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遭性侵，18岁被强奸，经历过无数个梦魇之夜后，汤小甜正在变得华丽且强大，强大到终于亲手把父亲送进了监狱。
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被告席前，播放的20分钟视频是开庭前6小时才录好的。
视频中，汤小甜总体平静，只在某些地方，仿佛仍然被语句后面不堪的记忆所干扰，有一丝紧张，或停顿片刻。她向法庭讲述了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被父亲汤某涛强无数次强制猥亵，强奸未遂以及一次强奸的经历，“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修复自己的情感……我把自己修复好了以后，才敢坐在这个镜头前，向法官、向司法机关、向社会大众去揭发他当时的暴行。”因为在非洲工作，8月19日的开庭，汤小甜只能用这种方式参与。代理律师万淼焱说，播放视频时，汤某涛“一直不敢抬头看女儿”。一审判决汤某涛以强奸罪被判刑8年，以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刑5年，两罪合计执行刑期12年半——这是迄今为止，国内“亲生父亲性侵女儿”案件中，判决刑期最长的一个。汤小甜读过许多同类判决书，她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了”。2021年12月，汤小甜在律师万淼焱（左）、男朋友的陪同下报警。汤小甜的悲剧起源于父母无爱的婚姻。1994年，她出生后不久，医学本科毕业的父亲汤某涛就去了深圳从医，很少回家。她4岁上小学那年，父母离婚，汤小甜由母亲刘芳抚养。由于母亲文化程度不高，收入较低，汤小甜是一边听着母亲大骂父亲，一边被迫打电话找父亲要钱上学长大的。2009年，15岁的汤小甜考上了北方一所三本大学。母亲拿不出学费和生活费，当年年底，按照母亲要求，她坐火车去深圳找父亲。在深圳的几天，她遭到父亲“摸胸”等猥亵。彼时，汤小甜只有15岁。2011年1月大二寒假，迫于经济压力，汤小甜去深圳，再次被汤某涛强行抚摸胸部和下体。汤小甜反抗，被打了一巴掌，她逃往同在深圳的三叔家，7天后独自回河南。2011年7月暑假，汤小甜再次前往深圳找汤某涛要学费，又遭到强制猥亵。她从深圳逃到东莞，乘无座火车回家。2011年10月底，汤某涛前往汤小甜的学校，以“父爱”的名义对汤小甜洗脑，并以“报考考研辅导班”和“买笔记本电脑”两件事为条件，诱导汤小甜18岁后与其发生性关系——这次谈话，汤小甜偷偷录了音。2013年4月，汤小甜考上研究生，需要1.32万学费。她再次找到在郑州装修新房的汤某涛，汤某涛在出租屋内多次猥亵女儿。6月，汤某涛以让女儿为其辅导英语为由，先后两晚将汤小甜的衣服脱光，实施猥亵，并试图强奸，但由于担心汤小甜奶奶发觉而中止。2013年6月底，汤某涛在其妹妹的出租房内强奸了自己的女儿。2009年12月汤小甜在大学校园，是第一次遭到父亲猥亵的前夕。事情过去8年后，直到2021年11月，从工作地埃塞俄比亚回国的汤小甜才向郑州郑东公安分局报案。2022年8月19日，该案在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检方指控了汤某涛从2009年至2013年对女儿汤小甜实施的7项强制猥亵、强奸罪行。从庭审记录看，汤某涛显得慌张，语无伦次地反复强调“有一半指控是虚假的”“要学费是一个谎言”，声称此事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说自己被汤小甜的母亲刘芳“算计了”，是“她幕后操纵导演，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一个阴谋。汤小甜表演陷害我”。但他承认了从2009年至2013年多个时段，对女儿的强制猥亵行为，并当庭表示“这是错误的，我现在深深地认这个罪”。能够在事情过去9到13年后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撑，堪称奇迹。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2011年、2021年的两次相距十年的录音。
2011年10月，汤某涛的新婚妻子已怀孕，他到汤小甜的学校，父女二人有一次半小时的谈话。一万多字的文字整理稿中，17岁的汤小甜处在弱势——只说了500个字左右。汤某涛对汤小甜实施了大量的精神控制和洗脑，“所有女孩的第一次都是跟爸爸的”，“爸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让你知道男人。因为你是单亲家庭，没见过男人的东西，都让你知道了。爸爸怕你好奇，怕你被别人骗了。”在谈话中，汤某涛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强调“爱（性爱）”，“爱爸爸，爸爸会珍惜你，爱惜你”，“一辈子，爸爸最爱你，你是我最后的爱，我是你第一个爱”。记者粗略统计，这次谈话中，汤某涛提及“爸爸爱你”或“爱爸爸”意思的表达近30次。他甚至主动谈及此前对女儿的猥亵行为。为了让17岁的汤小甜“放得开”“想开一点，不要笨”，汤某涛告诉女儿，“任何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第一个男人就是爸爸，最爱的、第一个爱的男人就是爸爸。”他还说，“有些东西就是虚伪的、虚假的、骗人的。法律就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伦理道德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的。”2011年10月的谈话中，汤小甜用诺基亚手机视频录音，这是视频中的一个河边画面。第二次录音发生在2021年。当时，汤小甜已经找到了律师万淼焱。在后者指导下，她去深圳约见父亲。在此之前，父女俩已经断绝往来8年。在广场边的凳子上，汤小甜以“即将结婚”为由，跟父亲谈了许多往事。谈话中，汤某涛承认了长达三四年时间里，对女儿实施的多次猥亵和一次强奸。他还补充了汤小甜早已忘记的“完事后，我让你去卫生间洗洗”等细节。在这次“告别过去”的谈话中，汤某涛依然“深情”表达了对女儿身体的渴慕。这次，汤小甜录了音，不远处的男友用摄像机录了像。今年8月的庭审中，汤某涛承认，这两次，他都对录音不知情，因此所说的话都是“无心的”。他试图以此证明自己被陷害了，但对法庭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两份录音的真实性。她第一次去深圳，因晕车昏睡被父亲摸胸，又因被诊断为阴道炎后被父亲塞药之后，告诉过母亲。后者的回答是，“你爸爸说，你老是抖腿，勾引他。”妈妈还对她讲起邻居家某个继父和女儿发生性关系的事，某个爷爷对孙女进行猥亵的事。汤小甜觉得，仿佛在妈妈眼里，这种行为只是稀松平常的，并不需要阻止或报警。无人制止，让汤某涛变得更肆无忌惮。2010年底，大二寒假，汤小甜第二次去深圳问父亲要钱。遭到猥亵后，她强烈抗拒，被父亲打了一巴掌，一气之下离开家，去了同在深圳工作的三叔家。她对三叔讲了自己的遭遇，又对妈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但两个长辈对此无动于衷。“大家好像把它当作一个丑事。”汤小甜尤其看清了母亲的“麻木，没有同理心”，“她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是别人家小孩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此后3年，一次次遭受父亲的猥亵甚至被强奸后，汤小甜再也没对妈妈讲过。2021年12月，从非洲回国内后，汤小甜在深圳约谈父亲汤某涛。2021年12月初回到国内，汤小甜决定报警的时候，刘芳还劝女儿，“你不要报警。你爸爸力量很强大，你根本斗不过他。”汤小甜看到了妈妈那种“骨子里传统女性的劣根性”，“就是那种‘男人都很强，女人都很弱，女人就应该逆来顺受’的思想。”比起父亲的伤害，汤小甜觉得，这13年，母亲带给她的是更深层次的伤害。为了挽回女儿，刘芳终于答应作证。在庭上，她说，从2009年女儿上大学到2016年研究生毕业，因为学费问题，她每次放假都让女儿去找汤某涛要钱，“每次一星期到半个月不等。只是每次回来，女儿都给我说，被她父亲猥亵了。不是摸胸就是摸下体。”2009年第一次猥亵后，女儿给刘芳打电话哭诉，“说不想活了”。刘芳向河南110报了警，又打给深圳警方，但因她表述模糊，事情不了了之。“我心里是很难过。总希望下次会好的。”她还安慰女儿，“他是医生，是你父亲，没事的。”她还回忆，2013年暑假女儿从郑州姑姑家回来后，变得“脾气很差，经常哭，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我问她，她也不说。”直到后来，还是女儿的男友马克告诉她，汤小甜在2013年被汤某涛强奸了，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刘芳的陈述构成了本案的有力证言之一。但汤小甜说，妈妈之所以愿意去派出所协助报警、出庭作证，是在她“断绝母女关系”的威胁之下才做出的。她认为妈妈的那些妥协，只是出于权衡利弊，并不能证明她真的“反省、悔悟”。“见到我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只要见到她，我就会出现应激反应，情绪崩溃。”汤小甜说，她尝试去看一些“治愈母女关系”的书，但只要看上几页，就失去了耐心，“我对我妈的仇恨不亚于对我爸的仇恨。”“我无法理解一个父亲为什么会性侵自己的女儿；我也同样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明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亲生父亲或者陌生男人性侵的时候，还可以无动于衷。”汤小甜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看成一个“孤儿”， “有时候我想，我这种有父母的，还不如那些没有父母的好。”一审结果让她感到一丝开心——不是那种复仇成功的快感，“就是看到一个人，终于有了恶报，一件事终于有了一个正义的结果。并不是我赢得了什么，而是顺理成章的，本该如此。”她也不认为事情就此结束，“还需要那些对犯罪漠视、助纣为虐的人认识到错误并道歉。”在观念上，汤小甜和代理律师万淼焱有着某种契合——两人都表达过对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那本影响巨大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不喜欢”。
万淼焱说，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女生看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导致“阴影放大，创伤加重了”，“她们忽略了那是天才女作家的小说，虽然是自传性的。”汤小甜就是如此。2017年3月，看了这本“心理描写非常细腻”的书后，她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并被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但她觉得，“这种事情，需要自己去疏解，光靠外部力量，作用还是很薄弱的。”但在有一点上，汤小甜很认同林奕含。2017年3月，林奕含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书里那个老师的原型人物，我常常跟我的医生说，万一那个人哪天老死了、寿终正寝了，我会轻视自己一辈子”。汤小甜说自己也是一样，“如果我爸过得太好，不断再娶、生子，将来子孙满堂，颐养天年，那我的良心也过不去——他做了那样的事情，怎么还可以过得那么好？”她觉得，“要让一个人为他做的恶付出代价。如果他不付出代价，就是对我的加倍伤害。”在过往看到的同类事件新闻里，汤小甜一直感到，只有让施暴者受到法律制裁和惩罚，只有赢得“公平”，才是对受害人身心伤害的最好“治疗”。她很早就实现了经济独立——2014年到华东某省读研究生后，汤小甜在学校的帮助下，频繁做英语家教，每月收入三四千元。从此以后，她再也没问父母要过一分钱，也与汤某涛彻底断绝了来往。某种程度上，这是汤小甜“变得强大”的开始。“只有经济独立，精神才会更独立一些。”在非洲异国他乡，汤小甜的生活好起来，压迫感一扫而空，并结婚。在2009年之后的多年里，汤小甜曾经向多个她信任的同龄人吐露过“遭受亲生父亲猥亵、性侵”的经历。几乎无一例外，这些朋友在同情的同时，立刻提醒她，“这件事情，除了我，你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了。”为什么所有人都把自己禁锢在“家丑不能外扬”的道德教条里，而让性侵犯罪得不到及时揭露和惩罚？这是汤小甜始终不能理解的，“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要一个人承担，要一个人去消化、吞咽。”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习俗和惯性，一次次压制了她报警的冲动，“我都怀疑我报警的想法是不是对的。”而汤小甜一直信奉的价值观是，只要遭到性侵，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就算我拿个大喇叭，在街头上去说这件事，这都没什么。就算我告诉全世界所有人，那我也觉得我没有错。”（除万淼焱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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