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八岁小学生眼中的革命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锐评 Author 沈睿红萍
沈睿近照。
八岁小学生眼中的革命
沈睿 | 文
“革命”这个词自1966年初突然风行，成为出现在每一个空间里的词：报纸上、电台上、教室里，甚至家里。当然，“革命”这个词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可正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在此之前还不知道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主旋律。革命，什么是革命？我不知道大人们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个词的意义，他们是否懂得革命的意义，而我，1966年四月突然开始感觉和感受这个词了。
我正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天气已经温暖了，老师在教室里讲解革命的意义：革命就是改造一个旧世界，老师说。我坐在第一排的第四个位子上，看着老师，崇拜地听着老师讲改造一个旧世界的意义。
阳光从窗户上斜射下来，窗棂是墨绿色的，阳光明亮，老师的身影在阳光与阴影中来回走动，好似迷离的未来；旧世界离我很远，远的好像传说。“旧社会，”一个我们常听到的词，是夜晚让人不敢回头的小胡同，新的世界就要到来，光明的新的世界，那是一个漫长的胡同的出口，我们都将从那个出口奔跑出去，过上光明的生活。
《铁流 》（苏联）亚历山大· 绥拉菲靡维奇，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32年。
我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着，想象着无数人的奔跑的身影，仿佛听见群声喧哗。老师继续讲革命：革命必须注意卫生，学校要求我们进学校大门必须用盐水漱口，预防感冒。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的书包是一块布缝的，一块小花布，蓝底小白碎花，妈妈缝的。我把小白瓷铁缸子挂在书包带上，像戴着一个小白铃铛。我进校门就掏出小白缸子喝盐水，盐水盛在一个有盖儿的大的白瓷缸桶里，水龙头是黄铜的，好像是个小动物。
见到每一个老师，我都弯腰鞠躬：老师好！革命，老师说，就是打倒权威，就是不要再向老师鞠躬。我们的老师姓任，叫任美兰，大约三十岁，既给我们上语文课，也上算术课，还上手工课，还上大字课，还上美术课。我喜欢她上的每一门课。不要向老师鞠躬？我不太明白。鞠躬是见到老师的礼节。记得我还没有上学，也许是四五岁，一次跟爸爸去看奶奶，路过学校的门口，见到爸爸的小学老师，爸爸立刻给老师鞠躬，也要我给他的老师鞠躬，我从小就学会了见到老师就鞠躬致礼，现在老师不许我们鞠躬了。
语文课我们学拼音，学生字，我们背诵山石田土，上下左右，水木土火，风雨雷电。这些汉字美丽极了，我爱这些方块字，每个字都像一个图画，每个字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仔细看课本上的图画，我喜欢每个字的图画，我可以从每个笔画里看出原来的图画。汉字多么好看，好记，每个汉字都说着美妙的声音，学汉字，写汉字，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学写大字，我喜欢毛笔，喜欢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里，拿起毛笔，描红模子。语文课是我最喜欢的课！新课本发下来的那天，我就已经把整个课本念完了，我太喜欢我语文课本了，用报纸包上书皮，书皮上请父亲写上：语文书。父亲的字写得比我好看。父亲一笔一画地写，他把我的名字也写上，让我的课本郑重而物有所归。
这是1966年的春夏之交，老师突然不再教语文，而每天讲革命。一天老师要我们搬着上课的椅子到门外的树下开会，开小组会。我们的小组，由我们在教室里的座位组成，一行一行的学生，就是一个小组。我们搬着椅子，木头椅子很沉，也似乎过大，我吃力地搬着椅子，来到教室外。我们分成小组，围成一个圆圈，讨论怎样革命。
我仰头看着树，是一棵不高的树，刚种下一两年的杨树，杨树开始吐芽了，好像蚕蛹一样，爬在树枝上，很多如毛毛虫一样的杨穗掉在地上，挂在树枝上。
革命，老师走过来说，就是给老师提意见，就是挑战老师，就是找到老师的缺点，我这才明白革命的意义。老师解释，为了打倒权威，你们必须给老师贴大字报，你们必须批判老师。我扬起头看任老师，我是多么喜欢她啊。我批判她什么呢？再说，老师怎么会有缺点和不足呢？我完全不理解老师的逻辑，不理解革命的意义。
我是一个极度胆小的孩子，我害怕当着人说话，我在课上总是举手发言，那时我不害怕，我总是知道答案，我知道老师问的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此刻，革命的答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听着老师说，看着老师鼻子上细嫩的汗珠，老师急得发热，外面的天气舒适温暖，老师却汗津津的，老师需要我们革命。
突然老师说，“那么好吧，你们小组就由沈瑞花负责，每个人都必须给老师提一条意见。沈瑞花，你记下来，你的大字写得好，你把每一条都写成大字报，明天早上给我。”老师说着，给了我两张大字报纸，一张是绿色的，另一张是黄色的。我拿着这两张纸，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拿着铅笔，央求大家似的，看着每一个同学，再看看老师。
老师严肃地看着我：你们得给老师提意见！我摇头，嗫噎着：“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怎么成？必须得有！”任老师几乎恼怒来，我吓得要哭了，我还从来没有做过错事，更没有让老师生过气。
老师说，“必须提意见！你们小组十个人，每个人必须有一条意见！这叫做革命，革命就是给权威提意见，革命就是学生给老师提意见。明天早上你给我十张写好的大字报来。下课！”
我怕极了，我突然害怕革命，革命难道就是这样？革命如坚定的铁流，容不得任何犹豫，我搬着椅子往教室走，眼泪快掉了下来，怎么办，要写十张大字报，要给老师提十条意见，我上哪里找十条意见呢？我掉进了黑暗的无法言说的绝望里。
同学们都放下椅子，跑到外面玩去了，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含着眼泪，不知道怎么能写出十张大字报。老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走到她身边，她改变了语气，缓和而严肃：“你不能动不动就哭，革命是容不得哭的。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感到革命的严厉和冰冷，老师这么一说，我真的哭起来了。“老师，我对您没有意见，老师还会有错吗？”
我抬头问老师，老师摸摸着我的头顶，口气温和下来。“当然，老师有的时候脾气急，发火，就不对，是不是？”我皱着眉头：“可老师从来没对我发过火，我没意见。”我听见老师叹了口气：“你是好孩子，永远不会让我发火的，你写不出十条，能写几条就写几条吧。”在革命的严厉中我看到一丝妥协和温和。
我把这些绿色黄色纸带回家，把一张纸裁成四块，拿出毛笔，我开始抄写大家给老师提的意见，可家里没有墨汁，研磨要花长时间，我就拿钢笔水代替了。钢笔水是深蓝色的，写在黄纸上，还算清楚；写在绿纸上几乎看不出字来。这是我第一次不描红模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没有模子地写大字，我的字大大小小，歪歪扭扭，好像不情愿地排在纸上。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其他同学都给老师提了什么意见了，我只记得任美兰老师是有名的严格厉害的老师，除此之外，她是一个回民，这个我却记得很清楚，因为有一条意见我在抄写的时候让我吃惊：“任老师不吃猪肉，这是错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身问母亲。母亲回答：“回民都不吃猪肉。”“为什么？”“他们觉得猪脏。”我不明白，想想猪也是脏，在乡下姥姥家的时候猪总是过来吃人的大便。我没有再问，我写了好几张大字报，其实一张大字报也就十来个字，都是给老师的意见，写完后我把这些并不大的大字报叠好，好像我手工课上的作业，第二天带到学校去。
第二天我给老师看，老师翻了翻，指示我说，“把这些大字报都贴到三年级教室后面去，那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了，我们一年级也要表态，表示我们参加革命，你拿着糨糊去贴吧。”我没有糨糊，老师到别的班借来糨糊，不知是哪个学生在家用玉米面打的糨糊，我拿着糨糊碗，胳膊下夹着我替小组每个人写的大字报，到三年级教室后的学校办公室区去贴。
我们的学校，北京东直门第一小学校，坐落在东直门内大街北面安南胡同和白衣庵这条胡同的东口。学校有主校和分校，一年级到三年级在分校，分校离主校不是很远，沿安南胡同往北走过一棵大槐树，再往前走几步，路东就是分校区。主校是一幢红色的新建的六层楼，而分校是灰色的一排一排的教室，一排有两个教室，几排之后是三年级的教室。三年级的教室是一个不太大的也不规则的院子，脱漆的长廊里挂着大字报，我端着糨糊碗，把自己替大家写的大字报也贴在上面了。
那是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给老师提意见了，也就是革命了。
革命督促一个八岁的孩子挑战老师，打倒权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要开始了，革命的风雨欲来了，春风吹着，夏风也吹来了。
我回到教室，看到老师，我给老师鞠躬：“任老师，我贴了大字报了。”
老师看着我：“从今天起，你不能再给我鞠躬了，革命不许学生给老师鞠躬。革命的目的是老师和学生平起平坐。”
【作者简介】沈睿：美国墨好思学院（Morehouse College) 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教授，美国俄乐岗大学硕士、博士，出版过《假装浪漫》、《荒原上的芭蕾》、《想象更美好的世界》和《一个女人看女人》等文集。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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