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桢：废墟上站起来的我
郭桢画作：《迷失》
最近有朋友问我，你是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艺术家的？
关于我的女性主义艺术创作与思考，我曾经做过很多次讲座，每次我都会展示我的作品转变的过程：我是在认识自我，不断反思自我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名女权主义者的，但是具体是从哪件事上开始的呢......
郭桢画作：《女儿经》
①
1987年的夏天，我和我的丈夫（前夫）一起被邀请到加拿大约克大学美术学院做访问学者。在这之前，我们同在中国美院教书，我们是1980年认识的，1985年8月结婚。1986年8月我一个人先去了美国加州留学，他当时还在国内。1987年的7月，我们在洛杉矶会合，然后一起去的多伦多（约克大学校址）。
在我们分开的一年里，可能彼此都有了一些变化，有时会因思维上的差异，经常在生活中有一些争议。
有一天，当我哼哼哎哎呻吟着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坐在那里，抽着烟，吐云吞雾的样子。我看了一下自己，怎么是躺在厨房的地上？一只手臂很奇怪地别在背后。我疑惑地又看着他，急促地回忆着：发生了什么？
他扶起我，有些颤抖地说，他有点怕了，原来想打电话给911，后来听到我哼了几声，知道我没有死，他就没有打电话。
听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们又发生了口角，为了什么事？具体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拧着我的手臂，把我的手臂别到背后，像文革时红卫兵抓走资派那样“别烧鸡”，我极力想挣脱他的控制，他便借力将我猛地推往厨房靠窗户边的墙上，接着我就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在跟Bruce教授预先约好的午餐派对上，Mary（Bruce的太太）看到我右耳边脖子和脸上的淤青时，面有惊异地问我，这是怎么了？我本来有意识地把长头发盖住那里，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以免尴尬，但还是被人发现了。听到问声，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眼泪却先出来了。
等我说出没事儿，是不小心被开着的窗子碰到了时，她已经把Bruce拉到我面前了，一边说着，你看看你请来的中国艺术家做了什么？我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瘀青是怎么来的？后来她跟我说，当地人有个说法，“女人身上的淤青通常都是男人给的”。
Bruce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已记不清楚都是一些什么问题，无非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记住了一个单词“家暴”（Domestic violence）。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点吃惊，但还不是太懂。
因为在我从小受的教育里，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世俗里，和身边我们看到的，理解的都是：男人当家，女人通常要为家庭做所有的事；在潜意识里，家庭纠纷往往都是女人要承担责任，尽管大多是男人的过错。女人被打被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说过：这是家庭暴力。
记得Bruce还说，你可以起诉，如果你起诉的话，他就会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可以让他回中国。听到这个我吓了一跳， 还反问道：有那么严重吗？
尽管当时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但是生活的惯性思维，和从小就潜移默化，根植在大脑里的传统理念，依然驱使我还像以前一样生活。
当时因为留学生身份签证的问题，我需要先回美国。Bruce开车和他一起去机场送我。在机场分别的时候，我依然抱着他难舍难分地哭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Bruce的眼光，那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描述的眼光， 是一种不解的？遗憾的？疑惑的？不屑的？怜悯的？还是......? 这种眼光使我惭愧，难堪到无地自容。
后来我认识到，那种感觉是我女性思维处在萌芽期时不稳定的表现，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还处在一种不知所措和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一点在后来和Bruce在纽约又见面时得到证实，他说，他很了解中国家庭一些男性的做法。而后的许多年里，我就是带着这种中国传统家庭封建习俗的镣铐继续生活着。
郭桢画作：《无题》
②
我们一起生活在美国的那些年里，最初我每天都要做三件事：早上七点就要离家去学校上课，这是必须做的，是为了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下午一点去一家台湾人开的Coffee Shop小饭店打工，因为这个饭店开在市中心办公区，主要是做中午餐的，下午六点就可以下班了；晚上七点到家，因为我们当时住在一位有钱的美国犹太商人家里，是以劳动交换房租的，所以我每天还要打扫他们的房间。晚饭后我还要做学校里的作业，通常都会搞到半夜一两点钟才能睡觉，每天都是精疲力尽，周末还会去做一些不同的零工贴补家用。
而他就只做一件事，每天去学校学英文。我就是这样默默地承担着所有的家庭负担，心中存有一种希望，希望这样的劳作是暂时的，希望我的付出能够帮助他尽早在美国立足，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出人头地。
后来我找到了画廊代理出售我的作品。生活就轻松了一些，不用外出奔波了。纽约是世界艺术中心，他先我一步从旧金山到纽约来，我寄钱给他，帮他租房子，缴学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理。半年后，为了节省开支，我申请了陪读的身份，这样我就不用去学校读书了，节省了一笔学费，我也就跟着到了纽约。
平时我在家里画画，他去语言学校学英文。这样生活好像有了一点秩序。但是所画的这些可以卖钱的画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我想画的；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养家，我也就忍耐着，告诉自己不能放弃责任。
曾经有几位美国朋友很羡慕我有以绘画养家的能力，因为在美国，艺术家通常很难以专业挣到足够的钱用于生活，大多是必须有一个与专业无关的正式工作来维持他们对艺术的追求。
他们觉得我很幸运，但是当我告诉他们，那些可以卖的画并不是我喜欢画的，自己更想搞一点实验性的艺术，他们就很不理解，他们认为，维持生活的方法有很多种，尽量不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为好，并且认为，一个家庭的责任是需要有分担的。他们会说，你们两人都可以做一点养家的工作，分担责任，然后大家都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听到这些，我也觉得自己是承担得太多，蛮委屈的，心里有点酸酸的味道；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女性的美德，你们西方人不理解我们，我们东方女性是愿意为家庭任劳任怨，牺牲奉献的。
郭桢画作：《碎蝶》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思想礼教，就像我身体里的血液一样流淌着，从心脏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潜在的，传统的，世世代代延续的女性思维，就像观音菩萨给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无声地扼杀了我心中那一点点酸酸的委屈感。
在美国生活的前几年里，我就如同一个拉着人力车的脚夫，后面坐着我的家人和我所有的依托以及我的梦想。如果当时你要问我：什么是你的生命价值？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付出。付出我的肉体、我的理想、我的青春、我的事业，去换取一个可以觊觎戴在别人头上光环的位置。
现在看来是多么卑微，多么自惭。 如何评估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一直是男权社会不肯给出答案的社会问题，最终，女性的付出就如同擦桌布一样，用损后就会被扔到垃圾桶里。
这就是我前一段婚姻的结局，10年的婚姻留给我的是一地鸡毛，一片废墟。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是真的付出了全部，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我问自己：你为什么那么倒霉？你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过多的自责使我逐渐滑入了深度忧郁的状态，活下去的欲望也在动摇。
郭桢画作：《女儿经系列》
③
这是为什么？
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努力。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爸爸妈妈都上班，通常都是我带着弟妹玩。文革的时候，爸爸成了走资派，妈妈怕被牵连，就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努力，忙得不得了，我就成了家里的保护者。中午的时候我会告诉隔壁的叔叔们不要大声吵闹，以免吵醒正在休息的爸爸。事后爸爸听到很是恐慌，说以后不能再这样说了。
我10岁就去井里打水，挑回家；早上两三点钟就起床去大院里扫被风雨打落的树叶，抱回家烧饭的柴火；邻居的小孩到我家门前骂我们是走资派的子女时，我实在无法忍耐时，也会狠劲地大打出手，后来就没有小孩再敢这样了。
14岁时，我只身一人去乡下一位远亲那里学裁剪衣服，回来后做了一些不是很正规的东西，妈妈说做得很好。16岁就去服装厂做了一名女工，每月挣的钱全部都给了妈妈，一直到现在，妈妈还是给予满满的赞美。
我就是这样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文革后我考到了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这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有很深刻的传统艺术根柢。我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每天早上就会尽力去营造一个好心情，为一天的学习做好准备。
四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了，这在国画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我是改革开放后国画系第一位留校的女教师，是建国之后国画系第二位女教师。当时我成为了一位引人瞩目的佼佼者，信心百倍地迎接着新生活的各种挑战，留校后的几年里，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全国美展---当时的全国美展比较少）并得奖，一切都好像在得心应手地向前推进。
但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在我开始恋爱的那一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郭桢画作：《爱情的十字架》
④
记得一位高人说过的一句话：绝望是一种自由，而希望是一个奴隶。对爱情的期望是每一个性情中人都存在的，在我们的那个时代，人们崇尚忠诚的爱情如同崇尚生命一样。什么样的爱情观，怎样面对爱情，决定了一个人会有怎样的生命历程。从我迈进爱情这个漩涡的时候，就迷失了自己，我充当奴役般奉献者的女性身份，就注定了这个婚姻的不平等结局。
我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觉醒，完全是从质问我个人的这段经历开始的。
开始，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是因我个人的不觉悟而导致的。我在仔细地回想、分析。我的一位好朋友建议我用绘画去找答案，去把自己内心的纠结、痛苦以及悲哀尽量真实地表现出来，从此我开始了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这段时间我体会到了卡在躯体内的窒息，那种被世俗的男权观念扼杀了的女性人生的原生态。
自古以来，女人的生命被形容成比纸还要薄，比药还要苦。在以儒家思想引导的父权社会里，男主外、女主内、男为尊、女为卑、男在上、女在下等等观念，严重限制了女性的人权利益。女性的社会职责仅仅局限在家庭的范畴之内，封建社会得以推崇的典型即是那些为夫，为家庭殉葬终生的女性。
我注视着我全身所有的细胞，里面浸透了这种思想的基因，尽管我是生长在解放后的中国，女性可以做半边天的时代，但是当家庭这个单元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便被一个看不见的手推到了一个夫唱妇随的蝼蚁地位上，做起从古至今妇人卑微的角色来。
在这段痛苦反思的过程中，我画了多幅痛彻心扉自画像作品，真想把这份深深嵌在我肉体中愤和恨，怨和屈以及爱和悲刮骨去疾。
郭桢画作：《窒息》
⑤
“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的解放者。唯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如悟。”（尼采）
生命的感悟，是给那些痛定思痛的人的礼物，痛苦使我成长。
我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也同样发生在很多女性身上。不过是表现方法不同，或是时间和地点不同；但是意识形态的来源和社会形态的根柢都是一样的。
我也看到了在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里，同样有这种对女性的物化歧视，对女性的蹂躏和摧残可谓登峰造极，恐怖不堪。人类对女性伦理道德上的巫女渲染，导致了几千年对女性残酷无情的迫害。
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过：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就是说，女性是被人为的，有意识的，有系统地改变成了不平等的第二性，这是父权社会为其巩固自我权力而设置的禁锢女性的枷锁。
对于人生的追问，我看到了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我的遭遇并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也不是我的运气如何。记得萧红说过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女人，我们从一生下来就被弃置，就被关进了一个意识性的黑屋，在这个黑屋里，我们是肮脏的，污秽的，我们没有权力向外界探视和发展，我们所能活动的范围是被控制的。
这不免使我想起《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By Margaret Atwood. 1985）一书中所描述的，在美国二次内战时期女性被物化成只是生产的工具。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却深刻地揭示了父权思想对女性可能造成的结果。
女性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被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所剥夺，女性要争取做人的权利，就要根除这种几千年来统治和污染人们心灵的不公平的道德法则。
我认识到了女性自我、自强、自立的重要性，女性的平等、平权、平尊重的合理性，女性的抗争、抵制、反对父权思想的必须性。我认识到了女权主义，是唯一可以拯救女性的思想体系。
很可惜的是，很多女性对女权主义还不够理解，仍然持有质疑和否定态度，对待这个拯救着她们的思想体系和那些为之献身的前驱者们。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提到：“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个不幸。”
在郭桢工作室。左一，郭桢
⑥
女性的崛起是需要女性的自我醒悟，女性的平权是需要女性们一致地呼吁争取，女性的自主、自由、自立是需要女性行动上的反击去取得。
我做女权主义的艺术作品，我策划国际女性主义艺术展览，为女权主义的传播，为帮助那些还在徬徨的女性认清女性的价值理念，为实现女性社会平权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是由那些无私的，有献身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哲学家、人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共同的参与而实现的。
总之，我的生活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成长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的思考和观察深化了我，使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的希望和善良成就了我，使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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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园地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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