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白人工薪阶层与美国总统选举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
提要：美国国内政治正经历复杂的结构性变化，理解美国社会中那群沉默的“被遗忘的人”——白人工薪阶层的基本特质与政治倾向是了解当前美国总统大选逻辑的关键之一。白人工薪阶层是罗斯福年代“新政联盟”分崩离析的结果，是尼克松口中“沉默的大多数”，是美国保守主义潜流的承载者。“美国选举研究”项目的数据分析表明，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政治参与远低于其他群体，更加倾向于反对政治正确的保守主义。白人工薪阶层已经日趋与民主党疏离，正成为共和党的重要支持力量。阶层投票仍然是理解当前政治极化中的美国总统选举不可或缺的视角。
关键词：白人工薪阶层 “被遗忘的人” 美国总统选举 政治极化
保守主义
作者：祁玲玲
“特朗普已离开，但特朗普主义没有”。要理解特朗普主义带给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挑战，就要理解美国政治极化大背景，而这其中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胜选演讲中强调的那些“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即美国心脏地带的“白人工薪阶层”。本文的基本目标在于分析白人工薪阶层与特朗普支持之间的关联，展示当前美国政治极化背后社会经济因素交织着种族问题的复杂局面。“美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ANES）的数据表明，白人工薪阶层这群相对沉默的保守主义者从2016年到2020年大选一直坚定支持特朗普，他们在大选中正与民主党日渐疏离。“阶层投票”（classvoting）并非与美国绝缘的现象，结构主义的理论仍然是理解当前美国政治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引言
自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崛起，特朗普获胜与白人工薪阶层支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相当一部分分析认为，基于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以及选举地图的基本转向，特朗普的获胜离不开中西部铁锈地带的白人工薪阶层的支持。ANES、“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ACS）、“全国选举民调”（National Election Pool，NEP）等多个调研数据的分析都支持了这一观点，指出社会阶层是理解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因素。不仅因为工薪阶层逐渐恶化的经济状况，还因为白人工薪阶层在文化层面的反击是一种混合着本土主义、种族反感、威权价值的复杂诉求。然而，很多学者质疑白人工薪阶层的支持与特朗普获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尼古拉斯·卡恩斯（Nicholas Carnes）和诺姆·卢普（Noam Lupu）分析发现，特朗普的大部分支持者并非白人工薪阶层，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在2012年支持奥巴马的人群在2016年转向了支持特朗普，白人工薪阶层是否是影响摇摆州的决定力量也尚待验证。并且，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因素投票驱动也受到质疑。有研究发现，这些被冠以“白人工薪阶层”之名的人群对特朗普的支持只是认同了特朗普关于少数族裔的“偏见”，他们认为对文化道德的强调才有助于提高经济水平。反对运用阶层投票视角来理解特朗普的观察家一般认为，支持特朗普的联盟是一个混杂而多元的群体，不可将“白人工薪阶层”这一概念作为理解特朗普选举获胜逻辑的捷径，甚至如何界定白人工薪阶层的基本范畴都有待商榷。
白人工薪阶层究竟是不是特朗普背后的关键性支持力量，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实证话题。一方面，描述性解释可能存在缺乏对其他变量控制的缺陷，且质疑白人工薪阶层与特朗普获胜之间关联的研究并未完全在理论上切断两者之间的关联，而只是发现在经济因素与文化对抗两个维度上存在一定的脱节；另一方面，即便该阶层的投票倾向并未“决定”特朗普大选胜败，但也无法就此否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无论该阶层是否决定了特朗普竞选的成败，厘清该阶层的基本政治倾向及其投票背后的动力机制，都是理解当前美国大分裂的政治生态的关键因素。
二、“被遗忘的人”：从罗斯福、
尼克松到特朗普
特朗普在2016年11月9日的胜选演讲以及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都提到“我们国家那些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将不再会被遗忘”。这句话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被视为其挑战建制派的民粹执政风格的核心所指。那么，特朗普口中这群“被遗忘的人”究竟所指何人？该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奠基人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在其1883年出版的《各阶层彼此互欠什么》（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中提出来的。根据萨姆纳的观察，社会改革最终往往都会落入这样的结局：“A和B决定C应该为D做什么……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社会改革者A和B以及穷人D身上。我把C称之为‘被遗忘的人’，因为我从未发现任何讨论会关注他们。”
1932年4月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电台助力民主党“幸运罢工项目”的10分钟演讲中提到了“被遗忘的人”：“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们需要那些依赖被遗忘的人的计划，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却是经济运行力量不可或缺的元素。”相较于萨姆纳，罗斯福对“被遗忘的人”的描述已经发生了策略性转变，将这一概念的排斥性内涵转而指向广泛的包容式联盟。
当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8年大选中获胜时，“被遗忘的人”再次被提起。彼时美国正处于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个概念已经承载起经济与种族的双重意义。他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中指出，“被遗忘的美国人、未大声疾呼者和不参加游行的人们”是一群努力工作的纳税人，他们的价值正被反战的示威者、城市暴动分子、犯罪分子以及反贫困的自由主义者们围攻。大选的胜利表明了“蓝领战略”的成功，该策略所指向的白人工薪阶层原本是属于“新政联盟”的民主党人，然而在大选中却转向了共和党。随即，尼克松在1969年11月3日的演讲中将这群被疏离但并不发声的人群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他说道：“作为总统，如果只被那些在街上游行示威的少数人的观点所主宰，那么我将有违于总统宣誓……今晚，身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美国人民，我请求你们的支持。”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尼克松搬出“沉默的大多数”的演讲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一笔，因为尼克松在获得表面支持的同时实际上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根据尼克松的政治哲学，美国分成了两种人，按规则办事及纳税的普通白人中产和左翼人群。而动员沉默的前者，就成为尼克松保守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帮助他在1972年以压倒性的胜利连续当选。水门事件导致的尼克松个人溃败并没有让右翼保守主义策略失效，白人工薪阶层此后成为帮助里根入主白宫的中坚力量。到了2016年，这一竞选战略再次被特朗普成功运用。
尽管当前美国的政治生态与5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眼前美国社会和政党政治间大分裂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1970年代，当下保守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完全可以找到历史的回响：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工薪阶层的经济困境、收入严重分化后社会流动通道的堵塞、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与保守主义的“反政治正确”背后的文化大战。2016年6月16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后，“沉默的大多数”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其推特和各地竞选演讲中。根据胡佛中心对当时混战中的共和党候选人的调查，有超过1/3的特朗普支持者年龄在65岁以上，“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三、白人工薪阶层与政治极化中的
特朗普政策
时至2016年大选，美国社会已经在政治极化的大分裂泥潭中越陷越深。对于白人工薪阶层来说，2010年中期选举时他们就对奥巴马政府有所不满，认为奥巴马政府并未缓解他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的重创。民主党竭力推进的全民医保也被认为极大冲击了白人工薪阶层的利益，他们作为“夹心阶层”在医保改革中的保护被社会底层逐渐稀释。不仅仅是医保，在民主党增税政策下的劳工阶层还面临着“税收悬崖”，即便在刺激经济的政策下获得了工作，但其收入仍无法满足房贷、教育等一系列开销。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窘境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状况的重要特征，根据最新研究，白人工薪阶层的收入已经从30年前占美国收入份额的45%下降到27%。原因不仅在于白人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也在于工作转移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精英人士群体中，以及越来越多的工作选择雇佣少数族裔。白人工薪阶层作为“夹心阶层”的艰难处境被称为“绝望之死”，该阶层因药物滥用以及自杀而导致的死亡率急速上升，这也是J.D.万斯（J.D.Vance）的自传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所描述的白人家庭和社区的基本状况。工薪阶层的经济窘境助长了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崛起，同时也铺垫了对右翼保守民粹主义的支持，不过后者还需基于另一个维度的考量，即在激烈的文化战争中的“反政治正确”的立场。
激烈的文化战一直是美国大分裂的潜流。自1960年代以来，平权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保护少数人权利转变为美国生活中的“政治正确”。然而，此间也一路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击，质疑其保护少数人权利原则的绝对运用实际是“政治正确的法西斯主义”，不仅使美国的新一代形成了“娇惯的心灵”，更严重限制了美国人基本的言论自由。对于广大美国白人来说，在平权运动推进半个多世纪后，“少数人”概念的内涵已经大大拓展，种族主义与夹带着“多元主义”的全球化力量出现了复杂的结合，女性、LGBTQ人群、拉丁裔和亚裔移民等除白人之外的所有人群都可以被归为少数人而得到保护，但白人不可以。因此，在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多元文化冲击中遭遇工作危机的普通白人工薪阶层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他们不但无法保证体面的经济生活，而且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外多样文化的合围下，其自由表达的空间也正被挤压殆尽。
这一格局为特朗普提供了机会，也奠定了特朗普进入大选的基本格调。根据《华盛顿邮报》在2016年大选投票日前一天的总结，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一共给出了282条具体承诺，如：发展经济并减少联邦开支；大力创造就业岗位尤其是制造业岗位；大幅度减税；反对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建墙阻止非法移民；促进宗教自由；反对堕胎；维持枪支持有自由；支持警察维护“法律和秩序”；向最高法院提名保守大法官；美国优先—重新建构与他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等。其政策尽管不只是指向普通的白人工薪阶层，但无疑高度契合这一日渐艰难的阶层的各项保守诉求。在其当政的4年中，特朗普几乎将当年尼克松的分化策略运用到了极致，他从来没有试图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而是利用美国政治极化的基本格局，以决不妥协的姿态实现着他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承诺。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继续沿用其右翼民粹主义策略，尽管选败，但4年间一直维持并不波动的支持率以及2020年大选新增的1000多万支持选票让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沉默的大多数”仍然是特朗普支持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乃至选后甚至有分析认为共和党很快会变成代表工薪阶层的政党。为此，下文将利用ANES数据来展示该群体保守主义的基本诉求，并分析在2016及2020年大选中白人工薪阶层的身份是否的确影响了选民投票。
四、“白人工薪阶层”的政治价值
与美国总统大选
（一）“白人工薪阶层”概念测量
本研究将集中分析ANES中有关特朗普选举的2016年和2020年时间序列数据（2016/2020 ANES Time Series Study）以及2020年试验数据（2020
ANES Pilot Survey），并辅之以1948—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ANES Time Series Study 1948-2016）。要从实证数据上分析白人工薪阶层的基本政治动向，首先要精确界定“白人工薪阶层”群体，但ANES没有直接测量，因此需要通过建构来量化这一概念。根据字面理解，该群体属于“白人”群体与“工人阶层”的交叉领域。前者并不复杂，ANES历年数据中均询问受访者的种族。但对工薪阶层的界定，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则有较多的争议，不仅有“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区别带来的不同结果，而且究竟以“职业”“收入”“教育”还是以组合变量来限定工薪阶层，仍有着大量学术争论。但不管争论如何，学术界的共识是：阶层从来不局限于经济收入，还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行为模式的烙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程度能够更好地反映包括经济收入、价值观等在内的阶层区隔。综合目前关于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实证研究的主流方法，本文将客观意义上的“白人工薪阶层”界定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即将“教育”指标下的“高中毕业以下的白人”确定为本文分析的核心对象。在主观层面，ANES时间序列数据中也含有主观认同的阶层变量，与“白人”种族变量相结合，则成为“白人工薪阶层”的主观测量，同样纳入分析。
图1体现了ANES从1948—2016年历次调研中锁定的“白人工薪阶层”规模，该图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规模出现了较大缩减。从图中的“白人”占比和“受大学教育人群”占比两个变量的变化来看，白人比例的减小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都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白人比例下降的原因，后者更是压缩该群体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白人工薪阶层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逐渐滑向了“沉默的‘少数’”。
（二）白人工薪阶层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价值取向
表1展示了对白人工薪阶层当前政治参与行为和基本政治价值倾向的描述。针对白人工薪阶层群体与其他人群之间政治参与行为的异同，本文进行了T检验（T-Test），以确定白人工薪阶层的各类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具有独特性。表1的数据表明，在所有典型政治参与行为（包括“游行示威”、各类“政治捐款”“在线政治讨论”等）中，白人工薪阶层的参与水平均远远低于其他人群。以游行示威为例，根据2016年的数据，白人工薪阶层中参与到游行示威的仅有6.84%（变量平均值为0.013），远远低于其他群体16.25%（变量平均值为0.035）的比例。2020年试验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白人工薪阶层中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群比例仅有2.37%（变量平均值为0.023），而其他群体的比例为10.67%（变量平均值为0.106）。其中，只有在“推特/在线讨论政治议题”方面，白人工薪阶层的参与水平才稍接近平均水平，但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仍然值得注意。因此从政治参与行为上来看，他们的确可以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其政治参与远低于美国公众平均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之外。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动员这部分参与者进行投票。福山因此认为，特朗普2016年大选中的竞选策略也不失为对美国民主活力的一定程度的激活。
表2展示了过去两次大选间白人工薪阶层对个人权利、移民、多元文化和党派认同方面的基本倾向。可以发现：在政治价值倾向方面，白人工薪阶层是在文化上坚定反对政治正确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更加反对堕胎，反对禁枪，反对演讲和言辞中的政治正确立场。在反移民议题上，他们的态度更加坚决，对非法移民的评价远低于平均水平，非常支持美墨边境建墙，更不认同族群的多元性给美国社会带来益处。不过，在更为敏感的种族议题上，该阶层的态度颇为微妙。在表2中“对非裔正面感觉”和“种族怨恨”两个变量上，白人工薪阶层呈现出了种族主义倾向，对非裔群体的评价走低，对非裔群体存在更高的“怨恨”程度。他们认为，非裔群体需要像白人一样努力才是成功之本。不过，当被直接问及非裔群体是否更加懒惰、更具有暴力倾向等对该群体刻板印象的问题时，白人工薪阶层的受访者们并没有给出特别负面的评价，尤其是在2020年数据中，该变量T检验的统计学重要性消失了。如果数据可信性不存在问题的话，白人工薪阶层可能持有的种族怨恨应该被理解为根植于他们所秉持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工作伦理”，即相信一个自我成就的人最终应当依靠个人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而不是通过外部恩惠来获得成功捷径。他们对于非裔群体走低的评价并非源于对种族本身的偏见，而是对其“工作伦理”的一再强调，而这实际上也一直是反平权运动的重要支点之一。在一系列具体议题的保守主义立场上，白人工薪阶层偏右的自我意识形态定位并不意外,而在党派认同上也很自然地更倾向共和党。那么，白人工薪阶层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对特朗普以及民主党候选人究竟如何投票呢？这需要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进行计算。
（三）白人工薪阶层与总统大选（2016年和2020年）
表3展示了利用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并通过稳健标准误逻辑回归（logistic model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得出的公众支持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若干模型。模型1表明，白人工薪阶层变量正向的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选民属于白人工薪阶层，他或她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进一步计算该模型，白人工薪阶层变量的比值比（odds ratio）数值为1.82，也就是白人工薪阶层的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的概率是其他人群的1.82倍，在该模型确立的473名白人工薪阶层受访者中，有304人（64.27%）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特朗普得到白人工薪阶层支持的假设在描述性数据和因果解释的模型中都能获得支持。而模型2中白人工薪阶层变量系数为负，没有获得统计学重要性，这表明，在给希拉里投票时，白人工薪阶层的身份并不影响其投票行为，即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中既没有获得该人群的支持也没有遭到其强烈反对。根据表3模型2的数据，在被确定为白人工薪阶层的352名受访者中，仅有114人（32.39%）投票给希拉里，与特朗普有超过30%的差距。模型3和模型4分别检验了“主观”测量的白人工薪阶层变量的影响，其基本格局与模型1和模型2大体吻合，但投票支持希拉里的意愿更低。白人工薪阶层变量在4个模型中的差别表明，无论客观还是主观测量的白人工薪阶层，即便无法确定该阶层是否最终决定了特朗普的获胜，但他们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的倾向性却是鲜明而稳健的。
时至2020年总统大选，白人工薪阶层仍然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他们已经态度明确地反对民主党候选人，无论是拜登还是桑德斯。表4利用2020年试验数据对大选投票作出了分析。模型1表明，白人工薪阶层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获得了统计学重要性且系数为正。模型2和模型3则检验了白人工薪阶层对拜登和桑德斯的支持，不同于2016年的情形，该变量在3个模型中均获得了统计学重要性而且系数为负。如果说白人工薪阶层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同时并未明确排斥民主党候选人的话，那么到了2020年大选，他们在继续支持特朗普的同时则明确地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党正在失去工薪阶层的支持，至少正在失去白人工薪阶层的支持。进一步对比表3与表4的运算结果，可以发现，美国大选中的选民支持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例如，2020年大选中政治正确议题已经不能再为特朗普获得更多的支持（参见表4模型1），但仍然是拜登反对者的重要依据；拥有更多政治知识的选民变得更倾向拜登，而更加活跃的政治参与者则更可能支持特朗普，这些都可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民粹政治风格中找到渊源。无论特朗普选败抑或选胜，以上研究都体现出白人工薪阶层对他的支持，这既是当前拜登政府推进政策的阻力所在，也是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竞选动员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五、结语
南茜·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在她的著作《白垃圾：美国四百年来被隐藏的阶级真相》（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最后提到，无论美国人喜欢与否，并不富裕的白人所构成的阶层一直是美国历史与美国民主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伊森伯格的论断不仅呼唤阶层分析视角的回归，也强调相对底层的白人群体与美国民主运行几百年来不可分割的关系。一直以来，他们的身份并非只由相对窘迫的经济地位而界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携带着与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捆绑的特定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些主观特质与美国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碰撞并投射在对不同政党候选人的支持中。在过去的两次总统选举中，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不仅反映出他们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经济困窘，也体现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扩张和多元主义文化挤压对其价值观造成的巨大挑战。他们本质上未必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捍卫勤奋工作的基本伦理；他们努力工作但不属于职业精英；他们向往自由却拒绝面向全球。曾经是工业化受益者的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如今已经在现代性与全球化扩张中逐步被边缘化，他们面临的挑战无疑是结构性的。
［作者：祁玲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6年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追踪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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