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城市问题： 英文文献导读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3期

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与资本主义之间发展关系的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自治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交融并展开辩论，对激进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城市政治生态学成为一个高度异质化的新领域，研究者从阶级化、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视角展示了人类身体与环境退化的关系。新世纪以来，后殖民理论中的城市研究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是通过方法论的更新来阐释第三世界问题。如今，全球城市化和定居者殖民主义成为城市研究的前沿，相关理论重新引起人们对原住民解放问题的重视，成为反殖民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又一交汇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 空间 城市研究 激进地理学

作者：斯蒂芬·基普弗

编译：李秀玲

一、引言

自1960年代末以来，激进地理学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一代人来说，其理论目标是双重的：首先，他们通过挑战空间学科领域专家们的主流思想将“空间”政治化，这些专家主要包括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设计师、军事谋划师、区域与发展方面的官员；其次，强调空间问题在各种左翼思潮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个目标引发了对空间决定论（由空间或环境单方面地决定社会生活）的批判。第二个目标则警告激进分子和革命者不要将空间组织、规划和建筑视为副现象（epiphenomenal）。

我们从已出版的空间研究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之间，例如在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和约翰·厄里（John Urry）共同主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中，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自治主义、女性主义和左翼韦伯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交融并展开辩论，对激进地理学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激进地理学总是多重演进的，它们折射出以1968年运动和新左翼为标志的长期政治动员的影响。

激进地理学仍然经常与英语国家（从美国、英国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这反映出英美大学的主导地位。这种学术联系虽无不妥，却难免偏颇。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也在其他地区、用其他语言著书立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在南方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关于帝国主义、依附理论和新殖民主义的探讨；在北方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用法语开展的空间、国家和城市问题研究，用意大利语开展的自治问题探讨，用德语进行的国家和批判理论辩论，等等。

对于法国来说，这意味着激进地理学成为“法国理论”回归本土的又一例证。2000年以来，英语国家的一些激进思想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法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和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反过来，也有作品用法语概述了英语国家学术讨论的情况，比如塞西尔·然特拉克（Cécile Gintrac）和马蒂厄·吉鲁（Matthieu Giroud）的《被质疑的城市：一种城市批判地理学》（Villes contestées: pour une géographie critique de l'urbain）。正因为有了这些翻译，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法国学者的英文著述在经历了一番、甚至几番周折之后，重新回归到法语的学术讨论中。

二、古典议题与当前议题

在英语世界，激进地理学的最初发展植根于与当时的学术（和政治）主流的对抗，例如，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城市研究中的芝加哥城市生态学学派，以及区域科学中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激进地理学家们还进行了一些更为传统的讨论。因此，重新审视其中的一些议题，即使只是简单的回顾，也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广泛关注城市问题与人民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关系。他们的一些早期探讨表明，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中称其为普遍化的城市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城乡研究的主题并非静止不变、始终如一，而是需要重新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讨论了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他们反复探讨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部分源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关注。他们的一些早期表述是针对资本主义崛起的“城市”叙事，但也强调了农业变革和殖民化在废除和调整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议题的论述并不系统，关于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也是有变化的（例如在《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从他们的历史观和对待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两人都堪称“城市主义者”。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乡村以及资本主义起源和终结的探讨仍在进行中。有关工业问题与农业问题之间关系的讨论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新陈代谢问题的探讨表明，劳动力的消耗与地理学意义上的不平衡的生物物理转化过程及能源转移密切相关。这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形成产生了持续影响，更具体地说，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整个城市研究思潮——即城市政治生态学——产生了持续影响。而马克思的地租研究虽然侧重于农业以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地租食利者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但这些研究被哈维及其学生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所吸纳，用来探讨级差地租在城市中产阶级化和郊区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些讨论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不止于城市对乡村的统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分别对拿破仑三世和巴黎公社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我们了解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进而学会如何才能组建一支不会被包围、被镇压和被击败的社会革命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持续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国家和社会理论的讨论，而关于巴黎公社的讨论也持续影响着关于革命战略及其空间特征的讨论。

列斐伏尔在《公社的宣言》（La Proclamation de la Commune）中认为，巴黎公社代表着一场“城市革命”，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革命的巴黎”内外的领土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一充满挑战性的观点是形成都市（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克里斯汀·罗斯在《社会空间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该书探讨了列斐伏尔论述过的各种主题。而罗斯的新著《公社奢侈品》（Communal Luxury）则提醒我们，巴黎公社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空间范围。

罗斯将埃利兹·勒克吕（Elysée Reclus）、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作为她最重要的对话者，探讨了他们与巴黎公社的关系，这使我们想起第一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住宅改良派，而且反对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住宅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人们只能被迫辗转迁移。这一结论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住宅问题时的重要参考，比如大卫·马登（David Madden）和彼得·马库塞（Peter Marcuse）在《捍卫住房》（In Defense of Housing）中对住宅（重新）商品化和金融化的批判。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使我们联想到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者的研究方法虽是尝试性的，但颇具开创性，比当前的许多大部头城市研究著作更具雄心壮志。首先，恩格斯的研究比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很多年。他认为，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分析应通过比较方法来展开，并将帝国大都会（伦敦）的生活品质与曼彻斯特更稳固的社会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其次，恩格斯对大城镇的研究表明，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化（地理学家们后来称之为“聚集力”）远不止于扩大现有的城镇，而是创造了不同于英国历史上传统的城乡差别的新景观。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还指出，城市研究对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通过将（有偿）生产的工作场所（车间）与再生产的空间（街区）联系起来，他从整体上分析了阶级关系。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对具有从属性的集体行为来说，资本主义城市化充满着矛盾：这种集体行为不仅是由工人阶级生活空间的统一性来界定的，而且是由按职业和种族选择居住地带来的分离性这种相反趋势来界定的。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在《城壕》（City Trenches）中通过重新解读恩格斯来洞悉美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弱点；克里斯·埃尔哈姆（Chris Ealham ）在《无政府主义与城市》（Anarchism and the City）中以巴塞罗那为考察对象；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上海罢工》（Shanghai on Strike）中对中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研究。他们都指出，阶级政治需要对阶级的能力或弱点进行分析，以便超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车间与街区的社会区隔和空间鸿沟。

当然，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分析还不足以成为社会区隔研究的出发点。在这方面，我们最好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的《费城黑人》（Philadelphia Negro）进行比较，后者对费城非裔美国人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与杜波依斯同样从事相关研究的卡尔·南丁格尔（Carl Nightingale）在《种族隔离》（Segregation）中揭示了种族主义、社会区隔和私有财产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但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有进一步论及阶级和资本主义议题。

三、革命时代与激进实验

激进地理学是在1968年的全球抗议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并通过重新发现更为久远的革命史及其与更为广泛的地理和空间干预的关系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洞见。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时间观过于复杂，并不适于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但是，俄国和古巴等国的革命导致了激进变革的发展演进观分崩离析，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时间的多重性和矛盾性的理论洞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在革命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战略理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列宁和葛兰西的统一战线思想，切·格瓦拉的游击战道路）对空间概念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这些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有史密斯的《不平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这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文本，它在某些方面发展了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而农民和农业问题在革命理论中的异军突起则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已别无选择，唯有把乡村与城市联系起来，并将城乡问题与更为广泛的城市化发展及世界秩序中的帝国板块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和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17年、1949年和1959年等革命性的时刻同样对专业的空间研究产生了影响。20世纪初的空间理论致力于空间规划的制度化，研究建筑和规划如何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统一，而由革命引发的激进干预则促使不同的问题提上日程：空间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专家和先锋派在革命变革期间的生活空间重组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这些问题最初是由1917年十月革命引发的，但其影响却辐射到苏联以外，推动了其他地区（例如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的社会主义方案的产生，从而也渗透到20世纪初至1930年代艺术、建筑和规划等领域有关现代主义的重要讨论中。战后时期，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及其在越南、坦桑尼亚和尼加拉瓜的后续发展）表明：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并非唯一选择，（新）殖民地的城乡关系（包括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模式所导致的大都市问题的激增）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国家战略、改变了的财产关系以及 “辩证的”（参与性的）建筑和设计技术（古巴的术语）来解决。

这些革命思想对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激进转向十分重要。在法国，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的《城镇与革命：苏联建筑与城市规划》（Town and Revolution: Soviet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及后来的《当现代不是风格而是原因时》（Quand le moderne n'était pas un style mais une cause）就体现了这种激进转向。不同于其同事让-皮埃尔·加尼尔（Jean-Pierre Garnier）在《一个城市，一个革命》（Une ville, une révolution）中对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反城市化管理手段的批评，也不同于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指责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的革命观念都陷入了僵局，科普吸收了苏联早期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方面，其中包括莫伊舍·金茨堡（Moishe Ginzburg）的建构主义提案，即通过空间干预“凝聚”革命。

在英语世界，列斐伏尔在其参加 “新贝尔格莱德国际重建竞标大赛”（1986）的方案中首次提出了这些理论洞见，旨在挽救前南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中的自我管理思想。后来，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在《梦幻世界与大灾难》（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中也提出了与科普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苏联大规模的乌托邦视觉文化中拯救什么？之前，她因在《观看的唯物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eeing）中对本雅明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进行了精彩论述而广为人知。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中也广泛探讨了类似的问题。这些理论贡献记录了研究者们针对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城市开展的大量批判性研究。

在意大利，对于那些试图将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于城市实践的研究来说，莫斯科的建构主义与维也纳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同等重要。在这一思潮中，最著名的当属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大部头著作《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和《美国城市》（American City），以及锋芒毕露的《建筑与乌托邦》（Architecture and Utopia）。塔夫里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现代主义者持悲观的、有时也是功能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英美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引发了讨论，并在夏娃·布劳（Eve Blau）的《红色维也纳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等城市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强烈回响。今天，年轻的学者们再次将这些历史议题向战略方向推进，皮尔·奥雷利（Pier V.Aureli）的《自治方案》（Project of Autonomy）就试图从都市生活的社会工厂内部挖掘出激进自治主义的承诺。

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地理学家一直在以另一种方式从革命中汲取经验教训，他们追随前辈的足迹，对现代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历史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反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本雅明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以及《论历史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就已经将乔治-欧仁·豪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与巴黎公社、法西斯主义和商品化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从而将恩格斯对这位曾经主持巴黎重建的城市规划设计师的批评转化为现代主义形式）。其他学者也继续遵循这条线索，对城市主义的反革命性进行了论证：强调规划和建筑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所起的建构作用，比如葛兰西；总结战后欧美社会的异化和疏离，比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列斐伏尔；概述晚近殖民秩序中的种族隔离，比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女性主义者也试图从革命时代获得启发，这对她们批判反革命以及追求一个社会化的、平等的和民主的未来都十分重要。在这方面，美国郊区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的著作非常具有启发性。她认为，美国福特主义之下的规划和城市发展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通过空间的去中心化来驯化生活；将财产形式和家庭债务普遍化；在室内设计上体现为父权制和技术官僚化。在《伟大的家务革命》（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中，海登通过将福特的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类似方案以及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关于妇女解放的共产主义愿景进行比较，指出了福特方案的独特性。

四、激进的空间转向：

一些标志性议题

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由于西方1968年运动的战略性关切，以及战后空间发展和城市化问题的相对特殊性，许多历史问题得到了重新关注和定位。相关探讨主要发表在法文期刊《空间与社会》（Espaces et Sociétés）、《对极》（Antipode）、《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以及英文期刊《社会与空间》（Society and Space）上。在边界游移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为了把握城市问题的易变性，这些探讨经常需要将空间、城市和城市化等研究主题概念化并进行重新界定。

（一）1970—1980年代

鉴于西方1968年运动——一个将巴黎与阿尔及尔、芝加哥与西贡、布拉格与墨西哥城联接在一起的政治时刻——的全球性特征，整个世界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关切导致了激进的空间转向。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的《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ies）是英语世界中激进地理学的重要文本，它强调反帝国主义思潮与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结合，正是这两种思潮共同推动了1960—1970年代的空间转向。然而，今天并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这一事实。一些回溯性考察——例如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简明扼要且富有启发性的《都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几乎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痕迹，而1990年代中期以来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的空间转向只保留了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早期世界历史地理学的脆弱联系。

（二）全球方案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新一轮讨论。许多早期讨论主要集中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于城市研究的意义。正如迈克尔·廷伯莱克（Michael Timberlake）在其主编的《世界经济中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中所概述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以两种方式将城市概念化：首先，城市作为场所，其形态、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与非城市世界的关系，是与其在全球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是通过帝国剩余价值转移和政治统治构建起来的）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关联的；其次，城市作为等级结构，是与无数网络（贸易、投资、技术、公司组织、移民、运输等）紧密相连的。

在研究城市类型和城市化进程方面，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大卫·德拉卡基斯-史密斯（David Drakakis-Smith）在《第三世界城市》（Third World Cities）中认为，第三世界城市/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城市内部及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消除城乡迁徙带来的消极影响的能力不足等）并非是由缺乏发展造成的，而是由世界体系的外围化后果造成的。导致这种外围化的历史原因与殖民化带来的后遗症以及独立后的政权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有关。陆伯斌（Robert Ross）与杰拉德·特尔坎普（Gerard Telkamp）合著的《殖民城市》（Colonial Cities）揭露了亚、非、拉等殖民地城市化的基本模式，同时也强调了前殖民历史与殖民地城市化之间形形色色的关系。艾丹·索撒尔（Aidan Southall）在《时空之城》（The City in Time and Space）中认为，应当将这些关系作为更广泛的生产方式转变中的一部分来分析。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外围地区的城市化问题日趋复杂。正如沃里克·阿姆斯特朗（Warwick Armstrong）和特里·麦吉（Terry Mc-Gee）在《积累平台》（Theatres of Accumulation）中所强调的，有关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探讨迫使研究者从不同的路径对第三世界城市化的多样性进行概念界定：一条路径是更加关注阶级构成，试图重塑南方一些跨国性新工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动力，比如杰里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的《南方城市》（Cities of the South）；另一条路径是分析外国直接投资与墨西哥和东亚等新兴制造业地区以性别为基础的阶级构成，研究从这些地区向外国投资流入的中部地区移民的新模式，比如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The Mobility of Labour and Capital）。

保罗·诺克斯（Paul Knox）和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在《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中对伦敦、纽约、东京、巴黎、香港和新加坡等全球城市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投资与移民的跨国关系。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把城市研究简化为将城市类型化，甚至通过全球城市来推断全球城市化研究，全球城市研究一直受到抨击。陆伯斌和肯特·特拉切特（Kent Trachte） 在《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中认为，这些批评忘记了那些想要关注全球城市的独一无二性的研究者，他们不是为了把全球城市视为范例（更不用说将它们推而广之），而是为了思考全球城市如何获得政治影响力，包括：其全球金融和公司治理在地理上的聚集性，其地理环境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其共同建构全球城市空间的区域条件。

有时，全球城市研究也提醒我们，殖民地、第三世界和帝国城市化之间有着更为广泛、更为久远的历史联系。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 ）的《拉巴特》（Rabat）和《纽约、芝加哥、洛杉矶》（New York，Chicago, Los Angeles）以及安东尼·金（Anthony King）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和《城市主义、殖民主义和世界经济》（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等著作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准确把握前几轮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就很难理解全球城市的形成（通常集中在1960年代以来的时期）。因此，金和阿布-卢格霍德的著作为后来城市研究的后殖民转向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参考，在这一转向中，来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关切虽被推至边缘，但并未消失，比如比尔·弗洛因德（Bill Freund）的《非洲的城市》（The African City）。

其他一些将全球地理学融入到欧美空间分析之中的研究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之上的，而当代研究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1960—1970年代的所有激进分析（从黑豹党和黑人工人革命联盟到反帝国主义的英国黑人政治组织）都力图将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解放政治与帝国主义心脏地带的黑人政治联系起来，比如约翰·雷克斯（John Rex）的《种族、殖民主义与城市》（Race, Colonialism and the City）。随后，受伯明翰学派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影响的文化地理学家们也坚持认为，种族、帝国和民族主义问题在欧美大都会中居核心地位，并通过移民迁徙与全球外围紧密相关，比如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的《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

（三）欧美方案

对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及其殖民根源的思考也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最知名的研究者的视野中。然而，研究者们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欧美的发展上。

列斐伏尔对城市的兴趣源于其对日常生活、革命和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在《从农村到城市》（Du rural à l’urbain）中，他对土地问题的关切使他开始专注于由法国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而在《南特尔的爆发》（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和《城市的权利》（Le Droit à la ville）中，他对日常生活和革命的兴趣又使他意识到城市战略（包括建筑和规划）在重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战略为彻底决裂创造了哪些可能性。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指出了世界范围的斗争群像（从巴黎到拉丁美洲城市的街区），从而不是将城市概念化为某个固定的区域，而是将其概念化为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闪现的形式，进而在多个层面上折射出核心空间与外围空间的关系。列斐伏尔的这种面向全球的转向，反映了依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在1970年代的重要价值。最后，列斐伏尔的城市转向还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论断：城市研究的重点并非空间中的物体，而是产生空间的多重矛盾过程。关于这一点，可参看他的名著《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与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列斐伏尔类似，德波对景观的批判（对商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清晰地分析了福特主义，详细地阐述了国家社会主义，但对第三世界的讨论则一带而过。在《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他还反思了作为一种“分隔技术”的规划。与列斐伏尔一样，德波对“日常生活殖民化”的批判以殖民主义作类比来理解欧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官僚主义。但是，在德波那里，我们也发现了其对景观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更为差异化的理解。在《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pectacle-Commodity Economy”）一文中，德波认为，1965年的美国瓦茨起义事件是对景观商品的反叛，景观商品虽然普遍存在，但却建立在由阶级和种族主义构成的等级结构之上。因此，“抢劫”这种反叛形式表达了贫民窟的抢劫者与景观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普遍化的激进承诺。

从《城市问题》（Urban Question）到后来更为温和的《城市、阶级和权力》（City, Class and Power），我们可以看到，卡斯特关于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促使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城市社会学。卡斯特的研究主要聚焦发达资本主义的大都市中国家和集体行动在构建集体消费以及再生产劳动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这项研究在1970年代对英语世界中结构主义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对城市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中，卡斯特对城市运动进行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中呈现的广泛主题主要受到拉丁美洲占屋者运动的启发。

哈维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兴趣与其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城市理论研究一样久远。关于这一点，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中进行了总结。在这部著作及后来的研究中，哈维通过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有选择地借鉴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重新思考了地理学和城市问题。在这一理论层面，哈维将帝国主义和城市进程（由地租引发的对建筑环境的投资）视为资本发生质变的时刻。在《资本的限度》（Limits of Capital）中，哈维将这两种时刻都描述为空间修复。但是，在不久之前，哈维对帝国主义的兴趣还是与其城市研究相分离的。《城市经验》（The Urban Experience）和《巴黎，现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最为恰当地体现了哈维在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不同研究取向。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将对地租和建筑环境的分析作为切入点，研究了用来界定巴黎等城市区域的生产和再生产集群。当时，这些分析很少关注殖民地和帝国的历史。

与哈维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在1970年代的研究主要关注“劳动的空间分工”对投资的驱动力和地理环境的兴衰所起的作用，比如《劳动的空间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在讨论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同时，马西还研究了工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为反对用环境决定论和供给侧理论来解释区域的经济衰退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在《空间、地方与性别》（Space, Place and Gender）中，她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空间、时间和地方概念，其中部分研究是通过批判哈维（对性别的论述）和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以二元的方式对待时空）来展开的。马西在其最令人难忘的文本之一《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一文中指出：地方（包括像伦敦这样的全球城市）必须通过将其与全球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多重关系来理解。

哈维的早期学生史密斯直接从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出发进行了扩展性研究，他将“不平衡发展”界定为空间分化和空间均衡的辩证法以及构建规模和生产自然的过程，并将帝国主义视为这一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帝国主义与城市在哈维那里呈现为等级体系不同的社会现实，而史密斯却将两者更为频繁地联系在一起。在研究中产阶级化的著作《新城市前沿》（The New Urban Frontier）中，史密斯指出，殖民想象（例如美国的边境神话）可以在城市战略中发挥作用。在《美帝国》（American Empire）中，史密斯又聚焦帝国地理学以及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等地理学家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地缘政治”地理学向领土更复杂的美帝国的“地缘经济”地理学过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与哈维大致相同的时期，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通过文学和文化理论探讨了现代性问题。他的浪漫都市马克思主义源自卢梭和歌德，接着在19世纪的巴黎和纽约街头找到了归宿，后来又从波德莱尔、本雅明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正如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所说，现代性不应与现代化（资本主义发展）或“西方至高无上”论混为一谈，它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特有的时代体验（比如断裂和不连续、损失和不确定性），并且可以产生矛盾性的反应，从对现代性的保守拒绝到政治和艺术革命理论以及进步与发展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等丰富多彩的现代主义。在伯曼看来，沙皇俄国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状况导致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经历，即没有现代化的现代性，这有助于解释早期前苏联现代主义的反城市色彩。

伯曼的新本雅明主义坚持现代性的全球性。在《游荡者、三明治人和妓女》（“The Flaneur, the Sandwichman and the Whore”）一文中，巴克-莫尔斯以性别为线索探讨了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中的卖淫者形象。与伯曼不同，但与杜波依斯一样，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中指出了现代性在奴隶制和激进的黑人现代主义世界中含糊不清的意蕴。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则在《城市狮身人面像》（The Sphinx in the City）中沿着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线索重新界定了伯曼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方向。除此之外，这部著作还借鉴了本雅明和雅各布斯，对现代性的性别冲突和性冲突进行了广泛考察。为了阐释这些冲突，威尔逊进行了一次思想探索之旅，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和奥斯曼时代的巴黎，到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柏林、布拉格、芝加哥和纽约以及20世纪中叶的纽约市。然而，威尔逊比伯曼更清楚地指出，欧美大都市生活已经融入了帝国文化，应由世界各地规划殖民城市和第三世界城市（如德里、卢萨卡和圣保罗）的经验来共同界定。

继伯曼之后，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在该领域，戴维斯的著作可以说最为紧密地将美国城市中的阶级和种族与帝国主义和全球城市化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坚持认为，在美国，阶级构成、城市政治和生态学在深刻的种族鸿沟与悠久的反移民本土主义传统之外是无法得到理解的。他研究美国劳工运动的著作《美国梦的囚徒》（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最为著名，而他研究洛杉矶的大部头作品《石英之城》（City of Quartz）极富洞察力，或许是当今最具开拓性的城市政治研究著作。在完成了研究城市生态学的开创性著作《恐惧的生态学》（Ecology of Fear）之后，戴维斯将研究重点转向了19世纪的殖民地饥荒对第三世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出版了《晚期维多利亚大屠杀》（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一书，并为后来的著作《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奠定了基础。

（四）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大爆炸

许多人都试图将“后现代”追溯到其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的存在状况（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左翼的危机和一切事物的商品化），以及在大学中的存在状况（与日益激烈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持续的学术等级制度）。对一些人来说，后现代转向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挑战学术权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后现代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构建了“宏大叙事”，这种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宏大叙事”消解了所有雄心勃勃的激进变革方案，也消解了学者们想要构建总体性的“认知图绘”的一切尝试，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中所指出的那样。

早期关于后现代的讨论是在其支持者与第一代批判者——比如著有《后现代性的状况》（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的哈维——之间展开的，在讨论中出现了将政治经济学与阶级分析、文化与身份政治割裂开来的现象。此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拒绝这种割裂，通过缜密的研究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学、反殖民主义、黑人激进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之间充满张力的历史联系。

1980年代后期，关于调节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讨论也开始对城市研究产生影响。一些著述源于德国调节理论，比如玛吉特·梅耶（Margit Mayer）、罗杰·凯尔（Roger Keil）和克里斯汀·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的作品；而英美城市调节学派往往将哈维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与新普兰查斯主义的国家理论联系在一起，比如西蒙·邓肯（Simon Duncan）和马克·古德温（Mark Goodwin）的《地方政府与不平衡发展》（The Local St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这种融合源自有关城市政治、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及其规模的理论探讨。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欧美对区域和城市政策的强调，比如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的《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s），还是印度等（后）殖民地国家对帝国/殖民国家在生产民族—社会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重视，比如马努·哥斯瓦米（Manu Goswami）的《生产印度》（Producing India），其干预措施的主旨都是想要表明，国家权力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的规模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会面临挑战并发生变革。

毋庸置疑，调节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复杂性引发了广泛讨论。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基于自己的国家理论提出了反驳；女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关于规模和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应该关注社会再生产与身体问题。除了地方、空间、城市和新国际劳动分工问题，社会再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潮关注的核心问题，从而推动了1970年代以来的激进地理学的构建。该领域的最新研究侧重于新的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性别关系的重组。一些研究强调新自由主义有赖于社会再生产的选择性重新私有化所产生的“补贴”，比如由凯瑟琳·米切尔（Katharyne Mitchell）、萨利·马斯顿（Sally Marston）和辛迪·卡茨（Cindy Katz）共同编著的《生活的工作》（Life's Work）；另一些研究则强调这种私有化本身是如何通过由非白人妇女和移民妇女担当的照料工作重新社会化的，比如杰拉尔丁·普拉特（Geraldine Pratt）的《工作的女性主义》（Working Feminism）。

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的是接下来关于中产阶级化的讨论。史密斯从“供给侧”视角对中产阶级化的解释——中产阶级化是一个由土地租金调节投资流动所驱动的过程——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探讨；并且正如史密斯及其同行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化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新的重要发展就是将中产阶级化与城市政治中的“恢复失地运动”的形式联系起来，正如史密斯在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主政纽约市这一案例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研究中，中产阶级化被带入到有关公共空间的管制和私有化以及警务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的研讨中，比如唐·米切尔（Don Mitchell）的《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在后一种情况下，强调的是“零容忍”犯罪学说的产生以及准军事战术在常规警察队伍中的发展。在美国，这项研究已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研究流派的一部分，深受马克思主义和黑人对“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激进批判的影响，探讨被隔离的社会空间、学校与刑事司法系统之间的联系，比如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的《金色古拉格》（The Golden Gulag）。

城市政治生态学是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领域。19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到史密斯关于资本在生产自然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论述（以及戴维斯对洛杉矶灾难的深刻分析）的影响，城市政治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它试图通过对水流、交通基础设施、大都市公园和家庭空间等方面的创新研究来展现城市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从而有助于塑造对现代性本身的体验，比如尼克·海恩（Nick Heynen）、玛丽亚·凯卡（Maria Kaika）和埃里克·斯温格多夫（Erik Swyngedouw）主编的《城市的本质》（In the Nature of Cities）。

城市政治生态学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领域。它最初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影响，而且受到将原住民群体、有色人种、工人和妇女的环境正义斗争转向地理和城市研究领域（主要是北美）的那些研究者的影响。这些研究者从阶级化、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视角展示了人类身体与环境退化（污染问题、汽车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之间的关系。例如，劳拉·普里多（Laura Pulido）在《反思环境种族主义》（“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Racism”）一文中指出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如何与制度化的白人统治相结合、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态不平等的复杂地理景观的。

普里多和吉尔摩或许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种族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两位最著名的批判地理学家。普里多还因在《黑色、棕色、黄色与左派》（Black, Brown, Yellow and Left）中展现了洛杉矶等城市的第三世界斗争是如何受到种族化的各种驱动力的影响而声名远扬。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与克莱德·伍兹（Clyde Woods）和凯瑟琳·麦基特里克（Katherine McKittrick）的《黑人地理学》（Black Geographies）有所重叠。所谓的 “黑人地理学”，旨在将激进的黑人传统用于空间和城市研究。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研究：一是伍兹对密西西比三角洲抵抗传统的研究（蓝调地理学）；二是麦基特里克在《西尔维亚·温特：以人为本》（Sylvia Winter：on Being Human as Praxis）中对温特的激进人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发掘。如同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对城市权利的诉求及其他需求必定与生产空间的种族化进程相关。

正如城市生态学领域的讨论所表明的，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关切会涉及许多研究领域。通过对哈维以资本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批判，劳动力地理学研究一直是关于劳工运动及其始终不确定的能力的重要研究的来源，这些研究把工作场所的斗争与更广泛的社会地理环境（主要是欧美）联系起来，比如安德鲁·赫罗德（Andrew Herod）的《劳动力地理学》（Labour Geographies）。迄今为止，这一研究派别与早期以劳动力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琳达·麦道威尔（Linda McDowell）的《工作的身体》（Working Bodie）。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已将从迪拜到英属哥伦比亚的工作场所内外复杂的、性别化的、种族化的和性征化的阶级关系研究推向前沿，比如米歇尔·巴克利（Michelle Buckley）的《在迪拜定位新自由主义》（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Dubai）和迈克·埃克斯（Mike Ekers）的《整天埋头苦干》（Pounding Dirt All Day）。

新世纪以来，关注斗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他们试图将塑造空间的实践视为政治的实证性和理论性特质。一些研究者将当前有关政治的哲学探讨转化为地理研究，例如，穆斯塔法·迪凯奇（Mustafa Dike）在《共和国的荒芜之地》（Badlands of the Republic）中将朗西埃对政治和警察的理解空间化，以此分析法国的郊区政策。另一些研究者则受葛兰西的启发，重新阐释了激进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从空间、规模、自然的生产到多重社会关系的接合。在迈克尔·埃克斯（Michael Ekers）、吉莲·哈特（Gillian Hart）、斯蒂芬·基普弗（Stefan Kipfer）和亚历克斯·洛夫特斯（Alex Loftus）共同主编的《葛兰西：自然、空间、政治》（Gramsci：Nature，Space，Politics）中，政治似乎成为一种过渡性力量，或者说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关系中的一种可能具有变革性的时刻。

（五）后殖民转向

有关政治、劳工和其他城市斗争的研究现在也开始涉及工作、住房、国家、基础设施的不稳定性和非正规化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城市。一方面，戴维斯等研究者强调阶级关系的非正规化与原教旨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的《作为政治的生活》（Life as Politics）用非正规性的问题来强调将日常对抗与革命及革命组织联系起来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对某些非正规化环境带来的激进可能性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与其他领域一样，拉丁美洲的发展在这一领域至关重要，无论是市政或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巴西），还是对本土、但又与全球相关联的“公社”起义和自治传统的复兴（在墨西哥），比如布鲁诺·博斯提尔斯（Bruno Bosteels）在《墨西哥公社》（“The Mexican Commune”）一文中曾提请我们关注2006年的瓦哈卡起义。

如今，非正规性问题常常通过后殖民理论得到解读。阿纳尼娅·罗伊（Ananya Roy）在《贫民窟城市》（Slumdog Cities）中指出，非正规性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战略的问题，不如说是破坏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的差异的机会，有人把这种差异界定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差异。可以说，自1990年代以来，后殖民转向一直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批判地理学（而非激进地理学）中最持久的理论思潮。这一转向无论是在前殖民城市（从都柏林到雅加达），还是在与它们旗鼓相当的帝国城市（从伦敦到阿姆斯特丹），都产生了关于殖民层面的重要的、详细的实证研究，例如规划和建筑实践。今天，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是发展城市研究概念在方法论上面临的挑战，而不是再现以欧洲为中心的比较研究模式。例如，在《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中，詹妮弗·罗宾逊（Jennifer Robinson）根据对非洲城市化的研究，通过改变本雅明的现代性观念回应了这一挑战。

虽然后殖民转向通常在语言表达和精神实质上兼收并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完全借鉴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传统，而是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以及最近的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有着更多联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强调具体的殖民话语，后殖民研究已与对新（不一定是殖民）帝国主义的再度探讨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殖民地的现在》（The Colonial Present）中，受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想象地理学（imaginative geography）的启发，格利高里分析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战争，从而使得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的《全城戒备》（Cities under Siege）等把军事干预作为城市战略的作品应运而生。受到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讨论还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秩序的未来之间的关系，进而与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为此，这些讨论还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作为资本主义永久特征的原始积累问题上，比如哈维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

关于后殖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处于后殖民研究的边缘。一些批判地理学家对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研究进行了重新定位，倡导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传统在实证研究领域的新融合，比如维奈·吉德瓦尼（Vinay Gidwani）在《资本中断》（Capital，Interrupted）中对印度的劳动力与浪费的研究。另一些研究取向则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对比较文学的介入，其展现了对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是如何在左翼反殖民思潮——发生在1980年代的后现代转向之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摆脱了当前流行的关于“西方与他方”之间的文明划分，比如克里斯托·巴托洛维奇（Crystal Bartolovich）和尼尔·拉扎鲁斯（Neil Lazarus）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殖民研究》（Marxism, Modernity and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后一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反殖民传统、新自由主义城市战略的新殖民层面或种族化层面、比较研究方法、民粹主义和法西斯政治的崛起之间的联系。

如今，全球城市化和定居者殖民主义成为城市比较研究的前沿。全球城市化思想源于列斐伏尔，他认为，城乡关系应被理解为一种不平衡且与世界城市领域有关的复杂情形，其中既包括城镇和大都市的集聚区，又包括交通网络、矿区和能源供应链的广泛地域。这一洞见伴随着早期全球性视角的复兴，对以城市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布伦纳主编的《内爆与外爆》（Implosions and Explosions）。由于后殖民批判（以及关于庶民研究学派的最新探讨）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研究取向得到了强化和重构，用于思考城市比较研究中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并对土地结构调整及与城市问题的关系以及城市化进程内外的（非）城市政治想象进行研究。

在这些讨论的背景下，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洞见。首先，研究者反对在某些后殖民研究中对“殖民”一词的隐喻性使用，他们强调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白人定居者殖民地中，区分殖民与后殖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其次，他们还认为应从经历的丰富性和物质的广泛性方面来理解定居者的地理环境，这种异质性的视角显然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可参看科尔·哈里斯（Cole Harris）的《创造本土空间》（Making Native Space）。再次，该领域的研究者坚持对定居者殖民城市化进行定性研究，为此，他们对早期殖民城市研究将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定居者殖民地排除在外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比如大卫·休吉尔（David Hugill）的论文《什么是定居者殖民城市》（“What is a Settler Colonial City?”）。最后，对定居者殖民环境的研究汲取了新一代本土学者有关时间和空间的见解，比如致力于原住民复兴的哲学家莉安娜·辛普森（Leanne Simpson）的《在乌龟背上跳舞》（Dancing on the Turtle's Back），以及原住民共产主义者格伦·库尔特哈德（Glen Coulthard）的《红皮肤，白面具》（Red Skin, White Masks）。这些理论思潮有望重新引起人们对原住民解放问题的兴趣，尤其在美洲地区，而原住民解放问题通常是反殖民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潜在交汇点。

［作者：斯蒂芬·基普弗（Stefan Kipfer），加拿大约克大学环境和城市发展系；编译：李秀玲，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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