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的社群：一次故里的回归

家乡的水塔

在大学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对家乡有了学理上的模糊定义：它属于一个成都的一座卫星城，像一颗行星环绕着省会城市的宇宙，也负载了很多省会城市无法承担下的人口和土地。而这些负载，本质上或许是一种剩余，是在省会城市的光芒燃尽过后，我们这些身处边缘的孩子慢慢地蚕食它的碎屑。当然，卫星城本身中人们也存在巨大差异，中间大致分化为两种角色：一种是认同这座小城属于省会城市的一部分，如年轻时尚的女孩们，她们为了摆脱将来被视作乡下人的污名，会在周末乘坐刚刚开通的唯一一趟地铁（在地铁尚未开通时，则需要用两小时转乘公交），花费一个小时前往成都的腹地。在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她们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地域和身份尚处在一个难以被表述的领域。当有人问起家乡，我们会隐隐带着不安地回答：在成都。而我们对成都却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前往被外地游客视作最富有标志性的地方，一次次延缓对自身身份的拷问。

另一类人属于我的前辈，他们拥有历史，因此对这座小城市存在着更厚重的认知。我的奶奶，曾在这里亲眼目睹和她一起在火药厂上班的人因一次偶然事故被炸飞双手，也用它的手脚丈量过她年轻时代的每次流亡：在小城到成都尚未通车的时候，她必须早起去背粪水，然后用小车一步步慢慢拉到成都。这一趟趟地理意义上的来回，让她明白，她脑海中对距离的感知几乎和现实意义上的距离是等同的，她真正地明白遥远这个词对她意味着什么，也就心甘情愿安居下来。如今地铁的开通，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感知，更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对身份的认同。

而我又属于哪类？或许哪类都不是，我既否定对中心-边缘的强权定义，又在他们之间无法找回真正的归属感，我是一个叛逃者。而在叛逃的途中，在写作上我不得不经历了自己所虚构事物的垮台，有很长一段时动不了笔；生活上我也夜夜被在故乡中鲜活的痛苦反噬。我开始明白，有的事物尚且停留在别处，这样强行的决裂和撕扯难以唤回真正属于我的词汇。

 我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后一批在厂工家属区生活的孩子，生命中的20年都在这里度过。当我长到20岁时，我发现小城里的家属区几乎仅剩下一些大学教师享有的优惠职工房，大部分也都是崭新的电梯楼。而残留下的老旧工人家属区，竟成了这个城市在建筑意义上最顽固的存在。最近我所在的家属区也开始了对政府下达的拆迁方案的讨论，当身边的邻居首次听到拆迁这个词，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这也隐约使我明白我们小区为何最顽固：每逢遇到此种危机时，我们的邻居们因为共同的利益（同在一个工厂，不仅下班时是邻居，上班时也是相互配合），在关键时刻总能迅速地联结。当然其中也不乏因房屋太过老旧期待拆迁补偿的支持者，他们往往处于这个小区经济的最底层，我也曾在政府公告栏上见过他们给政府写信，企求尽快拆迁，获得稍好一点的生存环境。而经济稍好（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她们依旧困窘）的居民，在了解拆迁的详细规划过后选择了抗争，目的主要是期待更多的赔偿。在抗争的人群中，以我身形娇小，在抗争时却总是成为所有人头领的何阿姨为首。在她的反抗生涯中，总共实现过两次壮举：一次是带领反抗这次拆迁，一次是在我还在读小学时，带领我们反抗了工厂搬迁。因为那次搬迁，小区里所有的居民瞬间成为了下岗工人，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而我们所获得的赔偿却很少。我清晰记得在那过后，发小的爸爸和厂里的一批男人一起奔赴越南打工，期望重建一个家庭对生活的信心。而我们这群小孩，我们成为了可悲的滞留者，蜷缩在这座本身就已不起眼的小城最边缘的一角，我妈妈也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主妇。我期盼一次奋勇的机会来摆脱楼上楼下（包括我自己）早已厌倦的哭声和打骂声，而何阿姨这样的角色，无疑丰满了我心中对于英雄女性的想象。

而我的家庭，尽管在内部可能称得上这栋楼最吵吵嚷嚷的一户，每当面临对外部的抗争时，他们却总会选择妥协。我母亲甚至有时会轻蔑地调笑何阿姨这样的人，将她们这类人称作“反动分子”。从那时起，我就对我的家庭没有我们所处的阶级应具备的英雄主义情结感到失落，我隐隐地明白，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水平稍好一些，我母亲不必将所有事情闹到不可收场才能挽回我们的损失。但这仍旧掩盖不了我对这份“怯懦”的失望：我的家庭本身，就已经挑战了我原有的左翼认知框架。何况我当时哪里懂得我爸妈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家庭内部，已经贡献了太多许多理论无法包容的，他们自身独特的付出。我好像无法再过多地要求他们，我甚至为我自己怀有的英雄浪漫主义时常愧疚——因为我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才如此热爱幻想。

不可避免地，这份认知的错位已经伴随我到现在，我已经了解自己的家庭在文化上属于彻彻底底的工人阶级：无休止的粗鲁的争吵，几乎每天都被:“你什么活也不干！”的责骂束缚着，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为我身为叛逃者的耻辱的烙印。同时，我们家的经济在整个家属区却能算得上中上水平。这场错位中生发的空隙，促成了我叛逃的可能。如果我至今仍如同的大学同学一样，被农务活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纠缠，我可能无法在闲暇的时候有机会读到那么多我这个阶层本不会接触到的书籍。

同时，我和我的家人都也为着这场漫长且希望渺茫的阶层跃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是我的父亲，他的烟瘾几乎与我们家沉重的生命史平行，每当家庭遭逢到困窘，他的烟瘾也发作得越厉害。我和奶奶对他戒烟的劝导，不知已经重复了几千次。而现在慢慢体会到，如同我生命中的错位，我父亲的生命中也存在着无法被安抚被解释的部分：如他因被同事恶意告状而下岗的那几年，我刚好上小学，尽管当时非常懵懂的我也能体会到家里弥散开的那种失落，而我和我母亲，只能在一旁陪伴，无法真正体会到那份原本身为顶梁者的他突然倒塌的创痛。于是他断裂的历史在烟雾中得到短暂的弥补，被斩断的雄心在网络游戏中获得虚幻的救赎。如今他依旧沉迷这两样能短暂放置他的事情，我明白只要一天我们家族的鼓励和劝慰没法真正地给他带来安抚，他的烟瘾就会不断地发作。

另一轮沉痛的代价则似乎必然地落到了我身上，不仅是因为我的叛逃，也是因为我作为后辈承担了过多的期望。在我小区旁有一座高耸的水塔，是上个世纪工厂还未搬迁时遗留的产物，这座水塔似乎已成为我命中，尤其是和我教育史相关联的隐喻。当我不断向上爬，企图在水塔的最顶端放眼世界的时候，我忽略了在攀爬过程中必须要献祭的部分，以及在“放眼望世界”之后必然伴随的跌落。

这是在高考之后，我家庭内部才出现了对我十多年以来的教育的反思。我原来觉得是父母自身的焦虑以及眼界的狭小，才让我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果（很少学到自己感兴趣有天分的功课，都是家长替自己做选择）。后来发现身边凡是和我一样在劳工家庭长大的孩子，都面临了类似的处境。父母眼中的教育，只是一种摆脱现有阶层的工具，他们从未思考过教育本身的意涵，当然也未必拥有思考这些问题的条件。上初中时，我就开始承受这样的撕扯：在上学路上，在校园 生活中，在黑夜面临父母疯狂的，毫无道理的责备时，随身听里的欧美女歌手向我展现了大洋那边，令我向往的生活图景。工人家庭的责骂是宣泄式的，焦虑感满得快要溢出来，往往一件很小很琐碎的事就能击穿整个家庭的脆弱的心脏，理性的讨论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我的随身听和现实中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对我构成了拉扯，两端似乎都呼唤着：到它们那里去。而我既到不了一个满载幻想的净地，也无法忍受在家庭语言暴力中沾染的满身污秽。我去到远方的时候，只能尽可能把一些记得的音符带回来——虽然我明白我最终必须回来，而且很可能难以真正带回什么。

工人家庭中的母亲角色，也往往不像世人想象的柔和，是在小孩面临冷酷的父权之下唯一的调节剂。她们往往也是粗粝的，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使孩子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的麻烦，是这个家庭不该出现的一个错误”。只有在当生存的压力稍微缓和，在她们能够喘息的空余，才会给孩子带来一点真心的呵护。常年这样对家庭角色认知的摇摆和错乱，使我难以明辨他人对我的爱恨，我花费很长时间才慢慢脱离比较边缘的人格。但有些继承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性情，仍然在我遭遇到同我上一辈类似的生存压力时显现出来。

总之，经由追溯我的教育史，我明白我的家庭深受中产价值观濡染：要求我奋进，淘汰掉大多数人。这条路之艰难，许多与我境况类似的同辈都可以想象，而我的父母在存留这种跃升的幻想同时，仍旧被繁琐的工作、家务困扰。尤其是母亲因为常年陪读，她的人际关系网也慢慢变得很单调，在整个家庭内耗到一定程度爆发过后，她十分缺乏向外的支持——这一切都使她变得焦虑，古怪。每当家庭内部的炸药包被她引燃的时候，我在痛苦之余都会想：要么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吧？但去看心理医生的费用是昂贵的，劳工家庭也根本没有对心理咨询的概念。将家庭内部问题全权托付给心理医生，也总使我感到残忍。

不仅是我的家庭，千万个劳工家庭或多或少都被中产晋升的价值观重塑着。从前社群里邻居的互相帮扶，在我们后辈身上却演变成一种竞争关系，“别人家的小孩”成为了纯粹陌生的他者。这使得我和同辈在遭遇来自上一辈的压力时，原有的唯一的社群支持，这一我儿时长久浸泡的安宁水域也在逐步瓦解。

高考过后，我故意填了一所远离家乡的学校，有意使自己成为流亡者。要告别过往的历史和这所小城耻辱印记，先必须实现地理意义上的自我放逐。大学没有课的晚上，室友会给家里人打电话，互相交流彼此最近的生活，家里人会询问是否需要生活费和其他补给，而我几乎一个月都不会给家里通一次电话，即使家里打过来也是敷衍地回答几句就了事。我有意建造围墙，故意和故乡的人事疏离，家里人很少了解我在异地遭遇过的困难。这或许也是我选择剥离，而非跟我的同学们一样加强和故乡的情感联结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每当在异地身处黑暗时刻，往日在故乡的情景会在脑海里依次闪过。我这个忤逆者跟家庭和更大的集体挑起过的纷争，都让我在异地的夜晚数次体会到现代版本的“铁马冰河入梦来。”面对涂抹在身上的尚未消散的往日暴力，我没有办法真正处理，只感到自己好像被缩进漆黑的盒子里，必须从自己的身体里掏出柴火，燃烧自己，才能得到救赎。

去年，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伦理困境。我逐渐发现，当和他人交往，参与公共生活时，我一直携带着自己的盾牌和箭矢。当他人试图侵占我的边界时，“盾牌”会使我下意识回想起早年在故乡领地被暴力侵蚀的痛苦，于是我立即弹开他人的诉求，面向他者保持了一个抵抗的姿势。将自我的宇宙视作保护伞的我，也很难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去中心”：和他人交流，我总会有意无意释放自己的“箭矢”，迫不及待想让别人先懂得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害怕自我的领地收缩给我带来的焦虑，在我的脑海和梦中，总有擅自闯入者带来的阴影。

我困惑的是，在语言朝向现实这次命定的起跳过程中，怎样克服从象征和文本世界的跳板往下凝视时产生的眩晕？怎样才是真正的起跳，又何谓真正地来到了“下方的池水中”？

奶奶递交给我的解药

这次长达一年的困境，使得我不得不回溯自己和家族的往日历史。我发现，我家族中的女性，都曾经历过一次或数次的告别和离去。其中经历得最多的无疑是我的奶奶。居住在西南的时候，夏天汗水淋漓的午睡梦中，偶尔能梦见她在跟我一样大的岁数时从家乡去成都搬运粪水的场景：她和她的一位工友，一个推着一辆本来用作铲沙的小车，一个身上背着麻袋，一点点把粪土往城里运。30年代的郊外还没有如今那么多条新修公路，路上的泥泞颠簸，景色的萧瑟都可想而知。他们也不能停歇太久，因为经常得赶到天黑之前回到家乡。有一次奶奶遇见路上开车的军官搭载了她们一程，提前送她们回到了家乡，如今她每每想起这件事，脸上仍旧会有感激的神情。

奶奶在那个年代，肯定也早已见识过成都商贸的繁荣。且她的流亡生活短暂又频繁，有时是两天，有时甚至半天就要走一个来回。每当在返回她的穷乡僻壤，她不自怜也不哀怨，只为完成了今天“丈量土地”的任务感到欣慰。这种伴随着体力劳动的“流亡”少了很多我母亲和我体会到的，被闷在家庭里的劳动带来的的苦楚。

奶奶生命中重要的事

奶奶和爷爷

奶奶是家里的二女儿，当她上完小学时，就不得不面对同那一辈女性相似的命运：挣钱供哥哥上学。再加上刚解放过后，几乎人人家中都很清贫，家里又有四个姐妹，生活重担无疑落在了她头上。她先是去给别的家庭洗衣服，洗完堆积成山的衣服后，挨个把衣服的姓名标记好，每天下午晒干后给别人送回去。在我还在上初中的年纪，我奶奶已经开始承受养活家庭的重担，常常洗到最后手已经没有感觉了，到了冬天手更是被冻得通红。所以现在她看见我母亲冬天还在因为洗衣服手上长冻疮，心里十分不忍，觉得这个年代不应该像她儿时那样艰苦。

奶奶到了成年的岁数，看见厂里招工，就开始去国营化工厂里干活。厂里生产的东西，是那个年代用来人工降雨的“土火炮”。如此需要专业技术和化学知识的任务，却交给奶奶和与她相同的几乎只读过扫盲班的同事生产。奶奶说，她其实也被厂里送去进修过半年 ，“但那些化学公式，我这个文化水平怎么能看得懂！”学习半年过后，奶娘自己默默回到厂里了，觉得那样学也是浪费时间。

自解放过后，奶奶家因为地主的身份一直穷困潦倒。刚刚解放时，军队来家里搜查财物，非得要搜查出金银财宝才离开。可奶奶说：“我们家那个时候，早就没有那些东西了。”如此反复的搜查和清洗，很难不让人感到屈辱。于是她母亲在夜里悄悄投进了院坝里的井里，幸运的是被家里人察觉，军队里好心的人帮忙捞了上来，这次恐怖的搜查才作罢。

奶奶起初被介绍给爷爷认识的时候，爷爷对这个文化程度只有小学的妇女心里是有不满的。爷爷天生聪明，读了两年高中就考到了海军军官学校，后来学校停办了，给毕业生开了两种方案：包分配就业，如有愿意深造的就自行考学。爷爷是有些野心的人，苦学了几个月之后考到了川大历史系。

奶奶谈及她跟爷爷的婚姻，她自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选择权，也吃了不少苦：爷爷虽然聪明博学，但也有古板的一面，一是表现在他很难体会到奶奶的情感需求，用奶奶的话来说，就是她很少感受到“爱”。二是爷爷深受原生家庭中“长兄为大”的传统濡染。在奶奶生下姑妈和父亲的时候，家里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奶奶常常忍饥挨饿，去树林里给两个儿女捡涩苹果吃，而爷爷每个月领到的大学薪水几乎全部用来接济他的亲弟弟和妹妹，竟不知自己的小家已经窘迫到这种地步。奶奶一边抚养两个孩子，一边身处在这个没有“源头活水”涌进来的家庭中，其中的无奈旁人很难体会。

在奶奶的口中，她的婚姻生活聚少离多，自上个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爷爷奶奶一直是分隔两地的居住状态。在我经历跟爱的人相隔两地过后，已经很能感受到奶奶当时的落寞。爷爷支援三线建设的时候，每次过年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写信也只能写“给00X信箱”。但在那个时候，奶奶已经开始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爷爷丰厚的工资大多也用来帮助他的姊妹，寄回给奶奶的很少。奶奶写信时她会写的字其实很少，爷爷出于要部分保密的缘故，也很少跟她主动联络。据奶奶讲，她其实去爷爷工作的地方探亲过，但因为爷爷对她的关心反应都很木讷甚至冷淡，导致那次探亲的路上她一边忍饥挨饿，一边饱受被冷落之苦。她的青壮年时期，几乎一直处在一个没有爱的真空中，情感上没有归属之地。而且她本身蕴含的爱的能量其实很大：她为子女的温饱日日夜夜操劳，对待厂里的同事朋友也很热心肠，但唯独在伴侣之爱上，她的这份爱没能找到施展和寄放的空间。

奶奶的自信和自觉

奶奶虽只在小时候读过扫盲班，但在暮年退休过后，只要有识字认字的机会，她从来不会轻易放过。爷爷去世过后，姑妈为了让她转移注意力少些悲痛，给她订了报纸和健康文摘。

那时她也没有了照顾爷爷起居的重担（爷爷到了老年有了糖尿病并发症，行动逐渐困难），每天只用给自己买菜做饭，省下很多交友和看书的时间。渐渐她学会用爷爷的就放大镜看报，每当看到有共鸣的地方（独居老人应该如何自处，怎样延年益寿...)会用剪刀细心裁剪下来粘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奶奶常讲，当爷爷还建在的时候，一次户籍调查员上门探访，要求填写她和爷爷的学历。爷爷写的“大学”，轮到她，她难为情地告诉户籍员“我没有文化。”这话让爷爷很懊恼，跟奶奶说：“你自学了这么多年，再怎么样也比一个初中生更强了。”奶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急忙跑出去跟调查员解释，才把学历改成了初中。

奶奶的哥哥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且他比奶奶多接受了三年教育，初中毕业过后，家里因为太穷决定让哥哥也辍学出来挣钱。后来初中老师来到奶奶家，跟她父母说：“你家老大成绩很不错，脑瓜也很聪明，不能只上到初中。”父母也很难过，讲他们如何没能攒够钱继续培养他，老师最后决定，拿自己的钱资助他哥哥上学。

那时候正好刚恢复高考，奶奶哥哥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第一志愿就想上清华。高考完把志愿报上去过后，等了很久录取通知书也没等到。哥哥实在心急，拜托资助他的初中老师去教育局查一下卷子有什么问题，这一查才知道，卷子上清清楚楚写着“政治问题，不予以通过。”这是奶奶家因为地主的身份第二次重大的落败。奶奶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要是他愿意填一个普通大学的志愿，或许政审也没那么严格。”

从那以后，哥哥开始酗酒，意志也逐渐萎靡。五十岁的时候，他被查出了肝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而奶奶在见证了她的男性同辈在知识竞争的失败中骤然垮塌，见证了博学的爷爷离世过后，终于有时间和空隙慢慢捡起属于她自己的语词。也许她的长寿，就是命运对她和像她这样的女性的馈赠。奶奶开始有意识地给当时尚在成都读书的我写信，可能有倾诉对象的文体更有利于她表达情感。

在她当时写的信里，都是一些她在报刊杂志里看到的话。有的是对我身体健康的忠告，有的是念及我学业繁重，希望我在课余能够放松身心。她也悄悄在写自己的日记，这是属于她的秘辛，我只是在一次帮她整理书柜的时候偶然看见。

日记，往往是情感和地理上的流亡者能够找到的最后归属地。在去成都上高中时，我就已经感到我不应该属于那所冷酷，举着升学主义大旗的学校。而最让我感到痛苦的，还有同学之间因为竞争关系，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而我知道我最终难以远离这种情感的匮乏，白天在学校里的离经叛道只是反抗这种匮乏的表征，而在多重的压抑之下，深夜里含泪写下的日记才是我唯一珍视的，那个时期真正保卫了自己的灵魂大厦。

离散的社群：三代之间的交接

在我感到生活在真空，在对和他者相处时迷茫痛苦时，我开始重新体会和奶奶之间隐秘的代际传承，这种体验，好像我和她在隔空共舞。我想到她年轻时期搬运粪水，在污秽和重负中不紧不慢地来回行走，想到她面对长达十年的情感空隙，在三线建设的洪流中面对爷爷隐匿的身份和地址.....这些都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流亡”这个词——它真的能定义上几辈女性的身份吗？它又真的能描绘我如今所处的困境吗？

奶奶从未有过我身在的劳工家庭歇斯底里的怨怼，旁人也很难看出她身上历史的重负。她只是一点点在学习，不管是写日记还是书信，不紧不慢地播撒、捡拾.....她的缓慢姿态,在无意之中点醒了我，恍如神启：与其我和奶奶之间，我们的共同离散说成是【流亡】，不如将它看成【游牧】。与其说我们在捡拾自己的痛苦碎片，不如看成我们在相互捡拾着彼此。

于是，我开始慢慢体会这种身心的“游牧”状态。游牧与流亡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捡拾彼此”的动作：流亡是全部的舍弃，是身心全部在真空之中，将自己“束之高阁”；而游牧则包含了当下的身处之地，也包含了历史。随着生存背景的切换，当下的微弱抗争，在无意间就像牛羊反复咀嚼牧草一样回望了过去。

同时，游牧意味着在广阔土地之上与人的联结。游牧者手中的牛羊，如同奶奶身上背运的粪水和空缺的情感，我们在关照自身的重负之下又走出自己，同那些“更广阔的自我”相互辨认。当在和他人交往感受到刺疼时，我也常常感念奶奶对我逃离故乡的接纳：我的逃离，是因为残留在故乡的自我尚未长大成人，她敏感且带刺，所以要用盾牌遮挡住自己的伤口和致命弱点。而这一切，都被奶奶所接受，她捡拾起残缺的我的同时，也附带了对我的拷问：那些让你敏感，戳中你伤口的个体，你要去容纳还是避开他们？

我理应遵从她游牧的昭示而选择前者。如果我避开，自我的洞穴也会相应地萎缩，这对无论何种形式的抗争来说都是致命的缺陷，也阻碍了我们将自我作为媒介，成为“游牧中的游牧者”：现代意义上游牧民族的引渡人——“萨满”。

如果我们将奶奶，母亲，和我这三代的经验勾连起来，可以看到在不同年代对“劳动”的定义下形塑出的不同生命。奶奶包含了最原始，最广阔含义上的劳动，妈妈则体验了时代浪潮从公共到家庭生活的过渡，而我做的则是相较起她们而言最“精英”也最狭义的劳动——智识劳动。这三者的链条，理应形成一个闭环，形成共同的“离散的社群。”作为最后一环的我，应当用这种看起来“无用之用”的工作用不同的形式，但却是同奶奶在相同意义上嫁接起相异的年代和群体之间的联结。而这一联结的主体也蕴含了原始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它既像是萨满一样，将自我作为救治的工具，身形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来回切换。把贴近地面之物作为药引，让创伤者的灵魂重新回到躯体；而创伤者的疾痛，也不应再是从前身体上的不适，而是比现代医学有更广阔的含义的疾病：因治理术的压迫而受到的创伤。

大学期间跟同学去看《江湖儿女》，电影里女主角出狱过后没有一人来迎接她：父亲病逝，男友也早就南下。面对一种茫然近乎真空的处境，大多数人早已“社会性死亡”，抑或面对新生活感到无从施展，但女主角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关乎生存的最贴地的反抗：用矿泉水瓶勾连起与陌生男子的联结，又在最微妙的时刻恰到好处地隐遁;用捡来的鲜花换取路边婚礼的入场券，也用她自身，亦或是女性的共同遭遇骗取了陌生男子的赔偿。这是只有在边缘，在夹缝中生存的我们才能理解的女性的独有抗争。

我们理应成为这样的抗争者，而成为女性，也意味着将要比抗争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