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向王伟、向中国人民道过歉。

当年直到事发十天后，白宫全权代表普理赫才向中国外长递交致歉信——不是“apologize”，而是“very sorry”。

美方为的不过是扣押在我方手里的24名美军入侵者和美军机残骸，否则他连一句sorry都不会吐出来。

待到24名战犯毫发无损地被我方还给美军，不要脸的操作接二连三地上演：在夏威夷悉卡姆空军基地高调迎接“英雄”、安排市民夹道欢迎“凯旋”、向王伟烈士赔偿绝对侮辱性的34567.89元，同时叫嚣如果不归还军机残骸就要“阻止北京申奥”、“反对中国入世”、“加大对台军售”……

于是有人满面愁容地说了：落后就要挨打，吾辈自强……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否真理呢？这样的引导会带出什么样的节奏呢？

这种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投资主义，在外交上是威权至上，在军事上是唯武器论。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其实是“落后就是该打”。

因而，当官方用这样的隐形意味去框述一系列国难纪念日时，就于不经意间为入侵者完成了开脱，同时为守卫者的无能完成了洗白。

这种言论的最大受害者，当然还是殉身却不被正确铭悼的千千万万的烈士们。

比如每年的南京屠城公祭日，网络一片悲悯伤怀的民国式幽调，鲜有人去控诉蒋记国民政府的守城无能、政治腐败和军事萎靡对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更有甚者，喜好去歌颂缅怀“国军牺牲”……

那些亡于日军屠刀下的国军将士值不值得缅怀？值得。但是，一味地缅怀国军牺牲只会间接地为造成他们无谓大批死去、浪费了中国大量抗战潜力的蒋记国府洗地。

当日军兵临城下时，老蒋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在干嘛？71军军长王敬久在打麻将，88师师长孙元良在夫子庙嫖chang、城门告破后还躲到ji女家里藏身，老蒋和唐生智更是压根连疏散百姓都不做、直接自己弃城窜逃、把整座首都手无寸铁的113万南京市民丢给磨刀霍霍的日本鬼子。

抗战这段历史，原本在建国前三十年是极度调动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豪迈记忆，《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这些艺术作品，哪一部不是斗志昂扬、精气十足？可有今日网络纪念日的靡靡幽怨、一片悲怆泪海？亦或是动不动祭出抗日神剧的大招？

“落后就要挨打”吗？

南京沦陷仅仅13年之后，还没来得及给蒋府留下的破败国家填坑的新中国，跨过鸭绿江去面对比1937年强大数倍的十七国联军，且不同于1937年坐镇守城、德械装备的国军，远赴异乡、没粮没水的志愿军硬生生把美国人打到三八线之外。

第三次战役中，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第四次战役中，还是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上甘岭的山头被炮弹足足削低两米、掩体里志愿军被炮弹震荡轰得七窍出血——“落后”的、没有核武器的、没有海军的新中国，可有“挨打”？

落后，真的就要挨打吗？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在传颂的过程中逐渐出了问题：只知强调“落后”、进而为“挨打”开脱，却不知去分析为什么会落后。

美国人原本在七十年代对我们俯首帖耳，尼克松不顾一众财团反对也要亲身跃入毛主席的小书房、去和他老人家“讨教一番”，我们在机场迎接时都依旧照常悬挂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横幅。

为什么转眼到了90年代，原本并不“落后”的新中国，又重新在美国人眼里变得“落后”了？原本“不好欺负”的新中国，又重新在美国人眼里变得“好欺负”了？

7

答案都在这里：

🔴【运-10】

1970年8月，国家向上海飞机制造厂下达运-10研制任务；

1972年审查通过飞机总体设计方案；

1975年6月完成全部设计图纸；

1980年9月首次试飞成功；

✖️1982年起，运-10研制基本停顿；

✖️1986年，国家财政部否决“3000万元人民币研制费用预算”，运-10飞机研制计划终止。

🔴【640-1工程】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战略武器问题汇报后指示，“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武器”。

1964年2月，这个问题再次被毛泽东提出，他在会见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时专门谈到反导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泽东在1964年下达的这个命令被称为640指示，后来成为共和国反导项目代号。

1965年6月26日，七机部向国防科委上报《反导弹导弹武器系统初步方案设想和研制意见》。

1965年12月22日七机部向二院下发反击一号拦截弹研发任务，要求在1966年研发成功。

1966年反击一号3发小比例模型弹试射成功；1970年反击一号第一发模型弹（未装弹头的实弹）在二十基地发射试验成功；1972年“反击一号”第一批两发独立回路遥测弹完成总装、出厂交付。

✖️1980年，时任国务院prime minister正式下令终止“640工程”；当年度3月9日，国防科委通知，终止反击一号研制。

🔴【640-2工程】

1965年，210所在85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了试验。经改装后重达4公斤的弹丸初速达1200米/秒。

1966-1968年，在140炮毫米口径的滑膛炮上进行了11次48发试验，发射18公斤重的弹头初速达到了1600米/秒，射高达到了74公里，射程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击精度0.0168%，达到当时国际水平。

✖️1980年3月，取消。

🔴【640-4工程】

1970年5月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开始研制，1972年开始建设，1975年10月开始运转。

1976年全面部署，部署地点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的黄羊山。7010相控阵预警雷依山而建，正面宽40米，高20米，探测距离达3000公里，可以连续跟踪十批以上的外空目标。

✖️1982年，航天部计划会议正式决定640工程下马。除保留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进行。

🔴【预警机】

1969年11月，空军司令部下达用1架图-4型飞机和1部843型测高雷达，改装为“空警1号”空中警戒机的任务，明确图-4空中警戒机主要用于监视敌低空飞机。

1971年6月首飞成功。

✖️1979年7月12日，空军决定停止空警-1的研究，飞机恢复原技术状态。

下马之后，中国在空中预警这块一直空白，直到1996年。

🔴【战斗机】

歼-8战斗机自1964年开始设计，1968年7月首批2架原型机制造完成，于1969年7月5日首飞成功，1979年设计定型，1980年开始服役。

✖️歼-9飞机与歼-8同期立项，是平行研制的两个项目。歼-9项目设计方案几经波折调整，最后因为指标要求过高，技术条件无法实现，而于1980年取消继续研制计划。

✖️歼-10亦然，“军队要忍耐”的政策下，10号工程投资仅40亿，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摊到611所所剩无几，同时还要用以对外合作(法国、以色列)，致歼10险些夭折。

………………

此外，还有1982年宜昌827厂氚生产堆下马、1984年建成80%的重庆816厂钚生产堆下马、1987年404厂钚生产堆停堆而转产钛白粉、兰州504厂和和平814厂停止生产高浓缩铀，1987年广元821厂钚生产堆停堆，武器级裂变材料生产至此告终。

………………

3000万预算就能下马运-10，是因为穷吗？

看看80年代到底有多“穷”：80年代我国共进口汽车97.9万辆（含全套散件，下同），约合150亿美元，尤其1984年以后，进口量大幅增加，仅1985年全年共进口小轿车35.4万辆（包含散件配件），花费50亿美元。 

商品经济纸醉金迷，军工拨款遥遥无期。

1983年初，上海市计委和国防工办向国家计委作了最后报告，请求立即恢复完成第三架运十飞机的总装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约1100多万元）”，但报告无任何回复。

“落后就要挨打”？即“南联盟使馆就该被轰炸”？

试问，凭什么？试问，我们为什么会落后？

我们本不该落后！

8

1987年，张爱萍退休，迟浩田进入中央军委。

老迟赴任伊始，张爱萍就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饭桌上，他举出岳飞词《满江红》中“靖康耻，犹未雪”一句，向老迟论道：“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

1988年4月，秦基伟也在《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中痛陈：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 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

老书记(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

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 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一直到1993年9月19日，长者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并颁发《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这段乌黑色的历史才终于踩了刹车。

全军原有企业15327个，从业人员86万多人，通过整改，企业减少6238个，人员减少6万多人。

1994年，中央军委组织力量对此进行复查验收。至当年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集中统管的企业超过60%。

1998年3月，军委又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准搞生产经营。199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陆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走私活动。

在这当中，发现军队、武警部队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有参与走私活动的；随后军委决定彻底调查、停止军队、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加大政治经商之风。

当时在军队内部，宣讲工作也被摆上台面，尤其是以“七八十年代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在黑海、在东欧走私猖獗，最终导致了苏军解体和苏共灭亡”为专题，大力进行历史教育。

1998年7月22日，长者亲自提笔写信提到：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同日，他在全军打私工作会议上又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从明年1月1日起，全部吃皇粮！”

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通过《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

由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亦联合发出《贯彻〈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的意见》。

至1998年12月，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净资产241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净资产64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已全部停止经营活动；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1998年12月15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完成与一切经营性企业脱钩。

1999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文件，规定军企移交地方后，不再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企业在移交前所欠的税务，随同债权、债务一并移交。

日后，在长者自己的自我总结中，“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被他视为重要功绩之一，“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

9

军队经商踩刹车，始于1998，始于长者。它的政治奠基，实为1997年令其得以“放开手脚”的十五大。

特别是1999年的南联盟炸馆耻辱，终于炸醒了中国人，炸醒了人民军队，也炸醒了以长者为核心的领导层。

随后之十年强军，民心所向：

1999年初，094型战略核潜艇开始建造；

2002年12月，第一艘093型核潜艇下水；

2003年底，第二艘093型核潜艇下水；

2006年底，093型核潜艇加入海军服役；

2009年初，我海军抵达亚丁湾护航；

2009年8月，歼-15成功首飞；

2009年秋，094型核潜艇服役2艘，并完成极限深潜；

2011年1月，歼-20成功试飞；

2012年10月，歼-31（鹘鹰）成功首飞；

2012年9月，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

一代国人，最终是扭转了人造的历史困局，没有留给大大一个太过满目疮痍的中国与人民军队。

尽管到今天，我海军、空军仍旧和美军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从历史航程的回正和21世纪后进的速度而言，这二十年来的人民军队其现代化进程是值得欣慰和自信的。

事实上，我国军工的逐步复苏、逐步从八十年代的萎靡中挣脱，也确实是始于长者，其功德天地可鉴。

以上文所述的核潜艇与歼10战机为例。

1990年4月7日，刚刚上任不到一年的长者，在刘华清和秦基伟的陪同下来到海军某试验基地和核潜艇造船厂时，得到了刘华清的“冒险陈诉”，核潜艇制造厂如实向长者报告了工厂面临的困境，希望我海军能拨款继续订货，以免陷入后继无艇、生产断线的危机……

最终，长者冒着政治风险，拍板要求重新把核潜艇“搞起来”。

“核潜艇，断档是不行滴，要加码！要很好地宣传这个事！”根据《刘华清回忆录》，长者那天面带笑容对刘华清笑说：“我明白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嘛，你点一点我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不能断档！”

1991年6月，海军召开第三次核潜艇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核潜艇部队从10月1日起正式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1994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作出重大决定：将新型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列入“国家专项”。

2004年，长者到四川视察工作时，特地考察了以黄士鉴为团队核心的核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建设情况，并向黄士鉴留语：“谢谢你，我代表中央谢谢你！”

除了核潜艇，歼10战机项目能够被保留，同样与长者为首的十四大新班子的支持离不开。

1994年，长者视察中国航空工业时就曾对歼10团队动情地说过一段话：“这些年，你们在这里静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坚持不懈地日夜操劳着，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架飞机是给我们中国人壮胆的飞机！”

10

1999年5月8日的南联盟炸馆悲剧发生两个月后，1999年7月19日，长者正式对邪教出拳，领导发布“灭轮运动”指示。

此时，距离他“军队一律不得经商”的呕吼，仅仅过去一年。

两只拳头，雷霆出击。风向，也终于开始在20世纪末得到扭转。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真正彻彻底底地让「停止军队经商」这一历史性重任得以实现的，还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

2014年1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召开。

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先后７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上午９时许，他来到会址前，亲切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他再次仔细观看了会址各个场所，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驻足察看，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向讲解员提问。”

“他来到当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厅堂，凝望着廊柱上富有鲜明战斗性的标语，注视着当年会议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迹，同大家一起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庄重肃穆。他神色庄严，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他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

“他表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

那次会议，后来逐渐被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新古田会议一年之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28日，中央军委正式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共和国历史上、也是我人民军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也是在2015年，经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军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整顿”专题网站在军事综合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接受群众投诉、举报、监督。

更重要和关键的是同时，在大大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中央军委颁布最高军令《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对所有军种的民间合作项目立即进行了终止。

其实在2015年11月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停止有偿服务就已有放风。

那一年，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全面开展军队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摸底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先期清理摸底工作，重点查找擅自对外服务创收、扩大项目范围、乱支乱用收益等问题。

2015军改中的“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的改革部分，标志着我军时隔近二十年对革除“军队经商”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祭出又一雷霆动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2015年1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曾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直言：“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jun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跋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

这是2017年8月1日，大大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与1999年的南联盟大使馆被趾高气扬的美军轰炸，并排为列，祸训育今。

向那些在八九十年代的黑夜里依然坚守信仰、舍身托国的军工卫士们致敬！

也向所有包括南联盟使馆惨案牺牲者在内的戍国烈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在社会主义军队中，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两支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让西方世界畏惧胆寒的人民军队，但也都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即国际共运陷入空前低谷之后，走过一定程度与长度的弯路。

苏联红军已经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扛起捍卫共运火种、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果实的武装重任。

南联盟使馆的血肉轰鸣依然在警训后人、鞭督我军：“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清白纯洁，永远是刚纪；听党指挥，永远是铁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灵魂；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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