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唐山打人事件后极端女权声音无助于现代平等意识的养成｜The ENGINE
△插画 by Virginia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主要集中在对施暴者的谴责和声讨，对被害者的关心与同情。然而，同样存在另一种声音，有极端女权主义者谴责在场男子袖手旁观。凭此风波，男女性别对立情况剑拔弩张。
一起恶性暴力事件，竟然延伸到所谓性别对立，某种程度上看，是部分人群公共理性的贫乏。
极端女权主义者以女性共情为出发点，对被打女子的痛苦感同身受，并愤慨于旁观者中的男性竟然无一人出手，对女性的痛苦无动于衷，认为这是在和施暴者共同伤害女性。介于此，所有男人都有原罪。
这套思维逻辑包含了“性别特权”“污名男性”“性别对抗”“性别歧视”和“道德绑架”几种偏见，其核心是把女性身份作为特殊一类，所以要求被特殊对待。带着这样一种逻辑，在接下来的舆论中，极端女权主义者要求首先，宣扬受害者的惨痛，倾泻自己因此而产生的伤痛感；其次，指出男人们都是加害者；同时，指责男人都是一丘之壑；然后，要求所有人站队，要求男人集体公开发声谴责施暴者；接下来，逼迫身边的男士忏悔，接受女性优越的想法；最后，要求男士们表态力挺女权。
这显然是一种不宽容，更与公共辩论无关。
所谓公共论辩就是针对公共事务和事件平等地发表和交换意见，并展开辩论，以弄清楚公共问题的症结所在，形成共识，寻求解决之道。其原则在于“公”，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公开运用理性”。公共论辩绝不是公开运用感情，因为情感中缺乏经过反思的普遍性的成分，无助于形成共识。
极端女权主义的要害就在于将女性和女性权利作为例外的普遍人权。看起来他们是在争取平等，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追求自己比其他人更高一等。
这种不平等意识与现代公民原则相悖。凡是谋求例外者，必然支持某种身份政治特权。
将所有人抛却各种差别，仅仅以人格为基准来加以尊重，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文明精神和法治准则。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也必须在这一原则下来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大搞性别斗争。如果挑起群众斗群众，势必南辕北辙，酿成分裂、对抗和仇恨。
为什么有那么多极端女权主义者如此激动？这或许跟部分女性的特殊教养方式和成熟度有关。尽管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多数家庭对女儿物质层面更加重视，但这绝不意味着在精神成长方面会被鼓励多关注社会事务。在这种背景下导致踏入社会生活时，部分女性不具备基本公共生活的兴趣和能力，产生与公共生活的疏离，由此酿成一种认知上的自私，也就是以个人的狭隘感受为认知的动力和标准。此外，目前的教育既不鼓励也不培养关心公共问题，更没有教授和训练这些必不可少的公民素质乃至美德。
纵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其起因是暴力分子性骚扰女性，但性质却是治安及刑事案件。许多极端女权主义者第一次见到这样针对身体的严重暴力，在社交媒体聚焦效应的影响下，便会将其放大解释为专门针对女性身份的暴力。试想，如果受伤害的是残疾人、老人、儿童、亦或男人呢？其施暴的本质并无改变。
其实，极端女权主义者的批斗作派更让人不寒而栗。究其根源，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的日常秩序中缺乏足够的文明体系和平台来养成讲道理的人。
要想避免类似极端女权主义者在其它领域出现，恐怕首先还是要从加强落实法治和进一步培育现代平等意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