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始终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思想家竟然会对一个不可能容忍他的世界如此宽容，而对尊敬他的世界却如此无情。非狂热分子对狂热的颂扬，以及一种局限于解释别人的介入、自身却并不介入的介入哲学，给人留下了奇怪的不和谐的印象。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容忍像梅洛-庞蒂先生这样继维克托·塞尔热和克斯特勒之后所作的对审讯的分析。梅洛-庞蒂先生对自由主义态度冷淡，如果这种态度不是源自基督的崇高准则，那它则等同于某种程度的背弃。人们不会信任那些装作不相信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念的人。为什么这位哲学家在推理时，好像把自由看得一钱不值？殊不知，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他不是被迫沉默，就是被迫绝对服从。梅洛—庞蒂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暗示着有希望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整套历史解释建立在某种无产阶级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然而，本身已经非常抽象的这种无产阶级的理论，曾被用来促进在无产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的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为什么由知识分子领导，并主要由农民群众进行的中国革命能够承诺实现已在当今无产阶级中部分实现的“人类的共存”呢？比较这两种政治体制，似乎是出于一种并非有意的欺诈。我们已经看到 ，在原则上，苏维埃体制凭借它倾向于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的借口，从人们的宽容中受益良多。这种态度在“两种衡量标准”（deux poids deux mesures）的公式中得到生动体现。如果有人确信，两大阵营之一有朝一日会实现真理，这种公式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同时，当人们不能断然肯定苏维埃国家对革命天职的忠诚时，这种公式亦会变得难以忍受。人们有理由去提请大家注意暴力的事实。因为暴力像开辟所有已知社会的历史那样，也开辟了西方的历史。但是，若对当前使用的诸多强制手段或每种类型的政治体制本质上含有的东西进行比较对照，则更为合适。苏联公民与西方公民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呢？铁幕两边的被告们得到的又是何种保障呢？如果可以用苏维埃体制的其他优点，如经济发展迅速，来为取消自由辩护，那么还有必要去述说或展示这种辩护之辞吗？事实上，这位哲学家只满足于容易懂的论据。例如说，所有社会都包含着非正义和暴力，即便苏维埃社会在现阶段可能包含一种额外的措施，但其目标的崇高就足以禁止人们去谴责它。毋庸置疑，人们可能，而且也应当宽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罪行，但如果这些罪行是在稳定的政治体制中犯下的，就不会得到宽恕。但是，革命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宽恕的时间该有多长呢？如果说在夺取政权三十年之后，仍然还在采用罗伯斯庇尔式的允许逮捕可疑分子的法律，那么，这种法律又要到何时才能被废弃呢？面对革命成功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恐怖统治，人们不禁要问，要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恐怖统治才不与革命本身有联系，而只是与所由产生的社会秩序有联系？可能会使反对派成为叛徒的“连锁确认”的方式，导致了恐怖统治的经久不衰。梅洛—庞蒂先生用了好几页的篇幅去解释维克托·塞尔热和克斯特勒已经解释过的，并且丝毫也不神秘的东西：反对派人士在某些场合像党的敌人那样行事，因此，在党的领导人眼里，他们就是革命事业的叛徒。但是，这种把反对派人士等同于叛徒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阻止了一切反对的意见。乔治·克列孟梭在野时曾力图削弱他所批评的政府，但他一旦上台，便领导战争直至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分子始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为了坚持“大一统集权统治原则”，另一种是为了鼓励能保持党的活力的思想与派别之间的交锋（列宁在自己有可能成为少数派时往往采用这种方法）。那么，人们究竟应当在什么时候使用前者，在什么时候使用后者呢？在1917年时，无论是在列宁回国前即已采取温和态度的斯大林，还是没有参加十月政变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管是在十月革命时还是在十月革命后，均未被指控为叛徒。人们没有强迫他们承认自己已被克伦斯基或同盟国收买。“连锁确认”体系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达到“合乎逻辑”与荒诞的程度，即只有在国家内部的派别冲突消失，或至少派别冲突被淹没在官僚制度的泥潭当中，以及一个小团体或独夫能够主宰党、警察和国家，并至高无上地拥有数百万人的生杀大权时才会达到这种程度。
不管这位哲学家思考时采用的是什么方式，令人愤慨的并不是他用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语言表述了革命的或恐怖主义集团的旧公式：非友即敌，所有的反对者都是叛徒，小小的偏离就会通向敌对阵营之中，而是他认为被当掌权者独揽的思想体系完成了对失败者的制服和对胜利者的颂扬的时候，这种恐怖统治的延长是正常的。既然解释“历史”的人同时也是党的总书记和警察头目，战斗与冒险中的高尚行为就会被一概抹煞。掌权者希望自己同时也是真理的使者。为了取代革命恐怖，君主兼教皇主义（le césaro-papisme）遂得到恢复。在这种没有灵魂的宗教中，反对派人士实际上成了比罪犯还坏的异端分子 。人们承认，在革命时期被告不可能获得在正常时期会得到的保障。人们也理解罗伯斯庇尔在自己被送上断头台之前处死丹东。在这两起案例中，非常法庭把某一派别的意志变成了判决。在动乱蔓延全国的时候，为了维持法统的外衣与延续性，让在法庭之外作出的决定披上法律的外衣似乎也无可非议。法国解放之际的法庭就不得不忘记1940、1941年时的维希政府是法定的，或许是合法的政府。最高法庭为了自以为有权审判贝当元帅，不得不追溯取消维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并把贝当元帅的行动纳入获得胜利的戴高乐主义的司法—历史体系（lesy stème juridico-historique）中重新思考与定性。
毋庸置疑，法律认可某种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然而，由此并不就可推断说，自由的公正（la justice libérale）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以及资本主义的极不公正的行为损害了自由的公正的价值观念。这位哲学家所称的“自由的公正”乃是人们经历数百年的时间制定出来的“公正”。它对不法行为有严格的界定，赋予犯罪嫌疑者自我辩护的权利，以及现有法律不溯继往的原则。由于有了自由的形式，公正的本质已然消失，所谓“革命的公正”乃是公正的漫画式的形象。或许应当承认，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法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决不可能认为，非常时期采取的方法似乎已构成了另一种公正。因为，实际上它只是对公正的简单否定。（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ffzw2022ffzw注明读者）如果既定的国家利用了“革命的公正”，那么，该国的公民就不会再有个人安全，“招供”的辩证法必然会通向大清洗，并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嫌疑犯不得不“招认”想像出来的罪行。革命与恐怖并非与人道主义的意愿不可调和。“不断革命”以及升格为管理体制的恐怖主义就是如此。与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党的人，也就是一些特权者服务而使用的暴力的有组织、持续不断和极权性的特点相比，共产主义暴力的目标就不重要了。正统党员与理想主义者们所采取的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通向认可“历史”的裁决。人们可以想像，如果托洛茨基取代了斯大林的位置，那么，双方的角色就会互易其位。然而，为什么这位哲学家也会认同这种自命不凡呢？在接受了相同的对历史的总体看法之后，他还会认为在避免流放与饥荒的条件下农业集体化是可能的吗？那些在1929年指出党的领导层准备实施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人，并未被集体化运动的最后成功所驳倒，除非有人最后宣布说，只要能够“成功”，人类付出的代价并不重要 。
对于人的行为，在任何时间里都可能有多种解读。之所以如此，与人们在解读时参照的行动者的意图、过去的环境以及行动的后果不同有关。正如人们在政治上享有权利一样，如果人们对行动者的意图缺乏兴趣，也还是可以重新发现许多对于人的行为的不同解读。其中，有的人从决策时的思想入手重新开始解读，有的人则与之相反，从遥远的后果出发来解释决定。所谓伟人，乃是那些经受住他所不知道的未来的裁决的人。但是，如果一位历史学家无限制地回溯时光的流逝，那他就违背了其职业道德。俾斯麦的功绩没有因第三帝国的悲剧而受到谴责。
如果一个活人的法庭借助“更不必说”（a fortiori）来对付其他的活人，那么，“更不必说”这种评价方式就会变得可耻。根据“成则王，败则寇”的原则作出的解释，必然会不公正之极。当年的错误在事后追溯时会变为“叛国”。最为错误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对一项行动的道德或司法定性并不是根据事件的最后历程来修改的。在1940年硬要停战的那些人的功过与他们的动机无法分开。如果人们不想考虑其意图，他们就必须得考虑停战与不停战各自的利弊，这就好像与他们在1940年时的表现一样。有人认为停战会给法国留下更好的机会，同时也不会损害盟国的利益。这样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他的错误不会被取得胜利的盟军转变成为“叛国”。那些为了减少国家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为了准备重新战斗而主张停战的人并不是叛徒，也不会成为叛徒。不过，那些为了使法国改变阵营，即与法西斯国家站在一起而主张停战的人，则是叛徒无疑。如果德国取得了胜利，戴高乐主义者会成为叛徒，而合作分子则会具有行使法律的权利吗？事实确实可能如此。合作分子与戴高乐派所要的是两个不同的、无法调和的法国。他们之间的问题必须得通过主要由别人进行的战争来了结。事件就是裁判。46 但这一裁判与其说是法律，毋宁说是事实。当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进行的时候，人们将不再谈论法庭，而是谈论军队的命运。
交战者们往往有用他们自己的认识体系去解释别人的行为的倾向。如果合作分子像戴高乐派分子一样思考，那他显然会变得下流无耻。承认已作出的决定的不确定性，承认对未知的未来有多种展望，并不意味着取消不能平息的冲突，也不是意味着逃避介入，而是意味着在不怀仇恨、不否认敌手的荣誉的情况下去接受它们。
正统分子与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就把行动者的行动与行动者的意图和处境分离开来，而把这个行为纳入他们对于事件的解释观点里。由于他们假设自己的目标具有绝对价值，因此他们就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人或失败者。假如人们在作出决定时先参照其他因素，假如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局势，那么，人们在解释时表现出来的专断就会少一些。假如人们承认对目标知之不多，承认互相矛盾的原因的部分合理性，那么，人们就将减弱以真理的名义来决断的教条主义的严格性。
那些声称能够提出一种最终裁决的人是江湖骗子。人们在选择时两者必居其一：要么历史是最高的审判官，它的终审判决要到最后一刻才作出；要么是由良心（或上帝）来审判历史，而未来并不比当下更具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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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全力投入对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研究。该学派不关心历史上的英雄与战役，而是以深层、非人格和无法逃避的力量来解释历史。自此之后，民族、战争与将领就会被重新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独到的反应。要想完整地恢复过去，就不应该忽视机械决定论、个人的能动性、一系列的战斗以及军队的冲突。但是，在以共产主义观点提供的历史图像中，“事件的恢复”通向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以一种不可改变的、不真实的逻辑来解释的。
在一种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论、阶级斗争、民族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占支配地位的历史中，事件的细节也应当有其地位。人们赋予每个人一个与其社会处境相符的角色，把每一个历史插曲变成教条学说可以预见的一种冲突或必然性的表现。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意义。资本家们最终服从于他们的本质，也就是说，华尔街和花旗银行的资本家必然会阴谋反对和平，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供词中的世界，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图解中的世界，是阶级斗争和情报部门的世界。
备用号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再显得抽象空洞。它们已在党派、个人和官僚身上得到体现。对人的评价取决于此人的行动。而他们行动的意义则取决于掌握真理者所给定的意义。苏格拉底曾说，人会无意中犯错，但有人可能会截然相反地说，人不会无意中犯错。这并非因为非党员的动机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他们毫无价值。只有认识到未来的社会主义者，了解资本家所作所为的意义，并指出资本家“客观上”就想做他实际上已做的坏事。没有东西阻止得了最终把能显示其行为的真实本质的行动——如恐怖活动或破坏活动——归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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