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妈妈是我一生的幸运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首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歌，对于我更觉亲切。因为我虽然已过退休年龄，妈妈还是那样精神健旺，还在为全家人操心，为我操心。
我觉得有妈的孩子不管活到多大，哪怕已经七老八十，也还是个宝，因为他（她）拥有妈妈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人生之宝、无价之宝。
①
在妈妈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伴随妈妈度过的五十多年中，那一幕幕难忘的往事。说起妈妈可说的就太多太多了，我只记下那一个个电影场景般的闪回：
三岁时，在国务院西郊幼儿园的大轿车上，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在车后追着跑，边跑边抹眼泪。因为我在幼儿园哭得厉害，她把我转到离家较近的科学院幼儿园。
“三年困难时期”，过元宵节，我和哥哥在幼儿园吃了自己的几颗元宵，回来又吃爸爸妈妈从嘴里省下的那一份。妈妈因饥饿浮肿领的“复康粉”，也成了我们的零食。
在幼儿园和小学时，每逢“六一”儿童节开联欢会，我们登台演节目时，妈妈都会换上漂亮衣裳前来观看。虽然那时生活不富裕，但妈妈总是尽其可能在节日时给我们买新衣服、玩具和糖果。
记得每到星期六去幼儿园接妹妹，妈妈都会买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对于当时的孩子，那可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那时的布票，不够全家做衣服。有一次发了额外的工业券，妈妈赶紧买来花布，给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一件新裙子。
就这样，妈妈用她所做的一点一滴，教给我们什么是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母亲（前蹲者左三）与科学院干部局的同事合影
妈妈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时，自学“电大”，下了班也要留在单位上电视课。于是我放了学就去文津街妈妈的办公室做功课、吃晚饭，晚上很晚才跟她一起回家。
在单位我看到妈妈总是热情高涨地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妈妈接电话和开会发言的声音特别清脆，久久在楼道回响，被叔叔阿姨们称作“女高音”。
妈妈这种工作和学习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自认后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也没敢疏懒、懈怠。
妈妈对我们也有严厉的时候。我和哥哥为了买小足球，把饭票偷偷省下来，藏在一个铁盒里。妈妈发现，发了很大的火。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挨打。从此记住了“要诚实”这个最朴素的道理。
尽管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讲真话”、“诚实”常常会变成稀有的东西，有时还会因此吃亏、倒霉，但我自认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都基本做到了说真话，做实事。
如果我还有正直、善良、勤恳等等这些品格，那都是拜父母所赐。
②
最难忘的还是在“文革”中。妈妈是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核心和精神支柱。
还记得在初期街头“武斗“的混乱中，我常常被吓得不敢独自回家睡觉，有时我就蜷缩在宿舍大院冰冷的传达室里等妈妈。妈妈经常很晚才疲惫不堪地从西郊的单位赶回来，从门口的石头上找回我，还要给我们生火做饭。
十五岁的哥哥一去东北建设兵团就得了肝炎，妈妈急得不行，夜里带着我去西单电报大楼给哥哥挂长途。那时通讯落后，要一站一站地转接。等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挂通了，接线员却把“庞铁”的名字传成了“唐金失”。电话没打成，半夜回家大院门又锁了，在外面冻了好半宿。
那时七口之家一度四分五散：姥爷姥姥被赶回老家，哥哥在东北浩良河建设兵团，爸爸妈妈一个在宁夏西大滩干校，一个在湖北潜江干校，我和妹妹被收容进北京西郊科学院“辅导班”。
为了让一家人尽可能地在一起，妈妈毅然带着孩子们投奔大西北爸爸的“五七干校”，尽管这样一来也许就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在五七干校，妈妈干活是一把好手。插秧时为机器供秧，手疾眼快；业余管连队的生活，井井有条；就是全家那十几平米的小土屋，也让妈妈收拾得干净整洁，温暖如春。由于她的泼辣干练，被“五七战士”们戏称为“阿庆嫂”。
我在干校一站当小童工，一次出了工伤事故，手腕骨折。妈妈把我接回二站的家，精心调理养伤。北京一有毕业生分配的消息，妈妈赶紧为我联系，办理了回京手续，使我能够继续求学。
还记得“唐山大地震”时，姥爷已回到北京。我在顺义、妹妹在延庆插队，妈妈在科学院地质所办公室工作。东北的哥哥回京探亲，她将家中老小安置在单位的避震大棚里，坚持地震值班。
七七年恢复高考，当时我和哥哥都已在北京有了正式工作，但父母坚决支持我们考大学。兄妹三人共处一室，紧张复习，妈妈则四处收集复习资料。后来我们三个相继成了“新三届”大学生，我和妹妹“七七级”，哥哥“七九级”，爸妈颇享受子女都高考成功的光荣和喜悦。
“文革”结束后，妈妈担任了地质所图书情报室主任，以外行领导内行，居然把一个管理混乱的室变成了先进室。全室五十多名职工都得到院里的奖励，这在地质所是前所未有的。
③
退休后的老妈仍热情如火。
她是单位“老干部处”和宿舍大院的活动积极分子，运动会、合唱演出、治安值班都少不了她的身影，整天仍忙个不停。
“奥运会”期间，作为志愿者，她坚持在大院值班，被誉为“奥运积极分子”；同事朋友有什么困难病痛，总能得到她的关心帮助。因此多次被地质所评为“优秀党员”、被社区评为“健康老人”，已经快80岁的她，还在本届区人大代表选举时被推选为候选人（尽管她并未接受）。
从她身上，我看到什么叫做“生命活力”，什么叫做“永葆青春”。
对女儿来说，人生大事莫过于婚恋和生育。前者自然得到母亲的关怀，也就不多说了，单说在我生小远时，送我进产院、出产院的，都是妈妈，月子也是在娘家过的。当时哥嫂和半岁的小侄子也在家中，妈妈家像个大号育婴室，同时哺育着两个婴儿。
妈妈亲手为我调制羹汤，为了让我休息好，她整夜抱着啼哭的婴儿，喂奶喂水；小远发烧，妈妈抱起来就往医院跑。小远两岁多时，我一度不在国内，姥姥代行母亲职责，每周去幼儿园接送孩子，以至我回国时小远不认妈妈，只认姥姥。哥哥、妹妹的孩子，从小到大，也都像小远一样得到祖母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和牵挂。
妈妈对姥爷姥姥奉养照顾了一辈子。虽然那十年中被迫有几年分隔，但一俟时局松动，妈妈就把老人接回身边。为了老人安度晚年，她分房时要了别人不愿要的一楼。
姥爷是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以近90高龄无疾而终——临去世前一小时还吃下她亲手喂的鸡蛋羹；姥姥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照顾起来特别辛苦，有时还要受委屈，但妈妈始终如一地尽女儿的孝心。后来因为要去美国照料妹妹的第二个孩子，不得不让舅舅把姥姥接去成都，一年后姥姥在成都去世。
妈妈曾对我说：“对姥姥姥爷，我尽到了女儿的责任，可是……”她对姥姥去世时终未能守在身边，而感到莫大的遗憾，成为心中永远的伤痛。
对平辈兄妹，对亲戚中的长辈和小辈，老妈从来都是那样亲切、慷慨和宽厚。妈妈依照爸爸的心愿，长期坚持给农村的姑姑寄钱；成都的表弟表妹，从小得到姑妈的关怀，对她有着对母亲般的感情。这样的例子要举起来，还有很多……
④
应当特别一提的是她和老爸的爱情。老爸常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最应感谢的，就是你们的妈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母结婚照
当初在西北新华书店，聪明活泼的女学生张素芬嫁给了英俊厚道的青年干部庞真，同志们送来的喜幛上写着：“庞然真物，素味芬香”，这真是绝佳的组合。
老爸生活能力较差，全靠精干麻利的老妈照料。在大半个世纪社会生活的风风雨雨中，老妈跟着老爸享过福，但更多的是同舟共济共患难。
到了晚年，老两口更是相依为命——老妈照顾老爸一切饮食起居，并不长于烹饪的她，为了老爸的健康，总在实习各种菜谱；近年，快80的老妈还在亲自陪伴快90岁的老爸上医院，跑前跑后，尽量不“麻烦”还在工作着的我和哥哥。对此，我常感愧疚。我觉得，老妈一过八十大寿，该是我接过这副担子了。
⑤
我写过许多人，却从来没有专门写过老妈。今天提起笔来惊讶地发现：你最亲近的人，也许恰恰是最易被你忽略的人。
她像空气和水一样，是你须臾不可离开的；你习惯了她的存在，却对此浑然不觉。她对你的关怀和照顾，你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却很少去想该怎样反哺；甚至她的生日你都常常会忘记（倒是每当我的生日老妈都会打来电话）。她保存至今的旺盛精力和照料别人的习惯，使你忽视了她早已该是享受子孙孝敬的老人。
2017年作者陪母亲去美国探亲，与妈妈妹妹合影。
今天我想说爸爸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最应感谢的，就是妈妈。”有这样的妈妈，是老爸一生的幸运，也是我们做子女、孙辈的一生的幸运。
祝福你，妈妈。也许女儿的觉悟，来得还不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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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园地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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