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90）爸爸的帽子
爸爸的晚年很幸福。因为自一九七九年始，他没有帽子了。
所谓的帽子，是在他四十四年的教师生涯里，那一顶顶政治运动封赐给他的帽子。那帽子是一座座山，把他，还有妈妈砸得无形，还把他们的父母和孩子，砸得狼狈不堪。
①
爸爸的第一顶帽子，应该是“旧知识分子”。
爸爸四十四年教龄是从睢县1948年10月算起的。那之前属于民国，民国时期工龄共和国不承认的。如果承认，爸爸的教龄应该是四十七年。
工作岗位沒变，国家名称变了，从民国的教师过渡到共和国的教师，当时是“旧知识分子”要改造成新知识分子。于是，共和国大地上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
我之所以对这场运动有感性认识，一是文革前在爸爸身边上了六年小学，对爸爸的同事们比较了解。因为爸爸语文教研组里的刘老师，是在那场运动中没有交待清楚旧时代问题的人，他一直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就是因为没得到改造认可。
二是爸爸晚年一直在商丘生活，我多次开车带他游览商丘古城。爸爸喜欢去他读高中时的学校旧址，还几次去夫子庙。商丘全市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在那里进行思想改造的。
我和爸爸漫步在空旷的院子里，夫子庙大殿和几个破旧的的阁楼边，断壁残垣边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当时全市八县一市几千旧知识分子每到寒暑假，不准回家，一律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到此一游”。一天到晚学习、检查、检讨、表态。凡学习检查检讨过不了关的人，第二年接着来，直到政府滿意为止。
爸爸当时年轻，履历简单，一个假期学习交待完自己的思想和历史，批准改造结束。
学习改造期间，旧知识分子个个神情凝重，心事重重。一个叫莫振林的老师，几次书面检查通不过。有一次深夜点蜡烛重写材料，心烦意乱手发抖，一盒几十根火柴划完了，也没能把蜡烛点着，他心智失常，起身一边喊叫一边两手不停地拍打另一位老师的脸，把那个老师打得不知所以，晕头转向，继而弄得滿院皆惊。
还有一次集体“夜惊”。一天深夜，一位老师突然疯狂地呼叫，引起连锁反应。几千人瞬间爆炸了一般，狂呼乱叫乱跑乱跳。有从上铺摔下的，有滚落床的，有从二层阁楼蹦下摔断腿的。
折腾一夜，天明发现一位老师淹死在泮池里。泮池是夫子庙大门和主殿之间一个半圆形的水池，深度不到一米。爸爸说当时只有半池水不及膝盖深，那个老师是没醒过来，还是有意自杀搞不清。
我陪爸爸站在泮池边，心里涌现一种无法言状的心绪。
炎热的暑期，几千人集中白天黑夜地学习改造，还没有电。爸爸说，过不了关的人，都心惊肉跳，最怕过暑假。
这段历史比较以后的宏大运动，是那么微不足道。
②
爸爸的第二顶帽子为一般人所熟悉：右派。
那之前，是我幸福的童年，懵懂的点滴记忆。爸爸下班，大姐扯着我到胡同口接他，爸爸躬着身子张开双臂接住踉踉跄跄的我立马抱起来。后来又上了幼儿园，小椅子，挂图，阿姨，小水缸，小蛋糕。不久，不让我去了，因为爸爸不见了。
有几次跟着别的孩子，跑到马路边喊：右派右派，头上长疮，身上长癞！几次被妈妈拧着耳朵拉回家去，少不更事，莫名其妙。
再后来，妈妈安排姐姐，扯着我到胡同马路边找爸爸。看到过一次，爸爸一身黑衣，在劳动归来的人流里。爸爸看我几眼，沒停步走了过去。
幼小的我怔怔地、不解地、苦苦地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我上边仨姐，我是第一个儿子，爸爸每天都要抱我的，为什么现在看到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当时觉得异常，但不会多想。现在想爸爸，他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呢？路上看到宝贝儿子，只能侧目以视。
后来妈妈总是催姐姐，让她扯着我去学校探望爸爸。狭小的房间里，床挨着床。爸爸的表情很木然。有时门卫还不让进。
反右期间，睢县高中打死几个教师，一个是姓蔡的工友，一木杠把一个右派的后腰打断致死；一个是让人把头摁在水缸里淹死；还有一个是我到商丘行署上班后，司法局长贺景森给我讲的：那个右派名字忘了，被打死后，买了个木匣子，因为个子高，打断腿才装进去，最后认为死有余辜，挖出来煮，肉煮化了，骨架做标本。
我回民权师范学校跟爸爸求证。爸爸说，今天少一个，明天少一个，谁知道咋死的。爸爸不愿多讲。
右派，那是一顶什么帽子呵？可以让人象畜牲一样任人宰割。
反右后，爸爸由教师中最高的工资73元，降到18元学徒工待遇，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可苦了妈妈了。
妈妈偷偷到乡下买瓜买菜回城里卖，不会用水，菜蔫了还赔钱。后来去了睢县南关窑场做窑工。沒工资，管大人孩子饭，吃不饱，我们跟在背砖的妈妈身后，来来回回哭喊着：我饿！我饿！
妈妈不言语，低着头躬着身子汗流浃背地背砖坯装窑，背烧好的砖岀窑。妈妈的背上，白白的汗渍图案不停地变幻着印在我心里。
妈妈说，孩子闹饿，她的心在滴血。而爸爸那几年戴着右派帽子，失去了自由自顾不暇。有时我们情不自禁地仰天大喊：爸爸！爸爸！
再后来，城市建设停摆了，窑场关了。妈妈又去了街道综合场，推弹棉花车子，熬到六零年初冬被下放回原藉。
六一年妈妈带着爷爷和三个孩子远走他乡逃荒去了，大姐不久也去了，一年后嫁在了那里。我跟着爸爸留在睢县二中上小学。爸爸右派，不能担课，尤其是文史课。在教导处负责刻钢板油印。
有一段爸爸还兼喂学校的兎子。我们吃不饱，我跟爸爸钻进低矮的兎子窝，捡胡萝卜缨子里面干瘪的小红萝卜吃。兎子边吃边瞅着我们，眼睛都气红了。
六二年春天，妈妈从逃荒的地方发来电报，一家人都感染了伤寒病，倒在野外一间狭小的土屋里。爸爸把我从睢县实验小学转到原藉村小学，又到亲戚家，接回替姨奶奶看孙子的奶奶回来照顾我。
爸爸一介书生，开始了几个月的讨饭生涯。据说爸爸要饭，人家很少拒绝。他不象要饭的。
他腼腆害羞，要点饭跑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吃了，再去要饭带回来给妈妈、姐姐弟弟们吃。当时幸亏爷爷一路要饭回了河南，躲过一劫。
六二年下半年爸爸的右派帽子摘了，开始担课了。但还是摘帽右派，工资不给恢复。彻底纠正是一九七九年，恢复到五七年前的工资待遇。
③
摘帽右派的好景也不长。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旧帽子没摘干净，爸爸又戴上了“臭老九”“牛鬼蛇神”的帽子。
红卫兵抄韩永亮书记办公室时，翻岀爸爸要饭时写给学校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如实描写一家人的惨状，这可是控诉社会主义、攻击党的罪状。66至68年间，批判、游街、打斗不一而足。
一次妈妈让我去睢县二中探望爸爸，偌大的一个教室挨墙摆了一、二十张床，东墙上贴着伟人像。吃饭时，领头人带着这些另类们排队去伙房，把饭领回后放在东墙下面的桌子上，然后每人右手擎起一本红宝书，虔诚的面对东墙。
领头人先大喊：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然后大家一齐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然后再同样程序，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在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同时，擎书的右手向右前上方有节奏地一挥、一挥。
平时唯唯诺诺的臭老九牛鬼蛇神们这时声音格外的宏亮。这时，这些头上顶着原罪帽子的人们，似乎找到了和常人一样的公平。
其实这种仪式，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到处迴荡，响彻云霄。农村生产队长在布置农活之前，都要敬祝一番的。
1968年春天，爸爸及他的同类们背着铺盖卷去睢县白庙乡蹲牛棚去了。我想，当时可能没养蛇的，如果有，既要让牛鬼们蹲牛棚，还要让蛇神们睡蛇窝。
爸爸蹲牛棚期间，家里生活还有断顿的时候，爷爷在民权县火车站要饭摔倒了，让人用架子车拉回家，又没钱送医院，等到把爸爸从七八十里外的牛棚叫回来，爷爷倒岀最后一口气。
一个组建我们镇抗日联防大队、又创办民权县农村第一所洋学校、后被日本人打残废的人，在屈辱和饥饿中离去了。他心里一定还牵挂着，一个带着牛鬼蛇神帽子、还在牛棚改造着的儿子。爷爷在贫困和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根据“五七指示”，爸爸于六九年从牛棚迁到了睢县五七干校。批林批孔时才知道，林彪副统帅说，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
睢县五七干校在县城西北最偏远的榆厢公社外的西北角，是一个农林场。臭老九牛鬼蛇神们从事农业、林业劳动，还要无休止地学习、检讨，进行从身体到灵魂的改造。爸爸的工作是放羊，每天赶着一群羊到河沟，树林边放牧。
其间我受妈妈的委托，去探望爸爸两次。爸爸拿着牧羊鞭的窘态几十年我记忆犹新。
一次是爸爸因腰疼得厉害，回家来休息三天仍然不能行走，但又不能超假，只好借生产队的架子车把他拉回去。四十来里全是土路。尤其是从睢县蓼堤乡往南十几里的沙土路，架子车轮陷在沙土里，我弓着身子，大半天才把爸爸送到地方，把爸爸扶到床上，他根本不能行走。
爸爸坐在床上不忍地看着我返回去了。我回望一眼爸爸，他不可能放羊了，连去厕所都困难，而且厕所在大院子角落里是蹲坑。但他要学习检讨，要触及灵魂呀！那时有一条最高指示标语到处可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若干年后，爸爸才被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待，那时他应属于人民外部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所以，人民健康不包括他。
黄老师说你住下照顾你爸爸一天呀，可生产队的车子只能用一天。这事后来我后悔了几十年，不忍心再提起。
从来没有再问爸爸那日子他怎么熬过来的。只听他说，睢县二中翟英甫老师上吊，丁振环老师投井，两人受的屈辱加在一起也没他一半多。他心里放不下他的儿女父母，还可怜因为他而倍受煎熬的母亲。
爸爸在五七干校期间，认识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卫生局长，爸爸用他微薄的工资买了很多中医书，争取去做医生。这样可以避免每次运动都先拿教师们开刀，而且还能为自己家人治病。爸爸想的天真，愿望自然沒实现。
爸爸的书法、绘画在县里较有名气。根据文化大革命需要，县城里街道墙壁上，各处宣传栏，都要书写运动口号、标语和绘画。于是把爸爸从五七干校抽回县里，搞环境革命化工作。
当时吃住在县文化舘，很多未及焚烧和不宜焚烧的书，爸爸连“窃”带借，给我们带回来很多。我真的受益了。考上大专也与那几年看书学习有关系。凡事预则立，爸爸永远不灭的信念成就了我们。
他对文革有个预判，最多十年社会必定走上正规。七个孩子就老七妹妹上了高中，其他都是小学初中。两个结婚嫁人外，三年内，五个孩子在爸爸的亲自指导和催促下，分别考上了大学大专和中专。
④
74至75年间，爸爸从五七干校回来，高兴地对我们说，他解放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就是说他不是专政对象了。被批斗改造了九个年头，臭老九、牛鬼蛇神的帽子摘掉了。
爸爸不久就调到县教育局教师培训班，负责对全县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
恢复高考后，又让他负责高考补习班教学。之后，1980年市直设立三所师范学校，他又调到市直属民权师范学校。延长五年一直工作到1991年，爸爸享受离休待遇。
直到那时，爸爸的工资才恢复到五七年反右之前的标准。
几十年间，那几顶精神上的帽子让爸爸几近崩溃，我们全家的命运跌宕起伏，都跟他的帽子有关。一个家庭的历史，其实就是国家的历史。每一个家庭的兴盛衰落，往往佐证着宏观的社会历史。
记录历史，总结历史，正视历史，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非常重要。但愿从此，人为的帽子工厂彻底关闭，让人民不再有人格、精神上的束缚和压力，享受基本的公平和自由。
【作者简介】霜叶，五零后。不谙世道的江湖人。退隐，忏悔。读点、写点，找回点理性。一枚园地耕耘者。
一枚园地《说事儿》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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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园地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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